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忠：令人叹息的杨朔

丹麦童子

李兆忠：令人叹息的杨朔

文/ 李兆忠

今天的中国，五十岁以下的，已少有人知道杨朔这个名字。曾几何时，大名鼎鼎的杨朔的散文，就像画家李可染的《万山红遍》，风靡大江南北。与之同时，杨朔式的散文创作，也随之大行其道，历久不散，宛如蔚为壮观的“杨式团体操”，在神州大地上演。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杨朔散文的风流遗韵依然笼罩着中国散文界。据《散文》杂志1984年第10期《散文现状纵横观》一文对某一天来稿的统计：“百件中竟有十一篇是写小溪的，八篇是写日出的，五篇是写贝壳的。这些作者所在地域不同，职业年龄各异，却如此不谋而合。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联想引伸的路数也大致相同，最后‘升华’的路数也别无二致。”这些似曾相识的意境和大同小异的章法，在杨朔的散文中几乎都能找到样板。

《雪浪花》是杨朔的代表作之一，叙述“我”在海滨休养时，邂逅一位人称“老泰山”的神奇长者。作者的文思，缘起于一块耸立海边相貌奇异的礁石，此石满身沟窝，坑坑坎坎，状如面团，就在几位年轻姑娘为之惊异议论纷纷之际，一个爽朗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是叫浪花咬的”，发出声音的，是一位刚刚出海打鱼归来的老渔翁。他身材高大结实，一把苍白胡子，眉目神气宛如秋天的晴空，清朗而深沉。老渔翁这样开释姑娘们：“别看浪花小，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心齐，又有耐性，就是这样咬啊咬的，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铁打的江山，也能叫它变个样儿。”这番饱含哲理的妙语吸引了“我”，促使“我”去了解这位老泰山的身世及称呼的来历：他从小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是生产队的“智多星”、主心骨，天长日久，成了大伙们依靠的泰山。几天后秋雨初霁，“我”又见到老泰山，这次是手推独轮车，出来帮人磨剪刀，从他的谈吐中，劳动者的高风亮节，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对比，还有对美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彰显无遗。不知不觉中，剪刀磨好了，老泰山高声地对“我”说：“瞧我磨的剪子，多快。你想剪天上的云霞，做一床天大的被，也剪得动。”随后，老翁收拾好家什，跟我道别，推起小车走了几步，又停下，弯腰从路边掐了一枝野菊花插到车上，然后“一直走进火红的霞光里去”。写到这里，“我”议论道：“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浪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作者意犹未尽，另起一行，继续写道：“老泰山姓任。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笑笑说：‘山野之人，值不得留名字。’竟不肯告诉我。”

今人读《雪浪花》，不免产生一种奇异感：说它是散文，它像诗；说它是诗，它像寓言；说它是寓言，又接近神话。尤其老泰山这个主人公，总让人觉得别扭。他口吐莲花，装模作样,头上带着光环，言谈举止与身份明显乖离。明眼人自然知道，装模作样的，其实不是老泰山，而是作者杨朔。然而，在那个艺术“高于生活”的浪漫时代，没有人觉得它离奇，大家见怪不怪。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杨朔散文的命运跌宕起伏。1961年，杨朔的散文集《东风第一枝》出版，好评如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相继刊发评论文章，著名作家冰心、曹禺、周立波纷纷撰文予以肯定。高歌今认为杨朔的散文“最可贵的特点在于，通过优美的艺术形式，深刻地表现了我们的时代和生活的诗意”（《光明日报》1962年3月1日）。林志浩认为“他的散文很像诗，精致玲珑，给予读者以美的情思与美的享受”（《人民日报》1962年3月14日）。文学评论家洁泯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万字长文，对杨朔散文作了全面论述，认为：杨朔近年来的作品，“出现了一种前所少有的诗的意境，文章闪发着新的光彩”，“在艺术上终于形成了自己的独有的风格”。（《谈杨朔的几篇散文》，《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

杨朔散文声誉鹊起，与社会大背景有关。其时，中国社会正处于相对宽松的时期，由此催生出一个“文艺小阳春”。除此之外，更有杨朔个人的因素：诗人的气质，良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加上理想主义的情怀，使他轻而易举地将传统诗学的“比兴”手法融入散文，创造了一个似真似幻、神话般的人间极乐世界，为曾经饱受苦难、渴望幸福安定，“大团圆”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人，调制出一道很对胃口的“心灵鸡汤”。

然而，好景不常，不久，杨朔的作品被打成“修正主义毒草”，扫进历史垃圾箱，他本人受到残酷迫害，于1968年含恨离世，年仅55岁！

十年埋没之后，杨朔散文迎来新一轮强劲的反弹，艺术声誉于此时达到巅峰。北大中文系五教授（张钟、洪子诚、佘树森、赵祖谟、汪景寿）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这样评价：“在我国当代散文发展中，杨朔是有重大开拓与贡献的作家。他自觉地把诗与散文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散文的美学价值。其影响是非常深刻而广泛的。”而在全国十所高等院校十八位专家参与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杨朔被视为中国当代散文第一人，全书在章节安排上，魏巍、刘白羽、秦牧、巴金、冰心等诸家同处一章，各自占一节，只有杨朔一人独立成章，共占三节，待遇可谓特殊，确立了杨朔散文在十七年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地位。书中认为：在杨朔多方面的文学创作中，散文成就最高，“他是建国以来人们公认的第一流的散文作家”，“从1956的《香山红叶》起，杨朔进入了散文创作的成熟期，形成了浓郁的诗意为主要特色的个人风格，大大开拓了抒情散文创作的新天地。”

作家梁衡是最早对杨朔散文提出质疑的人。在《论“杨朔模式”对散文创作的消极影响》（《批评家》1987年第2期）一文中，他对杨朔模式作了全面的研究和批判，阐释了杨朔模式的形态、产生的背景；概括了杨朔模式的两个特点：内容上的虚幻性与象征性，结构上的稳定性，即“物—人—理”的三段式结构；指出杨朔模式的本质是假，是一个叫人“忘记自我、为空头政治服务的假模式”，造成的流弊是模式化、僵硬化，使散文的艺术之路越走越窄。随着时间推移，对杨式散文的批判也逐步升级，马俊山在《论杨朔散文的神话和时文性质》（《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中，在反思中国现代新文学、新文化发展悖论的背景下，对杨朔散文作了激烈的批判，认为杨朔散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散文，而是“神话”，是一种新的八股时文，杨朔散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变质、创作心理非个性化时期的产物，它表述的不是个人的经验，而是一种群体的或者“美”的幻想。马文犀利简明，无可辩驳，唯少了一点“同情的理解”。

