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星枢//死地

李东川

“我要死在一个死了后能让我喘得过气来的地方”，我一下被这句话震撼住了，随之而来的便是感慨万千。——编者的话 软卧车厢里就我们两人，雨滴打在车窗的玻璃上，画出无数美妙的斜线，伴着漫漫长夜的，还有那无休无尽的车轮声。或许是老了觉少罢，怎么也睡不着，干脆坐起来。对面的那位白发者比我还老，也坐起来。我去打来壶热水，泡上茶，顺便也在他的杯子里泡上，也就自然而然地闲聊起来。本来嘛，彼此偶遇的路人间，毫无设防的促膝谈心，恰又难得地越谈越投机，越谈越遂心，从年龄健康谈到家人家事，从文学艺术哲学谈到社会历史现实，直至感慨人间的生生与死死。毕竟生死是人生第一大事，莫过于此了。你一句我一句：生死是生命的两极，有生必有死，生死之间即是生命的过程和全部。生，在上帝或者说大自然那里，是必然，而对于生命个体的人，则可以说是完全的偶然，哪个精子与哪个卵子在哪个时间结合而成为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生命，完全取决于无数个偶然的总和及其偶然的瞬间。不仅如此，生，对于生者来说，是完全的被动，“生”，准确说应该是“被生”，所以说一个人的生，是这个人自己根本做不了主当不了家的。那么死呢？应该是死者自己当家的，因为这完全是死者自己的事情，可惜迄今为止，又有多少人的死是遂死者之意的？是啊，他说，莫说是那些帝王将相的权势者，个个不是让人算计地被死，就是被人左右得求死不得，甚者更是未死被宣布为死，而已死却又被秘而不宣；即便是一般民众的死，大多也是不得已地任凭命运或他人摆布，而在有那么一点点相对自由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唯一所做的，只是极其愚蠢地千方百计拖延死的时间也就是延长是的过程。悲哉悲兮！哀哉哀兮！谈到这里我给他说起我的一位张姓朋友，也是我单位的书记，以其文才和能力，二十几岁就做了某部队的文化科长，著名电影导演孙周、作家苗长水都出自他的麾下，80年代大裁军所在部队撤销,转业到地方。由于是性情中人，看破了官场世相，不再求什么升迁上进，更不逢迎拍马，没事便与朋友一醉方休。五十九岁那年查出了癌症，他叮嘱好妻子没告诉任何人，生活一如既往不露声色，从此拒绝吃药打针检查住院。一句话就是拒绝医院治疗（不要误会，他没练什么功）。据我20年来对他的理解，其实他拒绝的是当前的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发生在当下的社会悖论——人在生命的最后却要被医院绑上一票，交了“赎金”结果还是被“撕票”，于是他宁愿自己撕票，从而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对此我写了篇《精彩拒绝中的平静撕票》的悼文，也可以说是祷文，给予他我由衷的怀念。 一直在听着的他这时一声感叹说，你这位朋友的拒绝可不是一般的拒绝，这关乎生命的拒绝，若非早已有了足够多的关于拒绝的深思与反省、大彻大悟以后孤独的痛伤与悲愤、以及由痛伤与悲愤转而又万念俱灰的心死、以及心死也就一切都已放下，从而一切也都那么轻松与从容，从而也就具有了强大的精神、勇气与力量的储备和支持，那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看来对面床上的这位老者不但听得认真，而且听的同时进行了更为认真的思考。他停了一会继续说，像是说给我听又像是自言自语：拒——绝——，这两个普通的汉字排列到一起，所表达的意思再简单不过，可是半个世纪以来，要在现实生活中做到，却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我这个年龄段的中国人所亲闻亲历的来说，拒——绝——其不可拒绝性或难以拒绝，远不是汉语里“盛情难却”、“义不容辞” 的成语，那么有“情”有“义”：长达半个世纪以来，要你批判你从来还没听说过的这集团那集团，你能拒绝吗？要你声讨忽然冒出来的，昨天还是同学同事老师领导甚至父母姐妹的，这分子那分子，并且要你与之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你敢拒绝吗？要你交出祖祖辈辈的土地参加“人民公社”，让你“一天等于二十年”，让你“大炼钢铁”，让你砸锅献铁去大食堂吃饭，你，还是随便哪个中国人，有几个斗胆或有能力拒绝的？即便人们的某一些选择空间相对于过去要宽松一点点的后来，当学生们有一些义愤的行动被碾碎后，当局要你表态谴责时，敢于公开拒绝的又有几个人？