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日照陕甘Ⅱ习仲勋

李昌杰

谨以此文纪念毛主席诞辰131周年并兼怀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同志

习仲勋：红日照陕甘

原载《中国民兵》 2020年05月24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唯一完整保存的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完成战略转移，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陕甘革命根据地从此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后来全国抗战爆发后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特殊而重大的贡献。本文作者习仲勋当时是陕甘边区的负责人之一，是全程参与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的亲历者。这篇文章以简洁朴素的语言、客观细致的笔触，追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历程，深情回顾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陕甘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难忘岁月，为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生动教材。

　　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长征到达陕北。从此，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着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迅速克服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危机，扭转了局势，使陕甘根据地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当时，我作为陕甘边区的负责人之一，有幸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多次聆听他的教诲。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保留下的最后一个根据地。毛主席到达陕北前，陕北的革命斗争几经起伏。早在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西各地就曾经出现过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士兵运动和学生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坚持武装斗争，先后组织了反帝同盟军和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并在陕、甘两省交界的照金创立了小块的革命根据地。我于1932年春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失败后转到照金。1932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正式成立，由于军政治委员杜衡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诬蔑刘志丹同志所坚持的正确路线是什么“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老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等等，硬要红二十六军离开根据地，南下终南山，杜衡则借故私自离开部队。当我军进到蓝田时，被敌人重兵包围，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全军覆没，而杜衡这个胆小鬼不久也被捕投敌，做了叛徒。1933年8月，我们在照金根据地陈家坡开会，克服了存在于一些同志中的右倾失败主义情绪，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拉起队伍再干。我们吸取过去的教训，决定分三路建立游击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关中，以照金为中心。1934年冬到1935年春，我们分别建立和发展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把二、三路连接起来，北起定边、盐池，南抵三原、淳化、耀县，东至延安、延长，西达陇东的合水、庆阳、曲子、环县一带，建立了人民政权。陕北根据地在陕北特委领导下也建立了一大片人民政权。这时，在陕北地区活动的红二十七军也建立起来了。两个根据地分别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和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为了统一党和红军的领导，1934年底，陕甘边特委派刘志丹等同志去延川永坪地区和陕北特委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以刘志丹、马明方、惠子俊等同志为核心的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刘志丹以军委名义发布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命令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陕北作战。1935年5月，刘志丹同志兼任前敌总指挥，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到二十几个县，陕甘边与陕北连成一片。后来红二十五军转战千里来到陕北。这一段，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大发展的时期。

　　不幸，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陕北。他们不调查研究，不了解陕甘革命历史，不了解敌情、我情，全凭主观臆断，强调对外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对内凡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指责刘志丹同志等只分川地，不分山地（陕甘边某些地方土地多，光川地平均每人就有十几亩、几十亩，群众只要川地不要山地），不全部没收富农的土地和牛羊，不在游击区分配土地，是“不实行土地革命”；指责我们纠正一些人领导赤卫队侵犯贫、中农利益的违法乱纪的土匪行为是“镇压群众”；还说我们同杨虎城有联系，是“秘密勾结军阀”。他们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先说我们“右倾”，继而说我们“右倾取消主义”，更进而说我们是“右派”，诬蔑刘志丹同志是“白军军官”。当时，蒋介石正在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敌人乘机大举进攻，陕甘根据地日益缩小。“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和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的群众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

　　我被扣押了。起初关在王家坪，后又押到瓦窑堡，和刘志丹等同志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大搞逼供信，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看守人员拿着鞭子、大刀，看到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刀背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千里雷声万里闪。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派的先遣联络员带来了令人无比高兴的喜讯：毛主席来了！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的吴旗镇，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当时陕甘边特委的龚逢春同志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红军胜利发展的情况，又汇报了当时乱搞“肃反”，把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的干部抓起来的问题。毛主席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给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等同志去瓦窑堡办理此事。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甘红区的党，也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在直罗镇歼敌一○九师和一○六师一个团，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毛主席对陕甘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同志和广大干部十分关怀，非常爱护。志丹同志出狱后，毛主席安排他担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和红二十八军军长。后来，1936年春，刘志丹同志率部队渡黄河东征，不幸牺牲于山西中阳县的三交镇。毛泽东同志题了挽词，称赞刘志丹同志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同志题诗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同志称他是“红军模范”。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给予刘志丹同志高度评价，使那些同刘志丹同志一起工作的干部也受到很大的鼓舞。