上世纪末，随着新一轮的“重写文学史”尘埃落定，杨朔散文从云端落到平地。在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关于杨朔散文的论述，仅仅是“时代的抒情”概述下，几句对“杨朔模式”的简单交代。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样写道：“在杨朔的年月，寻常事物，日常生活在写作中已不具独立价值，只有寄寓、或从中发现宏大的意义，才有抒写的价值。这种‘象征化’，其实是个体生活、情感‘空洞化’的艺术表征。自然，杨朔的散文在实施这种从一切事物中提取宏大政治性主题的‘诗意’模式时，靠某种带有‘个人性’特征的取材，也靠与古典散文建立的联系，增加了一些‘弹性’，使观念的表达不致那么直接、简单。这种‘弹性’，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有感觉，他因此得到了广泛的赞扬。”这是对杨朔散文中肯的评价。而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在对杨朔散文作一定程度的肯定之后，重点分析了杨朔散文在思想上艺术上的缺憾，认为杨朔散文存在“为诗意而诗意”的局限性，也就是为了追求诗意，作者往往将日常语言与场景烙上自己非常单一的“诗人”的色彩，因此给人一种矫揉造作的感觉；同样，作者对意境的经营也有模式化乃至僵化的倾向，值得反思：“杨朔所谓的‘意’基本上是一套既定而僵化的‘时代理念’或当时的路线、方针、政策，‘境’则是作者于浮光掠影中截取的所谓新人新事、新变化、新面貌等，其所谓‘意境’则是将上述两者生硬拼凑起来。”庄周认为:“用艺术的方式汇报思想，表达忠诚,虽不能说是杨朔首创,但说到影响,杨朔的确首屈一指。”（《齐人物论》，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笔者以为，杨朔散文的特殊意义与价值，只有回到产生它的语境中才能看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结束了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第一次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百年阴霾一扫而光，民族精神空前高昂。这是一个迫切需要歌颂赞美的时代，甚至连胡风这样的特立独行、充满批判精神的左翼文艺理论家，都写出了《时间开始了》这样的长篇颂诗。然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散文，简单粗鄙，标语口号化严重，尽管很革命，却缺乏艺术感染力，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于是，如何歌颂新的时代，更好地鼓舞革命斗志，成为当时必须解决的难题。杨朔散文以明丽精致、含而不露的形式，恰到好处地迎合了新时代的审美需要，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提高到一个新的艺术水准，在当时受到欢迎，独占鳌头，是很自然的。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杨朔散文最为人诟病的，是它的虚假。这个致命伤，恐怕谁也无法否定。时至今日，面对如此明显的审美错位，有谁还能欣赏这种美文？不可思议的是，在那个时代，人们并不觉得杨朔散文虚假，反而为之陶醉，趋之如鹜，那又是为什么？理由其实很简单：假作真时假亦真。翻一翻当时的文学作品，有几篇能摆脱虚假的窠臼？又有谁敢站出来，质疑它的真实性？这就是历史潮流，沛然莫之能御的历史潮流。从这个角度看，简单指责杨朔散文虚假，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也不公平。不如知人论世，还原历史，揭示造成这种虚假的历史根源。

杨朔生于1913年。他的青春成长期，与“救亡”取代“启蒙”的时代潮流正好同步。抗战爆发后，杨朔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心悦诚服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洗礼，清算了自身的小资个人主义，从此脱胎换骨。这一切，在杨朔《我的改造》（1949年）一文中有充分的表述。文章饱含感激之情，叙述自己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一步步放弃自己的主体意识与独立人格，归依集体的心路历程，最后这样写道：“力量是从群众当中来的，离开群众，我是多么渺小，多么孤单啊！人民改造了我（虽然我改造的还很不够），我知道我是永远离不开他们了。”（《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杨朔是一位天真的诗人，一位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历史的幽暗，人性的复杂，都不在他的审察之中。正如文史家石兴泽论述的那样：“杨朔不具备思想家的素质，他是个诗人，是个纯净善良的诗人。他长于诗意的发现而短于本质的揭示。尤其糟糕的是，他往往用诗人的良好愿望理解现实，并且在创作中作诗化处理。且不说走马观‘花’，看不到残柳败絮，即使看到，也不一定引起他的兴趣；即使引起注意，他也不一定去写，因为那时不允许暴露阴暗面；退一步说，即使允许写，杨朔也不一定写。二十年间所受的革命教育和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使他相信：写阴暗面便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他是那样热爱新社会，歌颂唯恐不及，岂能抹黑？”（《人物》1998年第11期）

换个角度看，文学不像音乐，也不像绘画，后两者由于语言载体意义的不确定性，有相对独立封闭的形式世界，与现实的关系更加曲折隐蔽，有可能在表与里的错位与张力中，暗渡陈仓，创作出艺术内涵复杂的传世之作，如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李可染的《万山红遍》。文学的语言载体与概念、思想直接挂钩，因而无处逃遁。这决定了杨朔天真纯净的诗人气质，无法转换为莫扎特式的文学小夜曲。

历史无法假设，杨朔只能以自己的方式，真诚地演绎那个时代的乐观、狂热与矫饰。随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它的褪色是命中注定的，这不仅是杨朔的遗憾，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令人叹息的杨朔！

2019年11月20日改定

（《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1期）

茶花赋

文/杨朔

　　久在异国他乡，有时难免要怀念祖国的。怀念极了，我也曾想：要能画一幅画儿，画出祖国的面貌特色，时刻挂在眼前，有多好。我把这心思去跟一位擅长丹青的同志商量，求她画。她说：“这可是个难题，画什么呢?画点零山碎水，一人一物，都不行。再说，颜色也难调。你就是调尽五颜六色，又怎么画得出祖国的面貌?”我想了想，也是，就搁下这桩心思。

　　今年二月，我从海外回来，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我是北方人，论季节，北方也许正是搅天风雪，水瘦山寒，云南的春天却脚步儿勤，来得快，到处早像摧生婆似的正在摧动花事。

