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专大学的日子里》（一个农业中学的故事） 陈尚志 2024

东郭先生

《 在红专大学的日子里 》

（一个农业中学的故事）

陈 尚 志

作 者 简 介

陈尚志，1943年出生，1963年在沧州老二中（捷地）高中毕业，未参加高考，在沧州市教育局做代课教师。

1964年参加铁路，在铁四局机筑队电工，1970年调新二处修配厂。

1972年底调天津铁路分局工程队。其中：1976年～1979年兼职业校电工技术教员，1995年被聘任工人技师至退休。

退休后，在外企工作三年，担任工程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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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红专大学的日子里 》

（一个农业中学的故事）

陈 尚 志



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我正在沧县乡村的一所民办中学读书，由初一升初二。

学校很小，只有两个班级，三名教师，背景不同，差异很大。其中两位年轻的，都是二十岁左右，是在新社会读完初中高中的，俩人都姓于，是本家；那位年长的，姓路，约摸三十七岁或三十八岁的样子，这人比较麻烦，不是别的，用当时的话来说，是历史上有问题，不清白，他是国民党一个高级军官的儿子，高中毕业参加航空学校学习，经历过抗日战争，后来做了空军飞行教官。

大陆解放前夕，他的父、兄去了台湾，留下他来接母亲没有走成。刚解放时政策较宽，下面的基层干部也没有那么多禁忌，于是就安排这位有文化的路金荣先生当上了乡村民办中学的教师。

路先生政治上不够可靠，学问却是有的，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妙语连珠，简繁得当，思路清晰，十分得体；两位年轻的于老师初执教鞭，赤诚一片，认真备课，热情讲授，学校的教风颇为严谨，彼此相辅相成，大家相安无事。

这一年，农村成立了人民公社，那时，方方面面的人总是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有一天，学校的老师们陪着乡里的一位领导，向同学们宣布了一个重大的“激动人心”的消息：全公社的民办中学都要集中到公社管委会所在地—李天木辛庄，合併在一起，由人民公社创办一所新型学校，即是又红又专的“红专大学”。

这个事情，不要说对于一群涉世不深的十几岁的孩子，即使对于成年人，对于老年人，也是匪夷所思，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当时我和同学们的那个感觉呀，既新鲜又迷茫，既疑惑又兴奋，那才叫朦胧呢！怎么，一夜之间，初中二年级的学生突然就变成了大学生？有些人连“荒唐”两个字都不会写呀。

我们生活中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朦朦胧胧的跟着领导者走，总是有既得利益者，只要不换领导，不改章程，永远没有什么错误。生存的空间，决定着人们生存的意识。

说快还真是快，那时是闻风而动，雷励风行，第二天，我和同学们打起背包就出发了，步行二十多华里，来到目的地。

1958年刚开始的人民公社，跟后来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还不一样。那时的人民公社辖区很大，下面设置好几个管理区，每个管理区就管着十个八个生产大队（大的自然村），1959年后我县的管理区这一级就撤消了。那时全县只有七八个公社，城关镇及近郊一个，东乡西乡南乡北乡，各有一两个，李天木辛庄就是东乡的公社所在地。

1958年时兴的名词很多，其中一个名词就是“下放干部”。有“集体下放劳动”定期轮换的，有“个人下放”定居的，也有上级下放“充实”下级管理的。

县里的第一书记听说就是省里下放充实县级领导工作的，李天木辛庄公社的第一书记由县人民法院李院长担任。

在公社管委会门口，曾经同时贴过两张布告，一张是人民公社的《公告》，下面署有李同志的名字，另一张是县人民法院判决罪犯的《布告》，法院院长的署名也是这位李同志。

两张布告并排贴在那里，让人看起来总觉得不那么对劲，不那么舒服。

这李同志是一位法律专家，担任法院院长本是顺理成章，轻车熟路。如果组织上领导层认为他“才堪大用”，应该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何必让他既当县法院院长又当某一公社的第一书记，给这方百姓一种压抑的感觉呢？

公社的“红专大学”成立大会，开得朴素而隆重，很多陌生的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学校的校长也是由公社的领导兼任，七八个民办中学凑合整编在一起，也是浩浩的数百人之众。学校设在大礼拜寺里，同学们住宿分散在乡亲们家里。

