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敦煌

晓闻琴瑟和鸣

　　“何以敦煌”？想必大多数人的想法与我一样，敦煌始终是我们中华民族那颗熠熠生辉的艺术瑰宝和那块无法逾越的文化高地。三年前，我去过敦煌，曾被它的辉煌而震撼，但遗憾只能瞻仰，不能拍照留影。现在弥补遗憾的机会来了。

在上海世博会园区，中华艺术宫（原世博会中国馆）正在举办一场由敦煌研究院和上海美术馆合办的“何以敦煌”大型艺术展，它如同一部立体的史书，缓缓翻开敦煌那厚重而迷人的篇章，邀我们一同踏入这场跨越时空的艺术之旅。

敦煌，这座坐落在丝绸之路上的明珠，见证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盛景。自汉代起，丝绸之路便如一条金色的纽带，将中原大地与西域诸邦紧密相连。敦煌，作为这条要道上的关键枢纽，不仅是商贸往来的重镇，更是文化交流的汇聚地。各国的商旅、僧侣、使者穿梭于此，带来了不同的信仰、艺术与科技，它们在这里碰撞、融合，共同孕育出了敦煌独一无二的文化奇观。

敦煌的艺术价值，无可估量。石窟中的壁画与彩塑，是历代工匠心血与智慧的结晶。那精美的壁画，色彩斑斓，笔触细腻，从庄严肃穆的佛像到灵动飘逸的飞天，从寓意深刻的经变图到栩栩如生的生活场景，每一帧都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彩塑则以其立体的造型、生动的神态，赋予了佛国世界以鲜活的生命力。这些艺术瑰宝，融合了中原文化的典雅、西域文化的豪放、佛教文化的深邃，形成了一种独具魅力的敦煌风格，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在世界艺术之林中也独树一帜。

而敦煌在历史上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它是佛教东传的重要一站，众多的石窟寺院见证了佛教在中原大地的生根发芽与蓬勃发展。敦煌遗书的发现，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古代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等多方面的大门，那些珍贵的典籍、文书、契约，犹如历史的拼图碎片，拼凑出一幅完整而生动的古代生活画卷。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化石，丝绸之路的兴衰荣枯都深深烙印在敦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幅壁画之上。

此次“何以敦煌”展览，意义非凡。它将敦煌研究院珍藏的大批珍贵文物及历代专家临本汇聚一堂，其中不乏禁止出口文物与首次赴沪展出的稀世珍宝。尤其是那些复刻的经典石窟群，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我们，得以近距离领略敦煌石窟的震撼与魅力。通过这些文物与复制品，我们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繁华的敦煌盛世，感受着古人的智慧、信仰与创造力。这不仅是一次艺术的展览，更是一次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热爱敦煌，进而激发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意识。让敦煌文化在新时代的舞台上，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让古老的丝绸之路精神，在现代社会中继续传承与延续。

　　“何以敦煌”，以“文物+复刻经典洞窟+壁画彩塑”的形式，从敦煌研究院调集大批极具代表性、极具稀缺性的珍贵文物及历代专家募本等，包括禁止出境文物，以及多件首次赴沪展出文物，尤其是复刻的六个莫高窟经典石刻群，让你身临其境，大饱眼福。

　　中华艺术宫（原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敦煌研究院携大量珍贵文物和复制品跨越三千里。仿佛将敦煌莫高窟从沙漠之中搬到了黄浦江畔。

　　多元汇聚：丝绸之路连接多个文明发祥地，跨越不同国度和肤色人民的聚居地。不同文明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共同绘就了人类文明繁荣的如诗篇章。

　　胡商遇盗：此画临摹于“莫高窟第45窟”，讲述的是胡商被盗的故事。

丝绸之路道阻且长、不乏盗匪，作点真实再现了古代商旅所而临的艰辛和危险。

高鼻深目、须髯满腮的胡商，有的用葛布缠头，有的头戴粟特高尖顶白毡帽，他们曾是活跃在丝路上的主体。

　　波斯遗珍：波斯银币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货币，不仅是商队横贯大陆所用的交易媒介，更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现实缩影。货币的流通，将古代波斯的艺术风格、宗教符号与语言文字一起带往了远方，形成了丝路上独特的文化景观，让我们得以从中窥见古代世界经济互动与文明融合的一幕。

