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弄潮儿（上）

何苦呢

大潮中的我

一九七五年高中毕业后，便踏入社会这个大熔炉，以“知识青年”的身份从城市被下放到农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行为被称作“下放镀金”。至于这一段蹉跎岁月究竟要熬多久，是个未知数，完全取决于形势与政策的更迭变化。

户籍户口转去农村仅仅过了三个多月，只因年初全国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结束后，各方面整顿、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后知青回城热，我便顶替父亲退休工作指标，于是又走个形式参与到敲锣打鼓欢送队伍里，到广阔农村敷衍地待了吃一顿饭的功夫，就在当天返回城里。这一番经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显得既荒诞又无奈。

一九七六年伊始“回城”入职大型国营纺织厂企业工作，从分配到车间生产一线作为普通员工干起，到被调至厂长办公室工作，前后历时五年。而后又调到厂团委专职从事青年团工作，达四年之久。这近十年间历经了生产、行政、政工等多方面的工作转换角色，我在企业中得到了全面锻炼与领导的信任培养。

一九八五年顺遂我的愿望，我如愿转向业务部门任职，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企业干部学校就读相关经济知识，做着一系列业务，这一过程仅仅持续了不到四年时间。工作上本应该愈发顺遂的我，却遭遇了人生之中的首次“滑铁卢”，涉及经济问题的调查。

那是1988年的入秋时节，第一场秋雨已然透着丝丝寒意。中秋节才刚刚过去，九江国棉二厂的采购供应部门与山东济南天桥某银行之间就发生了一起货款被诈骗“事件”，这致使工厂损失了一十五万多元人民币，这笔数据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是巨款。举报信是当年十二月中旬由山东济阳县的一位农民兄弟寄来的，信中的内容详尽地叙述道：对方背着你们在济南天桥银行通过关系调换了支票，而你们的采购人员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上当受骗，至今还被蒙在鼓里……。然而令人心寒的是，企业的政工部门司法办（原调解办）以梅*生为首的一部分人，由于视角和观点的差异，再加上心胸狭隘，见不得业务部门抽好烟喝好酒，便虚张声势，还出于嫉妒心理，妄图借机好好挑一挑业务部门人员的经济问题。他们并未将精力放在追讨损失资金上，而是一反常态地开启了“文革”式的整人内斗模式。

在那个年代，一个没有任何后台背景的我，全凭自身做人低调做事高调作风，工作一直以来兢兢业业地未曾有丝毫懈怠。然而，又因肩负起企业原科计划统计等项工作，大量的原料采购资金每次是经由我手调往济南某银行的专户，此次业务出现异外，即便这起事件并非我之过错，可作为业务主管，必须承担起国营企业应负的责任事故，但绝不能沦为毫无缘由的牺牲品，这是我的底线。

（注：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角度来看，1988 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 1181 元，而 2020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2189 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30 多年间涨了约 27 倍。那么 1988 年的 1 元相当于现在的27 元。即150000*27=400多万元）

停职的日子，也是我最为难熬的时光

在办公大楼里，面对不知实情却故意找麻烦的代理厂长李*城，也是平日里的老熟人，我生平第一次与之针锋相对，暴躁的我拍了他的办公桌，同时砸坏了他的电话，只为一解心中的怨愤。

办公楼里的争吵声，瞬间惊动了其他部门的数位领导前来劝解。可那不识趣之人，外调人员尚在山东，还未反馈调查情况的结果，何况供销系统的工作本就并非由他分管主抓。日前，由于一把手刘*生外出学习，他身为副厂长暂代厂长之位，便想借此机会出出风头、耍耍威风，还电话叫财务部的小会计前来，要算算15万多元每月的利息损失是多少。这下迅间激怒了我，我才拍着桌子大骂他品行低劣，无知，并砸了他的电话座机。

最后弄的厂内派出所（原厂保卫科）指导员牛*禄也闻讯跑到办公室中劝解，临出办公大楼之前，我还当着众多科室同事的面，回怼他道：“你以为当个厂长就了不起了？你只不过是粘上‘四化’干部标签，突击提拔起来罢了。我做通信员的时候，你也仅仅是个技术员而已。有本事咱们赤膊上阵，出去看看谁的工作能力业务水平更强！”尽管自己问心无愧，却依旧是有苦难言，内心只能期待真相终有大白于天下之日。

在接下来的数月时光里，我处于被停职的状态，虽未工作，却处于休闲之中，工资依旧照常发放。这种状态看似有着一定的经济保障，但实际上，内心的焦虑与对未来的迷茫如同阴影般笼罩着我。停职犹如一道无形的枷锁，限制了我在职场上的前行脚步，工资的照常发放也未能完全驱散心中的阴霾，我仿佛置身于一种悬空的境地，不知何时才能摆脱这种困境，重新踏上正常的职业发展轨道。

（注：“四化”指当年提拨干部应具备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事件的后续发展

事情过去不久。很快便到了次年，即1989年春天。当时，正值由国家纺织工业部供销司和商业部供销总社主持的《全国春季棉麻工作会议》在风景如画的庐山脚下——九江市召开。各省、市、自治区、新疆建设兵团等诸多好友纷纷前来参会。在九江实华（石化）宾馆的会务期间，由于在东道主的地盘上没有看到我的出席，众多棉麻供应商的领导们颇感诧异。当得知我的情况之后，参会代表们纷纷在会议上对纺织企业待人不公的情况加以指责，一时间会场好似炸开了锅一般。