我和于葆荣、于更生、于志昌、苗祥东等同学住在一户回族大伯大妈家里，大伯大妈对我们极好，尤其他们那个小儿子，跟我们像亲兄弟一样，后来我们搬家的时候，那位小兄弟又哭又闹，大发脾气，我们竟至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

此后我一生中，结交了许多回族兄弟，有五六个是铁哥儿们，那真是肝胆相照，真心实意。这些都是后话，且停赘述，我们还是回到红专大学刚成立的日子。

一个月过去，同学们逐渐明白了，我们这个红专大学，其实是“只红”不专，只炼红心，不修专业，只讲劳动、不讲读书的大学校。

每天讲得最多的是劳动和军事化管理，早上五点钟就要起床，操练跑步，然后吃早饭，下地干活或者上文化课。

可又一点儿没有准星，一搞起突击来，就停了文化课，就要在凌晨四点或者三点钟紧急集合，帮助附近村庄抢种抢收，每班每组都有任务，有定额，有竞赛。

大家最怕的是耕种前的深翻土地，那时拖拉机极少，干活全凭人力。有人提出所谓的“科学建议”，说是“深翻二尺半，产量翻一翻”。公社农具厂、铁工厂的铁匠锻造师付们，奉命专门生产那种二尺多长的直锹头，装上木柄，就得有好几公斤重，用以深挖土地。

那时田野里也是红旗飘展，人声鼎沸，喊声连片。一会儿喇叭筒广播说，某某同学苦干加巧干，创造了一天深翻土地一亩的最高纪录，一会儿广播说，另一某某同学半天创造了深翻将近六分地的更高纪录。纪录越创越高，难度越来越大，大家的定额也相应的向上提高，你干不出来就是没有革命干劲，就是有“右倾松劲情绪”，就是对大跃进不满，那几乎就距离当反动派不远了。

深翻土地搞竞赛，割稻子搞竞赛，刨山芋搞竞赛，捡稻穗也要搞竞赛。跟前就有负责督战的老师和学生会干部，谁干活稍微慢一点，就要受批评，受喝斥，挨吓唬。

那时农村的孩子单纯的很，没见过什么世面，十几岁的初中学生，哪里经得住这一通又一通的胡折腾，不是一天半天，而是天天如此，而且经常夜以继日的“挑灯夜战”，到午夜方休，明天还要重复头一天的“革命干劲”。

那时候说是要“一天等于二十年”，纯粹是胡天胡地，大小管点儿事的人，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好像没日子“作”了似的，疯狂的赶啰人。

这年秋冬，虽然也上了一些文化课，可大家在头一天的劳动竞赛中累得够呛，身子都快散架了，第二天只想歇会儿，哪有心气儿再上文化课呀，有心也无力了。

有些同学经不住这种“革命的考验”, 跑回家去，不上这份“红专大学”了。有些年龄稍大一两岁的男同学，一不作二不休，索性跑到外地去当工人挣钱，1958年的所谓“盲流”，就包括这些同学们。

这年秋冬，可能是我这一生当中最忙、最累、最疲劳、最紧张的一段日子，有时累到极点，真想还不如干脆倒下去死了算了。

我也曾想过逃亡，但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想再坚持几天再说。就这样，坚持着，坚持着，终于挺过来了。后来，每逢我回首这段往事，总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

也算是相反相成吧，“苦难”，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有时真可以变换成一笔巨大的无形的精神财富。坚挺渡过苦难的过程，也是意志成长的过程，对于此后一生，将有着巨大的“参照效应”和调节作用。

在以后的生活中，当你异常顺利时，可以减少张狂，减缓逆转，避免乐极生悲；当你遭遇困难时，可以平衡心态，避免惶恐，冷静对待，理智处理。当然，这只是日后的感想。

在那个时期，对于我们这一群不谙世事的初中学生来说，要真正做到任劳任怨是十分艰难的，有一句俗语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只有那些经历过长时间弯腰干活的人，才会对此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当时同学们又累又乏又躁，怨气回荡，怒火中烧，却又不敢发作出来，有时实在憋不住，发点牢骚，还要提防有人打小报告。

有一个同学忍不住，说了句：咱们比“劳改队”还累，简直要累死人。很快被别人打了小报告，学校组织了大会批判，小会批评，搞了好一阵子才罢。

别以为只有文革才有“批判”这个名词，其实早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就经常使用这个名词了，1958年发扬光大，只是，还没有文革时期那样系统化、专业化和全民普及化。

