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居儋民本理念及其实践

两个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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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刚（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摘要：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来到海南信州，居儋期间苏轼的民本理念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较以往更加突出了平民色彩。民族和合的观念也成为其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实现了其民本思想的深化和升华。居儋期间苏轼进行了多方面的民本实践，从文化到习俗等各方面都为海南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使海南这一文化荒漠受到了中华文化的濡染和浸润。

关键词：东坡文化；居儋；民本思想

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由于章惇等人的进一步政治迫害，苏东坡在惠州贬所接到了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的诰命。六月十一日，苏轼和季子苏过从雷州徐闻渡海，在琼州（今海口市）登岸，短暂停留后又辗转到达昌化军治所宜伦县（今儋州市中和镇），自此开始了三年的居琼贬谪生活。三年之后，在他即将离开海岛之时，写下了著名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诗句（《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也留下了他对海南人民的深深眷恋。

三年海南生活，东坡逐渐走出了恐惧、孤寂、落寞和惆怅的心理困境，他再次感受到了欢乐、惬意、舒适和生活的美好。这种转变和解脱的背后，不惟有朝廷的一纸赦书和哲人的自我纾解，这片土地上百姓的淳朴、善良，也使他寂寥孤苦的内心得到抚慰，是治愈他心灵创伤的一剂良药。

苏东坡是一位彻底的民本主义者，他“居庙堂之高”时恪尽职守，秉持重民、爱民、忧民、利民、富民、恤民的民本理念并付诸实践；

“处江湖之远”时，同样心系百姓、哀矜黎庶。投荒海南之后，经历过终风苦雨的苏东坡，已经很少在政治上直接表达自己的主张，作为远谪之人，加之不能签署公事，此时苏轼的民本情怀和实践更多地向平民视角转变，同时也赋予其民本思想“咨尔汉黎，均是一民”（《和陶劝农六首（其一）》）的民族平等新内涵'，实现了民本思想的新超越。苏东坡以其朴素的民本实践润泽着这片文化荒漠，也用自己的方式回馈了这片士地及人民对他心灵的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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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赤心以待、民族平等的民本理念

民族观是苏东坡民本思根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与少数民族群众尤其是海南黎族同胞的密切交往中，其“民族平等”的民本理念逐渐走向成熟。中国古代以正统文化自居的中原地区统治者对域内和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往以“夷狄”称之，《论语•八佾》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苏东坡早期的民族观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对此种论调自然秉持赞同的态度。

在参加秘阁考试时，他撰写了一篇题为《王者不治夷狄论》的策论，认为“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洽也。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将“夷狄”比作“禽兽”，认为其不可治。其执政以后，在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下，他开始提倡用“仁政”的手段去处理民族问题。苏东坡在自己的论著中多次提到“仁”的问题，如在《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道德》中就明确指出：“人君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 非德。”“何谓至仁？视臣如手足，视民如赤子。”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苏东坡对域内少数民族的态度变得更加宽容和温和，“乱山围古郡，市易带群蛮。•••••何足争强弱，吾民尽玉颜”（《戎州》）。他认力各民族不应此争彼夺，应和睦相处。在对待少数民族间题上，他进一步提出了“赤心相待”的主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内自亲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丝毫伪也。”2此时苏、东坡民族和合的民族观更多的还停留在理念层面，谪儋期间在与当地黎人交往的过程中，才真正将其付诸民本实践。

苏东坡怀着恐惧和绝望来到了“天地卑湿、地气蒸潺”的海南岛，三年之后他离开海南时所作的《伏波将军庙碑记》中谈到了他初到海南“眩栗丧魄”3 般的恐惧。“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4 对于此次贬谪他已经作了终老于海南的最坏打算。初到海南的苏东坡不但在生活上陷入了困境，过着“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与程秀才书》）的生活，在政治上的失意同时也已达到了顶点。《儋耳山》一诗“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余”描写了山川峭拔险峻，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的无奈之感。此时的苏东坡贫病交加、生活无着，沦落天涯的同时更是深陷政治失意的苦痛之中。但作 “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悲天悯人的道德家、黎民百姓的好朋友”5，苏东坡在与当地黎人百姓的交往中感受到了他们的淳朴和善良，也用“黎”“黎人”取代了此前的“蛮夷”称谓。苏东坡《和陶拟古九首》之九记载了与一位黎族青年的相遇：