而来自另一个产棉大省棉麻公司的代表更是郑重声明，一定要扣除上年度从开封国库中多调给江西的额外计划。参会的江西省纺织工业厅的领导听闻此言，敏锐地听出其中深意，高度重视这一事态的发展，当即派遣代表离席前往工厂，来找我谈话以了解事实的真相。

我当即对前来了解情况的省纺织厅供应公司韩科长说道：调查组已经针对山东事件出具了书面调查报告。报告阐明，货款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被举报方那一伙人由于分赃不均才东窗事发。他们利用我方开给济阳县棉麻站单位的15万多元的支付货款汇票，骗取银行信任，重新交换获取另一张汇款支票，从而达到诈骗的目的，此事与我毫无瓜葛。

这些调查事实的真相并非相关部门告知于我，而是由厂司法办参与山东调查工作的毛大姐私下透露给我的。毛大姐是上海人，其人品极佳。她顶着上司的歪理邪说，以客观实事求是的立场撰写关于这起事件发生的调查汇报材料，未采用任何添油加醋、“上纲上线”的做法。因此，厂里也未曾下达处理这件事的意见，就仿佛这件事情从未发生过一般。

工厂职能部门举棋不定，不作解决，不作处理的做法。这一事件的发展犹如涟漪扩散，从个人的遭遇逐渐波及到行业内的多方关系和事务安排，反映出当时行业内部联系的紧密性和复杂性，也暗示着在这种复杂关系网中，个人事件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

开封国库棉的调拨

谈及开封国家棉花储备库棉花的调拨之事，人家省棉麻公司储备科的王*安科长最有发言权。他作为一名从军队转业到地方的干部，工作作风端正严谨，处理事情敏锐干练，颇具人格魅力。

那年，正是个大冬天。我前往郑州，找到他省公司的办公室并说明来意之后，他亲自写了一封信，让我直接到开封市棉麻公司去找他那位一同转业的战友——棉麻公司经理。信中写道：“大冷天从江西南部赶来的小伙子，为了工厂四处奔波，实非易事。烦请你费心将储备库中的储备棉调出10,000担，三级至四级棉花，待下半年新棉上市时再补充进库，至于货物发送，无论如何还请帮忙申报车皮。”多亏了他们的帮助，我才得以签署这份合同。这一经历不仅体现了王x安科长及其战友的古道热肠，也反映出在当时的业务往来中，人际关系所起到的重要纽带性作用，个人之间的情谊与信任在业务推动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力量。

（注：10000担=500吨，棉花按传统的计量单位为担，一担为一百市斤）

▼难已忘却的济南火车站，网络截图

转道山东省会济南常驻

由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碰撞。我的重点经历继而转道前往山东常驻，常年住在济南泉中宾馆。在这里的时间点上，经历了一九八八年所有物资一夜之间全国大调价的困惑；在这里亲自启动调动佰万元回款工作计划紧张进行；也经历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初事件期间，济南极具特色的老火车站广场往昔熙熙攘攘之地，一段时期出现前所未有的空旷之景象，令人心生寂寥，人少的程度超乎想象难以言语。

棉花紧缺的状况，在那两年成为横亘在纺织企业面前的一道难关。单是按照九江国棉二厂的生产吞吐量来计算，每天就必须确保有7辆“解放牌”卡车负责运送棉花，这还不包括化学聚酯纤维和人造合成纤维原料。

这一数字背后，潜藏着纺织企业面临的巨大压力，棉花供应量能否稳定，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链条能否正常运转，犹如动脉之于身体，棉花供应一旦出现问题，整个纺织企业就如同血液供给不足的机体，陷入运转困难的境地。我接着又转道山东常驻。棉花紧缺，在那两年是摆在纺织企业的一道坎，仅按九江国棉二厂生产吞吐量计算，每天必须保障7辆“解放牌”卡车运送。

解工厂之急的壮举

此外，为了缓解工厂迫在眉睫的困境，在山东省巨野县，我全然凭借个人的人格魅力与自身能力构建起的关系网络，硬生生地把预批给省城省级企业江纺厂、到达南昌站的“专列”（五十一节车皮）拦截掉，为己所用，而改为收货单位九江国棉二厂。

回到九江之后，预计着货运专列将会在接下来的一周内，从山东发车，越过江苏南京长江大桥铁路限制口后，经安徽抵达江西南昌站。我凭借着手中企业法人受托人资格，赋予的特许权，与九江汽运公司取得联系，让他们组织浩浩荡荡车队，将棉花从南昌运回九江工厂。这是一个运输公司从未有过的一次大买卖，这一事宜在当年成为一段广为传颂的佳话，它不仅彰显了我在危急时刻的果敢与机智，也体现了在复杂的企业资源竞争环境中，个人能力和关系网络有时能够突破常规限制，创造出意想不到的成果，宛如在重重困境之中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注入了不可或缺的生机与活力。

