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朝代之–东晋

香滨墨客

文/李恒(香滨墨客)

东晋（317年—420年），乃西晋皇族南迁后所建之国，承袭晋室之统。公元317年，晋室宗亲司马睿，在南北士族鼎力相助之下，于江南重建政权，史称东晋。彼时，中原沦陷，永嘉南渡，司马睿得南北士族拥护，方能立足江南，开疆拓土。东晋虽屡次图谋北伐，然因内部纷争不断，除刘裕外，皆未能成功。祖逖志在恢复中原，却遭司马睿猜忌，致其壮志未酬。桓温北伐亦两度受挫，先败于前秦景明帝苻健，再败于前燕吴王慕容垂。至383年，前秦宣昭帝苻坚率军南下，东晋宰相谢安力排众议，遣谢石、谢玄迎战，终在淝水之战中大破秦军，自此南北分裂之势已成。后桓玄反叛，自立为帝，终为刘裕平定，拥立晋恭帝，然大权已旁落。至420年，刘裕废黜晋恭帝，自立为帝，建立刘宋，北方则为北魏所统一，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

东晋司马氏虽为天子，然其威望不及前朝，朝廷实权多为士族所握。初有琅琊王氏之王导、王敦主持朝政，后又有陈郡谢氏之谢安、谢玄等执掌大权。士族之中，既有南迁之王、谢、袁、萧等侨姓士族，亦有江南本土之朱、张、顾、陆等吴姓士族。然士族并非真心效忠司马氏，其各自拥有广袤田地与私兵，足以与司马氏抗衡。初时，王导主政，拉拢江南士族，安抚中原南迁士族，以司马氏为共同拥戴之君，故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然晋元帝之后，内乱频发，如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及至后期，更有孙恩、卢循之乱等。

永嘉南渡后，大量中原人口南迁，带来先进生产技术；东晋推行劝课农桑政策，使江南地区得以开发，经济渐趋繁荣。造船业成为东晋重要手工业之一，规模与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此外，纺织业、青瓷业、金银制造业等亦有长足发展，产品精美，种类繁多，工艺水平颇高。

国号

史书之中，东汉被追忆为中汉，东晋则被誉为中晋，寄寓着晋室中兴的美好愿景。因东晋治下的疆域多位于江东，古称江左，故常以江左代指东晋，承载着江南水乡的温婉与繁荣。司马睿于建康初立政权，虽时值311年，彼时西晋虽摇摇欲坠，却未正式宣告终结。直至司马睿登基称帝，东晋方被视为正式建立，其政权得以延续，偏安一隅，疆域大致局限于淮河、长江以南。与此同时，北方陷入分裂，先后涌现出十六个割据势力，史称十六国或五胡十六国，与东晋并立，构成东晋十六国的历史画卷。

衣冠南渡

晋元帝司马睿本属东海王越一党，驻守下邳。彼时，江东之地少受中原战乱波及，富饶安宁。然而，吴地士族对晋室心存不满，甚至萌生光复吴国之心。吴姓世族中，义兴周氏与吴兴沈氏并称江东二豪，吴郡朱、张、顾、陆四氏紧随其后，共同构成了六朝时期的江南望族。

图为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

太安二年（303年）、永兴二年（305年）及永嘉四年（310年），江南接连爆发三次叛乱，皆由义兴周氏的周玘平定，使江南得以安宁，史称“三定江南”。永嘉元年（307年），八王之乱后，司马睿听从王导的建议，迁镇建康。南迁后，王导以“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政策稳定了政权，通过结交当地名士顾荣、贺循，赢得了吴姓世族的拥护。随后，大量北方世族及皇族南渡，在王导的号召下共同支持司马睿，使得江南诸州相继归附，东晋得以偏安。

建兴五年（317年），西晋灭亡，司马睿在建康重建晋廷，成为晋元帝，史称东晋。然而，晋廷稳定后，大量引用侨姓世族（原北方世族），压制吴姓世族，引起周玘等吴姓世族的不满，意图叛变，但因事泄未果，周玘忧郁而死。其子周勰继之，意图叛变，亦因叔父周札泄密而未遂。晋室分化周、沈二氏，使其先后崩溃，并逐步提升亲晋的朱、张、顾、陆四氏的地位。尽管如此，侨姓世族持续侵犯江南经济并打压南方世族入仕朝廷，使得侨吴世族在政治及经济上的冲突依然存在。加上世族对寒族的歧视、与朝廷的分庭抗礼，以及中央与方镇的对立和野心家的崛起，东晋一朝始终动荡不安。

北方外患威胁仍在，东晋朝廷依赖世族及方镇的支持以稳定局势，这使得不少实力派世族意图叛变，夺取政权。当时晋元帝倚重王氏，任王导为丞相，王敦专政军事，时称“王与马，共天下”。王敦素来桀骜不驯，有意控制朝廷，晋元帝为了抑制王氏权势，以刘隗、刁协、戴渊等人牵制，并防御京师。王敦深感怨恨，于322年发兵攻陷建康，刁协等人被杀，史称“王敦之乱”。晋元帝备受恐惧，忧愤而死，太子绍继位，是为晋明帝。当时王敦欲篡位，移镇姑孰（今安徽省当涂县），但于324年病危。晋明帝下令讨伐，平乱成功，由于王导未附逆，王氏仍受晋室重用。

太宁三年（325年），晋明帝去世，太子衍继立，是为晋成帝。由王导及外戚庾亮辅政。当时军事重镇分别由陶侃镇守荆襄地区及苏峻、祖约等镇守淮南地区。陶侃因怀疑庾亮的干预未能辅政而感到不满。庾亮为了提防陶侃，任温峤镇守武昌。苏峻、祖约对庾亮巩固中央的政策不满，于327年反叛。次年，苏祖联军攻陷京师，胁持晋成帝，庾亮逃至寻阳（今九江市），史称“苏峻之乱”。此时陶侃观望，经温峤力劝后决定讨伐苏峻。苏峻迎战阵亡，329年陶温联军收复京师，平乱成功。事后庾亮请罪，外调镇芜湖，朝廷由王导执政。

咸和九年（334年），陶侃去世，庾亮代之，仍遥控朝廷，与王导交恶。咸康五年（339年），王导与庾亮先后去世，由庾翼执政，掌握荆州军权。永和二年（346年），东晋安西将军桓温伐蜀，次年三月攻克成都，控制汉水上游和四川盆地的成汉政权灭亡。至此，东晋统一了南方，与后赵隔秦岭淮河对峙。

东晋本身并没有强大的实力，主要凭借长江天险偏安江南，依靠丞相王导号召南迁避难的中原士族。王导选拔北方名士百余人担任属官，并联合南方大族，赢得他们的支持。然而，南北大族之间时常发生冲突，内乱频生，导致东晋政权并不稳定。

自晋怀帝从祖弟琅琊王司马睿迁镇建康后，王氏—司马睿政治集团开始对中原播乱的京都洛阳及长安流亡政权采取旁观态度，表现出极度消极的小富即安的心态。曾参与、目睹八王之乱权力分配的王马集团，多少延续着各王角逐权力的争斗，实际上深受原东海王势力影响的司马睿也不可能会祛除司马氏唯权是图、不顾手足的阴暗心理，这在主观上决定了琅琊王勤王中原、关中的虚伪性。司马氏、王氏尚未树立威信于原东吴士族，客观上决定了该集团不可能尽心尽力地发兵中原与匈奴汉军交战，何况有冒险之虞，因此表现为偷安于江东。

南方地势险要，有长江天险，易守难攻，具有战略优势。自淝水之战胜利后，南北局势趋于稳定，南北疆界大致以长江为分界线。南方水陆交通便利，商贸频繁，商品经济发达，有利于增加国库收入。

