【邓氏文学.邓晓明】梅汝璈先生二三事邓晓明

邓氏文化

梅汝璈先生二三事

邓晓明

近日，南昌大学法学院、江西新法制报社、江西省谱牒研究会梅氏文化研究会，在南昌市青云谱区，联合举办纪念大法官梅汝璈先生诞辰120周年有关活动。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梅亦龙，江西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陈东有，井冈山干部学院原常务副院长梅黎明，青云谱区委区政府领导，梅汝璈之子梅小璈等出席并发言，来自全国、全省各地梅氏代表及社会各界贤达200余人参加。我应邀参加了纪念活动，会后参观了梅汝璈纪念馆。

梅汝璈（1904.11.7—1973.4.23），字亚轩，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人，律师、法学家，二战东京审判大法官之一。1946年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对第一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勤奋好学，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1904年11月7日，梅汝璈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朱姑桥梅村。梅汝璈自幼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尤其是语言表达能力颇具天赋。其父梅晓春（字炳荣），曾任“文山中学”校长，省政府参事，家教极为严苛，尤其对家中长子梅汝璈管教甚严，要求其每天早起外出捡猪粪牛粪，以作农田肥料。梅汝璈从小就好学上进，尤其对英语特别感兴趣。每天捡粪时也不忘随身携带英语书，一有空闲时间就拿出来苦读，如痴如醉甚至到了忘我的境界。

12岁的梅汝璈，以优异成绩从江西模范小学毕业，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就读。每年暑假回南昌，总要和几位清华校友一道，借南昌二中（原心远中学堂）教室办暑假英语补习班，为江西培养了一大批精通英文的人才，被当地传为佳话。在此期间，梅汝璈在《清华周刊》发表多篇文章，如第286期的《清华学生之新觉悟》、第295期的《辟妄说》和第308期的《学生政治之危机及吾人今后应取之态度》等，表达出其年轻时代的忧国忧民之心。在大学求学期间，他心怀家国大义，积极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紧密相连，对国家的未来充满担忧，勇挑担当之责。

1924年清华毕业后，梅汝璈考取公费赴美留学项目，入读斯坦福大学，两年后获得文学士学位。1926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学习，两年后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留学海外时，他依然心系祖国，组织中山主义研究会，以实际行动响应国内轰轰烈烈的北伐革命行动。

1929年回国后，他积极投身于中国的法学教育事业，先后在山西大学法学院、南开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学院等多所院校担任教授，主讲英美法、政治学、民法概论、刑法概论、国际私法等重要课程，为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播撒下了希望的种子。还曾担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的助手。

二、力挽狂澜，将日本战犯送上绞形架

梅汝璈先生对祖国最重大且彪炳史册的贡献，当属在 1946 年至 1948 年期间，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并将8名日本战犯处于死刑。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7年“芦沟桥事变”，日寇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并对太平洋沿岸国家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中国实施“三光”政策，造成三千多万中国人的死亡，经济损失不计其数，其罪行罄竹难书。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6年2月，盟军正式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1946年，作为中国法学界权威，又精通三国语言，梅汝璈被任命为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首席审判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琇先生赠剑给梅汝璈，并称他为“壮士”。梅汝璈当场表示：“对这些战犯，必须予以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否则无颜见江东父老”。在长达两年半、开庭多达 818 次的漫长审判过程中，他始终坚守法律原则，不卑不亢，有礼有节，据理力争，给侵略者应有的惩罚，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为二战死亡的中国同胞血耻洗冤。

在 “法官席位之争” 中，面对庭长韦伯将中国法官座次排在英国之后的不合理安排，梅汝璈先生毫不畏惧地提出强烈抗议。他义正言辞地指出：“如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十四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 随后，他毅然决然地脱下象征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拒绝 “彩排”，并坚定地表示：“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大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 正是由于他的据理力争，最终法官们进行表决，使得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按照日本投降各受降国签字顺序得以妥善安排。梅汝璈先生成功地为我国争得了应有的位置，有力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在对战犯量刑环节，同样爆发了激烈的争辩。部分来自未遭受日军过多侵略践踏国家的法官，竟不赞成对战犯处以死刑。其中，印度法官巴尔更是以 “慈悲” 为怀以及国家犯罪不应追究个人责任等荒谬理由，主张无罪释放 25 名战犯。但梅汝璈先生为了伸张正义，依据审判过程中两年来收集的日军暴行铁证，如南京大屠杀中日军那令人发指的砍头、挖心、剖腹、碾压、水溺、火烧、砍去四肢等暴行，其残酷程度远超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杀人的行径，坚决主张对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处以死刑。同时，他不辞辛劳地努力收集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南次郎等侵华主犯的罪证，并全力争取将这些首恶判决死刑。最终，表决结果以 6 票对 5 票的微弱优势，成功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罪恶滔天的首犯送上了绞刑架，为中国、乃至世界伸张了正义！

但让梅汝璈感到愤慨的是：由于美国的操纵，法庭以“罪证不足，免予起诉”为借口，先后分两批将剩下的42名日本甲级战犯全部释放。

三、热爱祖国，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呕心沥血

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梅汝璈为行政院委员兼司法部长。梅汝璈在东京公开声明，拒绝回国赴任。因为梅汝璈从报纸上看到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坏消息，加上蒋介石把在中国实施“三光政策”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聘为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顾问，使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罪大恶极的日本重要战犯，逃脱了远东国际法庭的严厉制裁。梅汝璈内心痛苦不已，也对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彻底失望了。

1949 年 6 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梅汝璈从东京辗转抵达香港，与中共驻港代表清华校友乔冠华取得联系，随后秘密从港赴京。抵京第三天，他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总理动情地说：“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自 1950 年起，梅汝璈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专门委员兼条约委员会委员，并兼任燕京大学法律系兼职教授。1954 年，他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案委员会委员。此后，他又历任第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重要职务，在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揭露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的阴谋，梅汝璈撰写了《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制定侵略定义的历史问题》《世界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和约》《战争罪行的新概念》等论著。遗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由其子梅小璈整理后于1988年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1973年，梅汝璈在北京逝世。2019年，梅汝璈获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九部委联合授予的“最美奋斗者”个人称号。

二0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于南昌象湖威尼斯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