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晓之花开放在华中敌后

谢晓京

拂晓之花开放在华中敌后◎ 高维进白艾 拂晓剧团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华中敌后的一支年轻的文艺队伍。 当时，抗日军民曾热情地赞誉这个剧团是在华中抗日前线、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开放的一朵文艺鲜花。而精心培育这朵鲜花的园丁，就是当时新四军第4师的师长兼政委彭雪枫。 作者高维进 为什么要用“拂晓”二字给这支文艺轻骑兵命名呢？ 彭雪枫在1938年创办的《拂晓报》和组建拂晓剧团时，曾经对“拂晓二字作过这样的解释：“拂晓代表着朝气，代表着希望和进取，代表着前进有为，胜利就要到来的意思；军人在拂晓时要练兵，练杀敌本领；志士们在拂晓时要奋起，要闻鸡起舞。拂晓，精力充沛；拂晓，引来了光明。” 作者白艾 (一) 1938年彭雪枫在带领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中，就考虑过要从这支人不满400、枪不足百支的队伍中，抽调有文艺特长的人员组建拂晓剧团的计划。但是，由于当时部队人员不多，只组织了七八个人，沿途写写标语，或在行军休息时，做点宣传鼓动工作。1938年11月，当游击支队进军豫东鹿邑县途中，在转楼村住下时，来了一批13~16岁的男孩子，要求集体参军，他们都是杞县大同中学的学生。这批学生抗日的热情很高，能说会唱。彭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萧望东研究决定，就以这批学生为骨干力量，组建拂晓剧团，先后调左奇和高维进两个人为团长。剧团刚组建起来，彭雪枫就对剧团的同志们说：“你们要编一些配合当前抗日斗争的小话剧和活报剧，向群众宣传抗日必胜的道理，同时揭露日伪的罪行，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气焰，活跃部队生活，教育广大群众。” 进入豫皖苏边区敌后，拂晓剧团演出的第一个活报剧叫《打鬼子》，是由当时的宣传科长、在日本留过学的王子光编写的。内容是：两个狂妄的日本军人，残酷枪杀某村镇居民，群众恨之入骨、报信给我军游击队，被我军抓获的故事。演出之后，彭司令员见到扮演日本小队长的王挺说：“演得不错嘛！就是你们唱的那支日本歌歌词，我和战士们都听不懂。” 王挺说：“日文歌是王子光科长教的，他是日本留学生，教的是地地道道的日文。” 彭司令说：“扮演日本军人，唱日文歌曲也是可以的。不过观众是中国人，要让中国的观众听得懂才好。总的来说效果不坏，能够激起群众的抗日热情。以后你们演戏一定要让观众看得懂，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过了一会儿，司令员问：“你们剧团有什么困难吗？” 一说到困难，剧团的其他同志都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说：“要说困难嘛，实在不少！化妆品缺乏，用锅灰子画眉毛，用红药水抹脸蛋，棉花粘胡子还过得去，服装向侦察班借几件也能凑合，就是缺一块幕布，老是用床单代替差点劲。因为床单的颜色不一样，有白的，有花的，又脏又皱，很不雅观。司令员啊！幕布是拂晓剧团的门面啊！要体面点才好哪！”有的说：“还有件大困难，就是没有女演员，老让张田安扮小媳妇，李允瑞扮粉小姑娘，赵克让扮演老太婆。古代的花木兰是女扮男装，咱们是男扮女装，怪别扭的。”听到这里，彭司令员笑了。他说：“那有什么关系？唱京戏最有名的梅兰芳等4大名旦，还不都是男粉女装？这也是革命的需要嘛！不过以后会解决的。 后来，游击支队继续东进，转战河南、安徽交界的书案店一带时，司令部果然给我们拂晓剧团调来了4位女同志。她们是：马秉书、李运芳、王雨琴、张鄂源。 在当时部队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彭雪枫司令员又专门让供给部给剧团做了一块灰色的幕布。特别使我们高兴的是，部队向淮北进军时，缴获好几船敌人的物资，其中有两匹绿色的绸子。彭司令员决定把这两匹绿绸子全部送给了剧团。这一下，我们如获至宝，经剧团党支部委员会慎重讨论，决定用这两匹绸子做了一块像样的前幕。