图为陆机

西晋覆灭吴国之后，南方士族备受排挤，仕途之路异常艰难。陆机在《荐贺循表》中写道：“荆、扬二州，每州户数皆逾十万，然扬州竟无一郎官，江南荆州亦无人担任京官。”面对中原士族对仕途的垄断，南方士族自然心有不甘。王导欲在吴国故土之上建立以中原士族为核心的东晋政权，联合南方士族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晋元帝初抵建康之时，南方士族对其冷眼相待，长达半年无人前来觐见。王导深感忧虑，与堂兄王敦商议，决定为晋元帝树立威望。于是一次节庆之日，王导请晋元帝乘坐肩舆巡行，王敦与北方名士骑马随行，彰显晋元帝的尊贵。南方士族顾荣等人透过门缝窥视，大为震惊，纷纷前往道旁拜见。王导对晋元帝言道，顾荣与贺循乃南方士族领袖，招揽二人入朝，其余士人自会随之而来。晋元帝遂命王导亲自邀请顾、贺二人，二人欣然应召。自此，南方士族归心，成为东晋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士族之间，使用洛阳方言被视为身份的象征，婚姻则需严格考量门第高低。为了拉拢南方士族，王导时常讲吴语。北方士族对此颇为不屑，认为王导并无特别才能，只会几句吴语而已。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提亲，陆玩婉拒道：“小山难生大树，香草与臭草不可同处，我不能开乱伦之先河。”北方士族轻视吴语，实则是轻视南方士族，而南方士族拒绝与北方士族联姻，表面谦逊，实则亦是对北方士族的轻蔑。陆玩曾在王导家中食用乳酪后生病，致信王导称：“我虽为吴人，差点成了伧鬼。”这足以证明南北士族之间的界限分明，北方士族的政治地位高于南方士族，后者心中并不服气。义兴郡强族周玘因受北方士族轻视，意图起兵诛杀执政者，以南方士族取而代之。计划泄露后，周玘忧愤成疾，临终前嘱咐儿子周勰：“我乃被那些伧子气死，若能复仇，方是我儿。”周勰聚集了一批对北方士族不满的豪强，密谋攻打王导、刁协等人。事败后，鉴于周氏家族实力强大，王导未予追究。在晋元帝登基之前，王导的主要政治策略便是寻求南北士族间的相对平衡，其宽容态度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

王导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取得如此成就，关键在于他为士族提供了经济上的利益。南方各级士族本身就是各级地主，尤其是像吴郡的顾氏、陆氏以及义兴郡的周氏这样的强宗大族，拥有众多部曲，不容许北方士族侵犯其利益。为此，王导制定了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区域设立侨州、侨郡、侨县，以安置从北方逃亡而来的士族和民众。侨州多达司、豫、兖、徐、青、并六州，侨郡侨县数量更是繁多。这些侨州郡县大多位于丹阳、晋陵、广陵等郡境内，不仅能够保卫建康，而且流亡士族得以保留原有的籍贯，在寄居地继续奴役从北方迁徙而来的民众，强迫他们充当奴隶或佃客，为自己开辟新的产业。侨州郡县内设有大量的各级文武官职，无疑为流亡士族提供了出路。因此，尽管侨寄法扰乱了行政体系，加剧了民众的贫困，但对于东晋政权而言，它却是安置流亡士族、缓解南北士族间矛盾的重要手段。

图为东晋三朝元老–王导

王敦作乱

晋元帝心存偏安之念，王导亦只图王氏一族之权柄，二人皆沉迷于江东权力纷争，从未筹谋北伐之事，反而对北伐之声持反对态度。晋元帝即将登基之际，周嵩上疏谏言，力主整军备战，收复故土，谓此时称帝为时尚早。周嵩直言不讳，险遭杀身之祸。熊远则恳请朝廷改过自新，指出不遣军北伐为一失，朝臣忘却国耻，沉溺于宴饮游乐为二失。熊远言辞恳切，终被贬谪至地方任职。凡倡言北伐者，无不遭受排挤，而真正付诸行动的祖逖，更是备受冷遇。祖逖乃当时识大体、具才略之杰出人物。中原大乱之时，祖逖率众亲朋数百家投奔晋元帝，请求领兵北伐。公元313年，晋元帝授其豫州刺史之职，并提供千人粮食及三千匹布，命其自行招募士兵、打造兵器。祖逖遂率部族百余家渡江而上，于淮阴铸剑练兵，募得将士两千余人。祖逖治军严谨，深受民众爱戴，屡败石勒之军，收复黄河以南全境。晋元帝赐予祖逖“镇西将军”之衔。公元321年，祖逖正筹备渡河攻打石勒，以收复河北。然而，晋元帝却任命徒有虚名之戴渊为征西将军，总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军事，兼司州刺史。真正在外征战的祖逖仅获“镇守”之职，而未出征之戴渊却得“出征”之衔，且祖逖已收复与待收复之地均归戴渊管辖，此举显然意在削弱祖逖的信任度。彼时，王敦与晋元帝对立，东晋内乱一触即发，祖逖深感前路渺茫，忧愤成疾，最终于同年离世。晋元帝唯恐臣子在北伐中建功立业，树立崇高声望，威胁自身帝位，殊不知一味与臣下争夺权力，只会使本已微弱的威信进一步衰减，对帝位稳固更为不利。古语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晋元帝正是如此庸碌之人。

图为东晋权臣–王敦

晋元帝即位后，对王氏家族的跋扈心怀不满，意图削减其权势。为此，他提拔了善于阿谀奉承的刘隗与酗酒狂妄的刁协作为心腹，暗中布下军事棋局。王导虽遭冷落，却仍能保持平和心态，赢得了士族阶层的广泛同情，反而使得刘隗、刁协陷入孤立无援之境。王敦，本就是一个心怀不轨之人，借着反对刘隗、刁协，为王导鸣冤叫屈的名义，暗中图谋篡位。随着祖逖的离世，王敦更是无所顾忌。公元322年，王敦在武昌举兵反叛，刘隗等人败北，王敦长驱直入建康。然而，王导及朝廷官员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态度，令王敦篡位的野心难以得逞，最终不得不撤回武昌。次年，晋元帝因忧愤成疾而驾崩，晋明帝继位，王导则辅佐朝政。此时，王敦虽已年迈，不再有篡位之心，但其部下却认为有机可乘，加紧策划夺权。至324年，晋明帝趁王敦病重之际，果断出兵讨伐。王敦部众溃败，他本人亦带病出征，终被晋军击败，不久病逝。至此，这场篡位之战画上了句号。

东晋王朝内部最核心的冲突，实为皇室与数个显赫士族间的较量。当皇室甘愿享受尊贵而不干预士族权益时，各方力量得以保持微妙平衡，政局呈现出一片和谐景象。反之，一旦皇室试图扩张自身权力，便会激起士族的强烈反感，野心勃勃者便伺机而动，欲取司马氏江山而代之。然而，最终往往是那些强大的士族站出来捍卫皇室，铲除野心家，再次恢复权力的均衡状态。晋元帝倚重刘隗、刁协，并重用南方士族戴渊担任将领，此举显然触动了王氏家族的利益。王导认为奸佞之辈扰乱朝纲，遂赞同王敦清除这些人物。待这些人被清除后，皇室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王敦则萌生了篡位的念头。面对此情此景，王导毅然决然地表示：“宁愿做忠诚之臣而死，也不愿成为无赖之徒苟活”，以此坚定立场维护皇室权威。

综上所述，在399年孙恩、卢循起义之前，东晋朝所有重大政治事件的本质，无外乎是这一核心矛盾的不断显现与演变。

图为王敦之乱示意图

门阀政治

晋元帝与晋明帝在位期间，共计九年（317年—325年），东晋王朝在这段时间内得以初步建立。从晋成帝至晋安帝隆安三年民变，历经七十四载（326年—399年），这一时期的政治局势与开国之初的九年并无显著差异，东晋王朝在动荡中维持着脆弱的平衡，时而安稳，时而危机四伏。