学校领导对于那些打小报告的人，是有奖励的，奖赏之下，必有勇夫，也必有出卖良心者。

那时的奖励倒不是金钱，而是一种所谓政治上的“进步”，看起来是无形的，但也可能很快变成有形的，有的可能要顶替学生会干部，有机会还能够优先选拔分配工作(滿16岁)，成为国营企、事业单位的正式员工。

当然、这毕竟是极个别同学所为，而绝大多数被选调的，都是能够吃苦耐劳、言语谨慎且又年龄稍大的优秀学生，这是勿庸置疑的。

如果说今天的中学生们、青少年们生活得很累很累，那肯定也是一种有目标的“累”，是一种有追求的“累”，或者说，是家庭或个人主动性的、自找的“累”；而1958年 我们那些青少年所受到的那“累”，则是一种盲目的“累”，是一种带有政治胁迫性的“累”，其家庭和个人都是被动的、无奈的和带有恐惧性的。这两种情况无法比较，只能用社会的进步来做解释吧。

后来，大后来，经过政治学习，这才知道，1958年的狂热，主要来自一级又一级的干部们，上有所好，下有甚焉。其中包含着无限的对上迎合，投其所好。这对于整个社会的正直与进步，是一个莫名的悲哀。

1959年初春，政策调整，学校从大礼拜寺搬出来了，迁移至邻村（崔庄）的一所大户庄院。那房子又高又大，三进三出，两侧跨院，厢房连成一片，共有一百多间屋子，高墙广厦，巍为壮观。公社党委文教部长朱凤池调来充任专职的校长。

上级为了充实“红专大学”的独立办学、发展壮大的能力，特别从各个村庄集中调拨了近百头猪、近百只羊、十几头骡马、牛、驴等大牲口；又从附近划拨了几十亩水田、旱田和园田，眨眼之间，我们学校俨然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富甲一方的“集体农庄”。

虽然这种“一平二调”政策，违反了经济规律，可是，做过了的事情，就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了，后来想改都难。

这个时候，大概也是根据上级指示，学校改变了过去那种充当公社突击队和预备队的性质，走上了比较稳定的半耕半读的道路，虽然每周还是三天上课三天劳动，但劳动的强度缓和了，上课的课时增加了，早自习和晚自习的时间也相对的固定下来了。

同学们按照生产需要和体能体力，被分配到园田组、大田组、水田组、饲养放牧组、小工厂、机动组等等。

我和小戴、小赵等四人被分配到饲养放牧二组，主要是放猪、养兔。我和小戴俩人一起放牧，有时一人半天，有时一人一天，总之不能耽误了上课。

那些由各村集中起来的近百头猪啰，刚到之时，东窜西跳，浮躁不羁，就是不能合群，你要想从庄里把它们赶到庄外去放牧，十分艰难，路上圈不住它们。

我和小戴费尽了脑子，几经失败，终于摸索出一个让我俩能够自鸣得意的“好”办法：先把猪啰们圈在大圈里，俩人双手各执长鞭，转着圈的抽打，打得那些猪啰，都往里圈“中间部位”闪躲拥挤、厮磨，这样搞上几次，猪啰们就把身上各自的气味传递给对方，又从对方获得不同的气味，这样一来二去，它们就臭味相投“腥腥相惜”了，也就融为一体了，也就甘愿合群了。这办法不一定科学，却有奇效。

　　东乡乃空旷之地，地广人稀，三里五里是见不到一个村子的，远处有村子也是耕地不如荒地多，耕地“匆忙”收割后，遗落的稻穗、麦穗、玉米秸子、山芋秧子，甚至连地下未刨净的胡萝卜、土豆、山芋……等等，猪啰们都能嗅到、拱到、吃到；荒地里的野草,尤其是黄菜盘子、灰菜、扫帚菜、佬鸹金、野韭菜等等，都是猪啰们的美味佳肴。

我和小戴都是十几岁年纪，都带着股孩子气，在各自的班上，俩人学习都还算不错，人也装得斯文，可一到荒郊野外，我们就上来“张狂”劲儿了。

有时我们心情不顺，就随便抓过一头“淘气”的猪来，用皮鞭、木棒胡乱抽打一通，随着猪的嚎叫，三十米、五十米，甚至几百米以外的猪啰，也会闻风跑来,看个究竟。掌握了这个规律，有时我们急于收工回学校，就胡乱抓住（圈住）一头肥猪来抽打，看那分散在四面八方觅食的猪啰，闻声而应，呼呼的风也似的往这里奔跑的情景，我曾想过：在它们的脑袋、心脏或者血管里，必然有一种潜在的不为人知的联系，它们是有灵性有生命的活体，尽管它们最后的结局是要被人类宰杀食用，但在它们生长过程中，不应该再受到额外的虐待了。

