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雨轩分享：史料《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万龙山分校是怎么建起来的》(606#)

昨夜星辰

2024~12~22日12:50~13:12分制作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万龙山分校是怎么建起来的

文：何建猷

整理：曾建开、邓骋文

初驻谭家坊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万龙山分校最初设在谭家坊，谭家坊是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小山村，近似一个纺锤的纵断面，纵向长一千余米，横向最宽处五百米左右。一条十多米宽的河将它劈为两半。一边是一小片农田，总共不到十亩地。另一边是一条五米多宽的，紧贴在河边上用山石铺就的道路。它是上连真正的万龙山，下通山外世界的交通大动脉。道路的旁边是村舍。最醒目的是一片两米多高的草架屋。竹片编织成的篱笆上面粉些泥巴便是墙，屋顶上盖的是杉树皮。总而言之，就是就地取材搭建起来的简易平房。总面积估计有一千多平方米。这些房子据说是萍矿林场留下来的（我猜想正是这片杉皮屋招来了这所大学）。此外，还将全村十多户村民动员分散，临时迁往平岭（另一个山区村庄）去了。厨房、餐厅（兼礼堂）、男生宿舍都挤在这片草架屋里。女生和教职员工便分散居住在搬走的村民房子里（我和胡为同住一间房）。三四百大学师生员工就这样挤在这个山窝窝里，不要说教室，就连公共厕所也没有。原先十多户人家总共才有十多个小茅坑，哪容得下这么多人拉屎拉尿呀，于是人们不得不随地大小便。有一天我到住房后面一块菜地里看看，刚有一只脚踏进菜地，轰的一声响后，密密麻麻一伏苍蝇蜂拥而起，接着一股臭味扑鼻而来，定睛一看，整个菜园满地都是红屎，简直无插足之缝了。顿时我一阵恶心，差点吐了出来。这是“住”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于吃，基本上也是就地取材。饭，是山里的一种特产红米煮成的，粗糙得让人难咽，但可以敞开肚子吃，菜呢，餐餐都是一碗黄豆子，这也是本地土产。不过在那个“三年困难时期”，大家对这样粗糙而单调的伙食非但没有半句怨言，反而有一种“黑鸡崽跳到白米箩里”的幸运感。因为只有在这里能填饱肚子呀。只是肚子不大适应，拉出来的屎还显红米本色，拉出来的豆子还是那咀碎了的一片片渣渣。吃和住的问题总算暂时解决了。最不好解决的是“学”的问题。不说没有教室，就连课桌板凳也没有一套。在谭家坊大约待了两三个月，在我脑海里留有印象的教学活动就是带领学生在药农的指导下开过荒、种过药。萍术、薏米、茯苓等过去只在药店里见到过成品。它们是怎么栽培出来的，长什么样子，便是在谭家坊长的见识。干得最多的事就是上山捡柴，食堂里不是天天要烧火做饭吗，何况也是教育学生发扬革命传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最好的课堂。虽然有饱饭吃，但天天守在这样一个深山沟里如此读大学，真是两爷崽牵只狗——究竟不是猴。所以，不久就有不少学生不声不响地溜走了。不过也有很多慕名而至的后来者，有的挎个包，有的掖把伞前来报名读大学。管事的好像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来者不拒。投奔者吃几天饭之后又挎个包，掖把伞走了。来的来，去的去，车水马龙，赶庙会似的。后来我听人议论过，说当时上级政府有个内部文件，为了稳定社会治安，对这种流动人口各地政府部门要设法收容。如果真是这样，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岂不成了收容所。天大的讽刺。进山之前那股冲动劲被无情的现实从头到脚给泼了盆凉水。“共产主义”连影子也没见着，“劳动”是最原始的；至于“大学”实在是太滑稽了。