王导维系稳定的方法是“以静制动，民心自安”。即通过让各大族势力互相制衡，以民众的利益作为代价，各自满足其需求，朝廷则采取不干预的态度。他曾言：“人们说我糊涂，将来定会有人怀念我的糊涂。”诚然，东晋正是依靠这种看似糊涂的方式，勉强维持着表面的安宁。晋成帝时期，外戚庾亮掌握实权。庾亮意图振兴皇室，排挤王导，对荆州刺史陶侃心存猜忌，随意诛杀大臣，导致各方势力间矛盾激化。公元327年，野心家历阳（今安徽省和县）镇将苏峻与寿春（后改称寿阳，今安徽省寿县）镇将祖约以诛杀庾亮为名，率叛军攻入建康。幸得陶侃与温峤及时出兵救援，于329年击败苏峻与祖约的叛军。王导再度执政，东晋王朝再次从危难中恢复过来。庾氏势力虽未能独揽朝政，却转移至上游地区，以北伐中原为口号，企图建立自己的根基。庾亮与庾翼兄弟相继镇守武昌，占据东晋重要领土的一半。公元345年，庾翼临终前欲让其子接替职位，开启了藩镇世袭的恶劣先例。东晋朝廷拒绝了这一请求，此举虽合情合理，但派遣桓温驱逐庾氏势力，却引发了新一轮的篡夺风波。

桓温，乃当时最具才能的野心家之一。自担任荆州刺史以来，他积极向外扩张。公元347年，桓温成功灭掉成汉国，收复蜀地，声望大增。然而，东晋朝廷对其心生疑惧，引入虚名显赫的清谈家殷浩参与朝政，专门与桓温对抗。桓温先后征伐前秦与前燕，均告失败，不仅削弱了其实力，也损害了其威望。在王谢两大世家的联合抵制下，桓温篡夺皇位的图谋最终未能得逞。公元373年，桓温去世，东晋王朝又一次从危机中暂时脱身。

图为桓温像

桓温辞世后，谢安执掌朝政。桓温之弟桓冲出任荆州刺史，与谢安携手共保帝室安宁。东晋朝内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和谐景象，这与谢安全面承袭王导力图大族间势力均衡的理念密不可分。谢安秉持“以和静镇之”的治国方略。公元383年，晋军大破苻坚南侵之师。谢安趁前秦瓦解之际，派遣谢玄等将领率军北伐。384年，晋军收复徐州、兖州、青州、司州、豫州、梁州六州之地。385年，猛将刘牢之挥师进入河北名城邺。自东晋立国以来，此乃最大规模的胜仗与扩张。取得如此辉煌战绩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内部的团结，使得国力得以集中对外。然而，随着谢安功绩卓著，内部的和睦局面再度被打破。当时的皇帝晋孝武帝整日沉溺于酒色之中，重用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亦是个嗜酒如命之人，招揽了一批奸佞之辈作为心腹，联手排挤谢安。385年，谢安病逝，朝政大权悉数落入司马道子之手。司马道子任命其子司马元显主政。帝室内晋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兄弟之间、司马道子与司马元显父子之间，以及帝室与大族之间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398年，京口镇将王恭联合藩镇殷仲堪、桓玄、庾楷等人起兵反帝室。王恭遭诛杀后，藩镇推举桓温之子、江州刺史桓玄为盟主，逐渐成为大族颠覆帝室的核心力量。

司马道父子当权期间，贪污腐败盛行，政治风气每况愈下。早在司马道子掌权之初，儒生范宁便指出，尽管边境安宁无战事，国库却空虚不堪，百姓饱受徭役之苦，几乎全年无休，新生婴儿难以养活，鳏夫寡妇不敢再婚。国家犹如置身于熊熊燃烧的柴堆之上，危在旦夕。司马道子父子掌权十余载，东晋民众饱受其苦，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恶劣的统治。北朝颜之推在其著作《观我生赋》中提到，中原士族随晋元帝南渡者共有百家，因此江东地区编纂了《百谱》。晋孝武帝时期，贾弼之广泛收集百家家谱资料，朝廷派遣专人协助其编纂《十八州士族谱》，共计一百帙，七百余卷。贾弼之及其子孙三代传承谱学。贾氏《百家谱》抄本藏于官府，由专人管理，并有精通谱学的专家鉴别真伪，防止假冒。例如，贾渊因收受伧人王泰宝贿赂，将其冒充录入琅琊谱系，后经王晏揭露，贾希镜差点被齐明帝处决。这百家士族才是享有政治特权的阶层，而西晋士族的全部腐朽特质，也主要由这百家移植到了长江流域。

东晋政权依靠大族的支持和民众的忍耐得以维系，但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和民众反抗的双重压力下，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东晋是门阀政治发展的巅峰时期，皇权日益式微。司马睿称帝得益于南方官僚士族的拥戴，东晋政权建立初期，先后平定了王敦和苏峻之乱，政局渐趋稳定。宗室、外戚及门阀大族王、谢、庾、桓等家族先后共同掌控着朝政。北方则陷入了长达130多年的分裂混战，黄河流域成为了匈奴、羯、鲜卑、氐、羌等五大主要少数民族与汉族争斗的战场，纷纷建立各自的政权，彼此争霸，不断有新的国家兴起和灭亡。

从永兴元年（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建立汉国，至建兴四年（316年）灭掉西晋，再到北魏太延五年（439年）鲜卑拓跋部统一北方，这130多年间，北方各民族相互征伐，先后建立了前赵（匈奴）、后赵（羯）、前燕（鲜卑）、前凉（汉）、前秦（氐）、后秦（羌）、后燕（鲜卑）、西秦（鲜卑）、后凉（氐）、南凉（鲜卑）、西凉（汉）、北凉（卢水胡）、南燕（鲜卑）、北燕（汉）、夏（匈奴）等十五个政权，加上西南巴氐族建立的成汉，共计十六国，与东晋汉族政权长期对峙，史称五胡十六国。此外，还有汉人冉闵建立的魏、丁零翟氏建立的魏、武都氐帅杨氏建立的仇池国、鲜卑慕容氏建立的西燕、鲜卑拓跋氏建立的代等五个政权，总计先后建立了二十一个政权。其中，后赵、前燕、前秦曾一度占据北方大部分疆域。

北伐中原

东晋虽偏安江南，但历代君主皆怀有收复北方失地之心。从北方南迁的民众时常思念故土，因此一些有志之士屡次发起北伐。以王、谢、桓、庾四大家族为代表的门阀对北伐的态度各异，由于世家大族已在江南安家落户，南方富饶的资源使他们重返北方的意愿并不强烈。东晋时期曾多次组织北伐，其间不乏名将指挥。东晋初年，朝廷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抵御北方威胁。317年，祖逖提出北伐计划，晋元帝仅提供少量兵力，命其相机行事。祖逖招募流民组建军队，并与当地坞堡势力合作，最终成功收复黄河以南地区，与石勒隔河对峙。然而，由于东晋内部发生动乱，朝廷又担心祖逖声望过高，于321年派遣戴渊为总督加以制约，导致收复河北的计划未能实现，祖逖忧愤而亡，失地再度丧失。王敦因祖逖去世而无需顾忌，随后发动叛乱。祖逖军由其弟祖约率领，最终也跟随苏峻叛变。晋成帝在位时，则由庾亮、庾翼兄弟主持北伐事务，他们以荆州为基地，意图发动北伐。但由于朝廷的抵制，未能如愿。庾氏兄弟相继去世后，荆州刺史一职由桓温接任。桓温仰慕刘琨、陶侃的事迹，立志北伐。

