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定的故乡

林樵

2024.12.22《延安日报》第04版 杨家岭

命定的故乡

刘江

　　用母亲的话说，我的懂事是从那一天的黎明开始的。那一年我十岁，被母亲叫醒时，还以为和往常一样是让我拉驴去下沟驮水或是磨面，睁开眼睛却发现了异样，屋里热气腾腾，母亲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炕角里的席子已经被母亲卷了起来，炕皮上倒了一堆草木灰，灰堆旁边放着一只脸盆，盆子里泡着一把剪刀。母亲说，快，快到那窑里把你奶（nue）叫过来。祖母几乎是手扶着墙根从隔壁窑里爬过来的，当她气喘吁吁站在炕栏边时，母亲已经瘫坐在了那一堆草木灰上。母亲的口气听上去像哀求一般，她说：“樵子……快把头扭过去……”

　　就在我转过身的一刹那，一个新生命的啼哭从我家的土窑洞冲向夜空。

　　从那天开始我沉默寡言，几近失语，几乎不敢看母亲的脸和眼睛。祖母说，把娃怕着了。母亲说，他是长大了。母亲的痛，从此伴我终生，人越大，痛越甚。仰望苍天，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没有人在生命的紧要关头比我的母亲更加无助。

　　多年后我看到一行文字：过去，沙漠里妇女临产时，把远处的净沙铺在暖炕上，使婴儿生在沙上。

　　泪湿书页。

　　其实这里并不是我的脐血之地，我下地学步的第一个脚印也不是印在这里。早年母亲随父亲工作之地的变动辗转在外，在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的时候回到村里，那时候我已经五岁。如今尽管那几孔窑洞几乎坍塌成了一片废墟，但那废墟下有我们一家四代人艰难生活的印记，有一个懵懂少年从县城到山村的种种恐惧、不解和屈辱。我不明白，这里的教室为什么没有电灯、没有门窗，冬天的墨汁会冻成一个冰坨；不明白这里的老师为什么不会汉语拼音，会将乾坤读为“gankun”；不明白拿着搪瓷碗到大食堂为什么再也打不到饭吃。在这里我见证了生命的两极，我用少年惊恐的目光看着村人将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一个一个抬上山去；看着母亲躺在炕角的血泊中呻吟，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生”和“活”这两个字的真切含义。我和单纯、活泼、无拘无束的童年从此一刀两断，无忧无虑的笑声戛然而止。

　　十二岁那年我进入初中读书，总算与那个叫故乡的村子拉开了距离。但“文革”开始了，只上了一周课便“停课闹革命”，只好又折回村里，拉着一把小镢头满山可洼去挖药材，换点零钱补贴家用。一天躲在石岸下避雨，我的伙伴神秘地掏出一根细麻绳，说他学会了一种算命的方法，用这麻绳量人的小肘弯到中指尖的长度，再量五指的长度和手掌的宽度，就可算出一个人的寿命长短和子女多少。他先给自己量了一下，自豪地说他能活八十岁，今生会有两男一女。可到给我量的时候脸色却慢慢凝重起来，反复量了几遍，嘴里不住地念叨，咋是个这？咋是个这？却不说出个究竟。在我一再地逼问下，他才变脸失色地说：“从这卦上看，你这辈子不会长寿。”末了又补充说：“你放心，我是不会对第三个人说的。”

　　头上挨了一闷棍，人一下子就蔫了。那谶语就像一把刀，高悬在头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来。不能说活了今天没明天，但时常在心里想：过了今年不知还有没有明年？忧郁如影相随，可日子还得过，既然生命的长度早已被一只无形的大手设定，自己只能把手跟前的每一件事情做好。本就羸弱忧郁的少年失了爽朗笑声，变得更加小心翼翼，稍有冒险的事情只要一抬脚，头上的警钟就会敲响。那根算命的细绳就像拴在心尖上一般，扯得你生疼。

　　人生性格，就此奠定。

　　其实当我战战兢兢在家乡的土地上求生的时候，在心里是更愿意头顶上能有一只无所不能的大手存在，但他不应毫无根据地将每一个人一生的运数设定，更不应该根据一个人烧香跪拜的频率和上供的多少而分配祸福。他那无所不知的目光应该洞察每一个人的心灵和才能，根据他们的作为分配寿命和财富，真正做到善恶都有报。使每个人都不用讨好任何人、任何东西和一切无形的力量，而在朗朗乾坤中用自己的作为换得应有的福报，真诚地、无忧无虑地度过一生。