　　吐蕃存迹：位于青藏高原的古代王国吐蕃，通过丝绸之路与外部世界之间有了密切的交流和联系。虔诚奉行密教你高原古部族迈出的这一步，对其融入欧亚之明具有重大的历史性意义。丝路纵向跨上雪域高原的壮举，使文明的交汇得了更为广袤的地理空间。

此图片是叙利亚文经书。

　　两关一置：如果说丝路彰显着传奇的生命力，那么敦煌必然是其中最坚毅的闪耀。而“二关一置”则是其重要节点。

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抵达敦煌后，向西延伸时分为了两条路线。两条中的一条从阳关向西延伸的道路，被称为丝路南道，直达新疆的若羌、且末、民丰、和田、喀什等地。

　　两条路线中的另一条从敦煌出发，经由玉门关向北再向西行，这条路被称为丝路北道，通过新疆的哈密、吐鲁番等地进入西域。

　　丝路邮驿，千年悬泉：悬泉置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一座规模较大的官方驿站，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悬泉置遗址发现于1987年，1991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01年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迄今为止，悬泉置是我国发现並保存最为完整、出土文物最多的汉代驿置机构。

　　这个窟藏复制了莫高窟最为经典的第45号窟。佛像或丰润，或清瘦；或端庄，或凶狠。神态各异，栩栩如生。

释迦牟尼端坐中间，两边分列两弟子、两菩萨、两金刚。

　　右起，弟子阿难、文殊菩萨、金刚。金刚怒目，脚踩小鬼。

　　左起，弟子迦叶，迦叶是苦行僧，因此体形清瘦；普贤菩萨、金刚。

窟顶的精美图案。

观音菩萨像。

　　沙漠瑰宝：历史上石窟的开凿盛况与佛教的兴盛是紧密相连的。约公元前一世纪，在印度北部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出现了大量的佛教造像。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至两晋十六国时期，开始了开窟造像。

据武周圣历元年（698）《李克让修复莫高窟佛龛碑》记载，公元366年，有一个叫乐僔的和尚，“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在此开凿第一个洞窟，次有法良禅师“又于僔师龛侧”，开凿第二个洞窟。莫高窟营建由此滥觞。此后连续十个世纪，历经十余个朝代营建不断，至14世纪的元代以后莫高窟停上建窟。

建造工匠们从经典与生活中汲取灵感，庙堂之高，四海之远，无不记录于佛窟，以求窟主功德无量的圆满境界。经由历代兴建，敦煌石窟已然包学罗万象，集八方之大成。

石窟净土：一窟容纳万像，净土之上唯见千载奇妙，从此徜徉理想。

　　莫高窟是如何开凿的？莫高窟的岩质疏松，粗糙，非常不利于佛窟的开凿，但这难不到那些能工巧匠。一个洞窟从始建到完成，大体经过整修崖面、凿窟、绘制壁画塑像、修造并装饰窟檐或殿堂等一系列的营造程序。

这是佛像的生成过程：右一、制作木架，右二、扎上麦秸。

右一、糊上调制泥塑，右二、修饰彩绘。

　　那么莫高窟的壁画是如何绘制的？

1. 壁画整体设计：绘制壁画的第一道工序是根据窟主们特定的宗教意愿，依据佛经，对整个窟内各壁所要绘画内容和题材进行总体规划，设计画稿。佛教绘画从绘制均有非常严格的仪轨制度。即使相隔多个朝代，佛教佛像绘画都是依据相同的粉本或画稿传承下来的，而每个时代又会在原有粉本的基础上，拓展出富有新意的画样粉本，可谓“年年有新样”。