又请报社的画家画了一只引吭报晓的金鸡，由女同志动手，用黄布剪了图案，缝制在前幕的左下角。从那以后，我们每次演出前都挂上这块象征着拂晓剧团团徽的绿绸子前幕，全体团员都高兴得合不上嘴！真是美极了。 过了一段时间，拂晓剧团开始在群众中有了一定的影响，不仅受到干部、战士、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还得到他们热情的关心和支持。每次打了胜仗后，支队的主力老1团和老2团的首长们，总要派人用骡马给我们送来他们在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日本军刀、黄呢子大衣、大皮靴、钢盔、望远镜等，真是琳琅满目。服装道具越积越多。我们有了自己的“家当”，劲头更大了。我们不断自编自导了一些新节目，如《参加新四军》《保卫麦收》《军民一家人》等小话剧和活报剧。 我们还在机关干部中，请了一批“业余演员”，如司令部的参谋刘瑞珊，《拂晓报》的编辑单斐，宣传部的画家李克弱等，在他们的参加下，排演了传统京戏《打渔杀家》《法门寺》等剧目，很受欢迎。特别是《打渔杀家》，不论是萧恩的唱腔，还是教师爷的表演，都是很精彩的。每次演出，笑声掌声不断，观众情绪激昂。在敌后农村的旷野土台上演出京剧时，有的群众甚至跑了10多里路来看戏。受到这个启发，我们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编了一出叫《傻小子打游击》的京剧，套用了《水浒》里鲁智深大闹桃花村的模式，表演的是抗日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者、除暴安民的故事。由参谋刘瑞珊和文化科长胡介民等合演。演出时台下的观众掌声不断，很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剧团导演苏理和《拂晓报》记者陈守川还合演了独幕话剧《三江好》。内容反映九一八事变后，我国东北3省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人民义勇军有个被誉为“三江好”的抗日英雄，神出鬼没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生动事迹。此外，我们还演出了歌剧《农村曲》、话剧《游击队的母亲》、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受到了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记得1939年冬天，徐海东由陕北延安到华中敌后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职时，路过我6支队驻地涡阳县的新兴集。彭司令员指示拂晓剧团组织一个晚会，隆重欢迎徐海东。接到这一演出任务，只有一天多的时间准备。我们就地取材，集体创作了一出《徐大将粉碎日寇“扫荡”》的京剧，突击排练，第二天晚上就在欢迎晚会上演出。帷幕拉开，在锣鼓声中，日军指挥官上场，自报身份道：“我乃乌龟王八郎是也，今日奉命扫荡徐海东部八路军，只因久闻徐将军骁勇善战，此行恐怕凶多吉少，不免令我胆战心惊……” 接着，在一阵“急急风”的锣鼓声中，扮演徐海东的上场了。只见他撩战袍，舞起刀，亮相后自白道： “我乃徐海东也，湖北人氏，窑工出身……” 此时，正在台下观众席上陪徐海东看戏的彭雪枫司令员不禁昂头哈哈大笑起来。他对徐海东说：“昨天我才交代他们搞一个晚会欢迎你，不想今天他们就现编现演了这出京戏，而且是就地取材，连你是湖北人，窑工出身，都调查得一清二楚，写进了戏……” 徐海东也连连点头称赞：“演得好，演得好。”同时又惊奇地问：“在敌后的艰苦环境里，你们是从哪里弄来这套京剧行头？” 政治部主任萧望东介绍说：“这是我们自己的拂晓剧团，是我们游击支队东征敌后途中组建的。因为他们善于演现代内容的京剧，深受这一带的老乡们的欢迎，群众中叫他们是‘彭家班’……这些京剧行头嘛！也是就地取材，你看那战袍，都是画在布上，糊上硬壳子缝制成的，汽灯光下真是金光闪闪哩！” 徐海东听了以后，不禁哈哈大笑：“好好好，雪枫同志这‘彭家班’真是名不虚传哩！” (二) 彭雪枫司令员十分重视部队文艺工作，他对拂晓剧团的成长，甚至对每个团员的思想、学习、生活都非常关怀。