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衣服

段王爷

　　小时候我们做过的梦，都不是我们长大后的模样。

　　12月24日是西方的圣诞节，也是汉丹电器厂成立五十九周年的日子（汉丹电器厂成立于1965年12月24日）。没有人记得这件事，因为没人在意，厂里也没举行任何纪念活动，如今情怀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多数人觉得情怀又不能当饭吃，但我觉得人还是需要一点情怀的。

‍ 至少回忆起过去的点点滴滴我还是很感动，虽然我们终将会老去，但记忆中的温暖，永远不会消散。即使是最远的路，也必然会有一个终点，那个地方叫做“家”。汉丹，我们永远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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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在思考一件事，小时候我们最盼望什么东西呢？什么东西能给我们带来较长时间的快乐呢？吃的玩的都只是一时之欢，唯有一件新衣服能给我们带来正真意义上的惊喜。

‍ 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新衣服对我们来说是很奢侈的梦，只有掰着手指头数到过年兄弟姐妹才能得到一件新衣服，年前一家人晚上在镜子前试新衣裳，都觉得自己变漂亮了，那种感觉太美好、太难忘了，都盼着天快点亮吧，我们好穿着新衣服出去拜年。

‍ 小时候过年穿新衣服是我们期盼一年的执念，是我们过年最高级的仪式感。

　　汉丹有句谚语：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破老三。衣服传到最小的孩子那里都已经补丁骡补丁了。真的不夸张，第一批分配到汉丹的大学生都还穿着膝盖那打块补丁的裤子。

　　我们刚学会走路的时候穿的是破裆裤，也叫开裆裤，蹲下撒尿方便，防止尿裤子，冬天怕屁股冷妈妈还会给孩子围一个屁股帘子。

‍ 长大后还以破裆裤编了一首儿歌笑话别人，我记得是这样唱的：1973年，赵襄海上幼儿园，穿的破裆裤，扎的揪揪辫，别人说他不要脸，他说别人讨人嫌。

‍ 这是汉丹厂两首传唱度最高的儿歌之一，另外一首是描写体育老师高老师的，高老师很严肃，课间操都是他监督全校学生做广播操，目光炯炯的他盯着每一个不认真做操的学生。于是受过他批评的学生就创作了一首儿歌：高老师高，高老师高，高老师教我们做早操，不伸手不弯腰，气的高老师发高烧。不知道高老师自己知不知道有这样一首儿歌？

‍ 前几年在南街遇见了高老师，还跟他合了影，在襄阳小有名气的高老三瓜子就是高老师家里的产业。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当时在麒麟店有一个比我们小卖部大一些的供销社，因为物资比较丰富，所以附近的厂矿职工有时候会走远路去麒麟店买东西，妈妈牵着我去过几次，去采购的心情就跟山坡上被风吹得此起彼伏的小野花一样快乐。

‍ 这里的布匹颜色比较多，容易选到合适做衣服的布料。

　　早期各家各户的衣服都是妈妈自己做的，用报纸打的衣服各个部位的样板，（用完了还要收藏起来，可以用好多年），布放在样板下面用一把大剪刀剪好，然后缝起来就是一件完整的衣服了，衣服做好了还要熨烫平整，烫衣服的烙铁是最原始的，上盖翻开底下放点烧红的木炭，衣服上垫一块湿抹布，均匀的熨烫，动作要轻快，不能停留的时间太长以免把衣服烫坏了。

　　晚点条件好了买了布料就在家用缝纫机做衣服了，但要说做衣服做的很合适还得去找厂里几个裁缝阿姨做，我记得张鹏和熊慧萍的妈妈都有自己的裁缝店，给厂里很多人都做过衣服。

‍ 每次在阿姨那量尺寸，看阿姨用一块扁扁的粉笔画好衣服图样，用剪子把布料裁剪好，先锁边，再用缝纫机缝好，脚踩着缝纫机踏板发出的哒哒声很好听。

　　我曾经有两次记忆特别深刻接妈妈和姐姐的衣服穿，一次是我上初二的时候妈妈把她的一件驼色的外套给我穿，我穿着挺合适的也挺高兴，就当新衣服穿到学校去了，但是有细心的同学发现我穿的是件女式衣服，因为女式衣服的扣子和男式衣服相反，同学都笑话我穿女式衣服，我好想打死那个同学，回家把妈妈的衣服脱了扔在床上，说什么也不穿了。

‍ 还有一次是高中和同学一起到襄阳公园春游，想穿一件没穿过而且与众不同的衣服，刚好姐姐有一件才买的淡蓝色上衣，很新潮的，胸前两个荷包上还有两个小飘带，这次效果非常好，都夸我衣服帅，完美！

‍ 还和黄少荣、周汉军照了合影，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我们选的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亭子前照的，亭子门口写有两个篆字，从右往左读：通幽。不知道是不是曲径通幽的意思？但进去才发现原来是个厕所。

　　那时候还流行同学朋友之间换衣服穿，你穿我的，我穿他的，就感觉总有不一样的衣服穿，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当时还流行织毛衣，武汉话叫打毛衣。打毛衣是个技术活，有的妈妈特别会打，打的又好又快，一天就能织一件小孩的毛衣，有的人笨手笨脚，织条围巾一个月还织不好。打毛衣最沮丧的打了一大半发现打错针了，得拆了从新织，毛线打卷了还得用开水的蒸汽烫直了才能用。

