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地铺

石榴园丁

这两天录过去的学农日记，忽然发现忽略了那时学农时的一个很重要的细节，那就是睡地铺。平时我们在家也好，在学校也好，睡的都是床。拿我来说，在家睡的是绷子床，也就是床铺是棕绷床，在学校睡的是连在一起、分上下铺的木板床。而到农村去学农，就没有棕绷床和木板床睡觉了，只能打地铺，我们也叫睡地铺。农村生活条件本身就很艰苦，哪会有床来让我们这么多的学生睡觉呢。

第一次学农是在1970年，去的是十月人民公社大山口生产队。记得这次学农，我们全校师生是步行去的，行李是用军用开车运送下去的，等到走到大山口生产队时，我的脚上已经磨出了两三个水泡来。到达驻地的第一件事就是运稻草，铺地铺。当时是住在生产队的库房里，地是坑坑洼洼的泥巴地。我们把一捆捆干稻草平铺在泥巴地上，不一会儿，地铺就铺好了，大家打开自己的行李，开始各自铺床铺。很快，每个人的床铺都铺好了，整整齐齐的，一条大通铺就展现在我们眼前。

入夜，我们在自己的地铺上开始了第一个夜晚的睡眠，大家都兴奋得睡不着，在一起东一句，西一句，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天（我们叫“吹牛”）。平生第一次睡在地铺上，我感到自己真的成了新时代的“小贫下中农”，好像一下子找不到“城里人”的感觉了。

每天晚上，最热闹的要数地铺了，我们像儿时一样，在地铺上玩“斗鸡子”，玩“吸驼子”；在地铺上下军旗、打扑克、吹口琴、吹笛子、跳“忠字舞”、唱歌等，一个个都像“人来疯”一样。

每晚熄灯后，入睡前，总会有同学自告奋勇地讲故事，一个人讲，大家听；这个讲完了，那个接着讲，直到听故事的人都睡了，讲故事的人叫一声“还有人听呀？”见无人应答，讲故事的人也无趣地睡了。

学农结束了，我们打好了行李，然后把地铺上的稻草捆成一捆一捆的，“物归原处”—稻草垛，几乎是一瞬间，地铺不见了，坑坑洼洼的泥巴地又重现。想到泥巴地上留下我们的体温，离开时真还有点恋恋不舍呢。

第二次学农是在1971年，地点是江浦农场，因为路途远，要过长江大桥，所以这次我们是乘车去的，乘坐的是学校工宣队所在的1101厂提供的军用卡车。这次学农我们睡的还是地铺，睡在一间大仓库里，地铺也是我们自己动手铺成的，只是这次铺的地铺比上次要厚，因为江浦农场是产粮区，干稻草太多了，所以，我们因地制宜，尽量把地铺铺得很厚很厚，这样睡起来会感到更踏实，更舒坦。

这次学农地铺留给我最深的记忆是，有一天夜里，大家都睡了，我好像一时来了写作灵感，就想把白天在一本《解放军文艺》上看到的一幅油画《飞夺泸定桥》后的感想写出来。这次学农带队老师是数学老师鲍福余，他和我们一样也是睡地铺，他是睡在靠门处，每晚他都要等到我们学生全睡了他才睡。我观察到，鲍老师已经睡着了，还轻声地打着呼噜。我慢慢地从地铺上爬起来，手里拿着纸和笔，几乎不敢发出一点声响，小心翼翼地跨过了好几个同学，又跨过睡在门口的鲍老师，轻轻打开门，居然没有惊动鲍老师，我就溜出去了。那一夜，我来到农场食堂，在昏暗的灯光下写下了一篇抒情散文《前进吧，英勇的战士！》

还有一次学农是在1973年10月份，地点在红旗农牧场徐盖头生产队（如今这里是南京赫赫有名的仙林大学城）。这次学农我们睡的依然是地铺，每次学农睡地铺，我们早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次睡地铺，有两件事值得一记。

一件事是，这次学农我有幸被老师分配到伙房，我们四个同学负责全班同学和带队老师的一日三餐，我的分工主要是烧大灶、摘洗菜、淘米、洗餐具等。我们四个同学几乎每天都要早起，推着板车到很远的仙鹤门去买菜买米买油。为了不影响别的同学的睡眠，我们起床时个个都是蹑手蹑脚的，发出的声音也是极其微弱的，我有时看到某个同学翻了一个身，就担心是不是我影响到了他。我每次总是轻轻地起身，轻轻地移步，轻轻地开门，轻轻地离开，久而久之，好像都练出了轻功来。好在地铺不像木板床，弄不好会发出声音来。所以，我们几个无数次的早起，离开温暖的地铺，就是为了能买到新鲜的蔬菜，让大家尽量能吃得丰富一些。

还有一件事是，我每天都要记日记，我常常在晚上临睡前，半坐在地铺上，把日记本摊开在膝盖头上写。有时写不完，我就等到熄灯后，钻进被子里，用从家里带下来的手电筒照着日记本，继续写，写一会儿把头伸出来换换气，再钻进被子里继续写；如此反反复复，一直到把当天的日记写完为止。每次这样写完日记，我都要在末尾用括号写上：“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明写成。”以示这类日记写成的特殊性和艰苦性。

睡地铺，是我平凡的中学时代一段不平凡的经历。睡地铺，使我了解到农村，了解到农村农民的生活，了解到农民劳动的艰辛。睡地铺，使我在农村生活和劳动中得到了锻炼，茁壮成长谈不上，但毕竟是成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