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你画好了，传下去就是传统！

渭南大秦美术

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生活是画的源泉。

画无生活如加工无原料。生活枯蝎，画必凋败。你画好了，传下去就是传统。

为画而生活则画死，为生活而画则画活。当有生活而求画，不当欲画而讨生活。直接参加生活，始能将生活移入内心。间接旁观生活，只可将生活陈列于画面。饱餐生活当贪而无厌，咀嚼生活当细而不烦。——石鲁

石鲁：（1919年12月13日—1982年8月25日），原名冯亚珩，四川仁寿人，当代中国画家。早年就学于成都东方美专，1940年赴延安入陕北公学院，从事版画创作，后专攻中国画。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陕西省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画研究院院委等职。著有《石鲁学画录》、电影剧本《暴风中的雄鹰》等。

冯氏家族祖籍江西景德镇，其高祖避税迁四川，贩药售棉赢巨利，并于仁寿县文公镇安家。其曾祖继于松林湾治田筑屋，成为仁寿第一大粮户。其祖父又按照《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格局修建了冯家庄园，其中有藏书10万余册的书楼。 “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他出生在这样一个庄园里，在这个家庭里得到过物质的享受，亦受到封建家规的桎梏，看到了这个传统大家庭的败落和分化，特别受到从事美术的二哥冯建吴的影响。石鲁15周岁时离开了被他认为是封建专制、俗不可耐的家庭，奔向他二哥执教的东方美专，这是“冯门九子”对封建家教的第一次叛逆。 在东方美专学习期间，石鲁懂得了书画是崇高的事，尤其崇拜赏石涛、八大等文人画家的反抗精神和雅逸的审美内涵，自谓“颇受为艺术而艺术的清高思想影响”。 当他还在选择徘徊的时候，他在一本小册子上读到了一篇《毛泽东自传》，当时就被毛泽东的传奇经历吸引住了，毛泽东的大胆反叛者形象和要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气魄深深地迷住了冯亚珩。此时，他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骚动的，热血沸腾的、充满超我意识的理想主义、不甘受旧文化束缚的自由浪漫气质，以及隐约朦胧地觉悟到的人道激情驱使下的均天下主义。 不久，他向家里要了第二学期的学费100块银元，却没有去上学，而是悄悄收拾了行李，瞒着所有人，向北，辗转翻越秦岭山脉，到了西安。他想去陕北，找毛泽东。这一年，他20岁。 在延安，因为本身的成分问题，石鲁在当时颇受排挤，他也不是很在乎，一直坚持走自己的路，直到遇到那个姑娘——闵力生。 延安的女同志不多，年轻姑娘更少了，闵力生在可数的姑娘里边，又是位较出色的演员，引起画家的注意，自然在情理之中。所以，每逢六十一队演出，石鲁次次必到，每次都要画回一叠速写，满载而归。天随人愿，不久石鲁和闵力生调在一起，一个搞演出，一个搞舞美，他俩接触的机会增多了。 1940年，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期间，由于他迫切的要求以及各方面良好的表现，党支部已经同意接纳他入党。但因为他对党的忠诚坦白，认真详尽地填写了自传，写了他历史的全部细节。当时，需要调查落实的材料不具备，反而被停下来。 这一停就是好多年，政治上的挫折连锁反应到爱情的风波，创伤受到刺激就会更加疼痛，他伤心极了。但爱情的力量像烈火中洒进了盐粒，“乒乒乓乓”时刻震动着画家的心，他更加奋力进取、百折不挠，终于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革命先锋队伍的行列，那已是一九四六年的事情了。

1947年的政治形势发生了突变，革命队伍转战陕北，远方是胡宗南军队的追杀枪炮声，而眼前却是毛泽东率领中央警卫团从容不迫地登上了一座山头。石鲁看到这幅情景，激动不已，他心目中毛泽东的英雄气概更加高大挺拔。这一图景刻画在了他的脑海中，也成为他日后创作其代表作《转战陕北》的主要情节。

石鲁 《转战陕北》《转战陕北》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人物画和山水画的区别，它是人物画，人在画中所占比例很小；它是山水画，却明明表现的是人。奠定了他在美术界的地位。

正当石鲁创作旺盛之际，他创作的电影剧本《刘志丹》被批为反党事件，那年是1964年，他仅四十五岁。他遭到批判，受到强大的压抑，他得了精神分裂症。“文革”中又被逮捕，差一点判了死刑。他的艺术生命也基本上结束了。所以，他的正式创作生涯不过十几年。 

石鲁除几幅精心创作的名作外，其他的画，如《秦岭山麓》（1961年）、《秋收》（1960年），以及很多山水、竹子、梅花、人物等，虽然风格别致，与众不同。有人说总结石鲁随意而作的画是“野、怪、乱、黑”。

倔强的石鲁骨子里的反叛精神和革命激情又一次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他对于谬误绝无半点忍让和迁就，他在日记中写了一首打油诗以扬其志——人骂我野我更野，搜尽平凡创奇迹。人责我怪我何怪，不屑为奴偏自裁。人谓我乱不为乱，无法之法法更严。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惊心动魂魄。夜怪黑乱何足论，你有嘴舌我有心。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