　　我们村曾是乡政府和管区的驻地，办过一个图书室，留下一些书，有《三国演义》《杨家将》《铁道游击队》等。这些书将笼罩在我头上的忧郁打开了一个天窗，别人那神神奇奇、轰轰烈烈的故事虽然不能延长我的生命，但那众多生命的灿烂辉煌丰富了我的当下，给我命定的日子投进了一束光。尤其一本《白蛇传》读得我心惊肉跳，盗草那一章让我在煤油灯下泪流满面。心之所诚可以使蛇变成人、可以使停止呼吸的人起死回生，那么什么又是我的修行呢？

　　尽管我再也没能走进学校的大门，再也没能坐在书桌前读书，但从此文学便温暖着我那颗战战兢兢的心，成了我忧郁生活的救赎之途，成了我续命的仙草。

　　我把做好每一件事和多读一本书都视为修行。生产队推举寡言少语的人当上了大队会计，上传下达中公社抽调谨慎行事的后生去帮助文书整理档案，全县开展矿物普查时公社又推荐进入了工交局组建的找矿队，矿物普查结束县上成立汽车队由工交局主管，勤谨吃苦的人便成为了一名卡车司机。那一年我十七岁。

　　后来随着农转非政策的落实，我们全家的户口也都随着父亲迁到了城里，我的心才稍稍的踏实了下来。仿佛只要远离家乡一步，那谶语的魔力就会减轻一度。从此我从心里便将它搁置在一边，仿佛那里的四季荣枯年景丰歉与我再无牵连。在意的只是回村上山的路是否硬化，雨雪天开车上山，轮胎是否会打滑。

　　命运几经转折，我最终成为了一个电视新闻工作者。尽管随着年龄、阅历和知识的增长，对人生、命运有了新的认识，但那男子汉应有的自由奔放的天性，像关在笼子里养大的鸟儿，即使放归自然，眼前有了万里蓝天，却没有自幼在风雨中练就的搏击万里的双翼和胆魄。在主人门前的枝杈上筑巢歌唱，到主人的窗台寻觅定时供养的谷物，仍是生命的常态。我自嘲为“有事无业”。那谶语虽然隐没在岁月的深处，但它会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等着你，每当转折、担当和选择来临的时刻，总会跳出。心头不由一声叹息：下辈子吧！所以大半生做事，谨慎有余，拼搏不足，多顾当下，少计长远。偶拾些零散文字，也只是一些情境的记录和思绪的宣泄，并无系统的研究和深入的思考。职场四十三年没有做成过什么大事，似乎一直生活在真正的世事之外。冥冥之中，好像总有一双无形的长臂从荒芜的窑院里伸过来，时时刻刻将我环抱，左右着我的为人处世。

　　我们这个村庄地处黄河壶口瀑布西岸，因坐落在一座观音庙的东边而得名“落东”，政治化的年代有人曾给她改名为“东昇”，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就又按照旧习叫了回来。这是一个在县域地图上也很难找到的小村庄，最热闹的时候有二百多口人，如今常年生活在村子里的人只有三四十口。每一次回去站在村口，第一眼就能望见我们家的老院。我想不少人心中大概都有这样一个村庄，年少时你恨她、怨她、怕她，时时刻刻都想离开她，离开了，也会想着再也不要见到她，最好一辈子再也不要与她有任何瓜葛。但是年老后，却日日夜夜都在想着她，想着那里的山水草木及人和事，想着村口手拄拐杖的老人和老树一样，一年比一年少，想着一些永远也想不明白的事情。

　　进入耳顺之年我明白，我有一笔心债未还。尤其在父母弥留之际，都一遍一遍说着“落东”，说着“回”的时候，我明明白白感到，我的初心欠这个村庄一个应有的位置。故乡，并不都是锦绣田园；童年，也并不都是无忧无虑。爱恨交加，说不清道不明，也许才是一个真实的故乡。故乡，不只有风花雪月，更有征夫白发向风而歌。给我生命的亲人长眠在这方厚土之中，我就是这个土地上的人。

　　这里，是锻打生命的铁砧。她铺就了我生命的底色，是我命定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