虽然我们每次紧急集合时，鞭笞的是那些抢食的“恶猪”，可是，这些恶猪只为争食，并不残害同类，也算不上多大的罪恶呀 ？！

后来，我和小戴逐渐改变了这种“打猪”的集合方式，改用了吹哨子集合，当然不是乱吹，是有节奏的吹，一点一点的训练，这办法来得慢些，却也管用。

放猪的时候，我和小戴常在野地里偷着读书，其中也有小说，比如读过《三國演义》什么的，记得书中有“荆州牧”、“冀州牧”、“徐州牧”等官职，我对小戴说：你说过去那些“州牧”，对待老百姓，是不是像咱放猪一样？

小戴说：应该是，大家都是放“牧”的嘛！放牧，不就是用鞭子和木棒，管理着你属下的猪、羊、牛、马的生活吗？嗨，一千多年的事了，管它呢。先看好咱们的猪吧，跑得太分散了。

在漫无边际的田野里，在地旷人稀的荒原上，我们那时很惬意，小戴学会了吹口琴和笛子，我比他笨，只学会了吹口琴，可我书比他读得多。

红专大学的文化课，用的还是初中的课本，我们班从初一到初二的语文课，本来一直是路老师任教，我觉得讲的还不错，同学们也都认可。

到了1959年春天，语文老师忽然换了人，是新来的刘老师。学校说他是个“大”知识分子。四十岁的样子，高高的个子，厚厚的眼镜片,可总是弯着腰，让人看着不舒坦。班里消息灵通人士说，是大学的讲师下放的，也有的说是教授，我不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全国能有几个大学教授？肯定是极少极少，听说那时大学教授都是国务院挂号的。即便是讲师，也不会太多，恐怕比后来新世纪初的“博导”还要少得多，少得多！

这位刘老师一走上讲台，就有点儿神经质，连课文也读不顺当，一句话重复好几遍，罗里啰嗦。同学们意见很大，背地里免不掉笑话评说。

我自幼尊师敬儒，看到或听到学問大的，就崇敬得“了不得”，任其有点毛病也不在意。可是,当我看见这位近乎迁腐的刘老师，在校长面前，竟那样的点头哈腰，格外讨好献媚的时候，心里堆积起来的高大形象“一落千丈”，厌恶的情绪油然而生。

过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总认为大知识分子都是耿介之士，今日却见到了“文人无行”！这是我思想上感情上无法接受的事实，我真是见不得那副奴颜婢膝的样子。

那时我知识肤浅，不知何为韬光养晦，不知辨伪辨奸的艰难与复杂，不知周公遭受流言时的“恐惧”，王莽作态“谦恭”时的“人望”，精忠岳飞之孤傲负气以招致祸端，而奸佞秦桧子孙三世广结“善缘”，贵显庙堂。

人世间的艰涩纷杂、沉浮无常，怎是一个平庸少年所能理解、所能剖析的。

人们会想，这位佝偻着身躯的刘老师，也许内心充满着痛苦和无奈，也许惮于个人或家庭的生存重负，或者怀有其他难言的苦衷，那时的我何必那样敌视他呢？何必那样苛求于他呢？

然而，后来的情况变化，却又是一番景象。

讲课好的有学问的路老师，连班主任也当不成了，彻底变成了以劳动为主的 “替补老师”，刘老师春风得意的当上了我们班的班主任。

一个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的日子，我到家后患上了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星期日下午没有按时返校。

当星期一我拖着病体，步行二十华里返回学校时，刘老师对我大发脾气，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儿，要我作“检查”，责问我为什么不能按时返校。我说因为有病来不了，刘老师说，为什么别人回家不得病，就你得病？为什么别人能按时返校，就你一个人不能按时返校？

我心里想：“这刘老师不可能是大学里走出来的人，大学里能有这种人吗”？

刘老师不依不饶，组织全班同学批判我，搞了一下午还不算完，晚上自习课改成批判会，还要搞我，非要挖思想根源和政治根源！看看“到底是什么思想作怪？”