（注：一节车皮载重量60T，但60吨车箱只能容纳50吨棉花包，一个专列运载2500吨棉花，中途汽车转运需要解放牌大卡车跑600多趟次）

在江苏仪征的经历

江苏仪征，享有中国化纤城之美誉。我与副厂长黄*会，科长宛*平一行三人，在仪征化纤总公司宾馆下榻并在此出席了三天会议。

因厂里化纤原料告急，我趁着计划会议召开之际，巧妙地前往总部碰碰运气，向当时担任化纤总厂一把手的徐总谋求计划外的原料。然而，那次恰逢徐总出国在外，最后由他的秘书小伙子接待，在一番交流之后，秘书陪同我找到了会务组。令人惊喜的是，在计划额度分配过程中，硬是从其中调剂出外汇，额外批给了我100吨涤纶聚酯纤维。这一过程可谓曲折而又充满机缘巧合，我的果敢尝试与秘书小伙的热心协助共同促成了这一结果，也从侧面反映出在当时的企业资源分配体系下，尽管存在既定的规则，但仍存在一定的灵活调整空间，而个人积极的主观能动性，基于之前与总公司徐总有过认识交往，能够在其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推动作用。

山东棉花采购调运之行

在山东进行棉花采购调运工作之际，我凡事亲力亲为。有时，一日之内便要穿梭于山东、河南与江苏三省，往返于游走在微山湖周边区域。

身体力行于我而言已成寻常之举。我组织车队将货物从菏泽巨野运至枣庄市台儿庄码头，途经济宁等地，大规模的运输日夜进行，过程中遭遇诸多险境。有一回随车经历夜间货车前轮车胎突然爆裂，导致方向失控惊险瞬间，好在人货无大碍；也曾遇货车行驶时主车拖挂抖的后尾棉包燃起熊熊大火，所幸司机机智勇猛，紧握方向盘，急速朝着右侧路边驶去，甩掉了拖挂车厢，使其翻落于沟中，而保全了主体车及车箱中棉花无损失。

在京杭大运河山东台儿庄通往江苏邳州段，我还随十多条串联一起的无动力运输船队一同行进，穿过一座座船闸，直至交给停靠久等邳州运河上的拖轮。在这次途中，偶尔还会帮着船工撑杆，并亲自上河岸边体验拉纤的滋味，只为把那堆积如山的棉花棉包，顺利航行在这弯曲狭窄的运河上，尽早安全运抵九江。这一过程满是艰辛与汗水，每一个环节都饱含着我的努力与执着，恰似一场充满挑战的征途，而我怀着坚定的信念，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只为完成运输棉花的使命。

九江会议后的连锁反应

正是在这次一九八九年《全国春季棉麻工作会议》工、商两家，九江会议之后，仅仅不到半月之久，由于我的停职悬而未结系列问题，受到影响，工厂原料库存旋即告急。企业也因无法满负荷运转，面临半停产的危机，随后这一状况更是逐步上升，演变成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政治事件”。

于是，市长以及主管市经委和市计委的领导们登门造访……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受到责怪。这一系列事件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一环紧扣一环，我的停职犹如推倒第一张骨牌的那只手，引发了后续一系列严重的连锁反应。这不仅反映出在当时的企业运营体系中，个人职位与企业生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而且也凸显出企业生产在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以及政治环境中的敏感性与重要性。

外行领导的误判

在那段时期，病急乱投医。企业不知是基于何种出发点，是科级干部过多而难以安置呢，还是为了强化系统管理？于是，企业将我们原来的原料科科室一分为二的，拆分为化纤科和原棉科这两个科室各自运行，并且顺势将供销科、经营科一并合计四个部门归口成立了九江国棉二厂经营供销公司。架构的台子是搭起来了，规模也变大了，但其业务能力实在难以令人恭维。对于工厂而言，当务之急并非调整了架构就能解决原材料的正常采购、调运与供应问题。

然而，从纺织系统国棉四厂空降过来的任命为厂长助理兼经营供销公司经理的吴*，据说之前其从未从事过供销业务工作，以外行领导内行并组织浩瀚人马到山东、河南、河北调研，这些欠缺一般业务系统常识的外行领导得出结论：北方的棉花仿若雪花般取之不尽，数量多得不计其数。

在他们看来，即便没有我何某人，企业的设备依旧能够正常运转，地球也会照常转动。可是，他们想象中的情形与实际面临的状况截然相反，他们无疑是大错特错了。这些领导在缺乏业务常识的情况下，仅凭主观臆断就妄下结论，完全忽略了实际业务运营中的复杂性和关联性。他们这种脱离实际的想法，恰似空中楼阁，看似美好却毫无根基，最终必然在现实的碰撞下土崩瓦解。

（注：原料科一分为二组建出原棉科、化纤科，实际等于卖水果行，拆分成苹果行及梨子行）

计划经济的两面性与资源限度

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计划经济有着其合理的一面，但也存在被动之处。当时，国家计划经济所涉及的资源是存在有限度的。但同时，其被动性不容忽视，由于资源的有限性，这种计划性的经济模式在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和市场变化时，常常缺乏灵活性与适应性，容易导致如供需失衡等诸多问题，就如同被绳索束缚的飞鸟，难以自由应对风云变幻的经济环境。

我们就遭遇了此类问题。往昔如往常一般申报原料计划之时，由于过去一年计划外棉花丰收且价格低廉，我们计划采购并囤积了一定数量的棉花原料，于是在申报年度计划额度时降低了数值。然而到了需要执行计划的这一年，靠天吃饭的农业棉花欠收了，我们却傻了眼。结果不得不向湖北、河南、河北的棉麻公司寻求援助以缓解困境，从而陷入了不断的折腾之中。