建设万龙山分校

1960年暑假后的一天清晨，共大全体师生在操场集合。副校长（没有任命校长）易守正宏亮的声音在山谷里回旋：“老师们！同学们！我们没有校舍向谁要？向国家伸手吗？不！处在这样困难年头，我们要发扬抗大的光荣传统，为国家分忧解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要用勤劳的双手，建设我们自己的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万龙山分校”（此为大意，原文无从查对）。一声令下，大部分师生离别谭家坊，开赴东坑，一场轰轰烈烈的建校运动就这样开始了。校址选择在当时万龙山中心小学（现在的上海隆波希望学校）坐向左边的一片农田里。它的背后是一个叫西源冲的小村落。我们这支建校队伍就驻扎在西源冲的十多二十户村民家里，村民都被动员暂时搬走了。因为人太多，只有打地铺。一间间大大小小的民房里，地上都铺满了厚厚一层稻草，在稻草上一床挨一床地铺上师生们各自带来的草席，有的连草席也没带，便东住一晚、西宿一觉，美其名曰“打游击”。大家也不分彼此，横七竖八，窖红薯种似的，随便挤在一起过夜，一整天重体力劳动之后，一躺下便睡着了。呼噜声此起彼伏，一声盖过一声，谁也不肯示弱，汗气味有臭冇臭，一梦香似一梦，谁也不肯独享。住的问题还好解决一点，天大的事是一个“吃”字。山里的红米供不上了，黄豆子早吃光了。不光粮食要到宣风粮店里去买，就连蔬菜也要到宣风去弄，就是沿1960年4月1日进山那条路去挑进山里来。粮油是按量供应的，每人每月二十多斤米，0.3斤油。鱼、肉、蛋根本见不到面，就连豆腐也吃不上一块。派往宣风运粮食、蔬菜的学生总是天亮就出发，日落西山才能回来。一天到晚吃不到一斤米，肩挑几十斤，往返要走七八十里山路，这在今天的年轻人是想也不敢想的事。饥饿难忍，挑来的学生就从箩筐里抓生米充饥；挑蔬菜的学生就吃生菜，冬瓜、南瓜砸碎来几个人分享，红萝卜、白萝卜是美味佳肴，实在没有什么可吃的了，白菜心、青菜心也扮着吃，简直就是一秋山猴子。这些蔬菜都是在宣风街上收购的，学校在街上租了一个店铺做仓库，收到的菜先存放在仓库里，等学生来挑。菜买得多，往往要存放两三天才能挑走，本来就不新鲜了，加上一担担挑往山里的路上，日晒雨淋，运到食堂之后，至少又要存放两三天，那些青菜、白菜往往都成了黄菜，如今菜市场垃圾箱里的菜叶比那些黄叶还强十倍。这样的菜叶放到锅里，用米汤加盐一煮，那个样相，俨然一锅猪潲。可当年我们吃起来却挺香的，漂汤漂水，每人打一大菜碗，再将那一只包子那么大的一坨饭往里一扣，搞拌搞拌，喝啰喝啰，一两个猛子就解决了。肚子胀得鼓囊囊的，心里却是想再喝它几大碗才痛快。过不了两个小时，接接连连几泡尿一拉，肚子里又是空落落的。这种情况下，部分师生有些动摇。易校长传达上级指示，稳定军心时大声疾呼：“我们这些困难算什么？比起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啃树皮，吃草根来，我们是享福。比起今天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来，我们简直生活在天堂，他们生活在地狱。我们的困难是暂时的。老师们，同学们，勤紧裤腰带，艰苦奋斗120天，一栋栋崭新的校舍就将矗立在我们面前。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学习了。”大家听了精神特别振奋，一种开拓者的革命自豪感油然而生。绝大多数师生在一种对美好未来的期盼中终于坚持下来了。校舍建设也步履艰难地向前推进着。