　　2. 地仗制作莫高窟等敦煌石窟开凿在酒泉系砾岩上，此种地层结构粗糙而又易风化疏松，岩壁极不平整，无法直接绘制壁画，需在将要绘画的砾石上制作“壁画地仗”。

a、粗草泥层：用取自洞窟附近的粉质沙土，掺加麦桔草，调和制成泥，压抹在岩面上。

b、细泥层：用莫高窟的岩泉河河床的澄板土，在其中掺加麻筋，调制成泥，涂抹在面部粗草泥层之上。

C、白粉层：最后在细泥层上涂抹一层非常薄的高岭士、石灰或石膏之类的粉层即可绘制壁画。

本生故事

莫高窟第275窟、北凉此图左起依次为毗楞竭梨王本生，虔闾尼婆王本生，尸毗王本生和月光王本生。毗楞竭梨王本生和虔闾尼婆王本生的某些内容相似，均描写二王心好妙法，有婆罗门名劳度叉者，自称能说法，但以在求法者身上钉千钉（毗楞竭梨王）、燃千灯（虔闾尼婆王）为条件。二王求法心切，不顾臣民眷族劝阻，毅然同意让劳度叉钉千钉，燃千灯。画面上前者婆罗门执钉挥锤向毗楞竭梨王胸部钉钉，地上跪眷族，作嚎哭状；后者婆罗门向虔闾尼婆王身上燃灯，眷族于一侧跪地作悲伤状。另外还有光王等的本生故事不一一详列。

北凉石塔

敦煌研究院收藏，高94厘米,直径44厘米。清雍正年间发现于敦煌党河淤泥中，为北凉时期造石塔。残高96厘米，底径48厘米，顶部残缺，绕周雕八个龛，内浮雕七座佛及一交脚弥勒菩萨，现尚存五龛较完整，龛际之间刻供养人。塔身圆柱上分刻汉文《增壹阿含经·结禁品》和婆罗迷文《缘起经》，残存11行。残石上半为佛像，像下存有婆罗迷字一段，汉文两段。婆罗迷字凡十一行。印度戈哈里据向氏拓本，考定为《缘起经》残文，约刻于五世纪中叶，当北魏太平真君前后。婆罗迷字下方汉文残存九行，向右至左依次为：“度口/七种口/角狱会口/在地时严安/月时香始惠/七觉他范马/角成（口卜自、死）国论/在觉不于郭/日正香淳（丄正、月。）”幢之另一面，汉文残存十一行，自左至右依次为“口口口/则行尽行/尽名口尽则六入尽/乐尽更乐尽则爱尽爱尽则痛/痛尽则受尽受尽则有尽有尽则/生尽生尽则死尽则愁忧苦/恼尽愁尽忧苦恼尽口/正法/当知我法甚为广/狐疑安处正法/勤用心不令/终不含口/。”

降魔变莫高窟第263窟 北魏

这幅降魔变画面展示释迦牟尼于菩提树下结跏趺坐，深入淡定，即将成道。魔王率领魔女、魔军扰乱佛法的场面。左下角妩媚的三魔女弄姿作态，诱惑释迦，右下角在释迦的法力下，魔女变成丑陋的三老妪。画面上部，魔军见诱惑不风大举进攻。释迦不动声色，不离座位，施降魔印，重垂首按地，降服魔军。惨败的魔王与魔军，无奈只得向释迦下跪求饶。

说法图莫高窟第288窟 西魏

此说法图绘于窟室的前部人字披下，说法图中佛像庄严、额上白毫、白鼻梁、白眼睑、白耳轮等西域式赋彩手法非常显著。在整个说法图的布局上，由于人字披的两侧披並不均衡，造成说法图难以左右对称，但画家以佛像两侧的供奉菩萨和飞天进行了巧妙的配置，仍保持了构图的完整和稳定。画面色调沉静柔和。是早期壁画中保存最完整的大型说法图之一。