兄弟厂红头文件奖励的诱惑

兄弟厂红头文件奖励所产生的诱惑，在当时的情境下颇为引人关注。

在山东等地开展业务采购期间，由于原棉供应极为紧张，我们原料部门科室迅速扩充业务人员，其数量超出以往的两倍之多，这其中还尚未算上那些临时选拔的、有着业务关系网且能力较强的人员，这些人都是从各个车间抽调过来帮忙的。

当时计划分配已处于半开放的态势，所以众多棉纺织厂的采购员们纷纷聚集到山东、河南、河北这些产棉大省。在此期间，我们的业务员给我传来消息，说是看到我们的兄弟厂——井冈山纺织厂的采购员拿着他们工厂的红头文件在进行宣传，采用每担棉花奖励一元钱的方式，鼓励人们去努力获取这一回报。

同事陆*浔（后来被提拨到厂经营科当副科长），也是从生产一线工段长调到我们科里是我的徒弟，在河南一带出差途中，他带着调侃的意味将这件事告诉了我，还询问能否帮他们厂里的忙，当时我便旋即否决了。于是，他还半开玩笑地讲：“按照开封那批棉花每担一元钱的奖金来计算，你可就……仅仅那一次刚好可以成为名副其实万元户的主。”

纺织厂原料调配的重要性

对于地处长江以南的中、大型纺织厂而言，其吞吐量决定着棉花原料供应量，均大批量来自长江以北河南、河北、山东等棉产地。

棉花原料从何处调配？又该调配至何处？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且，原料等级的配置比例，也就是所谓的“配比”，对于纺织企业来说意义非凡，特别是在生产过程中纺织纤维的搭配方面，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这一配比还涉及到价格成本的核算。它犹如一条隐秘的线索，贯穿于纺织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可能影响到企业的整体效益，如同一个精密的仪器，一个小零件的失准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破坏整个仪器的正常运转。

（注：纺织原料纤维品种分天然、化学二大类。天然纤维（动物、植物）：棉、麻、丝、毛；化学纤维（合成、再生）：涤纶、晴纶、锦纶、氨纶、粘胶、人造丝、人造棉。纤维形态分：化学纤维分短纤、中纤、长纤；棉花分皮辊、锯齿二类，长度分33、31、29、25）

面临的诸多难题

铁路车皮？既需要零担运输和专列运输有所考量，更需要对时间计划进行妥善安排。

长江南北限制口的情况又如何突破运输瓶颈呢？怎样去行之有效的解围确保跨过那时仅有的武汉、南京两座长江铁路大桥运载顺畅？这是一个棘手的难题，犹如横亘在前行道路上的巨大障碍，想要跨越并非易事。

尤其是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互碰撞的时期，车皮计划、瓶颈限制、时间成本这三大问题横在眼前，如同三座难以翻越的大山。地区级政府和地方企业面对这样的局面，实在是无计可施，犹如置身于茫茫大海之中的孤舟，找不到前行的方向。

出山与心灰意冷

无奈之际，工厂方面由党委书记、厂长亲自挂帅，并且从几大部门抽调一把手，众人齐聚我所在的科室联合办公，仿若三顾茅庐一般前来恭请我出山相助。

我的确解决了工厂原料面临的困境，可是，我内心的困惑又有谁能够化解呢？虽然恢复了工作，然而经此一事，我对厂里已然心灰意冷。此事犹如一片阴霾，笼罩在我的心头，即便工作上的难关得以攻克，但内心深处的失望与迷茫却难以消散，恰似寒夜中的孤影，找不到温暖与慰藉的港湾。

新的机遇与选择

在这段日子里，我也得到了省内诸多地区国企纺织厂的诚挚盛情与宽慰，他们设法将我平调到其企业之中，并且许以最为优厚的待遇让我前去任职。

最终我还是选择了九江兴中纺织印染集团。1989年7月，在我于原企业取得“助理经济师”资格并领取证书之后，顺利借调到了该集团公司，进而接任集团经营部这一职位。这一选择宛如在人生的岔路口选定了一条新的道路，前方充满了未知的机遇与挑战，而我怀揣着希望与决心，踏上了这一段新的征程。

（注：九江兴中纺织印染集团公司，由九江国一厂、九江国棉二厂、九江国棉三厂和九江国棉四厂等骨干企业联合组成，是全民所有制的统一计划、集中决策、统一经营龙头产品和出口产品半紧密型经济联合实体，在市计划单列）

新环境中的任职表现

在新的环境之中，集团公司乃是由几家国营纺织工厂联合组建而成。这是一家以纺织贸易为主业，以盈利为目的且服务于纺织厂的自主经营国企集团公司。我的到任实现了自然而然的衔接，为纺织局助力，给组建不久的集团公司奠定了良好的平台基础。

在集团公司内部，我成功联系上了曾经山西大同化纤厂的业务。在粘胶纤维（人造纤维）货源紧缺的情况下，我积极推进货源落实工作，在取得成果之后，我助力把此项成果计入周副总经理分管部门的业绩之中。

在棉花滞销的状况下，为解决九江县棉麻公司大批棉花库存积压的难题，我将这批棉花销售至江苏南京大厂区的棉纺织厂。能够将棉花销往大厂区，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该厂是由我们九江国棉二厂的黄*会副厂长调往南京筹建的新型纺织厂，而且在该厂还有众多从我们集团下属工厂空降过去的骨干力量。