再看看眼下，这个已经被改造得习惯于服从和顺从的群体（请允许我在这里用这个词），你明白也好糊涂也好还不是照旧一窝疯地随大流地被裹挟呢？是呀，我同感地说，“拒绝”，绝不是容易做到的，有时是豁出身家性命也难能做到的。你这篇文章发了吗？发在什么刊物上，我回去拜读一下。他问。我说这样的文章能有几个刊物会要，幸亏我们那里的一个内部刊物的编辑还不嫌弃，只是发了也不会有什么影响。老者哼了一声：不是他们嫌弃，恐怕是没胆魄，要不就是不识货罢。雨继续下着，列车依然在夜暗中前行着。继续谈我们的。继续谈死。我俩都相信，大多数人生前还是想到过死的，想到过怎么死才好，甚至有过一厢情愿地设计，只是实施者极少罢了。我说我是多少次想到过死的。想过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方式才好，甚至怎样才可以顺利实施取得成功，而且连死后怎么处理，葬在什么地方等等等等都想过了。所以，我是向来不忌讳谈死的，谈起来不但认真且有兴趣，其实质是与人探讨更好的方式和方法。我也有同感，他说，我是基督徒，相信死后会进天堂，所以我不太惧怕死，相反，我有意地想象死后天堂的美景和胜景，激发自己对那里的好奇和向往，将对死的恐惧不知不觉置换成为对再生的期盼和兴奋，我经常有意地与无神论者谈死亡，就是在帮他们摆脱死亡的恐惧。我说真想到一起去了，我有几次还有意对女儿谈起死，当然是试探地谈一点点，不能吓着她，其用意与你相近，女儿特别在乎爸爸的健康和快乐，我怕假如爸爸一旦走了，如果又走得突然，她会一下子承受不了，倒不如事先下一点毛毛雨。他说做得好，开始孩子会不高兴这个话题，但及早吹吹风，一旦事情来临会减轻对孩子的伤害的。那么，你考虑过你死后葬在哪里吗?他问。早想好了，我女儿在海边有一处不大的房子，前面是海，窗外就是松林，我早已经亲手栽下了几棵小树，我死后不要葬礼，不要墓碑，就要孩子们悄悄地在树下挖个小坑埋下，就当是一次给小树的施肥吧。太好了，他说，这样你永远陪在孩子的身边，孩子想你了，推开窗子就可以看到你。我尤其赞赏你不留墓碑的想法，那玩意第一代还惦念着，清明寒食地去扫扫墓祭奠一下，年数久了也是负担，过个两代三代沧桑变化还不是一平了事，所以我说墓碑不属于芸芸众生；即便是名人，也是两说着：科学文化的巨人们，属于人类发展史上的正数的，留下座碑来还可以激励后人；当年那些权倾一时的帝王将相和炙手可热的政治家们就难说着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功耶过耶？那些法老木乃伊到头来还不是和那些动物标本一样的价值。我从57年被糊里糊涂地赶出大学，78年又云里雾里地回到讲堂，从来恪守述而不著，除了档案里的思想检查，生前都没留下片言只字。死后还留什么墓碑啊。那么你是怎么考虑的？我问。 沉默。 长时间地沉默。 老者站起，提起水壶默默地离开，回来老半天没有说话。静静的车厢里只剩下两个人偶尔喝水的声音。大约过了十分钟的光景，老者说话了。他说，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他有一个我不会想到的想法。我说什么想法我不会想到说给我听听？他说你不会想到的肯定不会想到。我说那你就说给我听听，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想到？他说我有点不敢说出来，不敢告诉你。我说你不说算了别吊我的胃口。他说不是吊你胃口，是因为说了会惹起众怒，会被所有人批判、咒骂甚至惩罚。我说也包括我吗？他说当然包括你。我说有那么严重吗？他说是的比汉奸还人人喊打。有这么严重，我不好再问了。但是待了一会，他还是说了。脸色凝重。他说“我想死到外国去。” “死到外国”。这是他的原话，我意识到这句话的意思的准确表达应该是“葬到外国，”土话也就是“埋到外国 ”。我想这实际上又是一种拒绝：拒绝长眠于国内，拒绝埋在自己生养的故土。我心中受到巨大的震动。确实没有想到从来没有想过，关于死我什么都想了，就是没有想过死到国外，或者是葬到国外。两人都沉默了一会。我问，你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出于什么考虑或原因？他大吐了一口气地告诉我：我无法忍受不许人说话的环境。感到窒息，窒息地喘不过气来，喘不过气来，所以我死了也要找一个能喘气的地方。还甚至想过找个外国老伴（他单身，懂外语）把自己“嫁“出去，将来这边让说话了就回来死，如果还是照旧，就不回来了。 又是一阵沉默。我知道刚才他为什么竟然提到“汉奸”两个字了。