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和他的“京城内外”

沂蒙山人 远

邓友梅和他的《烟壶》

周士元

邓友梅，1931年4月生于天津市，祖籍山东省平原县。中共党员，1942年参加革命，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国家一级作家。曾任北京市文联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第五、六、七届名誉副主席、外联部主任。全国第八、九届政协委员，中日友协理事，中国文学基金会副会长。

邓友梅1956年以描写知识分子的爱情生活的短篇小说《在悬崖上》蜚声文坛。当时邓友梅23岁，正是渴望爱情的年纪，而当时在部队是严禁谈恋爱的，于是，他把自己的想象和所看到的化成了这篇小说。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劳动改造20余年。1978年发表了短篇小说《我们的军长》，1979年回京在作协北京分会从事专业创作。

从1979年写《话说陶然亭》起邓友梅开始创作民俗小说。这些作品构成一幅完整的北京市民生活图景。《烟壶》的发表标志其民俗小说创作跨入新里程。此后一系列自成一家的京味风情小说作品发表，被称为新时期京味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他曾经说过，他自从开始写作以来，有一半的篇幅是写北京城里的生活的，其余一半是写北京城以外甚至国外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编辑出版了一套丛书，即京味作家作品系列，邓友梅的集子直接命名为《京城内外》。

在五卷本《邓友梅自选集》的“卷首絮语”中，邓友梅写道：“从主观上说我极力追求变法，一是更多的注重文化性、可读性；二是对人对事坚持我个人评价。前者的试验是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后者则表现在把视点转向一度被排斥在文学描写对象外的凡人小事、芸芸众生。这样就写了《话说陶然亭》《双猫图》《那五》《烟壶》这个系列的作品。”

邓友梅先生的短篇小说《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连获全国第一、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追赶队伍的女兵》《那五》《烟壶》连获全国第一、二、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连续获奖，这样的成就在新时期文坛上并不多见。此外，邓友梅的多部作品还被翻译成俄、英、法、德、意、日、阿拉伯等文字在海外出版发行。

“房新画不古，必是内务府”，这是小说《烟壶》的第一句。《烟壶》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世纪90年代，主人公乌世保是一位来自一个武职世家的八旗子弟。虽然他生活散漫，近乎一无是处，却依旧保持着善良和爱国情怀。不幸的是，他被邪恶的家奴徐焕章陷害，导致身陷囹圄。在狱中他结识了技艺非凡的内画艺人聂小轩，并在机缘巧合下掌握了烟壶内画艺术以及“古月轩”瓷器的烧制技术。出狱后，由于家庭的破败和亲人的离世，他被聂小轩父女收留。聂家父女希望招他为婿，以传承家族的绝技。

当时，一个拥有权势的“洋务派”贵族九爷，为了取悦日本人，强迫聂小轩制作描绘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后欢庆场景的烟壶。面对这样的屈辱，聂小轩断然选择自残以示抗议。故事的结局是乌世保与聂氏父女一同逃离了北京城。

邓友梅在《烟壶》中巧妙地运用了双线交错的叙事结构，一条线索讲述了乌世保这位没落的八旗子弟如何在狱中与汉族烟壶艺人聂小轩相遇，并学习了烟壶内画和“古月轩”瓷器的制作技艺，最终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劳动者；另一条线索则讲述了聂小轩宁可折断自己的手，也不愿为侵略者绘制歌功颂德的烟壶，展现了他不屈不挠的传奇人生。

邓友梅的“京味儿”小说，大都取材于北京旗人及皇室后裔的故事。他以独特的视角，描绘出今日读者不大熟悉的旗人的生活画卷，给人以历史的感悟和现实的启示。

京味作品外，他还有一系列描写别的题材的作品，比如《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别了，濑户内海》《在东京的四个中国人》等等。

邓友梅的小说故事性强，最适合拍摄成影视作品，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的《在悬崖上》发表后，著名艺术家赵丹就曾经两次找他要拍成电影。《烟壶》被香港导演李翰祥拍成了由陈道明主演的电影《八旗子弟》，及有李保田、冯远征等主演的电视剧《烟壶》；还有冯巩、倪萍及牛群等主演的电视剧《那五》。《追赶队伍的女兵们》被拍成了电影《女兵》，由倪萍主演，也是因为《女兵》《山菊花》和《烟壶》等，倪萍被选为山东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也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级电影家协会的副主席。由此，倪萍走向了光辉灿烂的演艺之路。

20世纪80年代末，邓友梅在创作中篇小说《烟壶》时，就曾经到河北衡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烟壶内画名家王习三的工厂里，与其一起吃住好几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香港导演李翰祥拍摄由《烟壶》改编的电影时，邓友梅还推荐了王习三饰演剧中的聂小轩。

邓友梅家里挂着一幅很大的“寿”字，那是王习三赠送给他的书法作品。对于鼻烟壶，他是一般的看不上，贵的又买不起，但王习三送给他的鼻烟壶却是他的珍藏。

2009年，香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时引发了国人的热切关注，而多数人不知道的是金庸的入会介绍人就是邓友梅。

　　邓友梅的一生堪称传奇，年轻时曾经被掳去日本做苦工，侥幸逃脱回国后他满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找到了部队，参加了陈毅同志领导的新四军，投入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前线和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中。1957年反“右”一开始，邓友梅就被打成了“右派”，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的妻子迫于形势压力离开了他，特别是在离开前为他的父母拆洗了所有的棉被棉褥，棉袄棉裤，并购置了可供几年穿用的衬衣。对此，邓友梅一直非常感激和愧疚，所以即使他后来改正回京，功成名就后也不敢再次走进婚姻。他的新夫人是因为他与前妻的女儿认识的，并且他的新夫人待他与前妻的孩子视如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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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外，为陶冶情趣，邓友梅还热衷起钓鱼活动，并荣任“中华名人垂钓俱乐部”的副主席。早年他还编创了一套力度适中、动作连贯、姿态优雅的“邓氏太极”，引得不少人向他讨教学习。“养生不如养性。”邓友梅认为生活规律也是保证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

　　不久前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得知今年已94岁高龄的邓友梅先生身体还健康、硬朗，这是时代之幸，文坛之幸。

　　关于北京城，我只去过两次，分别是2013年五一假期和2019年国庆假期，特别是2013年在北京我曾经去了好多文化景点，在我的《五十自述》中我曾经这样写：“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我与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叶圣陶、冰心、艾青、丁玲、朱自清、巴金、邹韬奋、顾毓琇、赵树理等人雕像合影。因为邓友梅的名篇《话说陶然亭》我专门来到了陶然亭公园，拜祭了高君宇、石评梅烈士。因为刘心武的小说《钟鼓楼》我特地来到了钟楼、鼓楼。因为黄裳的《前门箭楼的燕子》我数次来到了前门。在香山北京植物园我参观了曹雪芹故居，拜祭了梁启超、孙廷芳墓，也是香山植物园，在卧佛寺我拜谒了世界上最大的卧佛……”

　　邓友梅，因为他的《话说陶然亭》，因为这篇小说，陶然亭公园俨然已经成了我心中北京的文化地标之一了。

　　我曾经在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一套“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的文章《趣说书话》中这样写：这里有当年被称为“北京作协四大才子”之一的《在悬崖上》目送《我们的军长》远去，在2013年我专门因他去探访过的北京《（话说）陶然亭》公园里，在高君宇石评梅烈士墓前，和遗少《那五》把玩着《烟壶》，诉说当年《追赶队伍的女兵们》的故事的，专写《京城内外》的《“邓友梅”卷》。

2024.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