从山上将木材搬运下来，是老师和学生的一大任务。木材就在西源冲屋场后的高山上，距离西源冲大约5里路，坡度很陡的一条羊肠小道一直通到了谭家坊后面的山峰上。砍伐任务交给了林场的林业工人，我们只管搬运。由于急用，所以多是现砍现运。一根5×10（读五米一零，是木材规格符号，前一个数表示树的长度，单位是米，后一个数表示树木中点处的横截面直径，单位是厘米）的杉木都有五六十斤重。这是建材中最小的一种。多半都在七八十斤重，重的有一百几十斤，学生力气小，多是两个人抬一根。力气大一点的抬树蔸，力气小的抬树尾。这个事同学之间会互相关照。我负责带班搬运木材，力气虽然不怎么大，但作为老师，尤其是班主任老师，不想在学生面前露熊样。要不挑一根粗一些的单独扛，或者邀一个力气小的学生，两人抬一根，我自然抬重的一头。刘秀珍刚好编在我的班上。她在女学生当中都算力气小的，所以我多半安排她去食堂里帮帮厨或者安排在家里为男同学洗衣服，搞搞卫生。但她却不肯示弱，照顾了她几次之后，硬要跟大家一起上山扛木头。当然，男同学都愿意关照她抬树尾巴。我与她也有意无意地有过不少搭档的机会。上上下下来回跑，一天要上四个轮回。不说肩上要压几十斤重负，就是天天空手跑这四五十里山路也是够强的。腰酸腿痛还更好忍受一点，晚上痛痛快快睡一觉，早上起来照样又很精神。最难熬的是肚子饥饿难忍和肩膀疼痛难受。上午第一趟和下午第一趟一般都还顺利。上午十点以后和下午三点以后这两趟最困难。因为早餐和午餐那一大碗汤汤水水实在难以提供那三四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所要付出的热量。空手上去，气喘吁吁，两只脚像灌了铅似的抬不动，重负下来，心悸慌慌，一双腿好似得了疟疾病一样，不听使唤直哆嗦。这两趟老师们最操心。我们无需担心大家完不成劳动任务，主要怕出安全事。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超负荷地、勉强地坚持着。水肿病（一种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此时已经开始出现。面黄肌瘦是普遍现象，就连刘秀珍的脸蛋也不及原先那么红润了。每当在路上休息时，大家都是把树随地一丢，立即不问青红皂白地一屁股往地上一坐，往后一倒，四脚一伸，有气无力地耷拉在路旁的茅草堆里，不再动弹了。那个样子真让人担心是否起得来。躺一会儿之后，元气得以恢复，又得将树从地上弄到肩上，这个起肩动作是最费劲的事，后来还是使用上了丫拐才解决问题。丫拐是山里人扛竹子、树木的一种助力工具。形状好似英文字母Y。一般选用坚韧的木材制作。它的用途主要有三点：其一当一根木头扛在一个肩上时，丫拐则搁在另一肩上，从身后将木头轻轻撬起，这样便将木头的重量分担在两个肩上；第二，当你扛着木头太累了需要休息时，可将丫拐立在地上，用拐上的叉丫将木头杈住，或用手扶着，或斜靠在旁边的山墙上，人便可抽身出来休息，不必将木头丢在地上了。其三，上下陡坡时，可当拐杖用。从那时起，一只丫拐跟随我几十年。1968年我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丫拐伴我与山里老俵一起扛竹子、树木。1978年上埠中学建校舍，丫拐跟我一起进九洲、王源运木料。1988年为自己建住房，我总是天不亮就扛着丫拐赶往山口岩大水库买山里人偷偷摸摸背出来的木材。在谭家坊、在下村、在茅店十字界、在上埠老庵里，我背过多少柴，只有那只丫拐知道。多年没看见我那亲密伙伴了，或许早就当柴烧了，或许还躺在上埠家中的某个柴堆里。如今这位老战友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可还想找来抚摸扶持它的伤痕，怕是找不到了。经过半年的努力，终于建起了一栋两层十六间房，砖瓦结构的教学楼。这在当年的万龙山是唯一耀眼的大洋楼（旁边的万龙山中心小学是一栋小多了的两层筑土屋，相形见绌了）。此外，还建了几栋筑土平房用作教工宿舍和厕所等配套房屋，还有一栋窑砖墩子支撑的人字草架屋兼做礼堂和食堂。一所在“共大”人心目中最为骄傲的大学，就这样像模像样地矗立起来了。从筹备材料到建筑施工，除请了泥木工外，其他大小事务，都是老师和学生完成的。就连窑砖和瓦也是大家一手一脚捏出来的（只有做瓦请了师傅）。说来你听或许不会相信，烧那种砖和瓦，使用的燃料竟是我们从附近山上砍下来的茅柴。灰颜色的砖，灰颜色的瓦盖起来的房子，均均匀匀一列灰颜色，好像粉饰了一层水泥，古色古香的。建校舍期间，由康绍韩老师带领蔬菜班学生留在谭家坊专门种菜。开始是从外地买来大批白菜秧栽下，随后自己用种子育秧苗种萝卜等。最后能够一担担的白菜芥菜萝卜供给学校食堂。