黎山有幽子，形稿神独完。

负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

生不闻诗书，岂知有孔颜。

翛然独往来，荣辱未易关。

日暮鸟兽散，家在孤云端。

问答了不通，叹息指屡弹。

似言君贵人，草莽栖龙茑。

遗我古贝布，海风今岁寒。

东坡在路上碰见了一位背柴的黎族青年，虽然言语不通，但彼此能感受到对方的善意，最后这位青年送给东坡一块“吉贝布”以御寒风，这无疑给风雨漂泊中的东坡以温暖。当地疍民曾赠送给苏东坡一筐生蚝，使其享受了当地的美味8。当地黎人还热心帮助苏东坡建造桄榔庵，彻底解决了苏轼居无定所的难题。

来到儋州以后，苏东坡在游览一座古庙时偶然发现了力黎汉和合做出巨大贡献的洗夫人祠，“庙貌空复存，碑板漫无辞”。该祠久已废弃，祭祀也已经断绝。苏东坡想重新作铭以示纪念，“我欲作铭志，慰此父老思”。并通过“铜鼓壶卢笙，歌此送迎诗”的祭祀活动，“兴起礼乐之风。用礼乐去教化黎人”7，以加强民族和合的观念。

此时的苏东坡与黎人平等相待，“咨尔汉黎，均是一民”（《和陶劝农六首（其一）》）的观念已经根植在肉心之中。他先后结识了黎子云兄弟、老符秀才符林等几位黎族朋友，并经常和他们在载酒堂饮酒畅谈，饮酒之余经常相邀出游。他也经常到黎家去做客，“半醒半醉问诸黎，竹束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其一）。在诗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东坡此时已经与当地黎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在朴实无华的诗句背后能够体味到质朴的乡情。

“符老风情奈老何，朱颜减尽鬓丝多。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惟逢春梦婆。”（《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其三）在其诗中，也出现了符老秀才和春梦婆“等当地黎人的形象，说明此时的苏东坡已经“久安儋耳陋，日与雕题亲”（《送昌化军使张中》），他与黎人同饮同醉，“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此时东坡的民本情怀已经打破了狭隘的民族身份界限，实现了民本理念新的超越。正是基于对当地百姓的热爱，使近乎平民身份的苏东坡以其北宋“文坛领袖”的卓越才华和个人魅力，不遗余力地去劝农抑猎、兴教崇学、移风易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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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务农重本、劝谕农耕

苏东坡自幼就对“少年辛苦事犁耕”（《野人庐》）的农村劳作场景十分熟悉，成长过程中也深受重农思想的影响，对“千人耕种万人食”（《和子由蚕市》）的现象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贬谪黄州以后，耕植“东坡”，更是对“垦辟之劳，筋力殆尽”有了深刻体会。“惟有悯农心尚在，起瞻云汉更茫然”（《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这些经历使他产生了强烈的爱农、悯农情结，“居则代言而颁令，出则劝民以务农”（《谢赐历日诏书表二首》）。无论官居何位都时刻关心农民疾苦。

执政地方之时屡逢大灾，在杭州任通判期间曾协助知州灭蝗，知州任内更是向朝廷连发34 封奏状报告灾情、请求拨付粮款赈济灾民，三次上书请求豁免“四欠”。在密州组织捕蝗、以工代赈。在徐州石潭祈雨、纾解早情。在黃州责授团练副使期间，向当地农人了解“秧马”的结构和材料，后来贬谪惠州时曾向当地人推广该农具。在定州期间，开拓土地实行灾年减免税收政策，引进稻种耕种9。与此同时，他还创作诗歌以反映农民劳作的辛苦和悲惨遭际。如《吴中田妇叹》一诗“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黃穗卧青泥。•••汗流肩赦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批”描写了新法导致农人虽辛苦劳作但“谷贱伤农”的悲惨境况。“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畦西种得青猗猗，畦东已作牛毛稀。明年麦熟芒攒槊，农夫未食鸦先啄。”（《鸦种麦行》）、“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分别描写了不时劳役、劝农使者、雪灾给农民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揭示了新法使农民濒临破产边缘的弊端。