　　我被释放后，到中央党校学习，以后相继在地方、部队担任领导工作。在这些日子里，我有机会多次同毛主席接触。他有时吸收我参加中央有关会议，有时找我谈话，有时写信给我，以至题词勉励我，使我不断受到教育。1935年12月27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会上，毛主席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完整地阐述了我党的政治策略，批判了党内过去长期存在的“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决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1939年，毛主席亲笔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8个大字，上款写“赠习仲勋同志”，下署“毛泽东”。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鼓励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毛主席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倾注了许多心血，这鲜明地体现了他为党制定的爱护地方干部和广大干部的政策。

习仲勋同志简介

习仲勋 出生于1913年，陕西富平人。文中身份为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关中特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2年逝世。

[附] 习仲勋与初心使命Ⅱ贾巨川

【学习时报】习仲勋与初心使命

贾巨川 学习时报

2018年07月20日 08:00 北京

习仲勋传奇的一生波澜壮阔，时时处处都体现着为国家、为民族、为党和人民奋斗终生的初心使命。

铁窗丹心 追求真理

习仲勋的人之初岁和少年时代，是在革命风潮迭起、社会剧烈震荡的年代度过的。1926年1月，不满13岁的习仲勋考入富平县立诚学校读书。立诚学校是渭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地点之一，是富平县党团组织的发祥地。学校已有《中国青年》半月刊和其他进步书刊在学生中传看。3月，习仲勋参加渭北进步学生团体——立诚青年分社，5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里他更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知道了陈独秀、李大钊等著名共产党人发表的文章和重要观点，并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的实践。

中共立诚学校党小组成立后，即组织团员和进步学生到富平北部的董家庄、荆家窑、李村一带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发动农民进行抗粮、抗捐、反霸斗争。习仲勋便是其中的骨干。他常受党团组织指派拿上用黑麻纸写的传单、插上鸡毛送到农民手中。他从这时起，即积极参加了党组织发动和领导的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和士兵运动。

1928年春，习仲勋从富平县立第一高级小学考入设立在三原县的陕西省立第三师范。3月，这里爆发了一次由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发动的影响较大的“三师”学潮。习仲勋曾回忆说，他们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校内主要组织动员学生提高觉悟，对外利用晚上散发标语传单，采取不同方式对工农兵学商等各界人士进行革命宣传，反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学生运动的高涨，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注意，矛盾日益尖锐，加上上级党组织发出了“在三原城应以赤色恐怖抵制白色恐怖”的指示，最终导致行动计划归于失败，包括习仲勋在内的9名学生和三原中心县委成员武廷俊被地方当局逮捕，后送西安军事裁判所关押。

习仲勋等人被关押后，武廷俊成为领导学生狱中斗争的核心人物。一天，武廷俊找习仲勋郑重谈话：我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共正式党员，仍保留团籍作为跨党分子参加团组织活动。从此，不满14岁的习仲勋开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新历程。

39年后，习仲勋在西安身遭造反派围攻之时，以复杂的心情道出了当年对理想的执著追求：“我在狱中的一切行动，都听武廷俊安排。他分配我干什么，怎么干，我就坚决地按他的吩咐去做。我那时只是对旧社会不满，还弄不懂共产主义为何物！仅凭个人热情闹革命，完全靠自己的一股勇气，而真正懂得一些革命道理，还是在狱中才取得的。”他在另一份《自传》中也写道：那时年龄太小，确实不知道共产主义如何解释？总之，这时我的认识是共产党好，反正是要跟随到底。