终于把我逼急了，我冲口而出：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作怪！我心里也清楚，这个政治名词是报纸上批判干部用的，似乎与犯罪同义而与孩子们无关。

一言既出，石破天震，语惊四座！刘老师竟也呆住了。而后他嚅嚅的诘问: 你什么意思？你说谁机会主义...... 同学们见刘老师胆气不足、怯懦心虚的样子，便三三两两的交头接耳起来。这节晚自习课的批判会，就这样搅乱了，流产了。

散会以后，刘老师又单独找我，问我听到什么风言风语没有？我说没有，真的没有。

刘老师还是不信：那你为什么提右倾机会主义? 我说：我拉肚子可死不了人，应该带病坚持返校，可是躺在家里休息不返校，“ 缺少革命干劲，” 这不就是“右倾”吗？ 借着有病躺在家里偷懒，这不就是“机会主义”吗？

最后刘老师酸酸的说：你不是说有病吗，那就先别上课了，在宿舍里休息，也想想写检查的事。

我知道这是变相停课，就干脆躺在宿舍里休息起来。有些同学到宿舍来看我，头一个是孙玉栓，接着是孟庆兰和于淑贞，后来是于淑玲、唐淑贞及于葆荣、于志昌等等。

过了两天，校长知道了（也许早就知道），找我谈话，了解事情原委，又反复找班干部谈话核实，这事就算完了，我也没写什么检查。

可是没过几天，刘老师就消失了，他没有跟班上同学们打招呼，走得不大体面。也许他在政治上不遂心，或者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

他心中有怨气有怒火有激愤，但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迁怒于学生，把邪火发在学生们身上，甚至把“整”学生做为政治上邀功自赎的手段。

做人要有人格，要有个基本准则，不能因为强者迫害了你，你就去迫害更弱者！尤其是在校长面前，“先生”那副过于卑恭的样子， 就可使“师道”尊严扫地！

如果先生此后洗心革面，当然可以重塑自己的形象。愿上帝宽恕他。我在学校没有多说刘老师一句坏话，我不同情他，只是可怜他，白读了那么多年书！

刘老师过去不一定做过老师，此后也不适宜从事这个职业，德器偏狭是一方面；才具不足，首先口才太差。站在讲台上，你嘴里拿不出真货来是不行的！起码是难以服众的，说是误人子弟也不为过。

路老师又回到课堂上，讲授语文课了，同学们很高兴，他自己也高兴，他平时那张一贯严酷冷峻的脸上，竟时而也有些微笑了。可是谁能知道，这却是他最后的几节语文课了。

春末夏初，大地温暖，学校的庭院里却还带着春寒的余韵，校长传达了上级“动员部分师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报告，全校师生都要积极响应，都必须写出申请，要“自愿要求”下放回乡务农。

我的同窗好友谢炳义问我，写不写？我说，不写。谢说，我也不写。我们以为学校肯定要找我们谈话，逼迫我们“自愿”写申请。

可是我们猜错了，“校办”的院子里一片忙乱，没有人理睬我们。学校的下放名单是已经预先确定好了的，根本就没有考虑做什么“动员”工作，开大会做报告就算是动员了，要谁走，谁就得走，不走也得走。

第二天，学校就匆匆忙忙的宣布了下放人员的名單。以路老师为首的两名教师和几十名学生“光荣”下放回乡务农（没有我和谢炳义）。

路老师和许多学生都掉了眼淚，因为在筹建学校和巩固发展校园的过程中，他们都是骨干，很出了力的。生活就是这样，这个路老师呀，工作能力比很多人都强，可脾气却像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自己是反动派军官的身份，却硬充耿直强项（不是强项令），基本上不会巴结领导。

这是不是活该呀？生存的空间就是这个样子，你教课再好也没有用呀！那个时期的上级不抓教育质量，上课全凭自觉自悟，无人验证你的成绩。

路老师的性格，跟先前离校的刘老师正好相反，是两个极端，要是俩人匀一匀，也许情况要好些？

刘老师只讨了校长的欢心，可校长又担心大家对刘的意见太大、太多，恐怕影响到自己的前程，而不敢留用刘老师；而路老师呢，是校长本心就不願留用他，其中包括几个跟路老师过往较密的学生干部和优秀学生，也受到株连，一併下放。

