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故事——怀念我的母亲（三）

李选

第三章 那恩，那情，那哺育我成长的母亲

1953年7月26日，宁德县医院的产房内，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了。离开了温暖的母体，面对着陌生的世界，这个小生命——我，害怕的嚎啕大哭。母亲将我拥入怀里，用慈爱的胳膊枕着我、抚慰着我，我香甜地睡了。从那一刻起，母爱伴随着我长达半个多世纪，我时常在想，如果少了母爱的伴随，我的一生还会这样快乐吗？

母爱交响乐第一乐章——生命之红。

我的生命曾出现过四次低潮，其中三次都是在母亲的呵护下平安渡过的。

1970年随父母下放后，我提前告别了学生时代参加了工作，先是在公社农具厂当工人，之后又调入崇安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担任笛子演奏员。那时的崇安县，卫生条件极差，蚊虫孳生，流行着一种叫着“打摆子”（疟疾）的病，当地人由于早年多患过这种病，已具有相当的免疫力，而我们这些外地人，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感染。参加工作没多久，我就被“打摆子”给缠上了，非常有规律的每三天必然发作一次。就像一首三段式歌曲：一开始是从骨头里面发冷，盖几床棉被都不行；紧接着就是发高烧和令人难以忍受的头疼；最后是全身出汗、退热、头疼消失，整个过程三小时左右。经常性的“打摆子”，造成了我肝、脾肿大和严重的贫血，在一次打摆子周期过后，为了给自己补充营养，我到集市上买了一只鸡，清炖后美美地吃了一顿，没想到事与愿违、虚不胜补，当天晚上9点多，我正在参加演出，突然出现恶心、呕吐、右下腹剧痛的症状，同事们立即将我送到县医院，医生诊断是急性阑尾炎，第二天上午就为我做了手术。那时的通讯技术还比较落后，母亲得知消息，从50多里外的乡下赶到县城时，已是我术后的第二天了，看到躺在病床上的我，母亲心疼极了，时刻不离我身边，细心地照护我。因为长时间的挂瓶输液，我手腕静脉处肿了一大块，疼痛难忍，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母亲一边为我搓揉，一边讲我小时候的调皮往事，我的 “斑斑劣迹”乐得我忘记了病痛。

这次患病后，每逢乡下赶圩，母亲总会给我买半斤牛肉，切成薄片，配好作料，托人送到县城给我，让我爆炒后趁热吃掉，说这是本地人的一个偏方，可以根除“打摆子”。连续吃了半年多母亲送来的牛肉，“打摆子”这个痼疾果然离我而去，有人说是我有了免疫力，但我宁愿相信这是母亲那个“炒牛肉偏方”的功劳。

也就是在住院期间，母亲说我3岁那年，还得过一场差点丢掉性命的病。那是1956年的夏天，父母刚刚调任福鼎县工作不久，我得了一种怪病，症状是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医院动用了当时最好的医疗手段，却查不出我患的到底是什么病，望着奄奄一息的我，母亲几乎陷入了绝望。这时，有人告诉母亲，浙江温州有一个著名的老中医，专治各种疑难杂症，带着一线希望，母亲立即抱着我赶到了与福鼎交界的温州，找到了那位老中医。经验丰富的老中医看了我的舌苔，闻了我口中的气味，摸了我的脉搏后，确定我患得是由内热症导致的细菌感染，并已开始向全身扩散。老中医对母亲说：“这孩子命大，幸亏你送来的及时，多耽搁一天恐怕就没什么希望了。”经过紧急治疗，第二天早晨，昏迷多天的我终于醒了过来，张开双眼叫了声“妈妈”！母亲激动的哭了。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苦？不是黄连，是母亲的眼泪。我相信，在我患病期间，母亲一定流了许多的泪，现在，为我获的新生，为我闯过了“鬼门关”，母亲又止不住地流下自己的眼泪，我的第二次生命，是母亲用苦涩的眼泪把我召唤回来的。

2000年10月的一个夜晚，与同事聚会后我骑车回家，途中，与一辆出租车发生了碰撞，这场车祸导致我脚踝骨折，在场的同事立即为我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将我送到省立医院做了脚踝复位手术。为了不惊扰母亲，我向母亲封锁了消息。没想到，第二天我的同事打电话到母亲家询问大弟弟的联系方式，想找他替我去交警大队处理事故，这个不经意的电话让母亲顿时感到了不安，她猜想我肯定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忧心忡忡的母亲立马赶到我的住处，看着躺在床上、脚上裹着厚厚石膏的我，她又气又急地责问：“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望着母亲焦急的神情，我连忙安慰母亲：“伤的不重，休息一段时间就行了。”“不行，伤筋动骨100天，你马上搬到尚宾路去，我来照顾你。”母亲斩钉截铁地下了命令。那时候父母都还暂住在小弟弟家，她们位于尚宾路42号的宿舍经过危房改造后，才刚刚完成装修，原计划要再过些日子才搬家，我的受伤使搬家行动提前了。之后的日子里，根据骨折病人的需要，母亲每天不是为我熬鱼汤，就是炖鸡汤、骨头汤，变着花样地为我补充营养，在她的照料下，我的伤势恢复的很快，不到两个月，就能拄着拐杖下地行走了。