开始拂晓剧团是随支队首脑机关行动的，所以彭雪枫司令员和其他领导能和剧团的同志朝夕相见。后来部队扩大了，新四军游击支队改为6支队，机关也相应增多了，拂晓剧团就离开司令部、政治部单独在一个庄子上。有一次，在汇报会上，剧团领导说：“许多人认为，文艺工作就是蹦蹦跳跳，没有出息，没有前途，男同志想下连队扛枪打仗，女同志想到医务部门学点技术。”彭司令员听了以后，沉思了一会儿，严肃认真地对那位剧团领导人说：“你回去告诉大家。咱们干革命，要打倒敌人，取得胜利，不但要打军事仗，还要打政治仗、宣传仗、经济仗；不但要靠枪杆子，还要靠笔杆子、嘴巴子。”然后他又语重心长地说：“在战斗部队和敌人真刀真枪地干固然重要，在剧团演戏作宣传工作也同样重要，革命工作有文有武，要文武双全。蹦蹦跳跳，演演唱唱，对教育部队，鼓舞士气，唤起民众，团结友军，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些都是革命需要。只要革命需要的事情，就一定要有人去做，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后来，他又问起团员们的生活、健康情况。剧团领导人汇报说：“少数人打摆子，多数人长疥疮，不过大家都不在乎，有的说疥疮是革命疮，虱子是抗战虫，愈多愈光荣。” 彭司令员听后，严肃地说：“你们怎么看？是光荣吗？真是乱弹琴！有这么多人长疥疮，做领导的有责任督促大家到卫生所去看看病，还要创造条件让大家洗个澡，用开水多烫几次衣服，先消灭虱子，再消灭疥疮。过一个星期，我再来检查。不生虱子才是光荣哩。 有次他听说团中一个年龄最小的女孩子病了。他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以后，让警卫员买了一篮子水果，骑上自行车，亲自到剧团来看望这个女孩子。并一再嘱附年龄大的女同志，要好好照顾好这个女孩子。 1939年9月，拂晓剧团15岁的女团员王雨琴，因患急病抢救无效而病逝。彭司令员闻讯后十分悲痛，亲自参加了追悼会。会上他难过地说：“小小的孩子，离开了父母和温暖的家庭参加革命，来到部队这个大家庭，领导同志就该像父母一样关心照顾他们。小团员王雨琴得了病竟然不能治好，这说明我们没有照顾好这孩子，没有尽到责任……” 听了彭司令员这番感情深沉的话，大家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1940年春天，开封孩子剧团在党的领导下，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巡回演出于平汉铁路线一带蒋管区，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限制和迫害。然而，他们没有屈服，在党的领导下，一部分稍大些的孩子，化装转移到革命圣地——延安；一部分年龄小的孩子，巧妙地摆脱了特务分子的跟踪，突破国民党反共顽固军的封锁，就近撤退到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准备从敌后再转移到延安去。当开封孩子剧团的孩子们唱着他们的团歌，来到支队司令部驻地时，彭司令员亲自接见了他们。第二天又开了欢迎大会。彭司令员在欢迎大会上，向部队介绍了剧团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事迹。彭司令员说：“这群孩子，国民党反动派想收买他们，给他们钱，他们不要，给他们官，他们不做。他们一不要金钱，二不要做官，只要干革命打日本鬼子！……” 部队的干部战士和当地人民群众都很喜欢这群孩子，尤其是看他们的演出。大家一致要求把这群孩子留下来。经彭司令员的动员，开封孩子剧团的9名小演员终于高高兴兴地留在根据地了。 1940年“六一”战斗，粉碎了日军对边区的数路围攻“扫荡”以后，拂晓剧团和开封孩子剧团合并。不久，萧县抗敌总队的宣传队也合编了进来，于是拂晓剧团的阵容壮大了，人数增多了。为了适应战斗部队的需要和艰苦的战斗环境，合并后的剧团编为3个分队。年龄稍大一点的男同志编为1分队；女同志和部分男同志编为2分队；年龄在10岁到15岁且以跳舞为主的，编为3分队。3个分队在演出和对村镇宣传时，既有明确的分工，又有相互的协作。如行军搞宣传鼓动，村头刷标语，都是1分队的事。