　　花事最盛的去处数着西山华庭寺。不到寺门，远远就闻见一股细细的清香，直渗进人的心肺。这是梅花，有红梅、白梅、绿梅，还有朱砂梅，一树一树的，每一树梅花都是一树诗。白玉兰花略微有点儿残，娇黄的迎春却正当时，那一片春色啊，比起滇池的水来不知还要深多少倍。

　　究其实这还不是最深的春色。且请看那一树，齐着华庭寺的廊檐一般高，油光碧绿的树叶中间托出千百朵重瓣的大花，那样红艳，每朵花都像一团烧得正旺的火焰。这就是有名的茶花。不见茶花，你是不容易懂得“春深似海”这句诗的妙处的。

　　想看茶花，正是好时候。我游过华庭寺，又冒着星星点点细雨游了一次黑龙潭，这都是看茶花的名胜地方。原以为茶花一定很少见，不想在游历当中，时时望见竹篱茅屋旁边会闪出一枝猩红的花来。听朋友说：“这不算稀奇。要是在大理，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养茶花。花期一到，各样品种的花儿争奇斗艳，那才美呢。”

　　我不觉对着茶花沉吟起来。茶花是美啊。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创造的。是谁白天黑夜，积年累月，拿自己的汗水浇着花，像抚育自己儿女一样抚育着花秧，终于培养出这样绝色的好花?应该感谢那为我们美化生活的人。

　　普之仁就是这样一位能工巧匠，我在翠湖边上会到他。翠湖的茶花多，开得也好，红通通的一大片，简直就是那一段彩云落到湖岸上。普之仁领我穿着茶花走，指点着告诉我这叫大玛瑙，那叫雪狮子;这是蝶翅，那是大紫袍……名目花色多得很。后来他攀着一棵茶树的小干枝说：“这叫童子面，花期迟，刚打骨朵，开起来颜色深红，倒是最好看的。”

　　我就问：“古语说：看花容易栽花难——栽培茶花一定也很难吧?”

　　普之仁答道：“不很难，也不容易。茶花这东西有点特性，水壤气候，事事都得细心。又怕风，又怕晒，最喜欢半阴半阳。顶讨厌的是虫子。有一种钻心虫，钻进一条去，花就死了。一年四季，不知得操多少心呢。”

　　我又问道：“一棵茶花活不长吧?”

　　普之仁说：“活的可长啦。华庭寺有棵松子鳞，是明朝的，五百多年了，一开花，能开一千多朵。”

　　我不觉噢了一声：想不到华庭寺见的那棵茶花来历这样大。

　　普之仁误会我的意思，赶紧说：“你不信么?大理地面还有一棵更老的呢，听老人讲，上千年了，开起花来，满树数不清数，都叫万朵茶。树干子那样粗，几个人都搂不过来。”说着他伸出两臂，做个搂抱的姿势。

　　我热切地望着他的手，那双手满是茧子，沾着新鲜的泥土。我又望着他的脸，他的眼角刻着很深的皱纹，不必多问他的身世，猜得出他是个曾经忧患的中年人。如果他离开你，走进人丛里去，立刻便消逝了，再也不容易寻到他——他就是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劳动者。然而正是这样的人，整月整年，劳心劳力，拿出全部精力培植着花木，美化我们的生活。美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正在这时，恰巧有一群小孩也来看茶花，一个个仰着鲜红的小脸，甜蜜蜜地笑着，唧唧喳喳叫个不休。

　　我说：“童子面茶花开了。”

　　普之仁愣了愣，立时省悟过来，笑着说：“真的呢，再没有比这种童子面更好看的茶花了。”

　　一个念头忽然跳进我的脑子，我得到一幅画的构思。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红，画一大朵含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我把这个简单的构思记下来，寄给远在国外的那位丹青能手，也许她肯再斟酌一番，为我画一幅画儿吧。

荔枝蜜

文/杨朔

　　花鸟草虫，凡是上得画的，那原物往往也叫人喜爱。蜜蜂是画家的爱物，我却总不大喜欢。说起来可笑。孩子时候，有一回上树掐海棠花，不想叫蜜蜂螫了一下，痛得我差点儿跌下来。大人告诉我说：蜜蜂轻易不螫人，准是误以为你要伤害它，才螫；一螫，它自己耗尽生命，也活不久了。我听了，觉得那蜜蜂可怜，原谅它了。可是从此以后，每逢看见蜜蜂，感情上疙疙瘩瘩的，总不怎么舒服。

　　今年四月，我到广东从化温泉小住了几天。四围是山，怀里抱着一潭春水，那又浓又翠的景色，简直是一幅青绿山水画。刚去的当晚，是个阴天，偶尔倚着楼窗一望，奇怪啊，怎么楼前凭空涌起那么多黑黝黝的小山，一重一重的，起伏不断？记得楼前是一片比较平坦的园林，不是山。这到底是什么幻景呢？赶到天明一看，忍不住笑了。原来是满野的荔枝树，一棵连一棵，每棵的叶子都密得不透缝，黑夜看去，可不就像小山似的！

　　荔枝也许是世上最鲜最美的水果。苏东坡写过这样的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可见荔枝的妙处。偏偏我来的不是时候，满树刚开着浅黄色的小花，并不出众。新发的嫩叶，颜色淡红，比花倒还中看些。从开花到果子成熟，大约得三个月，看来我是等不及吃鲜荔枝了。

　　吃鲜荔枝蜜，倒是时候。有人也许没听说这稀罕物儿吧？从化的荔枝树多得像汪洋大海，开花时节，那蜜蜂满野嘤嘤嗡嗡，忙得忘记早晚，有时还趁着月色采花酿蜜。荔枝蜜的特点是成色纯，养分多。住在温泉的人多半喜欢吃这种蜜，滋养精神。热心肠的同志为我也弄到两瓶。一开瓶子塞儿，就是那么一股甜香；调上半杯一喝，甜香里带着股清气，很有点鲜荔枝味儿。喝着这样的好蜜，你会觉得生活都是甜的呢。

　　我不觉动了情，想去看看自己一向不大喜欢的蜜蜂。

　　荔枝林深处，隐隐露出一角白屋，那是温泉公社的养蜂场，却起了个有趣的名儿，叫“养蜂大厦”。正当十分春色，花开得正闹。一走近“大厦”，只见成群结队的蜜蜂出出进进，飞去飞来，那沸沸扬扬的情景，会使你想：说不定蜜蜂也在赶着建设什么新生活呢。

