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 产 队 纪 事

墨漾心舟

　　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说“生产队”三个字等于是天方夜谭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生产队消失至今，已过了三十多个年头。今夕对比，日新月异的变化，让人恍若隔世，但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我来讲，对当年生产队的记忆绝对是刻骨铭心的。

　　生产队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合作组织，也是走共同富裕的基层单位，更是一起劳动，共同生活的大家庭。麻记畔生产队是由麻记畔村和堡头上村合并而成的，主要由李姓和刘姓近四十户家庭组成，近二百口人，耕种着两千多亩土地，从春种，夏管，秋收，冬藏，践行着年复一年的轮回，度过着欢乐愉快的时光，经受着风雨雪霜的岁月，增加了件件美好的记忆，留下了段段难忘的回忆。

　　那些年，从互助组到合作化，经过了简短的过程，人们把大件的农具交给了生产队，共同使用，解放后分得的土地也归了集体，共同耕种。人们的生产活动，由大家选出的生产队长安排，种植的粮油作物，瓜果蔬菜亩数也都由队长说了算，队长是生产队的当家人，总管家，领导者。

生产队里的队长，会计和保管，妇女队长是队委会成员，从我记事起就分别由王生祥、刘文广、李满刚和刘桂兰担任。队长负全责，会计负责收支帐目，搞年终决算和分配分红计算，保管负责粮种保存，公用物品及工具的管理，饲养员放牧员饲料的发放等。

　　每天早晨，生产队的上工钟声就会响起。男女社员当天干什么活，到哪里干，听从队长的安排分配。人们便三五成群地从四面围聚过来，一齐出发到田地里。新的繁忙一天开始了。后来有了扩音机，家家户户安上了广播，就不再敲钟了，有什么事队长在扩音器上一讲就行了。生产队的活分轻重，重活一般有青壮男劳力去干，较轻的活有女社员干，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只能干些辅助劳动，如菜地，修沟，场上翻翻晒晒的一些轻活，而工分也是根据劳动能力和所承担的劳动量来确定的。傍晚，太阳快落山了。大家又收工回来。薄暮、轻烟和袅袅的炊烟便妆点着静谧的乡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时的生活就是这样，忙碌有序，纯朴自然。记忆中，男青壮劳力每天10分，妇女青壮劳力8分，老年男劳力6分，小脚老太太大都5分。

　　晚饭后，每家由一人拿着家人的工分本去找记工员李月山、刘文进等记工分，分别报出家人所从事的劳动项目和时间，记工员将当天分值记录在工分本上，到时进行月结和年结，作为人七劳三分配粮油肉和年终分红的依据。起圈粪，挖水井，出派工，交公粮，场上搬扛粮袋子，夜晚看场，秋天打夜更护秋都是青壮男劳力去做，而往地里送粪，春天砸坷垃，耪地除草大都是妇女们来干。

　　在我的记忆里，生产队晒场上最热闹的时节当属夏收和秋收的时节，那是没有收割机的年代，人工拔回来的麦子是一捆一捆的，拉到晒场后，竖在场面上，整整齐齐，就像天安门广场上的阅兵方阵，晒过两天之后，就摞成花瓶一样的大摞，站在摞上的人把扔上来的麦捆层层码放，摞得好看还不会倒掉，下雨不会进水，是需要有点技术的，摞得好的全队应该没有几个，在下面用铁叉挑着麦捆往上扔的大多都是年轻有力气的男人，我则坐在场边的树荫下看着大人们把一场的麦捆摞成一个个花瓶。麦子捆成了麦捆，晒干，摞成了一个个花瓶之后，就进入了打碾阶段，这一个个花瓶又瞬间被拆散，摊成大饼似的铺在场上，男人们挥舞着鞭子，吆三喝四地赶着骡子拉着石磙子碌碡在麦场上不停地转着圈圈，渐渐地，麦秆成了麦草，变得松松的软软的，刺人的麦芒被碾碎，松软的麦场就成了我们这些娃娃们打滚玩耍的好地方，也常常招致大人们的呵斥。女人们坐着麦摞的荫凉里，手里忙着针线活，等男人碾完一遍，听到队长一声“翻场了”喊叫之后，女人纷纷拿起身边叉子，把碾得平展展的麦草用叉子挑起，抖散了，翻过来再摊在场上。经过反复碾压，然后把麦草抖净起掉，由扬场的把式根据风向打着口哨，一掀一掀地扬出了饱满干净的麦粒，留出上交公社和集体的，剩下的就分给社员们。当时李玉山在漫不经心地扬场，站在旁边的“富农分子”刘兴业实在看不下去了，一把夺过木掀扬了起来，一边扬一边手把手地教给其要领。生产队每年夏收和秋收都要向公社交公粮，夏秋收后，把最好的粮食一袋袋一车车送向公社粮站，那是向国家应尽的义务。