关于分校课程开设问题。

学校设立了农学系和林学系两个专业。另外还有预科班。农学系好似有两个班。李逢年任系主任（他原来是上埠小学的校长，大家都称他李校）林学系只有一个班，是全校的尖子班，文化基础最好的学生都编在这班里，大多数学生都来自各地的民办初级中学，也有极少数高中肆业生。我被拉夫凑数任命为系主任兼班主任，其实是生产队长兼数学老师。

两个系都开了基础课（语数理化等）和专业课（仿照全日制大学的课程开课）。

预科班的学生原有文化水平一般都是小学毕业或肆业，所以仿照全日制初中课程开课。只有一个班。

教师问题。

基础课程的老师大多数来自全县各地中小学，文化水平不整齐，最多也就像我这样的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者也不少。人数比较多，记得起姓名的除了我之外还有胡为、康绍韩等。还有一位叫廖莹的语文老师，来自芦溪。他的年纪比曾明星先生更大，很健谈，文化功底还可以。

专业课老师多是总校毕业分配来的，也有从县机关调过来的。

印象深刻的，还记得名字有：

罗忠镇。来自共大总校，后长期在万龙山中小学工作。

刘德然。好像是江西大学毕业，共大停办后调往萍乡科协。

肖茂芝。好像是江西农业大学毕业。共大停办后从政，曾提任过湘东区副区长，管农业。

肖茂芝的夫人万鑫荣，大学毕业水平。

王金民。好像是共大某分校毕业生，泰和人。共大停办后留在万龙山任小学教师。在万小和槽下小学工作过多年，六八年下放回泰和去了。分校康绍韩老师回忆，他记得记姓名的万龙山共大分校教师还有：

谭仁天(万龙山谭家坊坪岭人，语文教师)、刘乃圭(数学教师)、陈少存、骆思文、谢敬秀(男，上栗县鸡冠山人，语文教师，会武术)、唐书左(万龙山茅店人，原茅店小学校长)、贺耀明、唐文俊、林菲道(从芦溪小学调去的)、彭丽媛(女，萍乡市湘东区腊市人)、廖雪琴(女，语文教师)、肖国启、刘学仕(体育教师)、梁怀森、宾耀南、黎福林、曾群益(语文教师)、黎泽芬(女，共大总校毕业生，任专业课教师)、钟历耕、会计杨健(易校长夫人)、另有的只记得姓，如黄xx、彭xx。其余的不记得了。

当年萍乡有两所共大分校。一所办在广寒寨，叫共大广寒寨分校，比万龙山分校办得更早。另一所就是共大万龙山分校了。1962年县里根据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决定停办。绝大多数师生回原籍。少数教师留在万龙山任小学教师（当年没有中学），也有少数学生在万龙山分配了工作，多在万龙山电扇厂，他们中多数是我的学生。这些学生后来都补发了中专毕业证，包括我的妻子刘秀珍。

(全文约5480字)

本文作者何建猷老师简介



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赤山镇人。生于1937年10月。1958年毕业于萍乡中学。1959年8月在赤山民办中学参加工作。1960年调入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万龙山分校，积极投入学校建设和教育教学工作。1962年共大停办后转入中小学工作。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5年评为江西省优秀教师。1996年破格晋升为中学高级教师。1998年退休。四十年教育生涯中积极投入教育教学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在省级和国家级学术杂志上发表教育教学研究论文十余篇，其中有5篇在江西省中学数学教学年会上交流并获奖，有两篇在全国中学数学年会上交流并获奖，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权威杂志《中学数学研究》全文转载，还被汇编入中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迎接21世纪挑战的数学教育》一书。

整理人简介

曾建开，1960年8月~1998年12月这48年多时间里，基本上都在万龙山上学或工作，期间于1984年6月至1998年12月，历任万龙山垦殖场工业科副科长、万龙山电器厂厂长(兼任)、常务副场长、场党委副书记等职。其父曾明星曾是共大万龙山分校生产处主任。上小学四五年级时。何建猷老师是其班上的班主任，师生二人现仍保持经常联系。

邓骋文，现任萍乡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