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赤帜肝胆悬，</p><p class="ql-block"> 真相利民欢。</p><p class="ql-block"> 矢志忠信伴，</p><p class="ql-block"> 鉴通资治绵。</p><p class="ql-block"> （“司马光”：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1019至1086，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县，北宋宰相，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晋安平王司马孚后代。司马光，中进士甲科，历为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撰成《通志》上呈英宗，颇受重视，命设局续修，后神宗赐名并作序；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不听；授枢密副使，坚辞不就；出知永兴军，后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亲自动笔；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召，召司马光回朝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排斥新党，废止新法。病逝，获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后配享哲宗庙庭，图形昭阁，从祀孔庙称“先儒司马子”，又从祀历代帝王庙。司马光为人忠直严谨，低调淡泊，学识渊博，在史学、哲学、经学、文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研究，尤其是文学明确反对词藻堆砌，提倡“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著作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等。崔鶠：“司马光复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于泰山。”——《宋史.卷三百五十六.列传第一百一十五》；张燧：“司马温公为相，每询士大夫‘私计足否？’人怪而问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为朝廷而轻去就耶？’袁石公有云：‘学问到透彻处，其言语都尽情，不执定道理以律人。’若公者，庶可语此矣。”——《千百年眼2》。相关轶事典故有嘉祐四友、高尚品德、诚信卖马、低调淡泊、坚不纳妾、典地葬妻、嗜好读书、交趾贡麟、洛阳耆英会等）</p><p class="ql-block"> （“赤帜肝胆悬”、“真相利民欢”、“矢志忠信伴”：仁宗嘉祐元年即1056五月，知谏院范镇、并州——治所阳曲县今山西太原市通判司马光、翰林学士欧阳修、殿中侍御史包拯、吕景初、赵抃、知制诰吴奎、刘敞等上疏力请仁宗建储，司马光且劝范镇以死争之；于是文彦博、富弼、王尧臣等相继劝之早定大计，皆不见听。起初，富弼、司马光、吕公著诸贤居洛中，雅敬河南处世邵雍，恒相从游，为其购买园宅。嘉祐六年即1061六月初一，日食。司天监言：“当食六分之半。”食四分时而雨，群臣欲援例称贺；同判尚书礼部司马光言：“日之所照，周遍华夷，云之所蔽，至为近狭，虽京师不见，四方必有见者。天意若曰‘人君为阴邪所蔽’，灾慝甚明，天下皆知其忧危，而朝廷独不知也。食不满分者，乃历官计算得不精确，当治其罪，亦非所以为贺也。”仁宗从之。以司马光知谏院；司马光入对，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愿陛下果断力行。”仁宗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司马光对道：“臣言此，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仁宗说：“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司马光复以三劄子上，其一论：“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兴教化，脩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唯道所在，断之不移，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陛下天性慈惠，谨微接下，子育元元，泛爱群生，虽古先圣王之仁殆无以过。然践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纪纲犹有亏缺，闾里穷民犹有怨叹，意者群臣不能宣扬圣化，将陛下之于三德万分之一亦有所未尽欤？臣伏见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渊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复询访利害，一皆可之，诚使陛下左右前后之臣皆忠实正人则善矣，或有一奸邪在焉，则岂可不为之寒心哉！”其二论：“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国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进秩，循资涂而授任。