此外，我还为一部分县城织布厂解决了棉纱供应方面的困局。当然，也为众多纺织厂精准地采购到了其他化纤纤维原料。较短的时期内，便创造出了颇为丰厚的利润，领导对我的工作甚是肯定与重视。我的工作仿佛是一颗精准嵌入机器运转枢纽的螺丝钉，带动着整个集团公司在商业的轨道上高效前行，为公司的蓬勃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为自身赢得了领导的赏识与信任。

掀起波澜

令人诧异的是，一九八九年八月刚刚调往集团公司工作才一个月左右，就因为之前接近一年时间，工厂采购业务中悬而未决的济阳案件。我收到了山东省济阳县公安局的“传唤信”。与其将其称之为信，毋宁说是命令，我只能无可奈何地苦笑，再次去面对这一状况。

我思忖：出现这样的状况，往往也只有大国企才会发生这种整人事件。正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大国企犹如一个巨大的鸟笼，部门繁多杂乱，人员冗余且办事效率低下，其中不乏嫉妒他人之人，他们常常会不遵循常规行事。这就如同平静的湖水中突然投入了一块巨石，打破了原有的平静，泛起层层让人不安的涟漪。

坦然面对

一位在本市检察院工作的小沈老朋友，他父亲也是当年我市老公安处的一位老领导，因为这件事为我而担忧。在当时法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他生怕我孤身一人前往人生地不熟之处，可能会被人算计而吃亏。于是，他决定先行运用检察院下达“逮捕令”的手续权力，以此来阻挠异地公安的传唤。

朋友这般苦心帮忙，并且极力阻拦我前往的行为，被我抱拳婉拒了。我始终秉持着一种问心无愧、走遍天下亦无所畏惧的信念，决意前往这原本应由单位组织出面解决、了结的“事件”。如今单就这件事，却硬是逼迫着由我个人来承担处理，而我前去的目的无非是想要早日洗清这不白之冤。犹如一位孤勇者，面对着无端的污蔑与困境，我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这条自我澄清的道路，无惧前路的未知与可能面临的刁难。

前往山东济阳县应对事件

在此次前往的途中，我理智地带上了自己聘请的律师。在泉城济南大观园院落里的〖泉中宾馆〗——我常年居住之所，犹如我的根据地一般。我于此进一步梳理思绪，随后在济南和济阳两地全方位展开调查以收集证据。最后，我亲自执笔，一气呵成地写下了一封举报信。这封举报信是关于本应属于企业行为、向德州地区济阳县公安局举报的事宜。在那个电脑商务尚未发达的年代，我又借用济南某单位的〖四通〗牌打字机，一字一键地敲打内容、输出文稿、装订成册，然后签字。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我亲自抵达黄河对岸的济阳，面对济阳县公安局，起初办案民警的语气、态度颇为生硬。当我说明应约迟到的原因后，便立即将举报信件交到刑警大队长手中。随着案情清晰无误地浮出水面，次日下午，办案民警亲自赶到县宾馆向我表达歉意，并且要求与我同行的律师回到九江之后，务必向所在单位转达：此件事情本应即时通过单位企业的正常渠道报警，而非出于整人目的，若如此，也许能够挽回经济损失，然而很是遗憾……并且整个过程中我（何同志）并没有任何过错，随后他们将会向国棉二厂发送一份“通函”。这一系列的事件如同一场曲折的戏剧，从最初的被传唤的被动局面，到我主动调查、举证后局面的反转，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悬念与变数，而我始终坚守着自身的清白与公正，如同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行者，坚定且无畏。

往昔案情报告之感慨

我留存的案情报告，如今看来，着实非同寻常。在国企那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实则隐匿着不为人知的辛酸。置身于这纷扰复杂且并不平静的世间，我发觉自己的自我保护能力、文字撰写能力以及把握核心主题的能力都不容小觑。那三千多字的材料，时间、地点、姓名、手段、方式一应俱全，还附有诸如影印、录音、原件等多份材料。怪不得公安部门破案如此迅速，仿佛我自己就身兼律师、侦探、法官数职。

纸张已经泛黄，而打印的墨迹和那独特的签名依旧清晰可辨。这是对原件一字不差的摘抄，只是隐去了名字而已。这一份案情报告犹如一扇打开往昔记忆的窗户，透过它，既能看到国企背后的复杂百态，也能感受到当年自己在应对事件时的睿智和果敢，虽历经岁月的洗礼，却依然散发着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关于举报赵×宝等人骗取

江西九江国棉二厂巨额货款的案情报告》

德州地区济阳县公安局：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五日由济阳县田×日（持当地县物资公司工作证），带着当地回河棉厂开据棉花调拔单（其票号为0000310号；129级；净重678.45担；水份。8；杂质1.3；率105%；准重712.37担），来济南市泉中宾馆找与其田×日本人所熟悉旅客王×秀（此人系山东蓬来县北沟镇供销社职工）与我九江国棉二厂当时驻山东济南业务员程×清、何×俩人打招呼，声称受济阳县回河粮管所旨意，讲粮管所开据并代办此项业务，当时意向初谈为棉价不得超过4800.00元/吨，而且重声此货我九棉二厂必须要直接与代办单位粮管所面订。