2010年2月1日，再过十几天就是春节了，这也是女儿出嫁的日子。可就在这天中午，我的上腹部突然出现一阵刀割样的疼痛，由于我有十二指肠溃疡的老毛病，所以我想可能是老毛病发作，忍一忍应该就没事了，吃了胃药我就躺在床上休息，休息了两个多小时，疼痛越来越厉害，渐渐地弥漫到了整个腹部。我想，情况不妙，可能是十二指肠穿孔了。我急忙打电话给我妻子（她正带着女儿在商店购买结婚用的东西），让她赶紧回来送我去医院。下午四点多，我被送到省立医院急诊部时都已经无法站立了，经过拍片检查，果然是十二指肠穿孔，办完一系列手续，当天晚上，医生为我作了十二指肠穿孔修补术，但由于延误了治疗，我并发了急性弥漫性腹膜炎，在医院住了50多天才康复出院。住院期间，妻子、儿女、弟妹们对我照顾的十分周到，85岁高龄的父亲也赶到医院看望我，但我还是觉得缺少了什么，哦！是母爱，如果母亲还健在的话，我的病一定能痊愈得更快。

母爱交响乐第二乐章——希望之黄。

母亲一共生育了四个子女，为了让我们健康成长，她始终以女性特有的耐心，有意识、有目的地对我们进行培养教育，希望我们能够踏踏实实做事，堂堂正正做人。然而，小时候的我是出了名的顽皮捣蛋，在当时的海关宿舍里，经常干些与母亲的希望背道而驰的事，为此，受到“家法”制裁是免不了的。母亲对儿女的缺点从不纵容，她实行家法的武器是织毛衣用的竹制毛线针，别看那细细的毛线针，打在屁股上的滋味还真不好受。我永远忘不了两次挨打和一次逃过挨打的经历，那都发生在上世纪的60年代，因为那时后的我，顽皮捣蛋正处于“登峰造极”的阶段。

母亲对外祖母十分孝敬，大概是在1962年，父亲被抽调参加四清工作队，母亲便把外祖母从宁德接到福州，一方面帮忙照看我们，一方面可以贴身尽孝。一天，我看中了一套新出版的《三国演义》连环画，租看全套只需一元钱，我就向外祖母要钱，外祖母没有答应，于是，趁她睡午觉的时候，我从她兜里偷偷取走了一元钱（那时的一元钱可不是小数目），原以为自己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但外祖母马上就猜到是我干的，要我如实返还，我百般抵赖，死不认账，把外祖母给气哭了。晚上，母亲下班回来知道了这件事，表情严肃地把我叫到身边，拿起挂在门后的毛线针，我的心理防线顿时崩溃，一五一十全部招供，鉴于这个错误性质的严重性，我被毛线针狠狠地“抽”了一頓，好几天屁股都不能沾板凳。几十年过去了，我还经常想起这顿“抽”，因为它让我明白了：做人一定要诚实，不是自己的东西永远不要去碰!

1963年，父亲时任福州海关第一副关长，我们一家就住在仓山区太平巷9号的海关宿舍，那里紧靠闽江南岸，每年夏天，闽江总会发生好几起溺水死人事件，因此，母亲对我们下了禁令：不许到闽江游泳。但是，调皮的我怎么可能抵挡江水的诱惑呢？瞒着母亲我偷偷学会了游泳，还经常和几个同伴一起横渡闽江。一天下午,在外办事的母亲听说海关有个小孩在闽江淹死了,吓得她丢下要办的事情，飞奔着跑回家。回到家一看我不在，她的心立刻揪了起来，到闽江边、到我就读的临江小学、到附近的海关宿舍四处寻找，当母亲满头大汗地找到我时，我正头顶游泳裤和几个小伙伴在一起吹牛。见到安然无恙的我，母亲在松了口气的同时，刚刚经历的焦急、害怕，此时全部变成了气愤，她狠狠地在我的屁股上就是几巴掌。母亲的这几巴掌，是因为爱，是因为害怕失去儿子，这也是在我的记忆中，最后一次挨母亲的打。

1966年初，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中流行着剪纸收藏的游戏，每个人都有一把用钢锯条制作的刻刀，大家每天都沉醉在互相交换作品、炫耀自己收藏的快乐中。有一天，我和一个伙伴在交换作品时发生了争吵，争吵不断升级，从饭堂吵到食堂，从“文斗”变成“武斗”。那个伙伴块头比我大，为了不让自己吃亏，我在情急之下挥动随身携带的刻刀向对方狠狠刺去，关键时候，前来劝架的炊事员用自己的手臂挡住了我的刀。望着炊事员手臂上湍湍流出的鲜血，我知道自己闯祸了，而且闯的是大祸。因为这件事肯定瞒不过父亲，虽然他平时不大管我们，但一旦管起来却是非常严厉的。打个比方：如果说母亲的管教是春天的细雨，那父亲的管教就是台风期间的暴雨。想到此，我不寒而栗。母亲显然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她找到我，先是陪我一起去向那位炊事员认错并取得他的原谅，之后，帮我出主意如何躲过父亲的“骤风暴雨”。她根据父亲的作息时间和生活习惯，严肃地嘱咐我：“你想皮肉不受苦，从现在开始，每天晚上8点半以前必须上床睡觉，上午7点半以后才能起床，因为你爸爸不会为难睡着的孩子”。按照母亲的嘱咐，每天晚上，我就早早地上床假睡，每天上午等到父亲离家上班后，才匆匆起床，坚持了一个多星期，这场厄运总算给躲了过去。

