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广州往事（2）——我的两个家

至简

最近总是回忆起小时候在广州的生活，忍不住提笔把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段记录下来，分成三篇小作文，记录了我对广州那些难以磨灭的记忆、我的几位发小，和我在广州的两个家——父亲的家和母亲的家，姑且叫《广州往事》“三部曲”吧。文字不讲究，大白话，白描式的叙事，直抒胸臆的感情表达，站位中间的观点和立场，这些都是我文章的特点。老了，写点回忆，自娱自乐，就更不想搞得花里胡哨了。但我写的每一篇文章都不是无病呻吟，我想表达的都在我的文字之中。 ——陶斯亮

（2024年4月，杭州）

此生的遗憾

如今，我活到这个岁数了，回忆一生，有两件终身遗憾的事情！

一件事是父亲被囚禁在中南海时，我获准来看望他，在家住了大约一个多月。1967年9月的一天，得到通知，我被分配到吉林白城321医院。临走前一夜，我与妈妈挤于一床，彻夜长谈。凌晨，我在父亲的门前徘徊了许久，心里在挣扎，要不要与他打个招呼？但我怕我会哭，怕分别的伤心场面，一咬牙，出门走了，心想用不了多久，我还会见到老父亲的。没想到这竟是永别！后来知道父亲那天晚上通宵都在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并写下心得，落款是：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女儿离别之夜。听母亲说，父亲稍有责怪，“怎么走得那么匆忙，连个招呼都来不及打吗？”。六十多年过去，这依然是我心中的最痛，触不得，一触就痛得不能自已。

另一件事是，我小学（四年级前）、初中、高一、大学都是在外地上的，只在广州执信女中读了高二和高三，陪伴父母的时间太少，等我意识到父母正在老去，需要我的陪伴时，为时已晚，“十年”改变了一切。

失去了才知是宝贵的，我搜肠刮肚，将有关“家”记忆，点点滴滴地写出来，以告慰父母，更是为了自己心灵的解脱。

母亲的四个孩子

我是母亲的第四个孩子。

大哥石来发和二哥曾春华因当时的斗争环境不允许，都是一出生就送了出去。中间还有个男孩铁牛，是与蔡协民生的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生在福州，环境不是那么险恶，母亲想把铁牛留下来亲自抚养，但是被组织送养给了当地一户有钱人家，换了一百大洋，用来解决急需的经费。母亲心疼如绞，但面对“妻子与腹中孩子刚刚一齐被杀害”的领导，她无法拒绝。小铁牛不久便得上天花夭折了，这成为母亲心中难以拂去的伤痛。母亲在自传里写道 “这种事在今天是绝对不能设想的！但是对那时的共产党人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抛弃的，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然而她依然是痛苦的，即便进入老年，对小铁牛仍不能忘怀，面前经常会浮现出小铁牛的可爱模样 。

我出生在延安。1945年父母奉命开辟新游击区，在出发前不久，母亲做阑尾手术，要求结扎输卵管，这对父亲来说是断香火的事儿，但父亲尊重母亲的决定，因此我成了他俩的独生女。父母临行前把我托付给了杨顺清叔叔。若不是日本投降，我得以早早回到父母身边，恐怕命运会与我的几个哥哥一个样。

战争时期好像没有固定的家，母亲一直战斗在前方，她从来都是独当一面地工作，好在有杨叔叔，他从两岁一直把我带大到九岁，才回到贵州老家。

武汉，妈妈的家和爸爸的家

真正安家过日子，是建国后在武汉和广州。如今回忆那时的家，还真是很奇特。

50年代初，是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这两个湖南人，一个羞于怕老婆，一个不屑当夫人，两人都是钢骨铁筋，都以自己的事业为大，谁也不肯做出妥协。特别是我的母亲，把自己定位为：首先是革命者，然后以事业为重，最后才是妻子和母亲。难得的是这三条她都做到了，而且出色。

在武汉时期，母亲任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时就自立门户了。她托人从福建找回了与蔡协民所生的二哥春华，接来了分别二十多年的母亲，过上了美美的小日子。对此二哥后来写下文字，描述了他历经万难从福建来到武汉，终于见到素未谋面的妈妈时的情景：