九月十七日我厂业务员程×清、何×带着由济南天桥办事处开出两张限额转帐汇票（其中：回河棉厂17万元；回河粮管所2.4万元。受理银行为回河农行）。在田×日、王×秀的引陪下，于当日下午抵达济×回河粮管所并进其赵×宝办公室，在未座定之前双方作了各自身份的介绍，赵×宝声称是粮管所主任及从部队转业，由于办公室不好座，我厂俩业务员顺随其到离办公室几步远的其赵×宝家中洽谈，当时我厂业务员首先问其此项棉花业务，是怎么回事时，赵×宝讲：此货源为我们回河供销系统，属往来单位，供货单位为回河棉厂，价格均按其调拨单上国拨价承付款转其单位帐上，我们粮管所只收代办费。这样双方协商为棉花单价为每吨4800元，也就是按调拨单价712.37担折合35.6185吨，按4800元/吨，总货款170,968.80元。为此，在赵×宝假冒以粮管所主任身份出现使我厂俩名业务员产生错觉以及利用棉厂调拨单骗取我厂业务员信任，将随身带来的两张限额转帐汇票按折算的金额由我方分别填写回河棉厂棉款148,928.07元和粮管所购棉代办款22,040.73元，最后，我方为慎，要求看货后再交出汇票，但赵×宝讲：现在时间棉厂快下班了，你们应该相信我单位和棉厂，将填好的支票留下。最后我厂业务员交出汇票后，并由粮管所盖上收款单位公章收存。

九月十九日，我厂俩位业务员考虑头天是礼拜天无法办事，为此，十九日周一这天上年午赶到回河粮管所赵×宝家，要求提货，但赵×宝讲货暂难提，其原因是棉厂厂长出差未回。我厂业务员当即要求取回银行汇票，赵×宝讲汇票已转交给县政府刘副县长，他在里面也为我们帮了忙。我厂业务员催促到，不管谁帮忙，先将银行汇票退回再讲。这时，赵×宝骑上自行车出去约两个多小时后，返回粮管所对我方业务员讲，没有找到刘县长。当时在无他法的情况下，赵×宝提出，保证回河棉厂在九月二十五日前发货（另附其赵×宝写下的条文“附件之一”）。当时由于这批货是回河棉厂的物资，加之我方业务员无法久等，当即业务员商议写了一张业务介绍信，直填济×县回河棉厂，委托与我厂俩业务随去的王×秀，要求在九月二十五日这些天内协助与赵×宝将货如期发清，不再作其它业务安排。

九月二十日当我厂俩业务员乘坐由青岛开往武昌的213次列车晚22:23点离济南，二十一日晚八时抵汉口站返回九江的二十二日这天上午，赵×宝伙同王×秀俩人以虚构不存在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方法，将原经我方汇出的一张至回河棉厂的已填写的148,928.07元的汇票，骗取我厂货款立户在济南天桥工商行银×贸易部财务的相信，以棉厂其一不受148,928.07元的款额，其二不直接受理需货方汇票为由，而退换另开一张汇票151,732.80元转至济×县工商银行赵×宝收（另附其俩人在银×贸易部留下的单据“附件之二 ”）。

时至今日，我厂未收其货及货款。为此在不知真相情况下，先后派员，有时应赵×宝电报之约，共计四次安排前来山东落实此事，在交涉承办此项业务工作中，我厂本着相信此业务代办为济阳县回河粮管所单位之信任角度往返两次，以至后期两次才略知其诈骗手段所造成表面事实，以及赵×宝本人在我方追问下所承认的骗取巨额货款173,773.53元私分结王×秀、田×目、刘×秀（王×常）等人事实。

去年的十二月中旬，我厂接到济阳县一农民来信，来信内容为我厂原料科业务员上当受骗一事。带着这一问题，我厂在当月的下旬派出三名同志前来济阳县找到写信的当事人，并询问了一部分情况，据该写信人讲：赵×宝、王×秀合伙欺骗我厂业务员系上当受骗，并表示必要时出庭作证。为此我厂一行三人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找到赵×宝谈话，我们对此表示，希望有棉花就给我们棉花，如没有就退款。

四个月时间过去了，在今年的四月二十一日上午我厂二次派员三人前来回河粮管所找赵×宝，并再次要求赵×宝将非法转为自己帐上的全部货款如数退还给我九江厂方，如若已订货，也可给货我厂，同时他讲明货款变现金后已交刘×清15万元，另王×秀那里也有5.5万元。

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和五月四日我厂分别收到由赵×宝从济阳县发往我厂的电报（附件之三、四），其意图要我们来提货。当我们应电之约在五月八日第三次派员抵其单位时，该粮管所郭所长要派其赵×宝去四川成都出差，这样我方只得在山东久等至六月八日方与赵×宝会唔，从会唔情况看，我厂方同志再次讲到，这批巨额货款到底在什么地方，如若无款谈何棉花之供货。这样赵×宝本人写了一份货款去向说明及其本人意见（附件之五）。其中谈到有王×秀那里分有五万五仟元，为此在我厂多次的催促之下王×秀才免强给我厂退回五万元款，现尚有五仟元余款在王×秀本人手中，我们多次找其催要，他却以种种理由拒绝退还。