346年晋穆帝在位时，桓温讨伐成汉（成汉于338年被李寿篡位，改国号为汉），次年成功消灭。桓温声威大振，引起世族的嫉妒，执政司马昱遂引入殷浩与之抗衡。349年石虎去世，晋廷派遣褚裒北伐，结果失败。桓温多次请求北伐，但晋廷未予批准，转而委任殷浩负责北伐。352年，殷浩联合羌将姚襄北伐前秦，被苻健击败。次年，殷浩再次北伐，又被姚襄袭击。354年，晋廷无奈之下只得将北伐重任交予桓温。桓温先后发动三次北伐，同年二月首次伐前秦，因苻健采取坚壁清野策略并击败晋军，桓温因缺粮而被迫撤退。356年，桓温讨伐河南姚襄，大获全胜并收复洛阳，修复皇陵。358年，桓温提议迁都洛阳，但遭到世族反对而作罢。晋哀帝及晋废帝（即司马奕）相继即位后，桓温已实际控制朝政。当时北方呈现前秦与前燕两大势力对峙的局面，洛阳被前燕占领。桓温为了篡位，于369年讨伐前燕。燕军大败，晋军进驻枋头（今河南省浚县附近），与燕将慕容垂对峙。最终因缺粮而撤退，慕容垂率军追击，晋军遭受重创。371年，桓温废黜晋帝司马奕为东海王，改立司马昱为简文帝。次年简文帝驾崩，晋孝武帝继位。373年，桓温要求获得“九锡”之礼，意图取代晋朝。大臣谢安、王坦之拖延此事，不久桓温病逝，东晋得以延续。

图为东晋疆域图

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前夕，前秦与东晋对峙，局势紧张。晋孝武帝时，谢安执掌朝政，桓冲镇守荆州，防御荆襄之地；谢玄驻守广陵，与谢安共同防御淮南。为增强中央军力，谢安任命刘牢之为参谋，招募淮南江北百姓，组建北府军。

370年，前秦灭掉前燕后，苻坚意欲灭东晋以统一天下。373年，前秦攻占东晋梁益二州。378年，苻坚派遣苻丕围攻襄阳，朱序坚守，次年襄阳失守，朱序被俘；随后，苻坚又派彭超围攻彭城，但被谢玄率领的北府兵击败。382年，吕光平定西域后，苻坚将目标转向东晋。次年五月，桓冲率十万大军意图夺回襄阳，苻坚派遣苻睿、慕容垂等人防御。八月，苻坚认为时机已到，亲率六十万大军南征东晋，兵分三路，声势浩大。苻坚亲率步兵六十万抵达项城，派苻融为先锋率二十七万兵攻打寿阳，梁成等人屯兵洛涧以控制淮河。晋廷震惊，谢安力持镇定，命谢石为前线大都督、谢玄为先锋，与谢琰、桓伊等人率八万北府兵北上救援。

383年十月，秦军前锋攻陷寿阳，苻坚赶往指挥，并派朱序向谢石诸将劝降。然而，朱序却泄露秦军虚实，并建议速战速决。十一月，谢玄派刘牢之率五千精兵攻破洛涧，晋军西行，与秦军对峙于淝水。十二月，谢玄向苻坚建议后退决战。秦将认为阻敌于淝水畔较为安全，但苻坚认为半渡而击可主动对决。当秦军后移时，晋军渡水突击，朱序在后军大喊秦军已败。秦军顿时大乱，谢玄等人乘胜追击，秦军全面崩溃，苻融战死，苻坚中箭，孤身北返，最终由慕容垂护送。此役晋军大获全胜，于东晋历史上意义非凡，史称淝水之战。

战后，谢安都督诸州军事，准备北伐支离破碎的前秦。384年，谢安命令谢玄、桓石虔率军北伐，谢玄等人自广陵北上，攻克鄄城、广固等地，并修建青州派（水利工程）以运送粮草。此役收复山东、河南一带，将领土扩展至黄河以南。荆州军也成功收复四川、襄阳一带。谢玄继续北上，前锋刘牢之一度打到邺城。但专政朝廷的司马道子忌讳谢氏功高，朝议“以徵役既久，宜置戍而还”，令谢玄回镇淮阴，最终北伐功败垂成。

淝水战后，士族再次如西晋般建立了自己的天堂。司马道子建造东第，“筑山穿池，列树竹木，功用巨万”。其子司马元显“项敛无已”、“富过帝室”。其党羽王国宝“聚敛不知纪极”，后房妓妾竟“以百数，天下珍玩充满其室”。这种人当政，只能导致“官以贿迁，政刑谬乱”，“鬻刑之货，自走权门，毒赋年滋，愁民岁广”。

孙卢之乱

东晋朝的崩溃，桓玄为首的诸藩镇占据建康以西的州郡，朝廷政令仅能施行于东方的会稽、临海、永嘉、东阳、新安、吴县、吴兴、义兴八郡，一切残酷的剥削自然集中在这八郡民众身上。司马元显为防御王恭等人的进攻，调集东方诸郡“免奴为客”之人集结建康充当兵役，号称“乐属”。此举引发地主和佃客的强烈怨恨。

399年，五斗米道徒士族孙恩乘民心骚动，从海岛率徒党百余人攻破上虞县，继而攻破会稽郡，部众骤增至数万人。其余七郡同时起事，攻杀晋官吏，响应孙恩，不到十天，孙恩拥众数十万人。孙恩的徒党号称“长生人”，是一群奉五斗米道的亡命无赖。他们专事屠杀掳掠，破坏不遗余力。会稽是王羲之、谢安等北方士族聚居的名郡，吴郡、吴兴是南方士族的中心居地，这三郡号称三吴，是东晋朝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当然，士族所在地的民众，受士族的压迫是难以忍受的，对士族的仇恨自然也是难以抑制的。愚蠢而疯狂的野心家孙恩等人利用民众的积怒，纵徒党杀人，甚至婴儿也不能幸免。

晋将谢琰、刘牢之率兵来攻，孙恩徒党在诸郡烧仓库，毁房屋，塞水井，砍林木，掳掠妇女财物，纷纷逃往会稽郡。谢琰收复义兴、吴兴两郡，刘牢之收复吴郡，进军至浙江边。孙恩起初听说诸郡响应，对徒党们说：“天下无忧，我带你们到建康享福去。”后来听说刘牢之到了浙江边，对徒众们说：“我割据浙江东部，还可以做个越王勾践。”等到刘牢之军渡过浙江，孙恩对徒众们说：“我是不以逃走为耻的。”孙恩掳男女二十余万人逃往海岛。此后，孙恩连年从海路入寇。401年，孙恩率舟师十余万人自海路突袭京口，逼近建康，司马道子惊骇，不知所措，赖刘牢之部将刘裕奋勇进击，大破孙恩军。刘牢之等援军赶到建康，孙恩屡次战败，又逃入海岛。402年，孙恩入寇临海郡，被晋兵击败。孙恩穷途末路，投海自杀，徒党和妓妾说他成了水仙，跟着投水的多至百余人。被孙恩掳去的二十余万人，三四年间，不是战死溺死，便是被贩卖作奴隶，到孙恩死时只剩下数千人。孙恩连年从海岛入寇，前后数十战，又杀死民众数万人。

京口是从北方各地流亡来的士族和民众聚居的地方，号称北府，与历阳同为扬州重镇。居民风俗强悍，敢于从军。谢安辅政，举谢玄为将。谢玄在京口募兵，得勇士刘牢之等人。刘牢之常领精锐当前锋，战无不胜，号称北府兵。淝水大战，苻坚军崩溃，晋军前锋五千人，正是刘牢之统率的北府兵。399年，刘牢之击孙恩，刘裕在刘牢之部下当小军官，勇悍善战，屡立大功。刘牢之部下诸将，抢掠财物，比盗贼更凶，唯独刘裕约束部属，纪律严明，深得民心。从此，刘裕成为北府兵的著名将领，击灭孙恩、卢循，主要归功于刘裕。

孙恩死后，余众推卢循为首领，被刘裕追击，泛海逃走。404年，卢循攻陷广州，此后连年入寇。410年，卢循率兵十余万逼近建康，被刘裕击败，卢循逃到交州。411年，交州刺史杜慧度击杀卢循。孙恩在败逃入海以前，多少还算是率领农民起义，卢循则完全是五斗米道作乱。