　　人们一天三出勤，秋忙时有时四出勤，起身迎着晨曦下地，夜晚顶着月光收割。我那时和队里的小伙伴每天中午给父亲送饭，送去的早了，我们就在地头抓蚂蚱。有一次正在大榆树下玩，突然看见一只锹把粗的蛇在我两腿间爬行，我一蹦子跳起赶快去唤大人，然而等我叫来人蛇却不见了。

生产队饲养有牛、驴、骡、马，用来辅助重体力劳动，犁地、耧地、拉车离不开牛、驴、骡、马，那些牲畜都是在公社注册了户口的，不能随便宰杀和卖掉，牛、驴和骡子都是生产队的大功臣，主劳力，承担着拉运、耕种和各家各户推磨碾米的重活，付出多，吃粗草，好饲养。记得有一年一匹枣红马驹从沟里掉下去了，等到找着抬回到场房已经站不起来了，大人们说站不起来就没救了，那天我正好跟着父亲看场，看着小马驹不停地甩着头，流着眼泪用祈求的目光注视着我，我心疼地抚摸着它的脸，多么希望它能再站起来。然而，第二天早上它就离开了我们，为此，我心里难受了好一阵子，至今挥之不去。

那些年，我和发小虎子、麦玲、小女儿、小九、生全上的同一年级的小学，饶清善、武显杰和刘文广分别当过我们的老师，课桌都是用土坯砌成的，然后给桌面糊上胶泥，用沟里的一种水蓬草一擦又光又亮又好看。我们还常常利用周末结伴到堡子峁摘杏子，看杏子的是我爷爷刘兴邦，他是因放羊摔坏了腰，不能从事体力劳动了，队上就安排看杏树去了。他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一点也不留情，只准吃树上掉下来的，不许摘树上的，而且还不允许带走。

　　最难忘的莫过于逮麻雀了。每年冬天，麻雀最好的去处便是牲口圈，这里草料充足，可以解决它们的吃饭问题；牲口棚上用秫桔搭的屋顶很温暖，能保证它们住得温馨。温饱无忧，却有生命之患。长时间不尝肉味的我们便想开开荤。麻雀与人争粮，在当时又被视为害虫之一，消灭它们与消灭老鼠一样深得民心。于是，深夜麻雀安睡后，我们这些嘴馋的小伙伴就会提着马灯或打着手电筒，到牲口棚下抓麻雀，灯光一晃，这些小精灵便成了囊中之物；下雪后，院里的草料被大雪覆盖，这时，在院里撒点饲料，用木棍支起盛草料的竹筛子，拉条绳子，一头拴住木棍，一头拽在手中，几个人躲在隐蔽处，屏住呼吸。同样嘴馋的雀儿们叽叽喳喳、小心翼翼地试探着，禁不住美食的诱惑，最终，一步步进入伏击圈。这些被捕获的麻雀，被泥巴包裹后放在煤火炉膛中烧烤，待闻到肉香后取出，剥去外层的泥巴和毛发，即可品尝到香喷喷的麻雀肉了。