谪居儋州以后，苏东坡发现此地百姓或以贸香力业，或过着“惊麇朝射，猛豨夜逐。芋羹薯糜，以饱耆宿”（《和陶劝农诗六首》其三）的狩猎生活，不事农业生产。苏东坡曾作《和陶劝农诗六首》劝谕百姓耕种：“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粳稌，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予既哀之，乃和渊明《劝农》诗，以告其有知者。”海南地势大多平坦肥沃，“岂无良田，膴膴平陆。兽踪交缔，鸟嚎谐穆”。气候湿润，植被茂盛，本适于农业生产，但因为野兽群集，所以也为射猎提供了良好条件。苏过《夜行记》诗序描写了当地人狩猎的场景：“海南多鹿，土人捕取，率以夜分月出，度其要寝，则合围而周怯之。”“朝射夜逐”的涉猎生活也无暇从事农业生产，米面等粮食要靠船只从肉陆运到海岛，如遇风浪就会出现“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纵笔三首》其三）的状况，本地百姓的主要粮食就是芋头加薯调和成的“羹粥”。“听我苦言，其福永久。利尔耡耜，好尔邻偶。斩艾蓬藋，南东其亩。父兄搢梴，以抶游手。”（《和陶劝农诗六首》其三）诗人苦口劝说大家要互相协助耕作，父兄劳作同时也要惩戒游手好闲的子弟。“天下假易，亦不汝匮。春无遗勤，秋有厚冀”（《和陶劝农诗六首》其五）再一次申明上天不会轻易赐予谋生之道，也不会让辛勤付出的人劳无所得。只有春天努力耕作，秋天才会取得丰收。诗人同时也描绘了秋天丰收时的美好景象“霜降稻实，干箱一轨。大作尔社，一醉醇美”（《和陶劝农诗六首》其六），诗人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春天是耕作的季节，海南本地也有“打春牛”祈求丰年的习俗，“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苏东坡以饱满清新的笔调礼赞了海南的美好春天，词中描绘了当地迎春祈求丰年的民俗风情，“这一派备耕景象，充分表现了作者心中盈盈的喜悦。迎春的宴席上春酒芳香醉人，预兆这是稳定丰收的一年”10。在苏东坡的影响和劝谕下，当地百姓已经逐渐重视农业生产，在遇赦即将北归之际，他再一次描写了当地百姓丰收在望的喜人场景。“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野老已歌丰岁语，除书欲放逐臣回。”（《儋耳》）诗中洋溢着获得赦免诏书的喜悦之情，“野老已歌丰岁语”也描绘了田间劳作、歌咏丰年的其乐融融画面，此时的海南重农务耕已经蔚然成风，作者感受到了莫大的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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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化民众、移风易俗

北宋以前，海南教化未开，近代海南著名学者王国宪在重修《儋县志叙》中写道：“儋耳汉武帝元鼎六年置郡，阅汉魏六朝至唐五代文化未开。北宋苏文忠公来琼，居儋三年，以诗书礼乐之教转移其风俗，变化其人心。”东坡南渡海南实为其个人遭际的巨大不幸，却也因缘际会开创了海南重文尚学的风气，影响深远。初到治所苏东坡就听闻城东有一学舍，兴致盎然前往，没想到见到的却是学生寥落，空余食不果腹、忍饥论道的先生。

