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挑的银行”在遵义

畅游

从遵义老城小十字转入杨柳街，走不了几步，就是杨柳街4号，当年曾与王家烈争夺贵州省政府主席位置的黔军第25军副军长犹国才的官邸。这幢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高大建筑，具有典型的黔北民居特色。坡屋顶、小青瓦、穿斗屋架，两楼一底，建筑面积足有1155平方米。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里高墙深院，经常大门紧闭，闲人免进，是遵义地区公安处的办公用地。若非知情者指点，还真没有多少人知晓，它曾是红军长征时期，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办公、营业的地方。

1935年元月初，长征途中被人们戏称为“肩挑的银行”、“扁担银行”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编入中革军委直属第十五纵队进城，在老城杨柳街口的犹公馆得到了一个暂时的落脚安身之处。
苏维埃国家银行刚安定下来，中央就决定由中华苏维埃国家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任主任、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任副主任，在现有国家银行的基础上，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下设调研、没收、财务、管理四个科。利用部队在遵义修整的机会，立即着手开展工作。
虽然苏维埃政府有严格规定：长征期间不得发行苏维埃货币，但林伯渠、毛泽民作为没收征发委员会的负责人，还是根据中央黎平会议关于“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新苏区”的精神，果断以国家银行名义进行苏维埃货币的发行和回笼。
他们先是将苏区印制的纸币面向部队和社会公开发行，方便干部战士能在遵义城内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同时，考虑到一旦部队离开，苏区货币就不能使用，国家银行就四处张贴布告，并在老城的大十字、小十字、新城的福音堂等闹市区设立兑换点，欢迎社会各界前来兑换苏币。各个兑换点桌上都堆放着白花花的银元，货架上摆满了布匹、香烟、大米、食盐等货物，这些兑换点还入乡随俗地摆上了鸦片（因鸦片在遵义是特殊商品，当时遵义城里的好多商铺都有销售），让老百姓自愿按市价自由兑换。由于货源充足、买卖公平，城区内大小商铺、酒楼、饭店、茶馆、书店都是门庭若市，热闹非常。较之以往，“莫不利市三倍”。这一举措，不光深受百姓欢迎，还大大提升了苏维埃货币的信誉度，让人们从接受“红军票”到相信红军，信任共产党。

红军入城前，新城丁字口的一些商铺，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抢劫，纷纷挂出“暂停营业”的牌子。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直接来到位于新东门的著名实业家刘伯庄家中，请他出面动员各商铺开门营业。深明大义的刘伯庄欣然应允，先是他家的“协记”绸缎铺开门迎客，“太平洋大药房”老板谌明道将店里的药品平价卖给红军。接着，在他们的影响和动员下，丁字口一带的大小商铺纷纷开门营业，由此带来了遵义市场的繁荣。为感谢刘伯庄的支持，红军还将打土豪得来的笔洗、帽筒等物件送给他作纪念；谌明道也跟红军的卫生部长贺诚成了好朋友。
陈云在他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这样写道：
红军在遵义时，所以商店照常营业者，系因红军之纸票按日均兑现。红军没收黔省主席王家烈氏所经营之盐行值几十万元，王家烈氏向上海南洋烟草公司所定购之白金龙香烟值五万元，准备旧历年节以慰薛岳军队者，均被红军截获没收。红军除以盐及香烟一部分在遵义桐梓两城发给贫民外，其余出售。每红军洋一元可买盐七斤，可买白金龙香烟四罐，价值远贱于平昔。故红军以盐及香烟两项收入之现洋兑付纸钞也。