“……我坐在办公室沙发上等妈妈。妈妈从外面开会回来。还没进屋，妈妈就喊‘我儿子到了吗？在哪？’妈妈穿的是硬底皮鞋，踩着刷着红油漆的木板地板咯噔咯噔地响。她穿着一身咖啡色列宁服，一阵小跑，进屋了。走近我身旁，我仍然坐着，没有起身，此时哪懂得一点儿礼貌。妈妈蹲下来同我讲话。接着带我‘回家’”

所谓的家其实就是妈妈的办公室。一共有两间屋，一间内屋，是妈妈的卧室；一间是妈妈的办公室。晚上二哥就睡在妈妈的外屋。

“我进入梦乡，哭着，叨念着，伤心啊！怨妈妈为什么扔掉了我使我残废了，十几年来这么苦！半夜里把妈妈吵醒了，妈妈来到我床沿边，安慰了我一阵。第二天早上醒来，枕头上浸了不少泪水。

吃了早餐，妈妈要去开会，她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那时干革命工作，如果带着你，恐怕你也难活下来，那时很艰苦，我们到处跑，随时都有被敌人捉着杀掉的可能。你的父亲叫蔡协民，是湖南华容人，很早就牺牲了，你是春天在福州生的。你跟我姓曾好不好？华容是你父亲的故乡，以后你就叫春华吧，春华秋实，苦尽甜来，现在革命胜利了，这是多少革命战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妈妈，从此时起，春天生的春生就改叫春华了。第一天享受到母爱的幸福。曾春华新的一页生活从此开始了，我有妈妈了！”

1951年，曾春华与母亲曾志和外婆在武汉家中。

“妈妈很少回继父陶铸家，有一个星期天，妈妈带着妹妹回来，向我介绍说：‘春华，这是你的妹妹……’”

这个妹妹当然指的是我，我当时是跟父亲过，住在一座小楼的二层，除父亲和我外，还有奶奶和表姐刘曼华。

妈妈把外婆也接到了汉口。外婆和妈妈住在里面的卧室，二哥仍然住在外间，外婆很疼爱二哥。就这样，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母亲带着外婆和失而复得的儿子，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只是偶尔才回来看看我们。

广州，母亲的家

母亲1952年来广州后，任广州市第一任的电业局局长兼西村电厂厂长。她又是这个样子了，在西村电厂工人宿舍区安了自己的小窝，先后将外婆、她的侄儿、侄女以及外甥都接来，在电厂安了家。小屋过于拥挤，母亲就夜宿办公室，回家吃饭。

我外婆是一位非常朴实善良、开朗热情的人，她与那些工人家属们打得火热，经常做点好吃的请左邻右舍分享。夏天的晚上，邻里们常将小桌子搬到小天井来，小桌子几乎连成一片，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说笑，不太宽敞的天井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彼此都很亲切，气氛十分融洽。母亲感叹：这里的人心是相通的，没有等级之分，没有界限，有的是同志之间深厚的情谊。

此时二哥已去外地，连续读了几个速成班，最后到太原化工专科学校上学，学的是炸药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一所军工厂，成了一名工程师，直至退休。母亲和外婆帮他找到了终身伴侣，是一位勤劳能干的湖南辣妹子，他们育有二男一女。二哥虽然经历过很多艰辛，但聊以慰藉的是，他始终是个“公家人”。

1969年11月，春华夫妇、女儿素红与曾志合影。

值得一提的是，母亲在这儿迎来了留在井冈山的长子，夏明震烈士的骨肉，石来发。

对于这对母子相会，大哥的长子金龙在纪念曾志百岁诞辰时著文道：“……奶奶性子很硬，很少流泪，可是见到父亲，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话也不会说。二十多年的牵挂，二十多年的思念，都在这一刻迸发了。奶奶对父亲说：‘来发，留下吧，在广州，白天到工厂做工，晚上去夜校读书识字。’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妈，算了吧，我已经成家了，还分了田，分了地，我是家里的主力，还是回去吧！再说，家里还有八十岁的奶奶，没有我她就活不成。我得回去守着她，给奶奶养老送终，人得讲良心啊！’奶奶听后非常感动连连点头。她说：‘来发，你做得对，应该回去！你虽然不识字，却能懂大道理，做人就是要知恩图报。人家养了你这么多年，我也不能夺人所有啊！’就这样，父亲和奶奶匆匆见了一面，就又回到了井冈山。后来WH大GM党内斗争又起，陶铸爷爷和奶奶都身陷其中，我们家也就又一次和奶奶失去了联系。这一别又是二十多年。父亲也就在井冈山做了一辈子农民。”