《和陶示周掾祖谢游城东学舍作》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闻有古学舍，窃怀渊明欣。

摄衣造两塾，窥户无一人。

邦风方杞夷，庙貌犹殷因。

先生馔已缺，弟子散莫臻。

忍饥坐谈道，嗟我亦晚闻。

永言百世祀，未补平生勤。

今此复何国，岂与陈蔡邻。

永愧虞仲翔，弦歌沧海滨。

“永愧虞仲翔，弦歌沧海滨”，表明他要以三国时期同样远谪的虞翻力榜样，使遥远的南海之滨弦歌不辍。苏东坡虽未能执鞭便杏坛，亲自授学，但其通过载酒堂的论道唱和以及在与黎人的深入交往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他以那无可逾越的人格力量和学识力量，以及他那热情幽默、轻松愉快的性格感染力，在默默地改变着儋耳的蛮荒无知，并因此推及整个海南岛。”11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儋耳百姓已经开始逐渐重视教育，当喜迁桄榔庵的苏东坡听见邻家儿童朗朗书声时格外兴奋，提笔写下了《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而作》一诗：

幽居乱蛙黾，生理半人禽。

跫然已可喜，况闻弦诵音。

儿声自圆美，谁家两青衿。

且欣习齐咻，未敢笑越吟。

九龄起韶石，姜子家日南。

吾道无南北，安知不生今。

海阔尚挂斗，天高欲横参。

荆榛短墙缺，灯火破屋深。

引书与相和，置酒仍独斟。

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

使东坡欣喜的不仅是乔迁新居，邻家两青衿的圆美读书声，更像玉琴奏出的美妙音乐，使他陶醉，分外可喜。此时的苏东坡已经成为了北宋文坛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他的到来给当地学子莫大的鼓舞和激励，一些青年才俊纷纷前来拜访，这其中就有来自潮州的王介石、常从游桃榔庵的黎符诸姓子弟以及来自琼州的姜唐佐、王霄等人。其中姜唐佐与苏轼、苏辙兄弟的交往最为密切，苏辙称赞他“气和而言遒，有中州人士之风”（《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序》）。在苏氏成为海南第一位举人，苏东坡临别海南之时 其留下了“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的书联，对其寄予了厚望，并约定高中以后补足余句。遗憾的是当姜唐佐高中的时候，苏东坡已经撒手人寰，未能亲自见证这一“破天荒”的壮举。苏辙后来补作《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诗并引》一诗：“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干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苏东坡一如他的老师欧阳修一样，慧眼识人、培育栋梁，在其影响下儋州的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东坡居儋三年，对儋州及整个海南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不仅影响了姜唐佐、符确等人，有宋一代海南共出举人13人、进士12人，明代进士唐胄《重建儋州学记》中指出：“琼之有士始于儋，琼之有士亦莫盛乎儋。”明清之际，府城琼州更出现了“一里出三贤，五里三进士”的盛大气象”12。可以说，海南弦歌再起、学脉不辍的源动力来自苏东坡，苏东坡虽未登杏坛，却以一己之力达到了令公桃李满琼崖的效果。苏东坡居琼短短三年间，以文“化”人，使原本蛮荒之地，纳入中华正统文化的版图之中。

北宋时期的海南由于天堑阻隔，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少，保持淳朴民风的同时，难免存在一些陋规劣俗。来到海南以后，苏东坡针对目之所及的女作男闲、信巫忌医等风俗进行了劝谕，以期能够扭转风气。

苏东坡来到海南以后，他发现与内陆男耕女织的劳作风俗不同，海南往往是女性外出劳作维持生计，男性在家游手好闲，不事生产。面对此种落后的风俗，苏东坡抄写了韩愈的《负薪行》一诗：“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土风坐男使女立，应当门户女出入。十犹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面妆首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该诗描写了唐代安史之乱以后䕫州女性的悲苦遭际，对安史之乱造成的“内积怨女，外有旷夫”的社会弊端进行了批判，同时揭示了当地男尊女卑、男逸女劳的落后风俗。苏东坡在该诗后面又写到“海南亦有此风，每诵此诗，以谕父老，然亦未易变其俗也。”（《书杜子美诗后》），他希望能够通过这首诗达到劝谕百姓、更易陋俗的目的，但同时也为收效甚微感到无可奈何。