没收征发委员会的另一个任务，就是掌握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对土豪劣绅的政策，征粮筹款补给部队，发放贫苦百姓。
在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二楼陈列室里，有一张贵州文化老人陈福桐1999年4月24日写的“关于遵义苏维埃银行的材料”，全文如下：
一九三五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到遵义时，我是住在鸭溪镇父亲的布店里，店里住有一位红军的营指导员（应为教导员——引者注）为我开一张路条。回到城里刘家湾的旧店里，我的表兄李枝瑜是城市市民，来对我说，向苏维埃银行交150元的云南小板，免打土豪。按当时的成份，本是工商业兼地主，并非土豪。我于夜间走到老城杨柳街口贵州军阀犹国才公馆，进大门，过天井，上石级，在厅堂左侧一间屋子（红军苏维埃银行设在此），先拿出李枝瑜的一张介绍条子，交给屋里的两个红军，打一张收条：收到地主陈济舟交来云南小板150元。下面落款已记不起，陈济舟是我父亲的姓名。
从这段文字略可窥见当年打土豪的一斑。
而对于抗拒使用苏维埃国家银行钞票，破坏红军财政和经济政策的古式巷奸商黄屠户，则由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召开上千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坚决镇压。
打土豪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过一些偏差，好在得到了及时纠正，挽回了影响。遵义老三中校长李筱荃，就曾被红军当作土豪劣绅误抓，还处以300块大洋的罚款。当红军了解实情将其放出来后，李筱荃对红军的政策举双手赞成，并到处宣传红军是仁义之师，纪律严明，而且表示罚他的300块大洋完全出得起，一定如数缴纳。遵义耆宿赵乃康也有被误抓罚款旋即释放的经历。
很快，红军就要撤离遵义，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和国家银行在丁字口附近的福音堂（现红花岗区政协办公楼处）设专点，通宵达旦为群众兑换、回收苏区货币，还派工作人员挑着银元走街串巷回收，生怕有所遗漏。身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戎马倥偬，专程前来检查兑换情况。看到工作人员忙做一团，他还帮着一起给群众兑换。看到红军这么讲诚信、守信用，连周恩来这样的“大官儿”都和普通士兵打成一片，这样的军队哪里去找？还有什么信不过？于是，好些人舍不得把手中苏区货币兑换出去，而是悄悄地珍藏起来，留作念想，直到后来交给遵义会议纪念馆。
红军撤离遵义以后，经历了土城青杠坡的惨烈之战。前面的路好漫长，环境还会更恶劣，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这个“肩挑的银行”，再也不能用肩挑着走下去了。据国家银行工作人员许长庚回忆：“1月29日，我们离开土城来到赤水河边的一个小山坡，在坡上挖了一个大土坑，表情庄重的毛泽民站在坑边，四周布置了警戒，坑内火光熊熊。我们国家银行从苏区历尽千辛万苦带出来的‘苏钞’，全部在这里焚烧。......在这之前，所有的印刷机和造纸的机器，都沉到赤水河里去了。”就这样，1932年初，成立于江西红都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长征途中的遵义结束了历史使命，直到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原陕甘晋银行合并，才在瓦窑堡以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的名义恢复。

刚刚五年过去，还是在元月，另一支不拿枪的队伍又来到遵义，这就是竺可桢校长率领浙大师生筚路蓝缕西迁办学的文军长征。著名心理学家黄翼教授一家住进了杨柳街4号，成为这幢豪宅的新主人，直到1944年10月18日，黄翼教授因患胃癌不治，以41岁的年龄早逝于此。这位被竺可桢校长称为“不爱钱，不怕死”心理学奇才，有殷实的家世却安于清贫，以他在心理学教学、科研方面的骄人业绩和跟病魔顽强抗争的人生绝唱，践行了浙大“求是”校训所蕴含是科学精神和牺牲精神。

又过了若干年，随红色旅游的升温，政府拨出专款，在原址按原样重新修复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使之成为遵义会议纪念体系的组成部分。在楼上复原陈列了林伯渠、毛泽民、钱之光、李井泉等银行领导人的住室；楼下两厢则复原陈列了营业科、管理科、文书科等办公室及工作人员的住室。楼上还推出了《肩挑的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的专题陈列展览，让人们直观地了解当年红军长征途中在遵义短暂休整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突出成就。
最引人注目的是：旧址天井正中林伯渠与毛泽民相向促膝而坐的雕塑。毛泽民左手抚着腿上的算盘，右手指微微弯曲，正侃侃而谈；而戴着眼镜的林伯渠，则右臂稍曲，仿佛全神贯注、侧耳倾听。两人身后那副挑子展示的，或许就是“扁担银行”的全部家当。
多简洁的场景，多生动的画面，多感人的雕塑。透过这雕塑，永远闪耀的是艰难困苦若等闲、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这雕塑始终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的亮点，吸引着游人的眼球，感动着游人的心灵，使他们在这里驻足流连，浮想联翩......
　　
​ 2020.8.7
2024.12.2 2修改、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