　　养蜂员老梁领我走进“大厦”。叫他老梁，其实是个青年人，举动很精细。大概是老梁想叫我深入一下蜜蜂的生活，小小心心揭开一个木头蜂箱，箱里隔着一排板，每块板上满是蜜蜂，蠕蠕地爬着。蜂王是黑褐色的，身量特别细长，每只蜜蜂都愿意用采来的花精供养它。

　　老梁叹息似的轻轻说：“你瞧这群小东西，多听话。”

　　我就问道：“像这样一窝蜂，一年能割多少蜜？”

　　老梁说：“能割几十斤。蜜蜂这物件，最爱劳动。广东天气好，花又多，蜜蜂一年四季都不闲着。酿的蜜多，自己吃的可有限。每回割蜜，给它们留一点点糖，够它们吃的就行了。它们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还是继续劳动、继续酿蜜，整日整月不辞辛苦……”

　　我又问道：“这样好蜜，不怕什么东西来糟害么？”

　　老梁说：“怎么不怕？你得提防虫子爬进来，还得提防大黄蜂。大黄蜂这贼最恶，常常落在蜜蜂窝洞口。专干坏事。”

　　我不觉笑道：“噢！自然界也有侵略者。该怎么对付大黄蜂呢？”

　　老梁说：“赶！赶不走就打死它。要让它待在那儿，会咬死蜜蜂的。”

　　我想起一个问题，就问：“可是呢，一只蜜蜂能活多久？”

　　老梁回答说：“蜂王可以活三年，一只工蜂最多能活六个月。”

　　我说：“原来寿命这样短。你不是总得往蜂房外边打扫死蜜蜂么？”

　　老梁摇一摇头说：“从来不用。蜜蜂是很懂事的，活到限数，自己就悄悄死在外边，再也不回来了。”

　　我的心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多么高尚啊！

　　透过荔枝树林，我沉吟地望着远远的田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辛勤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着生活的蜜。

　　这黑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酿造着未来…

香山红叶

文/杨朔

　　早听说香山红叶是北京最浓最浓的秋色，能去看看，自然乐意。我去的那日，天也作美，明净高爽，好得不能再好了。人也凑巧，居然找到一位刘四大爷做向导。刘四大爷就住在西山脚下，早年做过四十年向导，于今已经七十七岁，还是腰板挺直，硬朗得很。

　　我们先邀刘四大爷到一家乡村小饭馆里吃饭。几盘野味，半杯麦酒，老人家的话来了，慢言慢语说：“香山这地方也没别的好处，就是高，一进山门，门坎跟玉泉山顶一样平。地势一高，气也清爽，人才爱来。春天人来踏青，夏天来消夏，到秋天——”一位同游的朋友急着问“不知山上的红叶红了没有?”

　　刘四大爷说：“还不是正时候。南面一带向阳，也该先有红的了”

　　于是用完酒饭，我们请刘四大爷领我们顺着南坡上山。好清静的去处啊。沿着石砌的山路的山路，两旁满是古松古柏，遮天蔽日的，听说三伏天走在树荫里，也不见汗。

　　刘四大爷交叠着两手搭在肚皮上，不紧不慢走在前面，总是那么慢言慢语说“原先这地方什么也没有，后面是一片荒山，只有一家财主雇了个做活的给他种地、养猪。猪食倒在一个破石槽里，可是倒进去一点食，猪怎么吃也吃不完。那做活的觉得有点怪，放进石槽里几个铜钱，钱也拿不完，就知道这是个聚宝盆了。到算工账的时候，做活的什么也不要，单要这个槽。一个破石槽能值几个钱?财主乐得送个人情，就给了他。石槽太重，做活的扛到山里，就找不动了，便挖个坑埋好，怕忘了地点，又拿一棵松树和一棵柏树插在上面做记号，自已回家去找人帮着抬。谁知返回一看，满山都是松柏树，数也数不清。”谈到这儿，老人又慨叹说：“这真是座活山啊。有山就有水，有水就有脉，有脉就有苗。难怪人家说下面埋着聚宝盆。”

　　这当儿刘四大爷早带我们走进一座挺幽雅的院子，里边有两眼泉水，石壁上刻着“双清”两个字。老人围着泉水转了转说：“我有十年不上山了，怎么有块碑不见了?我记得碑上刻的是‘梦赶泉’。”接着又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说是元朝有个皇帝来游山，倦了，睡在这儿梦见身子坐在船上，脚下翻着波浪，醒来叫人一挖脚下，果然冒出股泉水，这就是“梦赶泉”的来历。

　　刘四大爷又笑笑说：“这都是些乡村野话，我怎么听来的，怎么说，你们也不必信。”

　　听着这白胡子老人絮絮叨叨谈些离奇的传说，你会觉得香山更富有迷人的神话色彩。我们不会那么煞风景，偏要说不信。只是一路上山，怎么连一片红叶也看不见?

　　我们上了半山亭，朝东一望，真是一片好景。茫茫苍苍的河北大平原就摆在眼前，烟树深处，正藏着我们的北京城。也妙，本来也算有点气魄的昆明湖，看起来只象一盆清水。万寿山、佛香阁，不过是些点缀的盆景。我们都忘了看红叶。红叶就在高山坡上，满眼都是，半黄半红的，倒还有意思。可惜叶子伤了水，红的又不透。要是红透了，太阳一照，那颜色该有多浓。

　　我望着红叶，问：“这是什么树?怎么不大象枫叶?”

　　刘四大爷说：“本来不是枫叶嘛。这叫红树。”就指着路边的树，说：“你看看，就是那种树。”

　　路边的红树叶子还没红，所以我们都没注意。我走过去摘下一片，叶子是圆的，只有叶脉上微微透出点红意。

　　我不觉叫：“哎呀!还香呢。”把叶子送到鼻子上闻了闻，那叶子发出一股轻微的药香。

　　另一位同伴也嗅了嗅，叫“哎呀!是香。怪不得叫香山。”

　　刘四大爷也慢慢说：“真是香呢。我怎么做了四十年向导，早先就没闻见过?”

　　我的老大爷，我不十分清楚你过去的身世，但是从你脸上密密的纹路里，猜得出你是个久经风霜的人。你的心过去是苦的，你怎么能闻到红叶的香味?我也不十分清楚你今天的生活，可是你看，这么大年纪的一个老人，爬起山来不急，也不喘，好象不快，我们可总是落在后边，跟不上。有这样轻松脚步的老年人，心情也该是轻松的，还能不闻见红叶香?