图为淝水之战态势图

桓玄之乱

正当东晋倾尽全力对抗孙恩之时，桓玄趁虚而入，迅速吞并了上游各藩镇，掌控了东晋三分之二的领土。三吴之地的沦陷，使得东晋失去了最后的依靠，沦为徒有虚名的朝廷。桓玄见时机成熟，便与孙恩军同时逼近建康，于402年在江陵聚集兵马，图谋夺取建康。同年，司马元显发兵欲讨伐桓玄，然而桓玄军队顺流而下，攻入建康，斩杀了司马道子与司马元显，彻底掌控了政权。404年，桓玄废黜晋安帝，自立为帝，国号为楚。

东晋乃是王、谢、庾、桓四大家族势力均衡的产物，随着王、谢、庾三家的相继衰落，桓氏家族成为了唯一的支柱。然而，桓玄此人骄奢淫逸，毫无治国之才，最终轻易地摧毁了东晋的根基。孙恩之乱后，东方诸郡遭受大饥荒，那些一向腐朽的士族，身着精致的罗衣，怀抱心爱的金玉，却因无力掘草根充饥，全家饿死于深宅大院之中。他们既无能力也无意愿与桓玄争夺帝位，但桓玄本人亦是腐朽至极，无法长久维持其地位。此时，一位能够终结桓氏统治的人物——刘裕，正悄然崛起。

刘裕崛起

404年，刘裕在京口秘密召集失意士人，共同策划攻打桓玄，被众人推举为盟主。刘裕成功击败桓玄，掌握了东晋政权。为了取消司马氏皇帝的名号，刘裕必须先积累更高的威望。因此，他不仅为灭晋而发动北伐，还致力于平定国内的割据势力，以实现国家的统一。与晋元帝依靠大族支持即位的情况截然不同，刘裕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逐步奠定了自己的帝业基础。

409年，刘裕率军攻破南燕；次年，攻克南燕都城广固（今山东益都），灭南燕，收复青州。卢循趁刘裕北伐之际，率军进攻建康，刘裕亲自率领精兵回师建康，击败卢循。411年，刘裕收复广州；412年，攻破江陵，铲除割据者刘毅；413年，派遣朱龄石收复成都，处决割据者谯纵；415年，派遣王镇恶攻克襄阳，驱逐割据者司马休之。至此，东晋境内的割据势力被刘裕彻底平定。416年，刘裕率王镇恶、檀道济、沈田子等将领分五路，水陆并进，攻打后秦，沿途收复滑台（今河南滑县）、许昌、洛阳等战略要地。417年，刘裕大军攻破长安，灭后秦。

尽管刘裕离开长安返回彭城后，留守军队发生内乱，导致418年关中被赫连勃勃占领，但此次北伐取得了巨大胜利，从潼关以东至青州的广大区域均纳入宋朝版图。此后，宋魏之间的战争多在此区域展开，为长江流域带来了相对长时间的和平。东晋初期，为安置流亡士族，设立了众多侨郡县，增加了大量官职。413年，刘裕推行土断法，要求北方流亡士民在居住地登记为土著居民，享受与南方土著同等的待遇。此举简化了行政体系，节省了开支，促进了政局的稳定。

走向灭亡

东晋的重要地区常由大族担任镇将，导致割据局面频现。刘裕则改用皇子出任镇将，尤其是荆州和江州这两处关键位置，所辖兵力占全国一半以上，非皇子不可胜任。这一举措使建康朝廷摆脱了大族重镇的威胁。随着刘裕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改革逐步完成，东晋的存在已无必要。420年，刘裕废黜晋恭帝，自立为帝，建立宋朝，史称南朝宋，即宋武帝，东晋至此正式宣告灭亡。

刘裕创立的宋朝，皇帝独揽大权，辅佐大臣多为出身寒门之人，昔日的高门大族只能担任有名无实的官员，难以获得皇帝的信任。通过削弱士族的政治影响力，刘裕实现了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使得宋朝的内部统一程度远超东晋。当鲜卑拓跋部统一黄河流域，建立强大的北魏时，若无统一的汉人政权，北魏多次大规模南侵，极有可能吞并长江流域，破坏正在发展的经济与文化。因此，刘裕铲除了纲纪紊乱、豪强横行的东晋，建立起更为稳固的宋朝，对汉民族的历史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

图为宋武帝·刘裕

疆域

政区

东晋的政区随着其疆域的变迁而时有增减。外族的频繁入侵与晋军的北伐行动，使得北方边界时常处于变动之中；四川地区先后出现了成汉、谯蜀等割据政权；而东南疆域则相对稳定。在晋元帝时期，石勒的入侵使北疆仅存淮南江陵一带。成汉占据四川，直至347年被桓温所灭。桓温三次北伐，一度收复山东及河南地区，但最终败于前燕之手。前秦多次侵犯东晋领土，至此时，东晋仅余扬、荆、江、广、交、豫、徐、兖、益、宁七州，以及兖、青、冀、司、幽、并、益等侨州，共计十五州。383年的淝水之战，前秦大败。次年，谢玄北伐，成功收复了黄河、秦岭以南的广大区域。然而，东晋内部纷争不断，桓玄篡位，谯蜀独立，疆域再度缩减。刘裕崛起后，攻灭谯蜀，并发动两次北伐，收复了四川、山东、河南及关中等地。然而，因刘裕回京处理内务，将领内乱，夏人趁机入侵，关中得而复失。至此，东晋领有扬、北徐、豫、江、北青、司、荆、北雍、东益、宁、交、广、北并、北冀、梁、徐、北兖等十七州，以及幽、冀、东秦、青、并、兖、秦、雍等侨州，共计二十五州。

东晋政区沿袭自西晋，实行州、郡、县三级制。然而，随着州郡的不断分割，辖区逐渐缩小。西晋末年，大量流民南迁。东晋朝廷为了安抚这些侨民及侨姓世族，以他们原籍的州郡县名称，在其他地方设立虚置的行政单位，即侨州郡县。待局势稳定后，通过“土断”政策，使这些侨州郡县拥有实际领地，户籍和赋税制度与普通州郡县相同。

图为南北形势图

政治

门阀制度，自曹魏、西晋以来渐成气候，至东晋时达到了鼎盛。选拔人才不出世族，法律约束不及权贵，这无疑揭示了门阀制度的腐朽与反动。东晋的士族分为侨姓与吴姓两大派系。侨姓士族中，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等家族声名显赫，尤以王氏（导、敦）与谢氏（安、石、玄）最为耀眼。王导家族三代封公，谢氏自魏晋以来，历任九卿。吴姓士族则以顾、陆、朱、张、贺等家族为代表。无论南北士族，皆广占田地，身居要职。据史书记载，王导仅在钟山附近就拥有八十余顷良田，而“江口之蠹”之称的大族刁逵更是坐拥万顷田地，千名奴婢。东晋末年，谢琨家族世代为相，一门两封，田产十余处，僮仆千人。这些士族之家，不仅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还不断争夺人口，封山占泽，横行乡里。

东晋士族阶层在政治上享有种种特权。凭借门第资历，他们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凡出身士族的子弟，皆可担任清流官（地位高、俸禄丰厚且清闲的职务），而寒门子弟则只能屈居浊流（地位低、俸禄少且公务繁杂的职位）。东晋各级政权几乎被门阀士族所垄断，皇帝多为傀儡，“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

东晋王朝的统治阶层主要由过江避难的北方侨姓士族与世居江南的南方吴姓士族构成，两者在地域、文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彼此间一直相互排挤。在东晋统治的一百多年中，侨姓士族占据主导地位，吴姓士族则长期被边缘化。元帝年间，北方大臣王导试图缓和这一矛盾，他奔走于南北士族之间，极力劝说各族和睦相处，但效果有限。此后，江南士族多次因不满东晋统治而发起反抗，严重动摇了东晋的统治基础。