但演出时他们除配合2分队参加演出外，还要负责搭台子、挂幕布等劳动量大的工作。 1941年1月，蒋介石再次发动的反共高潮达到顶点，驻河南的国民党中央军汤恩伯集团，奉蒋介石的密令，以9个师的兵力，向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围攻。这时，我们新四军第6支队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整编为新四军第4师。面对顽固派汤恩伯部7倍于我的兵力，我军展开了3个多月的反顽固派、反摩擦的自卫斗争。拂晓剧团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分成两个分团，下到战斗部队作火线文艺宣传工作。因为战斗频繁，有时甚至一夜要转移几个宿营地，没有条件搞演出活动了。但我们每到一地，就搞口头宣传和写标语，画漫画，揭露顽固派的暴行。写标语、画漫画没有油彩颜料，就用石灰、红土和黑锅灰代替。有一次，部队打过涡河进驻了蒙城县城，我们顾不上吃饭，休息，连夜分头上街赶写标语。由于天寒地冻，写标语的刷子、锅灰水都结成了冰疙瘩。我们就用火烤化了继续写。第二天天明，只见蒙城县大街小巷的墙壁上，到处是标语、漫画，人民群众争相观看。当他们了解真相后，男女老少都喜笑颜开，迎接我军的到来，商店照常开门营业，生活秩序如常。晚上，我们又在县城体育场举行了军民联欢晚会，演出了话剧和歌舞节目。其中有话剧《小三子》《渡黄河》；有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共合作舞；有合唱《新四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红樱枪》《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等。演出中群情振奋，观众里许多青年学生，都情不自禁地跟随着歌曲的节拍鼓起掌来。演出结束后，当地许多青年纷纷要求参加新四军。还有一次，我们拂晓剧团奉命去安徽涡阳县南面一支国民党部队中搞宣传工作。这支部队是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师，他们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被调到我们边区向我们进攻的。而我们却以礼相待，发动群众抬着猪羊去慰问他们。这天联欢会上，我们演出了以东北义勇军抗日为题材编写的《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和《松花江上》《新编九一八小调》等抗日节目。当我们在台上唱出“高粮叶子青又青，9月18来了东洋兵……”“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离开了我的家乡……”等唱词时，只见台下东北军的士兵们，一个个悲伤地低着头，发出了一片悲泣的哭声。台上的演员也被此感染，歌声被哭泣声所中断。演出结束时台上台下一片哭声。最后，有人愤怒地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口号。 在向群众、友军和我们部队做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拂晓剧团也在斗争中不断成长。人员增多了，业务提高了。剧团真正成为新四军第4师的“三宝之一”，受到广大军民的赞誉。彭雪枫师长也曾在师直属队的干部座谈会上说：“如果让我凭兴趣挑选工作的话，我愿意作拂晓剧团团长，骑兵团团长，《拂晓报》的编辑和记者。”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喜爱这支文艺战斗队啊。 (三) 1941年5月，4师部队奉党中央的命令，撤出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转移到津浦路东洪泽湖畔的苏皖边区进行休整。有一次，彭师长把剧团的领导陈守川和导演苏理找去，亲自交给他们一个话剧剧本《流寇队长》要剧团排演。这是从延安传来的一出以改造抗日部队内部游击习气，批判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为主题的多幕话剧。