　　刘四大爷就在满山的红叶香里，领着我们看了“森玉笏”、“西山睛雪”、昭庙，还有别的香山风景。下山的时候，将近黄昏。一仰脸望见东边天上现出半轮上弦的白月亮，一位同伴忽然记起来，说“今天是不是重阳?”一翻身边带的报纸，原来是重阳的第二日。我们这一次秋游，倒应了重九登高的旧俗。也有人觉得没看见一片好红叶，未免美中不足。我却摘到一片更可贵的红叶，藏到我心里去。这不是一般的红叶，这是一片曾在人生中经过风吹雨打的红叶，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不用说，我指的是刘四大爷。

海市

文/杨朔

　　我的故乡蓬莱是个偎山抱海的古城，城不大，风景却别致。特别是城北丹崖山峭壁上那座凌空欲飞的蓬莱阁，更有气势。你倚在阁上，一望那海天茫茫、空明澄碧的景色，真可以把你的五脏六腑都洗得干干净净。这还不足为奇，最奇的是海上偶然间出现的幻景，叫海市。小时候，我也曾见过一回。记得是春季，雾蒙天，我正在蓬莱

　　阁后拾一种被潮水冲得溜光滚圆的玑珠，听见有人喊：“出海市了。”只见海天相连处，原先的岛屿一时不知都藏到哪儿去了，海上劈面立起一片从来没见过的山峦，黑苍苍的，像水墨画一样。满山都是古松古柏;松柏稀疏的地方，隐隐露出一带渔村。山峦时时变化着，一会山头上幻出一座宝塔，一会山洼里又现出一座城市，市上游动着许多黑点，影影绰绰的，极像是来来往往的人马车辆。又过一会儿，山峦城市慢慢消下去，越来越淡，转眼间，天青海碧，什么都不见了，原先的岛屿又在海上重现出来。

　　这种奇景，古时候的文人墨客看到了，往往忍不住要高声咏叹。且看蓬莱阁上那许多前人刻石的诗词，多半都是题的海市蜃楼，认为那就是古神话里流传的海上仙山。最著名的莫过于苏东坡的海市诗，开首几句写着：“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摇荡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可见海市是怎样的迷人了。 只可惜这种幻景轻易看不见。我在故乡长到十几岁，也只见过那么一回。故乡一别，雨雪风霜，转眼就是二十多年。今年夏天重新踏上那块滚烫烫的热土，爬到蓬莱阁上，真盼望海上能再出现那种缥缥缈缈的奇景。偏我来的不是时候。一般得春景天，雨后，刮东风，才有海市。于今正当盛夏，岂不是空想。可是啊，海市不出来，难道我们不能到海市经常出现的地方去寻寻看么?也许能寻得见呢。

　　于是我便坐上船，一直往海天深处开去。好一片镜儿海。海水碧蓝碧蓝的，蓝得人心醉，我真想变成条鱼，钻进波浪里去。鱼也确实惬意。瞧那海面上露出一条大鱼的脊梁，像座小山，那鱼该有十几丈长吧?我正看得出神，眼前刺溜一声，水里飞出另一条鱼，展开翅膀，贴着水皮飞出去老远，又落下去。

　　我又惊又喜问道：“鱼还会飞么?”

　　船上掌舵的说：“燕儿鱼呢，你看像不像燕子?烟雾天，有时会飞到船上来。”那人长得高大健壮，一看就知道是个航海的老手，什么风浪都经历过。他问我道：“是到海上去看捕鱼的么?”

　　我说：“不是，是去寻海市。”

　　那舵手瞟我一眼说：“海市还能寻得见么?”

　　我笑着说：“寻得见——你瞧，前面那不就是?”就朝远处一指，那儿透过淡淡的云雾，隐隐约约现出一带岛屿。

　　那舵手稳稳重重一笑说：“可真是海市，你该上去逛逛才是呢。”

　　赶到船一靠近岛屿，我便跨上岸，走进海市里去。

　　果然不愧是“海上仙山”。这一带岛屿烟笼雾绕，一个衔着一个，简直是条锁链子，横在渤海湾里。渤海湾素来号称北京的门户，有这条长链子挂在门上，门就锁得又紧又牢。别以为海岛总是冷落荒凉的，这儿山上山下，高坡低洼，满眼葱绿苍翠，遍是柞树、槐树、杨树、松树，还有无数冬青、葡萄以及桃、杏、梨、苹果等多种果木花树。树叶透缝的地方，时常露出一带渔村，青堂瓦舍，就和我小时候在海市里望见的一模一样。先前海市里的景物只能远望，不能接近，现在你却可以走进渔民家去，跟渔民谈谈心。岛子上四通八达，到处是浓荫夹道的大路。顺着路慢慢走，你可以望见海一般碧绿的庄稼地里闪动着鲜艳的衣角。那是喜欢穿红挂绿的渔家妇女正在锄草。有一个青年妇女却不动手，鬓角上插着枝野花，立在槐树凉影里，倚着锄，在做什么呢?哦!原来是在听公社扩音器里播出的全国麦收的消息。

　　说起野花，也是海岛上的特色。春天有野迎春;夏天太阳一西斜，漫山漫坡是一片黄花，散发着一股清爽的香味。黄花丛里，有时会挺起一枝火焰般的野百合花。凉风一起，蟋蟀叫了，你就该闻见野菊花那股极浓极浓的药香。到冬天，草黄了，花也完了，天上却散下花来，于是满山就铺上一层耀眼的雪花。

　　立冬小雪，正是渔民拉干贝的季节。渔船都扬起白帆，往来拉网，仿佛是成群结队翩翩飞舞的白蝴蝶。干贝、鲍鱼、海参一类东西，本来是极珍贵的海味。你到渔业生产队去，人家留你吃饭，除了鲐鱼子、燕儿鱼丸子而外，如果端出雪白鲜嫩的新干贝，或者是刚出海的鲍鱼，你一点不用大惊小怪，以为是大摆筵席，其实平常。