历经磨难 淬火成钢

在革命战争年代，习仲勋是渭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先后担任各级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在不同历史时期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翻身解放，殚精竭虑，不懈奋斗。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家领导人，他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一生屡遭党内“左”的路线迫害，两次蒙冤受屈。一次险遭杀害，一次戴着“反党集团头子”的帽子被下放、看管、监护16年。但他仍然无悔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没有动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1935年秋，党内“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严重影响到革命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酝酿已久的党内思想斗争，终于演化成一场极端错误的肃反。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在此次肃反中被逮捕关押，数百名同志惨遭杀害，西北苏区一时陷入严重危机之中。习仲勋回忆说，在瓦窑堡“和刘志丹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缚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在错误肃反进行之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果断下达命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被关押同志很快得以获释。刘志丹、习仲勋谈起这次劫难时说：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党中央领导下一道奋斗。改革开放后，习仲勋还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中深情写道：“千里雷声万里闪，毛主席来了……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

然而在27年后，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遭到康生等人诬陷，被加上了“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种种莫须有罪名，立案审查长达16年之久，制造了少有的株连数万人的旷世文字冤狱。

由此，习仲勋的人生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审查、批斗、下放、关押和监护岁月。他先是作为中央党校的特殊学员，一边学习一边检讨，接受专案委员会审查。1965年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一边劳动，一边改造。“文革”初期即被西安造反派带至西安批判斗争达1年时间。后在中央领导过问下，由北京卫戍区监护8年，1975年，又被下放到了洛阳耐火材料厂继续接受监督改造，直到1978年2月作为第五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出席会议，4月，衔命出任广东省委书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终由党中央予以彻底平反昭雪。

“这真是晴天霹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习仲勋遭受诬陷时最初的痛苦心情，但是在长时间的磨难中，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左”的危害和革命事业的艰巨性、曲折性。他把个人荣辱与国运兴衰连在了一起，坚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老骥伏枥 不负初心

习仲勋复出工作，出任广东省委书记时已年届65岁，离开领导岗位也已经16年，且他的冤案还未得到最后平反。但是他非常珍惜“夕阳余晖”，不负初心，无私奉献，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仲勋投身革命早，资格老，但并不因循守旧。在改革开放之初，他目睹广东与毗邻的港澳经济对比的巨大差距，他豪气十足地说，假如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广东就是“一大龙”。他凭着胆识找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要政策。

1979年4月，习仲勋出席中央工作会议时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中央领导问：要些什么权？习仲勋答：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是个大麻雀，但地方机动权力太小。之后，习仲勋又单独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听了后当即拍板：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习仲勋回忆：领到了尚方宝剑后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广东有了这个权，先走一步，任务光荣；惧的是，任务艰巨，缺乏经验，能否搞好，有些担心。但是，当时已60开外的习仲勋仍锐气不减当年创建陕甘边区之时，精神抖擞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过关夺隘，开山辟路。

习仲勋性格豪爽，光明磊落，虚怀若谷。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推选他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继而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后来，随着年龄增长，他多次向中央提出，为了党的事业长治久安，后继有人，尽量选拔优秀年轻干部进入领导集体。他认为这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是老同志的历史责任和应有使命。

习仲勋常说他是农民的儿子。他始终把自己视为劳动人民的一员。他说，革命老区是我们共产党生根发芽的地方，无论何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为中国革命作出特殊贡献的老区人民。

革命战争年代，习仲勋一直战斗生活在西北地区，他一直想去中央苏区走一走，看一看。1985年11月中旬，刚刚从中央书记处卸任的习仲勋，便来到了江西，访问考察了井冈山、宁冈、遂川、赣州、兴国、瑞金等革命老区，看望健在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烈士后代，调查了解老区人民的生活情况。看到老区人民生活状况，他站立在井冈山头，凝神沉思，感叹地说，“在埋着烈士忠骨的土地上还存在目前这种贫困状态，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感到不安”。

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习仲勋都不改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移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不变对组织的信任。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作者系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渭南师范学院二级教授，《习仲勋传》执笔人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18年7月20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