路老师的离校，有政治原因但主要还是他自己的性格害了自己，悲剧的性格造成了他命运的悲剧。

在离开学校的那天，他那做过军人教官的笔挺的腰杆，终于有些弯曲了。然而，他始终没有在学生面前吐一句怨言，甚至还强承笑颜的鼓励留校的学生，要珍惜机会，好好学习。这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实在是弥足珍贵。

路老师以后的消息，我是在九年之后才听到的。他回乡以后，踏踏实实的种了几年地，也帮村里的集体，搞些副业加工，但终于没有躲过“革命运动”的大网，在一场触及灵魂也触及皮肉筋骨的革命运动中，他终于没有经受住革命的洗礼，最后“自绝于人民了”。

他家里只有老母和妻子，他是个孝子却没有孩子，不知道从宗教学说的角度上怎样解释这种情况，反正世间俗人是很容易产生困惑的，很容易对“种因得果”的“灵光性”产生怀疑和动摇。

希望宗教界的善男信女们能够原谅笔者的无知和茫然，并能够祈祷神灵发挥更大一点的作用，让人间百姓更平安顺畅一些。

中国人的习惯,对于“自寻短见”的逝者，往往是带着一种敬畏和惋惜的心情，况且，跟路老师同一天死的，还有他的老母亲，是先他一步上吊死的。据人们分析：路老师在摆平老母亲的尸体后，自己随之而投缳自尽的。

路老师的妻子是被丈夫提前支派到谷场上，翻晒谷物去了,她回家见到的，只是婆母和丈夫的两具尸体。公安部门没有查出别的异常，就很快结案了。

路老师在学校的时候，以教学严谨出名，而且多才多艺，样样都行，确实是个人材。他讲授过的语文课，后来逐渐地被融合了。只有他教过的一首歌，至今在学生的记忆中，依然十分清晰，那歌词是这样的：“晚霞映红了天空，鸟儿在枝头低声歌唱，微风从田野里轻轻吹来，我的心儿也飞向远方，啊啊，北京！啊啊，北京！在这美妙而宁静的夜晚，我想念着你呀，祖国的心脏！”

别管怎么说，路金荣老师还真是热诚的为乡民们办了几年中学教育，他教过的学生，有些进了国家重点高中，有一人考进南开大学，有的当了报社编辑，有的当了解放军军官，有的当了市长，有的当了大学的院系领导，有些被选调到国营企、事业单位工作，有些人在乡里成了不显山不露水的富裕户。如果没有路老师“帮筑根基”，这许多人要发迹也难。

　　1959年春天以后，红专大学的牌子摘了，换上了农业中学的牌子，这就有点返补归真的味道了。

这天下午，班主席（班长）悄悄的通知我，“晚上七点钟，在校长办公室小院里开会，要注意保密，不要跟别人讲”。像这种“神圣”的会议，我还是头一回参加，满心高兴，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晚晌七点钟整，我准时来到小院，那里陆续来了大约四十多个同学，我的好友谢君也在其内，大家彼此点头，都没有说话。

朱校长出来了，他是革命军人转业干部，说话很冲：“ 同学们，你们是咱们学校最好的学生，在学习上是排头兵，在生产上也是排头兵，学校信任你们，我信任你们，我可以把咱们学校的家底透给你们，现在，咱们学校面临的困难很大....你们心里有个数就行啦，不要跟同学们乱讲。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朱校长咳嗽了一下，主管总务的孙老师赶紧走上前来，接着话头讲，“今天晚上有一个特殊任务，咱们组织突击队去完成。大家注意保密，不要乱讲，谁讲了谁负责任，願意参加突击队的留下来，现在散会！”

同学们都没有走开，谢君在我耳边轻声说，每次都这么讲，好几次了。我问：到底干什么去？谢君说：你一会儿就知道了。他轻轻推开我，向一边走去。

孙老师重新清点了人数，为39人。孙老师讲，大家就不要离开了，上厕所的，赶紧去，抓紧一点。

同学们在院子里，也不敢多说话，就那么干等着，站累了，蹲下，蹲累了,又站起来，这么倒腾来倒腾去，等待着一个“庄严”的时刻。

晚上九点钟的时候，朱校长、孙老师和学生会主席臻赞来了，首先宣布纪律：一、服从命令听指挥；二、不要说话，不要交头接耳，不要议论。然后分发月饼，准备做宵夜的点心，同时，召呼一些同学去拿工具。