　　生产队养着六七百只羊，刘兴明、刘文清、刘文海和李成是放牧员，每到端午、中秋和年节都要宰杀上十几只，供社员改善生活。社员们都愿意分点肥肉，回家炼点油。由于粮食紧缺，每家每户养的猪大都难以吃饱吃好，光长身子不长膘，到春节前宰杀时才一百二三十斤，那可是喂养了一整年呀，那年代的猪肉，真是肉香味美。初夏，到了隔羊羔吃奶的季节，放牧员把隔掉奶的山母羊根据奶水多少公平地分配给各家各户，太阳落山羊进圈了，每家的妇女孩子赤膊上阵，挤回一罐羊奶做上黄米干饭，全家围着炕头吃着羊奶泡干饭也十分惬意。

　　较大的生产农具都是生产队制作添制，如犁，耙，耧、架子车等，小的生产工具有家庭自备，如锨，锄、镐等，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期，家家都添置喂养了自留驴，用来驼粮草和驼粪积肥。生产队的固定资产价值微薄，只有队部和牛圈、驴圈、羊圈和一辆马车，存贮粮种和喂养驴牛的饲料的仓库，还有学校和看场房，七十年代中后期才有了手扶拖拉机和柴油磨面机、碾米机。

进入七十年代，遵照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指示，大队号召各生产队派出强壮劳力兴修水利“大战阎王砭”，由于没有经过科学论证，也没有采取有效地防护措施，酿成了李景山、李有莲两位青年社员无谓地牺牲伤亡事故，给家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惨痛后果，后来也没有得到任何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抚恤补助。除此之外还参加公社频繁组织的兴修水利劳动，在平坦的土地上修出一条宽而深的大渠，修渠时，民工如蚂蚁搬家，人山人海，非常壮观，生产队的青壮劳力都报名参加或轮流去，一是出派工分值高，二是吃饭不要钱，能吃饱肚子，省出家里的粮食。

　　六六年以前，生产队社员们都有块自留地，每人约一分地，文化大革命初把自留地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进入七十年代，大队搞了不少副业，也坚持了数年，每年都要各生产队出人力，要求把最好管理和勤劳灵巧的人派到大队副业队，因此东风大队的副业搞得红红火火，但社员也没得到多少实惠。生产队也派出薛万银赶着马车，刘文会背上做皮活的工具外出搞副业。

生产队实行人七劳三分配制，粮油瓜果菜的分配，人口占七分，劳动量分值占三分，所以常常是劳力多的不够吃，孩子多的吃不了，那时壮劳力每天的工分才值几分钱。

生产队分粮油都是用大秤称，称后堆上压个纸条，条上写有户主的名字，以便人们认领，分瓜果菜谁来了称给谁，随时领走，公平合理，不出予盾。那年代社会教化比较好，社会风气好，生产队风也正，队干部们大都不敢多吃多占，怕运动来了挨整，因为那些年运动多，对人的管制和精神约束也多，队干部都有敬畏之心，不敢任性。

　　年终分红是生产队终结分配制，大多年份年终分不到什么红利，常常是劳动量分值减去分到的粮油瓜果菜价，基本持平，大家年终一笑了之，但是有一年分配可观，记忆深刻。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一年，风调雨顺，粮油丰产，瓜果飘香，年终决算时，奶奶家分到了三百多元，全家四个壮劳力，加上老人常年也不休闲，三百元真是个天文数字，全队叫好。那年，我家分了九十多元，九十多元的年终分红也使我们全家激动了好几天。生产队经历过旱年，水灾，冰雹和蝗虫的侵袭，也经历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六十年代中末期的乡村“文革”，尤其是一九六一年的大雨，水灾将田地庄稼淹没，社员们生活困难，靠野菜树叶和可食用的庄稼藤蔓生存，，社员们大都顽强地活了下来。

　　生产队的队部，也就是看场房是社员经常相聚的地方，队部除了晚饭后记工分外，还是社员们开会议事的集中地。看场房每到夏收秋收时才派上用场，一堆堆粮食，一垛垛秸杆，堆积如山，麦收一月，大秋百天。菜地大都种植着按季节可食用的白菜、卷心菜、萝卜菜和南瓜、西瓜、香瓜，到时分给社员们食用，夏季分瓜可是难以忘记的美事，至今我还记得西瓜拌炒面的滋味。