是啊，一个几千年来“落叶归根“观念已经渗透到骨子里的民族，怎么会容忍一个人要死到国外的念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是例外，那符合任何王朝的国家立场和统治利益）。他可能知道，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被流放国外之后，无论乡愁多么强烈，都没有要求苏联政府恩准他回去，而是相反，多次公开表示，只要还在苏联共产党统治下，俄罗斯就不是他的祖国，他就决不回去。而同样流亡国外的中国作家刘宾雁就与其截然相反，多次要求允许他回国度过晚年（而中国政府对他的惩罚，就是直到他死也不准其回来）。我劝慰他说：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吧，你招谁惹谁了？你不就是不认同国内的某些事情吗？不就是想找个死了能喘气的地方死吗？你的想法完全可以实现，你死在国外的实质是葬在国外，即便不找什么外国老伴，只要你死前嘱咐给孩子或办后事的人，将你的骨灰撒到公海里去不就行了。他摇摇头说：你还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笑笑。他指指我说：其实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又笑笑。他也笑笑。 突然，他的笑脸僵住了，已经几无光彩的小眼睛直盯着我，我正在纳闷，他嗫嚅了一阵说：刚刚才我们聊的这些，你是不是也要写出来？那当然，我说尤其是你的想法，我听着不仅是震撼也太新鲜太刺激了，一定能写成一篇不错的随笔。不不，不要写，没有报刊会给你发的。 我向来只问耕耘，能不能开花结果那是老天的事了。 发不出白写多没意思？不，写的本身就很有意思。！还是不要写了吧，会惹事的。 不至于。 以言获罪的事多了去了。你怎么还是不接受教训？他的语调有些不耐烦了，眼睛里明显地露出了不快。我急忙解释说，你放心，即便有什么麻烦，也是我的麻烦，文章是我写的。 你写的也不行，除非把我的话都变成你自己的话，我的想法都写成你自己的想法。 那不成了我剽窃你的思想了？我可没这种恶习。我笑着说。我情愿你剽窃。 那也不行，我不能给自己留下这么一个污点，谁的就是谁的。别人的说成自己的不舒服。 那你不是非要给我惹事吗？ 你放心吧，真有人找我，到我这里就挡住了。你挡得住吗？谁也挡不住的。逼到份上谁也撑不住的。 你看，您大哥贵姓，哪里来到哪里去，您是干什么的我都不知道，我就是甫志高也供不出您来呀？我哈哈乐着说。 怎么查不出来？现在的手段，哪年哪月你坐那趟车立马可以查出来的——说到这里他紧锁着的双眉忽然展开了，我们俩同时想起来，我们持有的都不是软卧票，都是上车后花了点钱由乘务人员私下安排的。所以并没有进行身份证登记。瞬间的尴尬。然后是逃避尴尬的窘笑。 不知前面出了什么事故，列车在一个小站临时停下。我去了趟厕所，忽然从车窗里看到他白发一闪一闪，消失在茫茫雨雾之中。那天夜里的谈话令我好几天睡不好，辗转反侧眼前浮现的是他白发苍苍布满皱纹的容颜，想，这位极其普通的老知识分子，大概一辈子都没有做过激烈出格的事情，一辈子都逆来顺受，从没有拒绝过一次要他做而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现在老了，说是颐养天年也好，说是默默地迎接死神也好，总之要在这茫茫人海里就那么悄没声息地，死了，埋了。这个生命便消失了，但他的灵魂却不能心甘，这个灵魂憋足力气，要喊出它压抑了几十年的最后的呐喊——拒绝！我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感叹这一次谈心，若不是这一次的聊天，我又怎么能看出，就在微波不兴的平静的水下，竟还是有一股如此强劲的暗流涌动。我第一次近切地意识到：人的自由选择的本能，是至死不灭的，终不能压倒的。 写此文稿前我整理手头的书籍，拿起一本圣经随手一翻，映入眼帘的竟是：“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又是杀又是血，不吉利。傍晚与友闲谈，友介绍宋雨喆《荒腔走板系列》里的诗： “鱼儿尊敬海子　　还在里面拉屎　　花儿尊敬太阳　　还敢和它对视”忽然想：那位要死在国外的老者，是否就是那鱼儿或花儿？不过海子或太阳，又在哪里呢？ 死。 死地。 死无葬身之地。 透过美丽的花朵，在湛蓝的天空上我看到了那个自由美丽的灵魂。——编者的话 2024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