　　捕捞这些海产却是很费力气的。哪儿有悬崖陡壁，海水又深，哪儿才盛产干贝鲍鱼等。我去参观过一次“碰”鲍鱼的。干这行的渔民都是中年人，水性好，经验多，每人带一把小铲，一个葫芦，葫芦下面系着一张小网。趁落潮的时候，水比较浅，渔民戴好水镜，先在水里四处游着，透过水镜望着海底。一发现鲍鱼，便丢下葫芦钻进水底下去。鲍鱼也是个怪玩意儿，只有半面壳，附在礁石上，要是你一铲子铲不下来，砸烂它的壳，再也休想拿得下来。渔民拿到鲍鱼，便浮上水面，把鲍鱼丢进网里，扶着葫芦喘几口气，又钻下去。他们都像年轻小伙子一样嘻笑欢闹，往我们艇子上扔壳里闪着珍珠色的鲍鱼，扔一尺左右长的活海参，扔贝壳像蒲扇一样的干贝，还扔一种叫“刺锅”的怪东西，学名叫海胆，圆圆的，周身满是挺长的黑刺，跟刺猬差不多，还会爬呢。

　　最旺的渔季自然是春三月。岛子上有一处好景致，叫花沟，遍地桃树，年年桃花开时，就像那千万朵朝霞落到海岛上来。桃花时节，也是万物繁生的时节。雪团也似的海鸥会坐在岩石上自己的窝里，一心一意孵卵，调皮的孩子爬上岩石，伸手去取鸥蛋，那母鸥也只转转眼珠，动都懒得动。黄花鱼起了群，都从海底浮到海面上，大鲨鱼追着吃，追的黄花鱼??叫。听见鱼叫，渔民就知道是大鱼群来了，一网最多的能捕二十多万条，倒在舱里，一跳一尺多高。俗话说得好：“过了谷雨，百鱼上岸。”大对虾也像一阵乌云似的涌到近海，密密层层。你挤我撞，挤的在海面上乱蹦乱跳。这叫桃花虾，肚子里满是子儿，最肥。渔民便用一种网上绑着罈子做浮标的“罈子网”拉虾，一网一网往船上倒，一网一网往海滩上运，海滩上的虾便堆成垛，垛成山。渔民不叫它是虾山，却叫做金山银山。这是最旺的渔季，也是最热闹的海市。

雪浪花

文/杨朔

　　凉秋八月，天气分外清爽。我有时爱坐在海边礁石上，望着潮涨潮落，云起云飞。月亮圆的时候，正涨大潮。瞧那茫茫无边的大海上，滚滚滔滔，一浪高似一浪，撞到礁石上，唰地卷起几丈高的雪浪花，猛力冲激着海边的礁石。那礁石满身都是深沟浅窝，坑坑坎坎的，倒象是块柔软的面团，不知叫谁捏弄成这种怪模怪样。

　　几个年轻的姑娘赤着脚，提着裙子，嘻嘻哈哈追着浪花玩。想必是初次认识海，一只海鸥，两片贝壳，她们也感到新奇有趣。奇形怪状的礁石自然逃不出她们好奇的眼睛，你听她们议论起来了;礁石硬得跟铁差不多，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是天生的，还是錾子凿的，还是怎的?

　　“是叫浪花咬的，”一个欢乐的声音从背后插进来。说话的人是个上年纪的渔民，从刚扰岸的渔船跨下来，脱下黄油布衣裤，从从容容晾到礁石上。

　　有个姑娘听了笑起来：“浪花也没有牙，还会咬?怎么溅到我身上，痛都不痛?咬我一口多有趣。”

　　老渔民慢条斯理说：“咬你一口就该哭了。另看浪花小，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心齐，又有耐性，就是这样咬啊咬的，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叫它变个样儿。姑娘们，你们信不信?”

　　说的妙，里面又含着多么深的人情世故。我不禁对那老渔民望了几眼。老渔民长得高大结实，留着一把花白胡子。瞧他那眉目神气，就象秋天的高空一样，又清朗，又深沉。老渔民说完话，不等姑娘们搭言，早回到船上，大声说笑着，动手收拾着满船烂银也似的新鲜鱼儿。

　　我向就近一个渔民打听老人是谁，那渔民笑着说：“你问他呀，那是我们的老泰山。老人家就有这个脾性，一辈子没养女儿，偏爱拿人当女婿看待。不信你叫他一声老泰山，他不但不生气，反倒摸着胡子乐呢。不过我们叫他老泰山，还有别的缘故。人家从小走南闯北，经的多，见的广，生产队里大事小事，一有难处，都得找他指点，日久天长，老人家就变成大伙依靠的泰山了。”

　　此后一连几日，变了天，飘飘洒洒落着凉雨，不能出门。这一天睛了，后半晌，我披着一片火红的霞光，从海边散步回来，瞟见休养所院里的苹果树前停着辆独轮小车，小车旁边的个人俯在磨刀石磨剪刀。那背影有点儿眼熟。走到跟前一看，可不正是老泰山。

　　我招呼说：“老人家，没出海打鱼么?”

　　老泰山望了望我笑着说：“哎，同志，天不好，队里不让咱出海，叫咱歇着。”

　　我说：“象你这样年纪，多歇歇也是应该的。”

　　老泰山听了说：“人家都不歇，为什么我就应该多歇着?我一不瘫，二不瞎，叫我坐着吃闲饭，等于骂我。好吧，不让咱出海，咱服从;留在家里，这双手可得服从我。我就织鱼网，磨鱼钩，照顾照顾生产队里的果木树，再不就推着小车出来走走，帮人磨磨刀，钻钻磨眼儿，反正能做多少活就做多少活，总得尽我的一份力气。”

　　“看样子你有六十了吧?”

　　“哈哈!六十?这辈子别再想那个好时候了——这个年纪啦。”说着老泰山捏起右手的三根指头。

　　我不禁惊疑说：“你有七十了么?看不出。身板骨还是挺硬朗。”

　　老泰山说：“哎，硬朗什么?头四年，秋收扬场，我一连气还能扬它一两千斤谷子。如今不行了，胳膊害过风湿痛病，抬不起来，磨刀磨剪子，胳膊往下使力气，这类活儿还能做。不是胳膊拖累我，前年咱准要求到北京去油漆人民大会堂。”

　　“你会的手艺可真不少呢。”