石来发在井冈山母亲墓前

1996年江西电视台拍摄的文献片《为了可爱的中国》，其中对母亲和大哥都有采访。大哥确实是为了石家的养育之恩而返回井冈山的，他是一个多么有情有义的人！不愧是大革命时期满门忠烈的夏家骨血。

母亲生命的最后三年，二哥来北京，一直守护着母亲。1998年4月4号，大哥、二哥与我，陪母亲过了最后一个生日。那一天，这个倔强一生的女人，郑重地向两个儿子表达了埋藏心底的歉意。

1998年4月4号，曾志与子女在北京医院度过最后一个生日。

（后排左起：二儿媳吴统惠、大儿子石来发、二儿子曾春华、女儿陶斯亮。）

广州父亲的家

1952年初，我先于母亲来到广州，自然是跟父亲住一起。爸爸这边也是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父亲接来了奶奶，还有堂弟陶斯勇、陶斯民和表弟刘志修。

家里有一个阿姨叫郑嫂，是贫苦的广东农村人，家中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她的女儿才11岁，就已经在广州当小保姆。父亲听说后对郑嫂说“国家建设需要很多人才，不读书哪里行？你把孩子接过来，我供她读书。” 这样，11岁的秀彩被接来我家开始读小学。父亲为她更名为罗彩。她一直读完小学，之后上了护校。

家里还有一个年轻警卫员小鲁，长得很清秀。后来父亲送他去了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他来广州看望父亲，此时的他已褪去稚气，成了一名英俊的军官。表姐刘曼华也在广州工作，放假也回来家里，正好碰见，两人一见钟情，便相爱了。父亲为他们举办了婚礼。而后曼华就随小鲁去了军营。但我们姐俩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直到她去世。

1963年春节，陶铸曾志难得的全家福。

（左起：陶铸外甥刘志修、侄子陶斯民、外甥女刘曼华、曾志二儿媳吴统惠、二儿子曾春华、女儿陶斯亮、刘曼华大儿子鲁毅、陶铸、曾志、曾志侄子曾毅。）

总之，父亲的家不是姓陶就是姓刘（我姑父姓刘），母亲的家不是姓曾就是姓吴（我外婆姓吴）。母亲只有周六、日才会回来看我们一下。所以在对广州的回忆里，“妈妈”这个词对我来说若隐若现。

母亲调任广州市委书记后才搬回爸爸的家，把外婆也接来家里与奶奶同住。外婆很胖，天真开朗，笑口常开，很疼我。她先后悄悄地给了我几枚金戒指，让我收起来别告诉别人。奶奶则是很瘦很精干的样子，不苟言笑，一看就是一个坚强的女性，只有她敢骂父亲。这两位老太太在一起甚为有趣，不过胖外婆也好，瘦奶奶也好，反正她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母亲很爱外婆，父亲更是孝顺，每天都去奶奶那请安，行礼如仪。

慈父严母

我从小感受的是慈父严母。

父亲虽然工作忙，一年大部分时间在乡下跑。但只要他在家，就会无微不至地关怀我，比如半夜开会回家后，都会来我房间看看是不是掖好了帐子，关没关灯。只要有闲暇，他会让我陪他在门口的江边散步，给我讲很多的故事和做人道理。每隔一段时间，他还会总结一下我的优点和缺点。印象最深的一条是“你没有妈妈漂亮，也没有妈妈聪明，但是你善良厚道”。我去上大学前夜，他摘下手表送给我，并且给我讲了李密的《陈情表》，说我们是“相依为命”的父女。

而妈妈对我就比较严，对我从来没有任何亲热的举动，更没有甜蜜的话。她要求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干，不要养成依赖性。她半夜12点回来了，见我泡着一盆衣服没有洗，就使劲儿地敲门，逼我起来把衣服洗了，我不开门她就敲个没完。我总是对她一肚子气。父亲去世后，她成为我唯一的亲人，又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我才体会到对她的感情。我的母亲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女革命家，也是一位最好的母亲。