彭师长还特别指出：“为了配合部队正在进行的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整顿，你们排演这出戏要当作一项重要的任务来完成。希望你们认真排练，争取短期内给部队演出。 1941年9月30日，在纪念4师部队向敌后进军3周年大会上，我们首场演出了《流寇队长》这出话剧。演出场地是在师部驻地半城西边的小祝庄。演出前，彭师长亲自交代部队的指挥员们，要组织部队认真观看。戏台就搭在小祝庄村头场院的一端，看戏的部队整整齐齐坐在旷野里，从戏台上朝下看，黑鸦鸦一片，全场鸦雀无声。这哪里是看戏，真像是在听师首长作大报告嘛！演出结束后，彭师长专门把各级军政干部留下来，在戏台前席地而坐，请大家座谈观后感。后来我们还到各旅团去巡回演出，使部队的干部战士普遍受到了一次教育。 此外，我们还演出过反映根据地建设，发动贫苦农民参加减租减息运动的《丁赞亭》。苏里、路丁还共同编写了几出话剧：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罪行的《风雨之夜》，歌颂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鱼水深情的《鸿福临门》《云二姐》。朱子铮也写了话剧《军民一家》。这些剧目都是在彭雪枫师长亲自授意下编写和排练的。每次首演，彭师长都要当作一项工作任务亲自到场观看。演出后，又把剧团的领导和编导找去，从剧本的创作到演员的表演，他都一一提出修改意见。 1942年我们还把曹禺的《日出》《原野》《雷雨》搬上了舞台。在敌后的环境里，演出这样的大型剧目，是很不简单的，不说别的，光布景和道具这一关就碰到了不少困难，如洋房的布置，沙发、写字台这些道具的制作，我们这些生长在农村的孩子，连看都没看过，别说去制作了。我们就以土代洋，就地取材来解决。比如演出《原野》时，序幕中有一段仇虎从奔驰的火车上跳下来的情节。大家献计献策，想出了办法：第一，火车不可能在舞台上出现，就以灯光和音响来表示；第二，把破坏津浦路时留下来的铁轨搬上了舞台，用几条长凳排列起来当枕木，然后把两根铁轨架在长条凳上，把面对观众的一面，用布蒙在上面形成一个斜坡，上面涂上泥巴。这样，一段路轨就在舞台上出现了。为了解决车轮滚动的节奏声，我们先用口技，但是声音太小，也不像，又把自行车倒架过来，再用一张卷起的报纸让转动的车轮摩擦报纸发出呼呼的响声，但听起来还不像，怎么办呢？后来我们用两只煤油桶摆在一起，再用两把算盘在煤油桶上有节奏地拍打，终于发出了火车奔驰时“锵锵恰恰”声响。至于车头的灯光，我们把汽灯点燃后，用一只特制的木匣子罩住，木匣的侧面挖一圆孔，让灯光从圆孔中射出，形成了一束强光。再配合算盘在煤油桶上有节奏地拍打，于是使台下的观众尤如听到和感觉到有一列奔驰的火车正从舞台的一侧呼啸而过。演出时，观众一致反映，逼真极了。 就地取材，以土代洋的成功试验，使大家受到了鼓舞。在演出大型剧目时，为了烘托舞台气氛，在没有先进照明器材的条件下，照样可以造出“追光”、“暗转”的舞台效果。甚至还能在天幕上印出蓝天白云的美景来。但谁会想到这些“追光”、“暗转”所使用的照明设备，竟是些普通的木头盒子和铁皮钉成的罩子呢！我们既演出大型的甚至是外国的话剧，如《前线》《铁血将军》等；也经常编排一些为广大战士和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小型民间艺术形式的节目，如河南坠子《良女劝母》，大型秧歌剧《反攻依靠谁？》，淮北民间流传的跑旱船、花挑子、打花棍等。女同志李铮、李欣、韩兰芳挑起挑子，唱着以发展生产为内容的淮北小调时，歌声悠扬，行走如飞，观众赞不绝口，留下了“盖淮北”的美名。1942年春节期间我们就采用这些地方特色的文艺形式，宣传拥政爱民的内容，在驻地村镇走街串巷去献演。元宵节的晚上，我们和民间艺人一起组织了花挑子、旱船队到半城镇去表演，受到人民群众热烈的欢迎。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燃放鞭炮，欢迎秧歌队、旱船队表演。 抗战胜利后，拂晓剧团和苏中的前进剧团合并，改编为华中军区政治部文工团，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 (1987年4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