自晋元帝元年（317年）至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东晋经历了相对稳定的时期，尽管期间偶有叛乱，但均被镇压。元帝末年，王导之弟王敦起兵反晋，最终被其兄王导及朝臣联手挫败；桓温亦曾觊觎帝位，却被王谢两大家族联合抵制。385年，东晋重臣谢安病逝，晋孝武帝将大权交予其弟司马道子，后者与其子司马元显把持朝政，暴虐无能，大肆剥削人民，使得图谋王位的大族有机可乘。398年，以桓玄为盟主的王恭、殷仲堪、庾楷等人联军占领建康以西的州郡，朝廷统治范围仅限于东方八郡，东晋自此步入衰亡之路。

侨置州郡

北方士族纷纷南渡，携带着宗族、宾客、乡党一同南下。这些流民，或随豪强大族南迁，成为他们的依附人口；或独自南下，最终也被豪强大族所兼并。起初，这些南下的人们并未被列入户籍。然而，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保护南迁士族的利益，东晋政府在流民聚集之地，以他们原籍的名称，设立了侨置州、郡、县。侨人单独设立户籍，称为侨户。

侨户初时享有不为国家纳租服役的优待，即便后来需要缴纳租税，也远低于普通编户。侨州、郡、县的设立，主要目的是照顾南迁世家豪族的利益：一方面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官职机会，另一方面使他们能够掌控大量户口而不必承担赋税，从而确保了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利益。

军事

东晋承袭了西晋的军事体制，却在皇权式微之际悄然嬗变。中军虽名存实亡，但京畿之地尚有扬州都督所辖之师拱卫。边陲之军多由世家豪族掌控，将领各据一方，尤以荆州军势压中枢。东晋数度挥师北上，虽未能收复失地，却也助其稳固了半壁江山。然而，一旦方镇心怀叵测，便常借此机会图谋不轨。

至于兵员招募，因连年战祸导致军户锐减，东晋不得不转而采取募兵制或直接征召。特别是由北方流民组建的北府兵，屡建奇功，至东晋末年，其实力已堪比中军。

图为东晋帝陵·西陵

经济

农业

劝课农桑

东晋初年，晋元帝司马睿为稳固江山，积极鼓励农业生产，诏令各郡守除宿卫人员外，所有官员均需投身农事，以粮食上缴数量作为地方官政绩的衡量标准。同时推行军屯政策，确保军队粮食自给。这一系列举措促使淮河两岸与长江以南地区广袤良田得以开发。期间，兴修水利设施，大幅提升了农业产出。至孝武帝末年，天下太平，风调雨顺，民众安居乐业，谷物丝绸丰富，几乎达到家家衣食无忧的境地。

庄园经济东晋时期，庄园经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比例甚至超过北方。早在孙吴时代，江南经济已逐渐兴起，吴姓世家大族拥有众多庄园。随着晋室南迁，中原人口大量涌入，缓解了南方地广人稀的局面。侨姓世家大族积极开拓无主之地，建立起规模宏大的庄园，有效地组织起劳动力。然而，世家大族的土地垄断导致贫富差距悬殊。为此，王导在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年）推行度田收租政策，旨在调整西晋时期田租与户调合并征收的做法；咸康二年（336年）发布“壬辰诏书”，严禁私占山林湖泊。这些措施意在减轻百姓负担。

开发江南

北方移民与当地农民共同努力，开垦了广阔的山泽荒地，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开发，促进了长江流域经济的繁荣。庄园不仅拥有部曲、佃客，还有门生及奴隶。中原移民带来了北方精耕细作的技术，推广牛耕技术，加速了耕作进程。东晋南朝重视水利建设，持续修建水利工程。最终，南方水田普遍开发，农作物种类增多，产量提高，如岭南地区实现了一年两熟。长期发展使得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南北劳动人民相互学习、辛勤劳作，是江南经济繁荣的关键因素。农业方面，垦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技术显著提升，牛耕技术普及，粪肥使用推广，单位面积产量增加，麦、菽等北方作物开始在江南种植。尤其是三吴地区，农业尤为发达，水利工程建设备受重视。人们在河道上设置堰闸以调节水位，旱季开启引水灌溉，雨季关闭防止洪涝灾害。同时，筑堰围湖，开垦出肥沃高产的“湖田”。因此，三吴成为江南粮食的主要产地。

土地兼并

东晋时期，南北士族地主大肆兼并土地。至中后期，土地兼并问题愈发严重，“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难以保全产业”。东晋的租税负担较西晋更为沉重。咸和五年（330年），成帝首次度田，每亩收租3升；太元八年（383年），改为按人口征税，每人需缴纳5石粮食，税率提高了数倍。此外，劳役频繁，杂税繁多。政府执法严厉，甚至制定连坐法。民众生活困苦，纷纷逃离，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手工业

在社会生产领域，北方手工业技术与南方技术的融合，使东晋手工业水平显著提升。

手工业方面，冶铁作坊如梅根冶（今安徽省贵池县）与冶唐（今湖北省武昌市），不仅生产兵器，还大量制造农具和生活用品。技术进步显著，发明了杂炼生鍒法，即将生铁与熟铁混合冶炼，反复锤打，制成质量较高的钢铁。养蚕缫丝技术大幅提升，豫章郡（治今江西省南昌市）蚕茧年收获四五次，永嘉郡（治今浙江省温州市）年收获八次。国家设立锦署，推动丝织业的发展。由于江南河流密布，为满足经济和军事需求，造船业尤为兴旺，能够建造载重2万斛（约2千吨）的大船和快速舰艇。其他如制瓷、造纸、漆器等手工业也达到了较高水平。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繁荣。

商业

东晋的商业相对发达，“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涌现了许多商业性大城市。首都建康有四大市场，十分繁华。此外，会稽、丹阳、余杭等城市的商业也相当繁荣。东晋时期，南北商贸往来频繁，在北方设立了“互市”，促进了南北工商业的发展。

赋税

淝水战后，东晋税制有所调整。《隋书·食货志》记载：“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减半。”这被称为“调”。这种调法与淝水战前的度田收租制和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制不同。据《晋书·孝武帝纪》太元八年十二月的记载：“以寇难初平……始增百姓税米口五石。”五石是淝水战后司马道子“始增”。口五石与《隋书》所述“租米五石”相符。《隋书》所记调法，实际上是淝水战后的调法。另据《宋书·王玄谟传》记载：“令九品以上租使贫富相通。”所谓“九品以上租”，应源自东晋。这与西晋对丁男、丁女之户，每年征收租粟、绢、绵，分为九品的制度相似。但西晋不相通，故王玄谟提出使九品以上租相通。

淝水之战后，东晋基本恢复了西晋的户调制度。谢安规定王公以下均需纳税，而在役者可以免交的制度被废除。由此可见，人们将役、调分开，服役者不再免调，纳税者也不再免役。《晋书·范宁传》提到：“举召役、调，皆相资须。”所谓“皆相资须”，即役、调均需承担。闻人奭也有“百姓单贫，役、调深刻”之言（《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表明百姓既要交税，又要服役，从而出现了“流瑾不绝”的现象。王公贵族从未服役。淝水之战前需纳税，战后也未见相关纳税规定。南朝有所谓“复士”，其起源可能始于淝水之战。淝水之战后，亲属虽不可荫庇，世族公卿本人却重新享有免税特权。这反映了镇之以静方针的破坏。

人口

由于北方战乱频仍，大量人口南迁，形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滞留北方的汉人则依托坞堡自卫。主要的流亡潮有六次。296年，晋惠帝时期关中发生齐万年之乱，数万人民从关中经汉中到达蜀地，后协助李特、李雄立国。另一支经汉水、宛至淮河，后被石勒吸收。巴蜀动乱后，人民逃至荆湘地区，因受土豪欺压而叛乱，最终被王敦、陶侃平定。并州饥民向冀豫地区乞食，后由田甄率领，称为“乞活贼”。凉州较少受到战乱影响，吸引了大量人口避难，保留了大量汉人文化和制度，形成了“河西文化”。