1954年，陶斯亮与父母在广州。

广州的家，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有父母的吵架。

我父亲就是个暴脾气，从小就叫“陶猛子”，在党内也是有名的炮筒子。而我母亲看上去文静秀气，但脾气可一点也不比我父亲小。他们一吵架我就躲在门后哭，于是他们就偃旗熄鼓了。

他们吵架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工作。作为广州市委副书记，有任何工作上的问题，只要是从母亲嘴里说出，广东省委书记的父亲就通不过。有次我父亲将我母亲的全国人大常委名额划掉，换了另一位女委员，这可把我母亲气坏了，指责父亲没有权利拿她做人情，并且一封信告到主席那里，主席批示“良马被人骑，善人被人欺”，这才保住了母亲全国人大常委的资格。

读懂父母

我真正理解了父母之间的深厚感情是在那十年运动中。

1967年元月4号，当她得知“中央文革小组”打倒陶铸的阴谋得逞后，对父亲说了一句“我今后再也不与你吵架了！”之后她不弃不离，陪伴父亲度过每一个“熬骨煎血”的日子，直至1969年11月与父亲诀别。特别父亲生病期间，她尽到了一个妻子能够做到的一切，甚至低下她那倔强的头，给当时的中办主任写了一封信。我无意中翻出了应该是那封信的草稿，时间是1968年4月。这是封无比凄楚的信，难以想象，一向被认为是钢铁意志、性烈如火的母亲，怎会写出这么一封极尽哀求甚至有点低声下气的信来？当读到“可怜我！拉我一把吧！”时，我不由得仰天长叹，泪水顺颊而下。其实她写信，只不过是请求允许她每天能去301医院照顾和看望父亲，因为父亲患胰腺癌，在301做了手术后，并发感染，高烧不退，已报病危。但这么简单的事情，在当时都是不可逾越的高墙围栏。母亲的信真实描写出了她为病得奄奄一息的父亲担忧得魂不守舍的情景。特别是这句“即使他的罪过是‘死有余辜’，但三十多年夫妻，我非铁石心肠，见他患上这不治之症和这样疼痛辛苦，怎样理智也难以克服感情上的不安。”读来真是让人心碎！

1961年，陶铸与曾志在广州

很多人对母亲有误解，虽承认她是位忠勇双全的女杰，一个卓越的革命者，也是个能力很强的领导人，但却不认为她是好妻子好母亲，甚至觉得她是个缺乏人情味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然而，单看母亲这封信，人们也会为母亲对父亲那种奋不顾身的行为所感动。

而父亲与她生离死别前，赠给她一首诗《赠曾志》，这首诗感动了无数的国人，其中“心底无私天地宽”更是成了名句。我母亲把写这首诗的纸页缝在棉衣里九年，直到父亲平反才宣告于世。

告别广州

1966年中央调父亲进京，母亲因患甲亢，很快也去了北京休息，但家没有搬动，好像他们都心照不宣地想，早晚还得回广州来，怎知此去再无归期。我最后一次回广州的家，是1967年的春天。

我在朋友刘海伦的陪同下，从上海来到广州，要求回家拿回自己的私人用品。几经请示，终于让我一个人进去了。带我回去的一位军区同志说“你要有个思想准备，你的家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家了。” 此时的家已经被各路造反派抄了九次，满目狼藉。我只被允许拿自己的东西。还好，相片、笔记本、信件等都还在，就是那几枚外婆送的金戒指没有了。郑嫂一直在看家，她一边擦眼泪一边反复地说“多好的首长，好人啊！”。

这次回去，只见到了志修，他在华南师范附中读高二，此时正准备去海南农垦农场。志修是陪伴父亲最长、也是父亲最看重的一个孩子。父亲曾跟我说“咱们家最有出息的可能是志修。”他果然没有辜负舅舅的厚望，恢复高考后，考上了中山大学，并且取得了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硕士学位。当然这是后话了。当时有家回不得的姐弟俩踟蹰在广州街头，真有点无处话悲凉之感。

从此广州再也没有了家。比起后来母亲给我的那个三代同堂，既和睦相爱又吵吵闹闹的烟火之家，广州这个家就像门前的珠江水一样，静静流去，留下的只是“达道路十九号”这个地名，像摩崖石刻一样，深深刻在我的心里。

【作者：陶斯亮 来源：《天道和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