八月十二日我厂三名同志，再次应赵×宝和郭象峰之约来到回河粮管所与其所长及赵×宝本人会面，但是这次赵×宝本人在构成事实货款私分和其本人购买摩托车两部及当初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方法所得巨款，无法收回事实面前，而不得不向我们作了书画说明（附件之六）。事至此时，回河粮管所所长郭象峰，还要求我们再宽限赵×宝两天时间，让其筹款。

鉴于以上当初业务交接经过事实和以后与其所交涉了解情况。为此，我们认为赵×宝等人在这批业务上已构成诈骗我厂巨额货款之事实，特报贵地公安机关予以立案查处，以挽回国家经济损失及维护法律的尊严。

以上举报报告当否，望贵局立案查处！

（联系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十里铺，电话：252726 电挂：4930）

举报单位：江西九江国棉二厂

拟稿人：何××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于济南

国企体制内的案件与逻辑思维

在国企体制之中，彼时不论你给企业造成了多么巨大的经济损失，只要你个人未曾获取一分钱的好处费，也未曾参与其中，所有的损失便都能够一笔勾消。于是，我与那牵扯其中且与我个人本无关联的案件就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既然从事的是业务工作，就必然要与金钱打交道，并且游走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调节的形态之间。虽然未曾湿鞋，但难免总会沾染些许潮气，这便是企业政工者的逻辑思维。这种逻辑思维如同一个独特的印记，体现出在国企特定环境下，工作人员对业务风险与自身清正廉洁之间关系的一种微妙认知，既反映出一种无奈的现实，又透露出一种在复杂环境中坚守底线的可贵品质。

集团公司业务中的波折

在集团公司的对外联络业务里，有时即便已经拿到手的交割单，也得礼让同样在做业务的集团公司领导层，做到退避三舍，好在不用举案齐眉。

时光流转，到了1990年8月，然而好景不长。有一次，我孤身一人远离江西，前往四川成都，省纺织工业厅采购并调运紧俏物资——美国进口腈纶化纤原料。原料的采购按照既定计划，货物是要发往江西抚州第二棉纺织厂的，可是九江纺织工业局的领导却一心要求确保货物发往本市的国棉一厂。列车车皮计划已经确定，一时之间难以更改，于是矛盾冲突再次兴起，如同平静的湖面被投入巨石，再次掀起波澜，打破了原本看似平稳的业务流程。

业务决策引发的心结矛盾

实际上，他们并不知晓，早在我前往成都之前，作为从事纺织营销的企业，本应具备充裕的营销储备资金。然而集团公司自成立伊始便是这般处境，再加上经销部赵*武部长与部门殷大姐在北京的一单业务货款出现问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光杆司令的我只能自己设法解决。最终，凭借自身的人格魅力进行求助，从而获得了抚州方面的诚挚信赖，我只身前往抚州第二棉纺厂。涂厂长热情地接待了我，该厂财务部还为我开具了大额信汇自带密码的支票，我得到了他们信任之下预先的资金援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集团公司自身却未能给予如此的支持力度。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毅然决然地坚持自己的想法，毫无犹疑地选择直接将货物调往异地的抚州市。也正是因为此事，我与局领导之间埋下了心结矛盾的种子。这颗种子宛如一颗隐匿的暗雷，潜藏在彼此的关系之中，随时都有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冲突与隔阂。

对国企体制的怀疑

此时的我，对国企长官家长式的做法处处产生了怀疑与不解。我隐隐感觉到，也许在这看似毫无关联的两次事件当中，存在问题的并非工厂或者公司，而是其背后的体制——那能够让人一辈子衣食无忧的国有企业体制。这种体制犹如一个巨大而无形的网，看似为员工提供了安稳的保障，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企业发展的活力与创新能力，使得企业在面对各种事务时，容易滋生出种种不合理的管理方式。

在体制内的“大锅饭”混日子，似乎也并非完全不可行。十五年的青春年华奉献于此，也曾满怀热血、忘我地工作。然而，我所遭遇的最为可怕之事，便是上司领导在各个方面皆不如自己，甚至颇为愚蠢。这对于我个人而言，实在是最为难熬的状况。处于这样的境地，要么选择混混度日，要么就以“走为上计”。

国营企业中的隐忧

在国营企业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看到了许多辉煌的成就，但也不能忽视其中潜藏的隐忧。

就像我经历过工厂企业不作为和公司内部乱作为这两次沉重打击，我总有这样一种感觉：不管是那个伴随自己从小到大、生活了数十年的国营纺织工厂，还是当下新生的国营纺织集团公司也罢，在某些层面上，似手总潜藏着一些问题与麻烦。这些问题犹如休眠火山，随时可能再次发酵或者大暴发。迟早会因为其他的某个事件，由于个人性情意识方面的缘故而突然爆发出来，最终可能会导致自己断送在这国企犹如吃大锅饭般温暖的摇蓝之中。这就如同在看似平静的海面之下，暗涌着危险的潜流，虽一时风平浪静，但危机四伏。

从管理层面来看，国营企业往往有着一套相对固定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在保障企业稳定运行的同时，也可能滋生出不作为现象，还可能导致在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时，墨守成规，不能及时调整生产经营策略，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在人员激励方面，国营企业也存在着一定的隐忧。国营企业常被人诟病为“吃大锅饭”的地方，这并非毫无根据。在集团公司人员结构方面，均来源各企业领导层的关系网的安置。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合理的激励机制没有，员工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情况时有发生。