永嘉年间（307年—312年），南迁人口约50万，至东晋初年，南方人口达1050万。由于大批北方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农作物种子，使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经过近百年相对稳定的增长，至东晋末年，南方人口增至1746万。

城市

都城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南朝萧梁时拥有140余万人口，成为各地农产品、手工业品的集散地，城内外设有10多个贸易市场，来往船只成千上万。除建康外，成都、江陵、京口、襄阳、寿阳、番禺等地也是著名的商业城市。

图为东晋诗人、文学家–谢灵运

谢灵运（385年－433年），名公义，字灵运，小名客儿，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出生于会稽郡始宁县（县治在今浙江省嵊州市三界镇）。因祖父在会稽建有故宅“始宁墅”而移籍会稽。晋宋间诗人、文学家、旅行家、佛学家，中国“山水诗派”鼻祖。东晋名将谢玄之孙。

图为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约365—427年），名潜，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一说寻阳郡柴桑县（今江西九江）人，另一说江西宜丰人，东晋末到刘宋初杰出的诗人、辞赋家、散文家。

文化

东晋的文化成就卓著，各类诗词歌赋在此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文学领域涌现出谢灵运、陶渊明、王羲之等一大批杰出的文人墨客。他们在诗歌、散文、辞赋等方面各领风骚，为后世留下了无数传世之作。同时，在绘画与书法方面，东晋亦有卓越贡献，如顾恺之的画作细腻传神，王羲之的书法遒劲有力，皆被视为国宝级的艺术瑰宝。

玄学

东晋一朝，玄风盛行，尤其是王、谢等世家子弟，虽多不具备深邃的哲学思辨能力，但其生活方式却深受正始遗风的影响，追求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至梁朝时期，玄学再度兴起，《颜氏家训·勉学篇》中记载：“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迨至梁世，兹风复阐，《老子》《庄子》《周易》，总谓三玄。”这表明玄学在东晋至南朝期间，始终占据着重要的文化地位。

文学东晋时期，由于统治者偏安江南，无意北伐，门阀大族纷纷致力于南方庄园的经营。北方大族及大量汉族人口的南迁，不仅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也为江南地区带来了新的文化气息。自曹魏以来，中国文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而东晋无疑是这一时期的高峰。山水诗人谢灵运、田园诗人陶渊明等人的出现，不仅对旧体诗进行了革新，更为后来隋唐时期的诗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东晋还流行着一种华丽的文体——骈文，其精美的辞藻和严谨的结构深受当时文人的喜爱。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便设定在东晋，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东晋文化的丰富多彩。

图为东晋名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王羲之

王羲之（303年—361年，也有307年—365年、321年—379年等说），字逸少，世称王右军。琅邪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后移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东晋时期大臣、文学家、书法家。淮南太守王旷之子。

田园诗

陶渊明深恶痛绝当时的政治腐败，仅任彭泽县令八十余日，便毅然弃官归隐，隐居田园长达二十二载。在这期间，他躬耕陇亩，与农夫为邻，创作了大量赞美自然风光与田园生活的诗篇，被誉为“田园诗人”。他的诗歌质朴自然，情感真挚，充满浓厚的乡土气息。代表作如《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等。《归园田居》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这是一幅生动逼真的农耕画卷。又如该组诗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表达了诗人不愿同流合污、追求自由生活的高尚情操。陶渊明对宁静田园生活的向往，在晚年愈发强烈。他在散文《桃花源记》中构想了一个与世隔绝、无压迫剥削的理想世界，展现了他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批判和对劳动人民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陶渊明及其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玄言诗

东晋时代，玄言诗蔚然成风，尽管后世批评其“淡乎寡味”，但在当时却独树一帜，拥有独特的审美魅力。简文帝曾赞誉玄言诗代表人物许询的五言诗“妙绝时人”，孙绰在其《答许询诗》中称颂：“贻我新诗，韵灵旨清。粲如挥锦，琅若叩琼。”从音韵与辞藻的角度高度评价许询的诗歌。简文帝所谓的“妙绝时人”，并非指诗歌所表达的玄理如何精妙，而是强调其语言本身的美感。这一点在东晋玄言诗中尤为突出，例如孙绰的《兰亭诗》：“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其中“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两句，充分体现了诗人在探讨玄理时对语言辞藻之美的追求，故称之为“云藻”。

志怪小说

东晋时期，志怪小说广为流传，其中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为显著。《搜神记》虽以鬼怪故事为主，但不乏反映社会现实之作，甚至宣扬了无畏鬼魅的精神。志怪小说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传奇即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此外，东晋葛洪编纂的《西京杂记》亦颇具影响力。此书内容丰富多样，记载了西汉时期的宫廷生活、风俗习惯及名人轶事等，其中不乏文笔优美、意趣盎然的佳作。比如关于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当垆卖酒戏弄卓王孙的故事，叙述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

思想

东晋时期，虽然放纵的生活方式有所收敛，但清谈之风却因朝廷权贵的推崇而盛行不衰。当时世家大族生活优渥，热衷于在名山古刹、别墅湖畔畅谈玄理，成为一种社交风尚。朝廷与贵族阶层忽视实际政务，终日沉迷于玄学讨论，形成了苟且偷安的价值取向，导致东晋政权长期偏安江南。随着佛教的传入，许询、孙绰等人将佛学融入清谈之中，与玄学相互交融。不少僧侣也参与清谈，传播佛法，如竺法护、道林等。然而，仍有部分人士反对清谈，多出自寒门。如西晋的裴頠、江惇、范宁，以及东晋的应詹、陶侃、卞壸等人，范宁更是撰写了《罪王何论》，严厉抨击何晏、王弼。尽管如此，清谈之风依然盛行一时，直至隋朝才逐渐式微，至唐中期彻底消亡。

宗教

佛教

东晋时期，清谈之风盛行，僧侣借此机会通过清谈向士大夫传播佛理，促进了佛教在南方的广泛传播。其中，支道林尤为擅长谈玄。南北佛教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术风格，北方注重修行实践，推崇禅学、律学及净土信仰；南方则侧重于义理探讨，关注涅槃与佛性问题。到了东晋晚期，慧远大师擅长儒学，致力于佛、玄、儒三教的融合，推动了佛教的本土化进程，最终成为净土宗的开山鼻祖之一。他还倡导翻译佛经，与北方高僧鸠摩罗什交流译本。法显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西行求法僧人，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历经西域、北天竺、狮子国及中天竺等地，获取了大量梵文经典。公元414年，他经海路返回建康，不仅参与了大量佛经的翻译工作，还将自己的旅行经历记录下来，撰写成《佛国记》，成为研究西域及印度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

道教

东晋初年，道教尚处于初级阶段，缺乏系统的组织结构。直到东晋中期，道教经历了重大改革，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宗教体系。北方道教强调功德积累与遵守道规，而南方道教则更注重经典研读与义理阐发。受到佛教传播的影响，道教积极吸收儒家与玄学的思想精华，丰富和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炼丹术在这一时期盛行，相关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道教不断借鉴佛教元素，以充实和发展自身，成为其持续进步的重要途径。

图为《梁山伯与祝英台》，

…《梁山伯与祝英台》简称《梁祝》，是中国古代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另外三个为《白蛇传》《孟姜女传说》和《牛郎织女》），是中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自东晋始，梁祝故事在民间流传已有1700多年，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

东晋时期，葛洪融合了神仙学说与道术理论，引入炼丹等实践，系统地整合了道教理论。其著作《抱朴子》分为内外两篇，外篇探讨时局与道德，内篇则深入阐述道家哲学与炼丹、养生之法。杨羲、许谧及许翽共同编纂的《上清经》，最终形成了上清派，主张简化修行方式，摒弃房中术，强调内在精神的修炼。葛洪之孙葛巢甫撰写的《灵宝经》，不仅吸收了佛教的思想与术语，还促进了灵宝派的发展。这一派别以符箓科教为核心，受上清派影响，倡导简化修行，追求“仙道贵生，无量度人”的理念。道教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深远，如《游仙诗》描绘了神仙遨游的情景，历代道教的神仙画更是丰富多彩。