　　春天，暖暖的春风从刮来，有时也有漫天的风沙，休息时到深沟里躲躲。男女社员们不顾多变的天气，坚持到生产队劳动，一年四季在于春，社员们深知这个道理，积肥，送粪，砸坷垃，平整土地修田埂，而后再根据需要按计划进行种植，整个春天，忙个不停。夏天，社员们冒着酷暑，汗流夹背，不停地对庄稼进行管理呵护，除草松土，秋天，是最忙的季节，那些青壮劳力，那些妇女们，那些能劳动的老年人，放假的学生们，都投入到秋收的队伍当中，遇到抢收时，公社还下派干部经常帮助生产队秋收呢。冬天，社员们还要修埂填坡除粪，积肥备耕，那年代提出的口号是，年忙三百六十天，吃过年饭接着干，把大寨精神发扬光大。在生产队干活时，一般中间都有一次休息，时间约半小时，上午下午各一次，用来缓解劳累，排解内急，休息时，社员们都躲到远远的庄稼地或深沟去解手，男人们便掏出旱烟和提前准备好的用旧课本、废报纸裁好的纸条卷成粗壮的烟卷，掐掉两头“吧嗒吧嗒”地抽了起来，生活宽裕而比较张扬的李有禄则拿出“金钟”“大生产”抽。妇女们更是结伴同行，田地深沟是自然的卫生间。那些年，妇女们最盼劳动中间的休息，每到休息时，妇女们都拿出鞋底子进行缝纳，姑娘们织打着心爱的毛衣毛裤，而勤劳过日子的人赶紧去拔点草，捡点柴火。人们在生产队里劳动，说说笑笑，减轻了劳累，增加了欢乐，调节了心情，家中心中的烦心事，说给知心的兄弟姐妹，郁闷的心情得到舒解，快乐自然而来。

生产队时期的利弊分明，人们天天到地里劳动，说说笑笑快乐多，社员们的人际关系也好，畅所欲言，无话不谈，人们心情也畅快，弊端是出工与出力有反差，劳动效率低，无果劳动也多，如春天的砸坷垃劳动，现在看来完全是多余和无效的。件件事情体现了公有，段段时光显现出集体。

二十六年间，生产队不知道远嫁了多少土生土长的姑娘，也不知迎娶了多少新媳妇，更不知安息了多少故去的老社员，当年的好劳力。生产队的社员们，因长期同劳动，共生活，其感情胜过上学时的同班同学，从军时的同连战友，结下了真诚的友情，延续给后代人。家庭中的打窑修房盖屋，婚丧嫁娶几乎是全队出动，人们不讲报酬，不计付出，不图吃喝，连家庭中的织布染线也是商量着来，合起伙来做，其乐融融。印象中隐隐约约还记着生产队还收拾了一间小屋，里面摆放上桌凳，那是村里的扫盲班。不忙的晚上村民可以来接受扫盲教育。每家都有的广播、扫盲班、露天电影等无不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

　　生产队生存的二十六年，有过甜酸苦辣，有过风雨兼程，更有过风风火火的日月，团结互助，喜乐共享，苦辛同担，那真是激情燃烧、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它成为一种记忆，一种过往，铭刻在那片肥沃的土地上。从懵懂无知的孩童，到天真烂漫的童年少年，我们走过了人生最初的时光。有人说，人生只有童年，剩下的就是回忆。的确如此，那个清苦却是多彩的大集体生活影响了我，也让我永远难忘。田野上的自然图景，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刻在生命里，从来不需要提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因为从国家的发展来看，它只是一个阶段，但从短暂的人生来说，它却是一段最难忘的旅程。是那段厚重的历史投射在经历过那段历程的人生命之河的倒影。

　　兜兜转转，起起伏伏，我们已经走过近六十载的岁月，漂泊在外。但无论何时，耳畔总有那时故乡的风暖暖吹来，总有熟悉的乡音在心头响起。生产队那些景、那些人、那些事，永远都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