‍ 毛线买回来是一缕一缕的，得两个人合作挽成一个毛线球才能用，一个人用双手叉开毛线，一个人找到毛线头，左手捏着毛线头，右手一绕一绕的从小到打挽成一个陀就可以打毛衣了。

‍ 黄平的三姐黄芬打毛衣真的是高手，她曾经给黄平打了一件橙色的毛衣，毛衣前面还有一副很大很漂亮黑白相间骏马的图案，很神奇。

‍ 我小学时妈妈求尤汉生的姐姐尤汉华给我打过一件天蓝色毛衣。很漂亮，一般人打毛衣都是用最基础的平针或者上下针织出来，但大姐是用复杂的元宝针给我打的毛衣，比一般毛衣厚，而且还有直的波浪形纹路，简直太漂亮了。我很珍惜这件毛衣，每次都外穿这件毛衣去上学。可惜这件毛衣在蒸饭下面的那个老澡堂里被人偷了，新毛衣弄丢了怕回家没办法跟妈妈交代，我发疯一样找遍了所有角落也没找到，伤心了好长时间。

‍ 说起澡堂衣服被偷，可能好多人都有这个经历，同学杨欣平回忆二年级一个夏天的晚上去洗澡，当时澡堂子也还是黄少荣他家上面的老澡堂子。他洗完澡后穿衣服时发现裤衩被人偷了，不知道是谁恶作剧，害的他只能拿毛巾往下体一围回家了。问题的关键是毛巾太小，只能挡住小鸟，屁股蛋子光溜溜的挑在外面，后面追着一群摸他屁股蛋的发小。

　　衣服的面料从的确良，乔其纱、绵绸、华达尼、真丝到真皮，毛线从晴纶、羊毛、蕾丝到马海毛，款式从娃娃衫、连衣裙、喇叭裤、蝙蝠衫、健美裤、牛仔裤到飞行服都流行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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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段时间很流行穿打包西服，可能现在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打包西服，其实打包西服就是从日本走私来的洋垃圾，打很大一个包，里面全是小日本淘汰的旧服装，据说还有从太平间死人身上扒下来的衣服，进旧衣服的贩子自己挑选大包的衣服，按堆论价钱，里面衣服的成色全靠运气，贩子们回去了挑拣一下，成色好的卖贵一点，差的卖便宜一点。

‍ 88年左右武汉清芬路一带全是卖这种西服的，多的你根本无法想象，家家户户挂满了形形色色的打包西服，从这路过的都会被人拉住问：要不要西服啊？如果有意思会有专人给你带路，全是上那种狭窄的、摇摇欲坠的木楼梯，走在上面心惊胆战的。

‍ 但是说老实话啊，这些日本旧西服无论是面料、款式和做工都非常优良，当时国内的西服确实没办法比。最主要是价格特别低，低的你不买就觉得有点傻。

‍ 日本西服都是定做的，所以打包西服内里的荷包处都绣有日本人的名字，什么池尻、龟投正红、由继夫等等很奇怪的名字。西服拿回家讲究一点的人会拿去干洗，洗完还会到厂医院找关系好的医生用紫外线照射一遍杀菌消毒。

‍ 汉丹的帅哥们对打包西服趋之若鹜，每个人都买很多套换着穿，觉得潇洒有型。正好那个时候流行打台球，足球场那很多打台球的都穿着打包西服，装逼自己玩的是绅士运动。

‍ 周波在厂里还做过一段时间打包西服的生意，他老家是武汉的，从做这个业务的亲戚那进货，运回汉丹再加价卖出去，因为不用跑武汉那么远的地方买西服，周波的生意还挺红火的，好多人都求他给自己带喜欢的款式和颜色，那是周波在汉丹的高光时刻。前几天去襄水街吃胖记汉派烤肉，上炭的师傅居然是周波，他一看是汉丹的老熟人，就给我上了一盆最大的木炭，说是烤肉熟的快，红彤彤的炭火映照着他黝黑的脸庞，我心里感慨，周波一生只做跟武汉有关、红红火火的事业。

　　九十年代以后基本上都是在街上买成衣了，以劳动街、火巷口的服装聚集地为多数。

　　汉丹的人天生爱干净，爱俏皮，爱打扮，爱买新衣服。这个习惯永远不会改变，只不过现在都是在全国各地孤单的打扮给自己看，不像小时候逢年过节一群发小在一起比美。

‍ 我们从汉丹出生，上幼儿园，上学，进厂参加工作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离开汉丹，所有的出发、离别、改变都是迫不得已。如果不是厂里效益不好，为了糊口我们没办法只有背井离乡，我相信我们会一直在留在汉丹，直到老去。

　　对一件新衣服的渴望贯穿了我们的一生，源于童年的爱而不得，物以稀为贵。细数一下其实我们的童年真的没穿几件好衣服，但那种极少次数拥有过的感觉真的很美好，很难忘。

‍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我们再也不会拥有这种刻骨铭心的牵挂了。现在只能梦里和母亲一起坐着厂里的班车去城里买新年的新衣服了，我在镜子前试衣服，妈妈望着我点头说真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