苟日月积久，则不问其人之贤愚而置高位；资涂相值，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职。非特如是而已，国家采名不采实，诛文不诛意。夫以名行赏，则天下事饰名以求功；以文行罚，则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诚能慎选在位之士而用之，有功则增秩加赏，而勿徙其官；无功，则降黜废弃，而更求能者；有罪，则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其三言：“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赦书害多而利少，非国家之善政。”又进无规：曰保业、惜时、远谋、谨微、务实。又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内臣。今内臣不过去御坐数步，君臣对问之言皆可听闻，恐漏泄机事，非便。”仁宗嘉纳之，诏：“自今止令御药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备宣唤，余悉屏之。”群臣以储位未建为忧，言者虽切，而仁宗并未应允。司马光上疏：“前些时候臣进预建太子之说，意谓即行；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为此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其所亲厚之人。‘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唐昭宗初为寿王\杨复恭立之\后杨复恭出为凤翔监军恨道：‘废定策国老，有如此负心之门生天子！’终因谋反兵败伏诛，可胜言哉！”仁宗大为感动道：“送中书。”司马光见同平章事韩琦等说：“诸公不趁今定议，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韩琦等拱手道：“敢不尽力。”时知江州——治德化县今江西九江市吕诲亦上疏言之。及韩琦入朝奏对，以司马光、吕诲二疏进读，仁宗遽言：“朕有意久矣，谁可者？”韩琦皇恐对道：“此非臣辈所可议，当出自圣择。”仁宗说：“宫中尝养二子，小者甚纯，近于愚笨；大者可也。”韩琦请其名，仁宗说：“宗实。”韩琦等遂力赞之，议乃定。同年十月，时居濮王丧，乃起复知宗正寺，赵宗实固辞不拜乞终丧。赵宗实既终丧，韩琦说：“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仁宗从之。韩琦至中书，召翰林学士王珪草诏，王珪说：“此大事也，非面授旨不可。”翌日请对，曰：“海内望此举久矣，果出自圣意乎？”仁宗说：“朕意决矣。”王珪再拜贺，始退而草诏。诏下，赵宗实复称疾固辞，章十余上。记室周孟阳请其故，宗实曰：“非敢缴福，以避祸也。”孟阳说：“今已有此迹，设固辞不受，中人别有所奉，遂得燕然无患乎！”宗实始悟。司马光言于帝：“皇子辞不赀之富，至于旬月，其贤于人远矣。然‘父召无诺，君命召俟驾’，愿以臣子大义责之，宜必入。”仁宗从之，赵宗实遂受命。嘉祐七年即1062八月，立赵宗实为皇子，赐名赐；九月，进封巨鹿郡公。起初，庄献太后临朝，内侍任守忠与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请谒，权宠过盛，累迁宣政使入内都知；仁宗以未有储嗣属意于英宗，任守忠建议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英宗即位，又乘其疾交构两宫，知谏院司马光论任守忠离间之罪，国之大贼，乞斩于都市；吕诲亦上疏论之。英宗纳其言，于英宗治平元年即1064八月坐任守忠之罪而流放蕲州——治所蕲春县在今湖北蕲春县西南。重阳节当罢讲，吕公著、司马光言：“先帝时无事常开经筵。近以圣体不安，遂于端午及冬至后盛暑、盛寒权罢数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亲近儒雅，讲求治术，愿不惜顷刻之间，日御讲筵。”从之，遂诏日开经筵。同年十一月，首相韩琦言：“唐置府兵，最为近古。今之义勇，河北——河北道治所大名府在今河北大名县东近十五万，河东——河东道治所并州城今山西太原市近八万，勇悍纯实，若稍加简练，亦唐之府兵也。河东、河北、陕西三路当西——西夏、北——契丹控制之地，事当一体。今若于陕西诸州刺手背以为义勇，甚便。”乃命徐亿等前往陕西——治所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登记注册，每户三丁之一刺之，共十五万六千余人，人赐钱二千；民情惊扰，而义勇纪律疏略不可用。知谏院司马光上疏力谏，不听；司马光至中书与韩琦辨，韩琦说：“兵贵先声，谅祚方桀骜，使骤闻益兵二十万，岂不震慑！”司马光曰：“兵贵先声，为其无实也，独可欺于一日之间耳。今吾虽益兵，实不可用，不过十日，彼将知其详，尚何惧？”韩琦说：“君但见庆历间乡兵刺为‘保捷’，忧今复然。已降敇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矣。”司马光曰：“朝廷曾失信于民，未敢以为然。”韩启说：“吾在此，君无忧。”司马光曰：“公长在此地可也。异日他人当位，用以运粮戍边，反掌间耳。”韩琦不从，竟为陕西之患。起初，知谏院司马光以英宗必将追尊生父，曾借奏事进言：“汉宣帝为孝昭后，终不追尊卫太子——汉宣帝祖、史皇孙——汉宣帝父；光武上继元帝，亦不追尊钜鹿——光武帝祖、南顿君——光武帝父，此万世法也。”既而韩琦等言：“礼不忘本，濮安懿王盛德位隆，应当尊礼，请下诏有司议。濮王及夫人王氏、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合行典礼，以求合乎情理。”