母爱交响乐第三乐章——幸福之蓝。

人们常说， 50后的人是最不幸的，童年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营养不良；少年时经历文化大革命，知识匮乏；成年后被迫上山下乡，面朝黄土背朝天。但我不这么认为，生活在这个家庭，享受着慈母的爱，我的生活就像碧空如洗的蓝天，充满着梦幻般的幸福。

记忆中有件难以忘怀的往事。1960年春节前夕的一个晚上，那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母亲好不容易凭票买了一斤白粿，准备过节时炒给我们解馋。晚上母亲加班去了，我们四兄妹坐在床上，饥肠辘辘地望着那诱人的白粿直咽口水。那东西可以吃吗？来一根试试吧。哇！味道不错，再来一根、最后再来一根，饥饿让我们忘了这是春节的年货，忘乎所以地吃了一根又一根，一斤白粿转眼间就全部消灭了。母亲回来后，发现白粿不见了，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不敢吭声，等待着母亲对我们的处罚。没想到，母亲没有责骂，而是紧紧抱着我们哭了，她知道孩子们的肚子饿，她为不能给孩子们温饱的生活而难过。偷吃白粿事件发生后，为了填饱我们的肚子，母亲想了许多法子：用细糠加上面粉为我们煎饼，用大米掺上番薯米煮番薯米饭，用“芭蕉芋”磨浆与菜叶一起做面疙瘩……记得有一天，母亲下班回到家，高兴地拿出了几十个蚕蛹，洗净后放在锅里烘焙熟后给我们吃，望着烘焙后黑黑的蚕蛹，我们都不敢动手，母亲告诉我们，这可是难得的好东西，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让我们大胆尝试，真是不吃不知道，一尺吓一跳，真是说不出来的香啊！而这些“美味”，母亲自己却舍不得吃，这就是艰难竭蹶的岁月里，母亲对子女付出的万千辛苦。

1957年母亲受左倾路线迫害失去了工作，后经人介绍，在街道办的一个誊印厂当了一名会计，那时，我们家住在仓山，母亲每天上午都要从仓山乘坐一路公交车去上班，早出晚归。我有一个习惯，每天傍晚都要到仓山中藤路的公交车站等待母亲，等待的原因不是我多么孝顺，而是我知道母亲有一个习惯，每天下班回家，都会给孩子们带些解馋的东西，有时是几颗糖果，有时是几只甜瓜，还有时是一串白地瓜，我等待的这些东西。现在的孩子是不屑一顾的，但在那个年代，却是我们奢侈的享受。

　　母亲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母亲的音乐天赋极高，舅舅说中学时代的母亲就曾经出演过《霸王别姬》中的虞姬。母亲当年饰演虞姬的丰采我无法看到，但从襁褓时期开始，母亲在我耳畔流淌着的歌声，却伴随着我一天天长大。什么“小燕子”、“蝴蝶泉边”、“九九艳阳天”、“刘三姐”……那个年代所有的流行歌曲，母亲只要听上两遍就能准确完美地唱出来，母亲的歌声对我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1966年7月，我小学毕业正准备报考中学，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无论是小学、中学、大学，统统开始了“停课闹革命”。看着整天无所事事的我，母亲希望我能学习一门乐器，我想学小提琴，但那时的家庭条件、师资条件都有困难。在百货公司的乐器柜前，我看中了竹笛，母亲为我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支竹笛。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使用过不下百支的竹笛和长笛，有的价格甚至高达万元，但我永远忘不了母亲给我买的那第一支竹笛——一支不用贴笛膜、售价仅一角五分钱的竹笛。正是靠着这支竹笛，我加入了学校的红卫兵宣传队，调入了崇安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扬鞭催马运粮忙”、“牧民新歌”是我上世纪70年代的保留曲目。如今，我的名字编入了福建省艺术家辞典，创作的音乐作品在全国、全省多次获奖，培养的学生中有的成了歌唱家，但我始终认为：没有母亲的引导，没有母亲的教诲，这些成就是难以取得的，就像高尔基的那句名言：“世界上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

1990年，一个乍暖还寒的初春晚上，我让母亲打开家里的收音机，里面正在播放我的音乐专辑，听着收音机里播音员对我的介绍，听着那一首首出自我笔下的歌曲，母亲笑了，笑的很甜、笑的很美。

那恩，那情，那哺育我成长的母亲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依然是我力量的源泉、生命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