艺术

东晋不仅是道教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艺术繁荣的时期。建康作为当时的都城，汇聚了来自东南亚、南亚的佛教僧侣与商人，文化交流频繁。338年铸造的鎏金铜佛像，模仿了罽宾的佛教造像风格，成为已知最早的此类作品。东晋书法名家王羲之，以其卓越的书法技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之一。东晋陶器在形式上也有所创新，南京富贵山出土的东晋皇室墓葬，展示了这一时期的陶艺成就。

绘画

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以其精湛的人物画和山水画闻名于世，被誉为“画圣”。他注重画面的传神效果，尤其擅长通过眼神和手势传达人物的情感。年轻时，他在建康瓦棺寺绘制的维摩诘像，吸引了无数观众，数日内便募得百万钱财。其代表作《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情景交融，人物栩栩如生，达到了“气韵生动”的艺术境界。《女史箴图》经唐代临摹，成为传世珍品，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洛神赋图》亦有相同的艺术水平，虽真本已失传，但摹本流传至今。山水画在东晋时期尚处于图案化阶段，至南朝才逐渐成熟。谢安对顾恺之的画作极为推崇，称其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时人赞誉顾恺之为“三绝”：画绝、才绝、痴绝。

图为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

书法

王羲之，出自琅琊王氏显赫世家，曾官至东晋右军将军，因此世称“王右军”。他博采众长，融汇汉魏书法精华，擅长隶、草、楷、行诸体，被誉为“书圣”。其作品如《兰亭集序》《黄庭经》《乐毅论》《十七帖》等，皆以“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风骨著称。尤以《兰亭集序》影响深远，全篇28行，324字，笔势飞动，姿态万千，文中20个“之”字各具神韵，无一雷同，堪称绝世佳作。遗憾的是，真迹已佚，现存唐代冯承素摹本亦为稀世之宝。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承前启后，开一代新风，被后世尊奉为书法宗师。其子王献之，自幼承袭家学，亦为书法大家，人称“小圣”，父子二人并称“二王”。

图为东晋著名画家、画圣

顾恺之（348年－409年），字长康，小字虎头，汉族，晋陵无锡（今江苏省无锡市）人。东晋杰出画家、绘画理论家、诗人。

图为东晋时期壁画

东晋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其书体介乎楷草之间，行云流水般流畅自如，尽显大家风范。

谢安与东晋书法巨擘王羲之交谊深厚。当王羲之因病辞官，隐居于山阴之时，谢安毅然决然地陪伴左右，朝夕相处，潜心学艺。王羲之感念其诚挚之情，特书《佛遗教经》相赠，这份珍贵的墨宝不仅见证了两人深厚的友谊，也成为后世传颂的经典之作。

谢安的书法代表作《八月五日帖》，共计七行六十五字，兼有行书与草书之美，内容为向家族子弟通报丧事。米芾在其题跋中直呼此作为“谢安书”或“谢安帖”，而后世文献则称其为“八月五日帖”、“告渊朗帖”、“六十五字真迹”及“中郎帖”等，名实之间时有混淆。遗憾的是，谢帖及米跋原迹早已散佚，仅存墨刻收录于丛帖之中，而米芾及其后人的临摹本亦以刻帖或墨迹的形式流传至今。

雕塑

东晋末年，戴逵不仅是才华横溢的画家，擅长人物与山水画作，更是一位卓越的雕塑家，尤以佛像雕塑闻名遐迩。他曾耗时三年，为会稽山阴灵宝寺精心雕琢了一尊无量寿佛，技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其子戴颙继承父业，在雕塑领域同样取得了非凡成就。相传，宋世子在瓦官寺铸造的一尊丈六铜像，因面部略显消瘦而困扰工匠们，戴颙慧眼识珠，指出问题并非在于脸部，而是肩部过于臃肿所致。一番调整之后，铜像面貌焕然一新，赢得了众人的赞誉。

天文历法

东晋时期，天文历法领域迎来了显著进步，其中最为瞩目的成就是虞喜提出的“岁差”理论。虞喜通过对天象的精密观测与计算，纠正了前人将太阳运行一周视为一年的错误观念，揭示出太阳从一个冬至点到下一个冬至点并非完全回归原位，而是每五十年向西移动一度的现象。这一发现对于推动历法改革具有深远影响，标志着中国古代天文学迈上了新的台阶。

化学

东晋时期，随着士族门阀制度的盛行，炼丹活动蔚然成风。众多炼丹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化学知识，东晋著名道士葛洪在其著作《抱朴子》中系统总结了这些成果。书中不仅记录了提炼单质砷的方法以及处理雄黄的各种技巧，还介绍了利用升华法制备氧化砷（砒霜）的过程，较之欧洲早了近九百年。此外，《抱朴子》还记载了通过高温燃烧鉴别朴硝与硝石的无水反应实验，以及在“三十六水方”中提到的“化确石法”有水反应实验，这些成就在化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民族

西晋覆灭后，司马氏政权迁徙至东南地区，建立了东晋王朝，其统治时期几乎贯穿整个十六国时代。历史上所谓的“五胡十六国”，指的是匈奴、鲜卑、氐、羌、羯五大少数民族所建立的诸多割据政权。尽管这些政权的创建者并非全是胡人，但其治下民众仍以汉族为主。十六国的兴起与发展，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局面，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外交

东晋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日益密切。在东亚方向，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与东晋保持着友好往来，频繁互派使节，交流文化。同时，东晋与日本的交往也日益频繁，大量中国移民将先进的手工艺技术带入日本，促进了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儒家经典《论语》早在西晋时期便已传入日本，对当地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晋与东南亚国家如天竺（印度）、林邑（越南南部）、扶南（柬埔寨）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这些国家经常派遣使者前来东晋都城洛阳和建康，进贡特产，而东晋朝廷则以珍贵礼物回赠。例如，晋成帝年间，林邑曾向东晋进献驯养的大象，东晋则回赠了诸多奇珍异宝。这一时期，中国的建筑技艺传入林邑，林邑的玻璃制造技术也传入中国，促进了双方技术的共同进步。

东晋时期，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僧侣交流尤为频繁，许多高僧往返于中印之间，从事取经、传经、译经等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东晋名僧法显。东晋隆安三年（399年），法显与几位同道从长安出发，历经千辛万苦，穿越沙漠、翻越雪山，最终抵达中天竺。在那里，他不仅学会了古印度语言和文字，还亲自抄写了大量佛经。数年后，法显携带大量经卷返回中国，共翻译佛经一百多万字，并撰写了《佛国记》一书，详细记录了沿途所见所闻。法显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旅行家，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为促进中国与南亚各国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东晋时期，波斯（伊朗）、康居（位于锡尔河下游）、大月氏（位于阿姆河流域）、大宛（位于中亚费尔干盆地）以及大秦（罗马帝国）等国的商人和使者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大秦除了通过“丝绸之路”与北方地区保持联系外，还通过海路与南方的东晋展开交往。中外使者和商人的频繁往来，不仅促进了经济贸易的繁荣，更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搭建了桥梁。

图为谢安

谢安（320年－385年），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人。中国东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太常谢裒第三子、镇西将军谢尚从弟。

社会

东晋时期，士族与庶民之间的界限愈发分明，士族为了防止庶族冒充，纷纷编纂家谱，这一时期的“谱牒学”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家谱不仅成为了选拔官员的重要依据，更是士族身份的象征。士族与庶民在地位上存在着天壤之别，从服饰到出行方式，乃至用餐方式都有严格的区分。庶族普遍遭受着士族的轻视与排斥，难以逾越这道无形的鸿沟。



图为戴逵，（326－396年），字安道，谯郡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人。东晋时期隐士、美术家、雕塑家，金城太守戴绥之子。

帝王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