　　“苦人哪 ，自小东奔西跑的，什么不得干。干的营生多，经历的也古怪，不瞒同志说，三十年前，我还赶过脚呢。”说到这儿，老泰山把剪刀往水罐里蘸了蘸，继续磨着，一面不紧不慢地说：“那时候，北戴河跟今天可不一样。一到三伏天，来歇伏的差不多净是蓝眼珠的外国人。有一回，一个外国人看上我的驴。提起我那驴，可是百里挑一：浑身乌黑乌黑，没一根杂毛，四只蹄子可是白的。这有个讲究，叫四蹄踏雪，跑起来，极好的马也追不上。那外国人想雇我的驴去逛东山。我要五块钱，他嫌贵。你嫌贵，我还嫌你胖呢。胖的象条大白熊，别压坏我的驴。讲来讲去，大白熊答应我的价钱，骑着驴逛了半天，欢欢喜喜照数付了脚钱。谁料想隔不几天，警察局来传我，说是有人把我告下了，告我是红胡子，硬抢人家五块钱。”

　　老泰山说的有点气促，喘嘘嘘的，就缓了口气，又磨着剪子说：“我一听气炸了肺。我的驴，你的屁，爱骑不骑，怎么能诬赖人家是红胡子?赶到警察局一看，大白熊倒轻松，望着我乐的闭不拢嘴。你猜他说什么 ?你说：你的驴快，我要再雇一趟去秦皇岛，到处找不着你。我就告你。一告，这不是，就把红胡子抓来了。”

　　我忍不住说：“瞧他多聪明!”

　　老泰山说：“聪明的还在后头呢，你听着啊。这回到省事，也不用争，一张口他就给我十五块钱，骑上驴，他拿着根荆条，抽着驴紧跑。我叫他慢着点，他直夸奖我的驴有几步好走，答应回头再加点脚钱。到秦皇岛一个来回，整整一天，累的我那驴浑身湿淋淋的，顺着毛往下滴汗珠——你说叫人心疼不心疼?”

　　我插问道：“脚钱加了没有?”

　　老泰山直起腰，狠狠吐了口唾沫说：“见他的鬼!他连一个铜子儿也不给，说是上回你讹诈我五块钱，都包括在内啦，再闹，送你到警察局去。红胡子!红胡子!直骂我是红胡子。”

　　我气的问：“这个流氓，他是哪国人?”

　　老泰山说：“不讲你也猜得着。前几天听广播，美国飞机又偷着闯进咱们家里。三十年前，我亲身吃过他们的亏，这笔账还没算清。要是倒退五十年，我身强力壮，今天我呀——”

　　休养所的窗口有个妇女探出脸问：“剪子磨好没有?”

　　老泰山应声说：“好了。”就用大拇指试试剪子刃，大声对我笑着说：“瞧我磨的剪子，多快。你想天的云霞，做一床天大的被，也剪得动。”

　　西天上正铺着一片金光灿烂的晚霞，把老泰山的脸映得红彤彤的。老人收起磨刀石，放到独轮车上，跟我道了别，推起小车走了几步，又停下，弯腰从路边掐了枝野菊花，插到车上，才又推着车慢慢走了，一直走进火红的霞光里去。他走了，他在海边对几个姑娘讲的话却回到我的心上。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浪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老泰山姓任。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笑笑说：“山野之人，值不得留名字。”竟不肯告诉我。

泰山极顶

文/杨朔

　　泰山极顶看日出，历来被描绘成十分壮观的奇景。有人说：登泰山而看不到日出，就象一出大戏没有戏眼，味儿终究有点寡淡。

　　我去爬山那天，正赶上个难得的好天，万里长空，云彩丝儿都不见，素常烟雾腾腾的山头，显得眉目分明。同伴们都欣喜地说：“明儿早晨准可以看见日出了。”我也是抱着这种想头，爬上山去。

　　一路上从山脚往上爬，细看山景，我觉得挂在眼前的不是五岳独尊的泰山，却像一幅规模惊人的青绿山水画，从下面倒展开来。在画卷中最先露出的是山根底那座明朝建筑岱宗坊，慢慢地便现出王母池、斗母宫、经石峪。山是一层比一层深，一叠比一叠奇，层层叠叠，不知还会有多深多奇。万山丛中，时而点染着极其工细的人物。王母池旁的吕祖殿里有不少尊明塑，塑着吕洞宾等一些人，姿态神情是那样有生气，你看了，不禁会脱口赞叹说：“活啦。”

　　画卷继续展开，绿荫森森的柏洞露面不太久，便来到对松山。两面奇峰对峙着，满山峰都是奇形怪状的老松，年纪怕都有上千岁了，颜色竟那么浓，浓得好象要流下来似的。来到这儿你不妨权当一次画里的写意人物，坐在路旁的对松亭里，看看山色，听听流水和松涛。也许你会同意乾隆题的“岱宗最佳处”的句子。且慢，不如继续往上看的为是……

　　一时间，我又觉得自己不仅是在看画卷，却又象是在零零乱乱翻着一卷历史稿本。在山下岱庙里，我曾经抚摸过秦朝李斯小篆的残碑。上得山来，又在“孔子登临处”立过脚，秦始皇封的五大夫松下喝过茶。还看过汉枚乘称道的“泰山穿溜石”，相传是晋朝王羲之或者陶渊明写的斗大的楷书书金刚经的石刻。将要看见的唐代在大观峰峭壁上刻的《纪泰山铭》自然是珍品，宋元明清历代的遗迹更象奇花异草一样，到处点缀着这座名山。一恍惚，我觉得中国历史的影子仿佛从我眼前飘忽而过。你如果想捉住点历史的影子，尽可以在朝阳洞那家茶店里挑选几件泰山石刻的拓片。除此而外，还可以买到泰山出产的杏叶参、何首乌、黄精、紫草一类名贵药材。我们在这里泡了壶山茶喝，坐着歇乏，看见一堆孩子围着群小鸡，正喂蚂蚱给小鸡吃。小鸡的毛色都发灰，不象平时看见的那样。一问，卖茶的妇女搭言说:“是俺孩子他爹上山挖药材，拣回来的一窝小山鸡。”怪不得呢，有两只小山鸡争着饮水，蹬翻了水碗。往青石板上一跑，满石板印着许多小小的“个”字，我觉望着深山里这户孤零零的人家想：“山下正闹大集体，他们还过着这种单个的生活，未免太与世隔绝了吧?”