国营企业虽然有着自身的优势，但不可否认存在着管理效率低、人员激励不足、创新能力受限等隐忧。这些问题如同隐藏的危机，在未来的几年间轰然倒塌。

走出国企

一个充满个性、饱经故事且怀揣梦想的人，历经国企单位的磨砺与认知洗礼，深知在那万人大厂之中，若想脱颖而出，在很大程度上需耍弄手腕且放下尊严，而这恰恰是我生平最不愿为之事。

在工厂机关里，我最为年少。那些机关里经历过抗日战争、南下解放战争等岁月的中层干部，他们既是我的领导上司，又是我的长辈，有的是我忘年之交的朋友，他们的儿女又与我是同学校友，我也是他们看着在纺织工厂大院里长大的年轻后生。在那个年代，“一帮一、一对红”的结对子活动盛行，我竟成了他们眼中的“抢手货”。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若想仕途顺遂，有所作为，必须入党才行。故而，在传、帮、带过程中，他们动员叫我主动填写入党申请并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培养当作重中之重。然而，我同时也心里明白，鉴于父亲的历史经历问题，在那个阶段时期想要入党，简直比登天还难，于是我只能听天由命，接受这样的成长境遇。平日里也会比常人付出更加多些而艰辛些。

鉴于上述种种，刚刚成立不久的深圳经济特区，在我眼中极具吸引力，令我心驰神往。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必定蕴含着诸多的发展机遇，有着广阔充足的施展空间。

南下创业：突破常规的抉择

1991年，当其他人还绞尽脑汁地试图挤入国企之时，我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惊愕的决定：抛弃铁饭碗，南下深圳开启创业之旅！

在这一过程中，我遭遇了身边老领导和朋友们的劝阻与责怪。“小何呀，广东那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你能有何作为呢？”“我们可是社会主义国家，你捧着铁饭碗，还是科级干部，多少人对你羡慕不已，你知道吗？即便你年轻气盛，也应当分清是非呀。跑到那个蛮荒之地，摆弄那些资本主义的东西，这成何体统？”诸如此类的话语，纷至沓来。

想要走出国企，谈何容易？那是一个进入国企艰难，离开国企亦艰难的年代，而我所为的不过是追逐梦想罢了。

1990年下半年，我曾试探性地想要办理“停薪留职”手续，然而此路不通。随后，我因病长期病假住院，时常支扩咯血困扰而无法坚持正常工作，如此持续到次年，方才办理了“吃劳保”手续。这一手续让我拥有了国企职工即便不工作也能领取60%工资的优厚待遇，当然，直至今日，我都未曾领取过这大锅饭企业的一分钱。

　　此外，更为幸运的是，尽管处于休假“吃劳保”的状态，但每次工资普调加薪仍能照常按照职员正常的调资流程进行，这在人事档案册中均有明确记载。在九江国棉二厂1990年5月最后一次上调工资之后，在1992年、1994年直至纺织集团公司解散前的1995年，分别又有三次工资上调，这充分彰显了国家对国企职工待遇工资的关切与爱护。

在后续，集团公司在生存方面出现的问题，其实也是我早有预料的。果不其然，1995年公司被撤销，个人人事档案被转回各自原来的工厂企业。而原来的九江国棉二厂进行体制改革，换汤不换药地更名为九江九纺责任公司。时至2001年，该企业以政策性破产而告终。

走出国企之不易与毅然抉择

走出国企，又岂是轻而易举之事？

那是一个进入国企困难、离开国企同样艰难的年代，而我做出这样的选择仅仅是为了追逐梦想。

在病休期间，远在江苏张家港市的地方外贸领导朋友数次前来九江探望我，并且诚挚地邀请我调往经济蓬勃发展的新型城市张家港。在那里，他们需要像我这样业务能力强的人才，若我调去，还能分配到一套商品楼住宅。休假之时，我先后凭借关系到辽宁辽阳、丹东两市的化学纤维厂，为张家港采进了不少纺织纤维原料。

有了这次探索尝试，我增添了自信心。

1991年，我毅然决然地形式上走出了国企下海探索，时常还关心着公司。怀揣区区两百元人民币和满心的梦想，在“江汉号”轮船的一声汽笛声中，缓缓逆江而上，离开九江长江港客运码头，转道武汉然后南下奔赴广东，也放弃了前往江苏获取职位名利的机会，只为追梦。

父子的人生轨迹：川、赣与粤的关联

“少不出川，老不入广。”

在特定的年代，特定的历史机缘的作用下，父亲在战争年代青年时期，就从家境优渥的四川故乡出走。天府之国，本是丰饶安乐之处。父亲却背井离乡，加入川军抗日行列向着危难进发，心中渴盼的仅仅是一份安定。而中年之际的我，由于身处于改革年代，决然抛弃国企中的安逸生活，从美丽的江城九江离开，向着充满拼搏氛围的的广东闯荡而去。

那年的那个夏夜，当我踏上南下广东的列车的瞬间，此生与国企的缘分便宣告终结。

这对父子，骨子里坚守着一种为人的境界，困苦之际默默忍受、绝口不提，喜悦之时也不喜形于色；这对父子，这般与命运相互交织、错杂纠葛，就是这样逆着世俗的潮流而随心随性地前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