晚上九点一刻，队伍出发了。夜很静，劳累了一天的村民们，大多已安然入睡，那个年代的农村里基本上是听不到狗叫的（不许养，也养不起）。

队伍走出村口，朱校长要大家走得快一点，于是，全都加快了脚步，有的同学就小跑起来。朱校长急忙传令：不要跑，走快一点就行了。

我小声问身旁的谢君，这是怎么回事？谢君说，“别傻了，跑步的声音多大呀！” “不许说话，快走！”学生会主席低声喝道。我心里想，怎么这么凶，都是同学哥儿们，干什么呀。我和谢君不说话了，快步赶了上去。

大家走个不停，转弯抹角地走了一个多小时，大约有十几华里，行进的队伍终于在前面停了下来。 这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芦苇草地，地势复杂，有高有低，低洼处是浅水和泥滩，芦苇茂密；高处无水，露出干爽的土地，芦苇稀疏而低矮。

“开始吧”，一声令下,人们都忙活起来了。嚓、嚓、嚓的割草声，伴着稀稀拉拉的青蛙鸣叫，打破了深夜的寂静……“快点儿，快点儿！”——老师督促的声音。

“靠那边点，你靠那边点！别碰着我！” “你到那边去，挤在一起干什么?” 相互的抱怨声。 “别说话，抓紧点，快点儿”！——短促的斥责声。

同学们猫着腰，挥舞着镰刀，一镰快似一镰地割着芦草，顾不得抬头，顾不得伸腰；下面，深一脚，浅一脚，顾不得泥水……在高度紧张、亢奋的状态下，人们的潜能得到了极致的发挥！渐渐的，渐渐的，每个人的身后，都积起了高高的草堆。 ……

“行了，行了，抓紧收拾一下，准备回去”。孙老师传达了校长的指令。

近旁的一个同学直起腰来问：孙老师，几点了？ 孙老师说，三点多钟，快点吧！同学们担着四十担芦草，尽管是俩人并排行走，也是拉起了很长的队伍，我和谢君走在靠近排头的位置上。

天上的行云已经散去，一弯皎洁的下弦月挂在天际。突然，只见前面道路的左侧、右侧，数十米处，各有一条黑影，分别由两侧飞也似的向我们队伍的前头奔来，说时迟那时快，眼见得两条黑衣壮汉，各执长杆，交叉点地，拦住我们的去路，一声断喝：“别走了，放下！”

我们走在前面的几个同学一下子惊呆了，但片刻之间我们就恢复了镇静，因为我们人多势众呀。正当我们几个同学跟挡路者交涉斗口的时候，朱校长闻声赶到跟前：我们是红专大学的，我是校长，有什么事跟我说。

拦路者说：你们为什么偷我们的芦草？朱校长说：这是荒地的草呀！ ……双方唇枪舌剑，斗起嘴皮子来了。

校长也是累了，也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就蹲下来说：来，咱们好好谈谈，总可以解决的。两个拦路者警惕得很，不肯蹲下来交谈，手持长竿，虎视眈眈的站在校长两侧。

有一个学生看到这种情况，觉得校长有点孤立和被动，就跑到担草队伍的后头，召呼同学们，说校长让人家扣住了，咱们大家快赶过去！有的同学情不自禁，竞相喊出“冲呀，冲呀”的喊声。

一时间，几十个半大的小伙子，呼拉拉跑上前去，铁桶一样紧紧的围了起来。两个拦路者有些恐慌了，知道手中的长杆已失去了作用，索性做出“不对抗”的姿态，蹲了下来。

他们言语有些慌乱：我们，我们是国营农场的护草员，你们别…… 朱校长大声说：大家别乱动，我跟两位同志谈。

两位护草员见这边控制了学生们的情绪，便又来了劲：你们必须跟我们去分场！不然我们没法交代。

朱校长说: 两位同志你听，我们学校几百名学生，上课办学, 吃、喝、拉、撒、睡，全靠自己动手，勤工俭学，自力更生，自己养活自己，很不容易，实在不容易！我们养了几十头牲畜，没有草吃，快饿死了，不信你们去看看，没有办法，到你们这边割点草，这边草多，请你们原谅，我们必须把草挑回去。