　　从朝阳洞再往上爬，渐渐接近十八盘，山路越来越险，累得人发喘。这时我既无心思看画，又无心思翻历史，只觉得象在登天。历来人们也确实把爬泰山看做登天。不信你回头看看来路，就有云步桥、一天门、中天门一类上天的云路。现时悬在我头顶上的正是南天门。幸好还有石蹬造成的天梯。顺着天梯慢慢爬，爬几步，歇一歇，累得腰酸腿软，浑身冒汗。忽然有一阵仙风从空中吹来，扑到脸上，顿时觉得浑身上下清爽异常。原来我已经爬上南天门，走上天街。

　　黄昏早已落到天街上，处处飘散着不知名儿的花草香味。风一吹，朵朵白云从我身边飘浮过去，眼前的景物渐渐都躲到夜色里去。我们在清帝宫寻到个宿处，早早睡下，但愿明天早晨能看到日出。可是急人得很，山头上忽然漫起好大的雾，又浓又湿，悄悄挤进门缝来，落到枕头边上，我还听见零零星星的几滴雨声。我有点焦虑，一位同伴说：“不要紧。山上的气候一时晴，一时阴，变化大得很，说不定明儿早晨是个好天，你等着看日出吧。”

　　等到明儿早晨，山头上的云雾果然消散，只是天空阴沉沉的，谁知道会不会忽然间晴朗起来呢?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冒着早凉，一直爬到玉皇顶，这儿便是泰山的极顶。

　　一位须髯飘飘的老道人陪我们立在泰山极顶上，指点着远近风景给我们看，最后带着惋惜的口气说：“可惜天气不佳，恐怕你们看不见日出了。”

　　我的心却变得异常晴朗，一点也没有惋惜的情绪。我沉思地望着极远极远的地方，我望见一幅无比壮丽的奇景。瞧那莽莽苍苍的齐鲁大原野，多有气魄。过去，农民各自摆弄着一块地，弄得祖国的原野是老和尚的百衲衣，零零碎碎的，不知由多少小方块堆积在一起。眼前呢，好一片大田野，全连到一起，就象公社农民连得一样密切。麦子刚刚熟，南风吹动处，麦流一起一伏，仿佛大地也漾起绸缎一般的锦纹。再瞧那渺渺茫茫的天边，扬起一带烟尘。那不是什么“齐烟九点”。同伴告诉我说那也许是炼铁厂。铁厂也好，钢厂也好，或者是别的什么工厂也好，反正那里有千千万万只精巧坚强的手，正配合着全国人民一致的节奏，用钢铁铸造着祖国的江山。

　　你再瞧，那在天边隐约闪亮的不就是黄河，那在山脚缠绕不断的自然是汶河。那拱卫在泰山膝盖下的无数小馒头却是徂徕山等许多著名的山岭。那黄河和汶河又恰似两条飘舞的彩绸，正由两只看不见的大手在耍着;那连绵不断的大小山岭却又象许多条龙灯，一齐滚舞——整个山河都在欢腾着啊。

　　如果说泰山是一大幅徐徐展开的青绿山水画，那么现在我才算翻到我们民族真正宏伟的创业史。

　　我正在静观默想，那个老道人客气地赔着不是，说是别的道士都下山割麦子去了，剩他自己，也顾不上烧水给我们喝。我问他给谁割麦子，老道人说：“公社啊。你别看山上东一户，西一户，也都组织到公社里去了。”我记起自己对朝阳洞那家茶店的想法，不觉有点内愧。

　　有的同伴认为没能看见日出，始终有点美中不足。同志，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其实我们分明看见另一场更加辉煌的日出。这轮晓日从我们民族历史的地平线上一跃而出，闪射着万道红光，照临到这个世界上。

　　伟大而光明的祖国啊，愿您永远“如日之升”!

蓬莱仙境

文/杨朔

夜来落过一场小雨，一早晨，我带着凉爽的清气，坐车往一别二十多年的故乡蓬莱去。

许多人往往把蓬莱称做仙境。本来难怪,古书上记载的所谓海上三神山不就是蓬莱、方丈、瀛洲？民间流传极广的八仙过海的神话，据白胡子老人家说,也出在这一带。二十多年来,我有时怀念起故乡，却不是为的什么仙乡，而是为的那儿深埋着我童年的幻梦。这种怀念有时会带点苦味儿。

最难忘记的是我一位叫婀娜的表姐，年岁比我大得多，自小无父无母，常到我家来玩，领着我跳绳、扑蝴蝶，有时也到海沿上去捡贝壳。沙滩上有些小眼，婀娜姐姐会捏一根草棍插进去，顺着草棍扒沙子。扒着扒着，一只小螃蟹露出来，两眼机灵灵地直竖着，跟火柴棍一样，忽然飞也似的横跑起来，惹得我们笑着追赶。后来不知怎的，婀娜姐姐不到我们家来了。我常盼着她，终于有一天盼来，她却羞答答地坐在炕沿上，看见我，只是冷淡淡地一笑。 我心里很纳闷，背后悄悄问母亲道：“婀娜姐姐怎么不跟我玩啦？”

母亲说:“你婀娜姐姐定了亲事,过不几个月就该出阁啦，得学点规矩，还能老疯疯癫癫的，跟你们一起闹。”

再往后，我离开家乡，一连多少年烽火遍地，又接不到家乡的音信，不知道婀娜姐姐的命运究竟怎样了。

而在一九五九年六月，石榴花开时，我终于回到久别的故乡。车子沿着海山飞奔，一路上，我闻见一股极熟悉的海腥气，听见路两边飞进车来的那种极亲切的乡音，我的心激荡得好像要融化似的，又软又热。路两旁的山海田野，处处都觉得十分熟悉，却又不熟悉。瞧那一片海滩，滩上堆起一道沙城，仿佛是我小时候常去洗澡的地场。可又不像。原先那沙城应该是一道荒岗子，现在上面分明盖满绿葱葱的树木。再瞧那一个去处，仿佛是清朝时候的“校场”，我小时候常去踢足球玩。可又不像。原先的“校场”根本不见，那儿分明立着一座规模满大的炼铁厂。车子东拐西拐，拐进一座陌生的城市，里面有开阔平坦的街道，亮堂堂的店铺，人烟十分热闹。我正猜疑这是什么地方，同行的旅伴说：“到了。”

想不到这就是我的故乡。在我的记忆当中，蓬莱是个古老的小城，街道狭窄，市面冷落，现时竟这样繁华，我怎能认识它呢？它也根本不认识我。我走在街上，人来人往，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是谁。本来嘛，一去二十多年，当年的旧人老了，死了，年轻的一代长起来，哪里会认识我？家里也没什么人了，只剩一个出嫁的老姐姐，应该去看看她。一路走去，人们都用陌生的眼神望着我。我的心情有点发怯：只怕老姐姐不在，又不知道她的命运究竟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