英宗令“须两周年大祥祭礼后议之”。治平二年即1065四月，诏“礼官与待制以上议。”翰林学士王珪等相视莫敢先发，司马光奋笔立议略云：“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若恭爱之心分于彼，则不得专于此。秦、汉以来帝王有傍支入承大统者，或推尊其父、母以为帝、后，皆见非当时、取讥后世，臣等不敢引以为圣朝法。况前代入继者多宫车晏驾之后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龄未衰，深惟宗庙之重，于宗室中简推圣明，授以大业。陛下亲为先帝之子，然后继体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然陛下所以负扆端冕，子孙万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窃以为濮王宜准先朝封赠有期服的上辈亲属旧例，尊以高官大国，谯国、襄国、仙游并封太夫人，考之古今为宜称。”于是王珪即命吏具以司马光手稿为按，议上。中书奏：“珪等所议未见详定，濮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王珪等议：“濮王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宜称皇伯而不名。”欧阳修引《丧服大记》以为：“为人后者，为父母服丧期由三年降为一年，而不没父母之名，可见服丧期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请发下尚书集三省御史台议。”而太后手诏诘责执政，英宗乃道：“如闻集议不一，权且罢之，令有司博取典故以闻。”同年八月，京师大雨，平地涌水，坏官私庐舍，漂人民蓄产，不可胜计；英宗下诏责躬求言。司马光上疏，略云：“陛下即位以来，灾异甚众：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至，老弱流离，积尸成丘；今夏疫疠大作，弥数千里，秋收未获，暴雨大至，都城之内，道路乘桴，官府民居覆没殆尽，死于压溺者不可胜纪。陛下安得不侧身恐惧，思其所以至此者乎！”又言：“先帝擢陛下于众人中，升为天子，惟以一后及数公主托陛下，而梓宫在殡，已失太后欢心，长公主数人屏居闲宫，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道：“凡百奏请，不肯与夺；知人之贤不能举，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从，此天下所重失望也。”又曰：“台谏，天子之耳目，其有所言，当以圣意察其是非，不宜一付之大臣。”英宗嘉纳之。治平三年即1066正月，诏称濮王为亲，立园庙；谪侍御史吕诲等于州县。知制诰韩维及司马光皆上疏乞留吕诲等，不报；遂请与俱贬，亦不许。治平四年即1067三月，以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司马光力辞，神宗说：“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杨雄兼之。卿有文学，何辞焉？”司马光对道：“臣不能为四六——四六即以四六为句的骈体文字。”神宗说：“文体如两汉制诰可也。且卿能举进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司马光乃就职。同年四月，以司马光为御使中丞。同年九月，复以司马光为翰林学士。神宗熙宁元年即1068十一月，举行郊祭礼。执政以河北受灾，国用不足，乞行南郊祭时勿赐百官金帛；诏学士议。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当自贵近始，可听也。”王安石说：“唐代宗时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职，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司马光说：“善理财者不过头箕敛尔。”王安石说：“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说：“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武帝，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二人争议不已。神宗说：“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适逢王安石草制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不敢复辞。神宗欲用王安石，唐介言：“安石难大任。”神宗说：“文学不可任邪，经术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唐介答对：“安石好学而拘泥于古，故议论迂腐，若使为政，必多所更变。”唐介退后对曾公亮说：“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扰，诸公当自知之。”神宗问侍读孙固：“安石可相否？”孙固答对：“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欲求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其人也。”神宗不以为然，竟于熙宁二年即1069二月以王安石参知政事）</p> <p class="ql-block">注：图片摘自网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