据《儋州志》记载，海南本地有着以巫 医、杀牛赛祷的风俗，“疫病以巫为医，以牛力药。•••••凡有病，多延道家以祈福逐鬼，芳邻相助，锣鼓之声，自昏达旦”。北宋时期海南此风就已十分盛行，苏东坡在《书柳子厚牛赋后》一文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岭外俗皆恬杀牛，而海南为甚。客自高化载牛渡海，百尾一丹，遇风不顺，渴饥相倚以死者无数。牛登舟皆哀鸣出涕，既至海南，耕者与屠者常相半。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亲戚皆为却药，禁医不得入门，人牛皆死而后已。”他同时还发出了“中国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烧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的诘问和叹息。

针对此种情况，他曾抄写柳宗元《牛赋》赠给琼州僧道赟，希望能够劝谕百姓，延医服药，也希望杀戮耕牛的情况能够减少。在积极倡导禁杀耕牛的同时，苏东坡也发现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此地缺医少药。《朱史•苏轼传》载当时的情况是“非本士文化人所居，药饵皆无有”。苏东坡在他处任职时就经常储备药材，分赠他人，“故所至常蓄善药，有求者则与之”（《书东皋子传后》）。来到海南以后，贫病交加的苏东坡一方面委托亲友寄药，一方面注意采集利用本地药材。现传世的《苏沈良方》，沩北宋沈括所撰的《良方》与苏东坡所撰《苏学士方》的合编本。苏东坡识药性，对药理也有自己的理解。他在《苍耳录》《海漆录》两篇短文中就详细记述了谪居海南以后发现的“苍耳”“倒粘子”两种药的药性。苏东坡还根据唐代医书《兵部手集》记载的药方医治好了好友黎先觉亲戚因斗殴所受的内伤，治好伤以后他还将治疗方法“书以授之，使多植此药，以救人命”（《书药方赠民某君》）。

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朝廷诏书到达了儋州，苏轼以琼州别驾、廉州安置。六月初向黎、符诸位好友辞别，写下了“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别海南黎民表》）的诗句，临行之时十数老相送执手泣别。六月二十夜登舟渡海，写下了著名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睛。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兹游奇绝冠平生”，三年的谪琼生活结束了，“苦雨终风”也终于消散了，此时的苏东坡满载一船星辉，心中既有得以北归的释然，又有着对海南诸友的无限眷恋。东坡居琼三年，时刻秉持一颗爱民、重民之心，兴教化、易风俗，开一代之风气，在“鸟飞尤用半年程”的蛮荒瘴炎之地创立了泽被后人的不功业海南治愈了东坡，东坡文“化”了海南。至今日，东坡已经成为海南文化记忆中最靓丽的名片，并将永熠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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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蔡兴科：《苏轼滴條诗的民本思想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6页。

［2］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2页。

［3］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06页。

［4］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07页。

［5］林语堂：《苏东坡传•原序》，张振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页。

［6］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92 页。

［7］李意新：《苏轼全传•桃榔载酒》，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第48页。

［8］赵令時：《侯鲭录•东坡老人在昌化》，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83页。“春梦婆”是东坡在乡间路上遇到的一位妇人，宋赵令時《侯鲭录》卷七载：“东坡老人在昌化，尝负大，行歌于田间。有老妇年七十，谓坡云：‘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坡然之。里中呼此媼为春梦婆。”

［9］徐新民：《苏轼民本学说简论》，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第51-79页。

［10］高智：《苏轼海外集笺注》，成都，巴百书社，2019年，第71页。

［11］李景新：《苏轼全传•桄榔载酒》，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第100页。

［12］蔡竞：《苏东坡滴儋期间民本诗歌浅评》，《文史杂志》，2016年第5期，第37页。

【本文系2022年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专项（东坡文化研究）项目“苏轼民本知与行研究”（HNSK（ZDZX）22-5）的前期成果。作者孙刚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宣传学习 苏学传承

文章来源：《海南人大》（287期）2024.11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海南省东坡文化保护利用 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的通知 琼府办函〔2024〕7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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