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更好的自己

快乐

　　曾听过这样一种说法：“读书好比‘隐身’的串门。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访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干脆另找高明。”在书的世界，我们可以感受到纯粹的快乐。书籍就像我们的知己、导师，当我们迷茫、焦躁、不知所措时，它给你我指明方向，安抚、引领、激励我们。　　 　

　　在书籍里，我们可以认识和探索世界。眼睛看不到的，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的，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的，读书也可以。哪怕我们活在方寸之地，依旧可以拥有大境界和大格局。　

　　在书籍里，我们可以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即便身处柴米油盐中，也不会被细碎和庸常的生活捆绑。我们会变得越来越通达坦荡，不偏执、不世故。　

　 为什么要读书？大概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好，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吧。

现在开启我们258期有书共读环节《中国文脉》中“发现殷墟”这一章节：

　　甲骨文和殷墟告诉人们，华厦先祖是通过一次次问卜来问鼎辉煌的。因此，辉煌原是天意,然后才是人力。

甲骨文和殷墟告诉人们,华夏民族不仅早早拥有了都市、文字、青铜器这三项标志文明成熟的基本要素,而且在人类所有古代文明中早早建立了最精密的天文观察系统，创造了最优越的阴阳合历，拥有了最先进的矿产选采冶炼技术和农作物栽培管理技术，设置了最完整的教学机构。

甲骨文和殷墟告诉人们,商代的医学已经相当发达,举凡外科、内科、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等医学门类都已经影影绰绰地具备,也有了针灸和龋齿的记载。

甲骨文和殷墟告诉人们,商代先人的审美水平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司母戊大鼎的气韵和纹饰、妇好墓玉器的繁多和精美,直到今天还让海内外当代艺术家叹为观止,视为人类不可重复的奇迹。

当然,甲骨文和殷墟还告诉人们,商文化和新石器文化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关系,以及当时中原地区有着什么样的自然环境、温度气象和野生动物。

普及一下本节有关知识：

　　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也称殷商，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的王朝。商朝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先商”；第二阶段是“早商”；第三阶段是“晚商”，前后相传17世30王，延续500余年，末代国君商纣王在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而亡。‌

　　甲骨文最早发现于商朝‌。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甲骨文是商朝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

　　殷墟，是中国商朝后期都城遗址，位于河南安阳的洹河南北两岸，以小屯村为中心。商后期叫北蒙，又称殷，公元前14世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亡国，共传8代12王，前后达273年。周灭殷后，曾封纣之子武庚于此，后因武庚叛乱被杀，殷民迁走，逐渐沦为废墟，故称殷墟。

　　《商颂》是《诗经》中的一部分，是商朝及周朝时期宋国的诗歌，产生于商朝的发源地和建都地、宋国国都商丘。‌‌

《商颂》共有五篇，分别是《那》、《烈祖》、《玄鸟》、《长发》和《殷武》。前三篇《那》、《烈祖》、《玄鸟》是祭祀商朝祖先的乐歌，不分章，产生时间较早，可能在周朝之前。后两篇《长发》、《殷武》则是歌颂商朝武丁伐荆楚的胜利，皆分章，产生时间较晚，晚于宋襄公时期。

　　下面我们再看看在发现甲骨文和殷墟中的重要人物：

　　王懿荣是发现、收集和研究甲骨文第一人，国际上把他发现“龙骨”刻辞的1899年作为甲骨文研究的起始年。

　　刘鹗将甲骨文拓本带到江南，罗振玉看到以后希望他编印成书。1903年，刘鹗从搜集到的甲骨卜辞中精选墨拓了1058片，以石印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共6册），《铁云藏龟》被后人评价为“研究甲骨文字的许多著作的开路先锋”，使甲骨文由只供少数学者在书斋里观赏的古董，变为可以研究的珍贵史料，由此扩大了甲骨文的流传范围，推动了甲骨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罗振玉是甲骨文的先驱研究者之一‌。他在1908年首次确认甲骨文的出土地点为河南安阳的小屯村，并派遣亲属前往安阳求购甲骨文，亲自进行实地考察。通过不懈的努力，他搜集了大量甲骨文资料，共计三万余片，占当时中外收藏的十分之三多。他先后编成《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等重要甲骨文著作，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国维是甲骨文研究的奠基人物之一，他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他撰写了多部重要著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这些著作通过将地下的材料（甲骨文）与纸上的材料（中国历史古籍）对比研究，纠正了书本记载的错误，并对殷周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新的结论‌。

其次，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中的最大特点是将古文字学与古代史结合，充分利用最新的甲骨材料与历史文献进行互证。他创造并完善了“二重证据法 。

　　董作宾的学术论文共计约200篇，内签除甲骨学外，涉及商朝历史的许多方面。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至二十三年（1934年）曾8次主持或参加殷墟的发掘，随后专门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主编的《殷虚文字甲编》和《殷虚文字乙编》二书，共选录抗日战争以前1至15次殷墟发掘出土的有字甲骨13047片。民国二十年（1931年）在《大龟四版考释》一文中，首先提出由“贞人”可以推断甲骨文的时代。之后又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全面地论证甲骨断代学说；并将殷墟出土的甲骨又划分为5个时期。从而使甲骨文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他还根据甲骨资料，探讨殷代年历之学，著有《殷历宏》。‌

　　甲骨文的发现，是照亮中华文明的一盏明灯。甲骨文不仅仅是一个文明的符号、文化的标志，它印证了包括《史记》在内的一系列文献的真实，把有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近5个世纪。

　　曾经的殷商文明早已沦为废墟，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悲剧上演的太多了，为什么？人类文明如何才能保存延续，著名的陕西籍民主人士张奚若指出，必须警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的民族问题。他解释说:第一是好大喜功，总误认为规模要大，不管人的生活和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第三是鄙视既往，忽视历史因素，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落后，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快速发展的。

　　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既需要要有革新派，也需要有保守派。要知道到哪里去，也要明白从哪里来。留住乡愁，才会有更好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