朱校长的好话说了一箩筐，力图拨动两位护草员的测隐之心，谁知两位护草员心如铁石，坚持原则不变。

孙老师凑了过来，刚要帮腔说话，立刻遭到朱校长严厉训斥：“去, 一边去”！孙老师平素机敏练达，滑稽幽默，号称智多星，文化不高而心智多多，此时一见校长发火，情势不对，赶紧从人群中挤出来，悄然召呼一些外围的同学，挑起后面的十几担芦草，绕行边缘小道，暗渡陈仓，径奔学校而去。

这边还是讨价还价的争执不休，朱校长说：这样吧，你让学生们把草挑回学校，我亲自跟你们去分场做个交待。两位护草员当然不会同意把已经缴获的“战利品”丢掉。

这时候东方渐渐发白，朱校长犹豫了，松劲了，最后形成妥协：留下现场的全部芦草，留下十副扁担、绳索，算是护草员的截获，算是对国营农场(分场)的一个交待。

在返校的路上，我摸了摸口袋里的两块月饼，都挤碎了，这在当时的乡下是稀罕物，我本想留到周日回家，与家人分享的。唉，学校能发两块月饼也不容易。

几天以后，割草风波平息了。人民公社领导向国营农场及分场表示了歉意，农场领导表示了谅解和不安，归还了扁担、绳索等“作案”工具，双方革命友好协作关系如初。而芦苇养护区的芦草，自然是不能再割了。

早在这年春天，学校就把一个机动组扩展成两个打草队，每天轮换，总有几十个人打割青草。当然一开始不是在国营农场的芦苇养护区，而是在一般耕地田埂和荒原上。

青草可以卖钱，尤其是芦草更贵。一斤晒干的芦草，相当于半斤平价粮的价钱。这是学校的一项较大的现金收入，比起园田里的瓜果蔬菜的产值，要高很多呢。大概是“发财嫌慢”的原因吧，随着田埂和荒原的青草数量的减少，部分教师和校长打起偷割国营农场芦苇养护区的主意，这才出现了“夜袭芦苇荡”的事情。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偷割了几次芦草，很顺手，很来钱，也就收不住手了，直到引起人家芦苇养护区的警觉，引起人家“ 设伏 ”。

同学们三、二 知己，有时暗地里取笑，戏称那天晚上的行动 是“夜闯华容道”。那时我等少年轻狂，不了解学校的生存艰难，不懂得“枉尺直寻”的生活道理；而往更深一层，则是，不懂得圣洁的校园，一“经”沾污，还能不能清洗纯净 ? ！

很侥幸，几个月后， 1960年春天，我和谢炳义、郭洪文、唐梦月、孙文弟、孙洁如、刘玉柱、武凤桐、孙玉玲、孙广新等等诸君，共十余名同学，被保送到国立二中去读高中，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事，大家异常激动，欢喜若狂！

我们终于跟这所“红专大学” 告别了， 在传统教育上看，这学校是变异，是异端，在这里有过压抑，有过劳苦，有过艰辛，很少欢乐，但我们发源于此，则不可忘本！

儿不嫌母丑，这里毕竟曾是我们的母校。这所学校养育过我们，扶植过我们，当然也鞭笞过我们。我们这部分学生，并没有在这里倒下去，而是以更坚韧的心窍，更强健的身躯，挺过来了。带着一种特殊的心态，一种极强烈的新鲜感觉，走进传统正规的名校二中。

那里迎接我们的，不是鲜花，不是宠爱，而是在当时大饥荒下的艰苦生活和近于自虐的学习拼争！ 这其中，隐隐约约，有些人已经看到了前方的光明。偶而想起那些比我们更优秀的却被下放的同学，他们本应该有着更广阔更辉煌的前程，不幸的是，他们早早的被摧折了。他们是极端权力下的牺牲者，而且无处去告，无处去诉，这也是那时候生活的一个痛点。

回想起初中生活的那个年月，中国有文化的人还不是很多。那些曾经导引过我们、授业给我们的师长们，还真没有一位是所谓“德艺双馨”聖贤式的教育家，起码我所在的学校里没有。

从小学到初中阶段，我所认识的师长，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毛病甚至有所谓“政治污点”的各种各样的普通人。是那个时代把他们推放在那个岗位上，他们执行着那个时代的使命，然后，又逐渐被历史行进的烟尘所淹没。

那些曾经可敬的可爱的可悲的可怜的人们，大都已成为逝者，在为他们祈祷和呼唤的同时，他们也为后人留下了真实的深刻的印迹和启示。

2024年12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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