白衣佛说法图

莫高窟第288窟 西魏

白衣佛说法图多绘于石窟西壁千佛中央。在佛教中佛的袈裟颜色，红色是威猛除障之色，白色是清静慈悲之色。白色即菩提心。这身佛像穿着白色的通肩袈裟，手作说法状，两侧有胁侍菩萨，身上袈裟衣纹密集，此图保存完好，晕染痕迹犹在，有立体感，保留着犍陀罗佛像衣纹的影响。

六字真言碑

元代 敦煌研究院收藏

碑长61厘米，宽58厘米，厚5厘米。元顺帝至真八年（公元1348年）五月十五日僧守郎立。碑的内容由三部分组成：一、四臂观音像；二、六种文字的六字真言；三、与此功德活动有关的人员题名。此六种语言中，汉文字为“唵、嘛、呢、叭、咪、吽”。

释迦牟尼𣵀槃像

莫高窟第158窟 中唐此窟平面横长方形，石胎泥塑𣵀槃佛像长15.8米，右胁而卧，神态安详，唇含笑意。

佛、菩萨像（中心柱）

莫高窟第432窟 西魏

此中心柱四面凿龛，正面开一大型圆券龛，内塑释迦佛倚坐像，佛像后饰火焰汶背光，两侧画供养菩萨及飞天。龛楣外沿饰连续忍冬纹，其状如火焰，檐中饰缠枝忍冬和莲花，莲花中画化生童子。龛柱浮塑缠柱莲花，龛楣两侧装饰彩塑翼龙，龛楣上方遍贴彩塑天人，龛外左、右各有一胁侍菩萨。塔柱左、右、后三面各开上下龛，塑禅定佛像，上层均为一佛一菩萨，下层为一佛二菩萨，后面壁下层塑释迦苦修像。

莲花伎乐藻井

莫高窟第401窟 隋

藻井大方井内绘绿心八瓣大莲花，红色叠染，现已变成黑、赤、暗红三色，以石绿为底色，四角各画一身伎乐天，四边分画瑞禽神兽。外围边饰少而宽，画联珠圆环一周，环内画展翅欲飞的天鹅，环处以红色为底色，画茶黄色植物纹样。下垂鳞纹一排，各画菊花一朵。最外层画修长的垂角纹，蓝绿相间，饰饰联珠植物花纹。四角画莲台，各有化生童子交脚合掌倚坐。在已成黑红色的帷幔衬托下，类似锦绣。在敦煌历代的藻井中，这种奇异的构图仅此一图。

佛陀波利史迹画

莫高窟第103窟 盛唐

画面依据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文绘制，记叙了罽宾国僧人佛陀波利翻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缘由。作品画出了一派暮春三月的春游景色，图中险峻的山峰层层叠叠，丛林青翠。透过近处的山崖，可以见到弯弯曲曲的河流直绕山前，远山渐小，具有一种深远的空间透视感。这些山水以浅条勾勒轮廓，青绿重彩，应是画史记载的青绿山水画法。

观音经变

莫高窟第205窟 盛唐

《观音经变》原是《法华经变》之一品。由于社会灾难的众多，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就成为既普及又方便的信仰对象，在隋唐时巳是家喻户晓。此画幅中观世音菩萨立于莲花上，两旁和下方绘各种灾难图，有毒龙诸鬼、牢狱枷锁、大辟临开刑、海船遇难、怨贼劫夺、推坠山崖、毒药咀咒等等，形成凹字形的画面，别具一格。

菩萨

莫高窟第66窟 盛唐

这幅观音菩萨是观音造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身。观世音菩萨身如满月，启唇微笑，情态乐观，正面看视下界的信众，微倾的头部和扭动的腰肢及微向外舒的左腿，使灵动的躯体形成“ S”形的动态。宝饰珠镯，璎珞绕体，纱裙透体。

说法图

莫高窟第205窟 盛唐

这幅说法图，构图紧密，人物众多，主尊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须弥形莲台上，手结说法印，周围弟子、众菩萨侍奉供养，前有护法金刚力士二身。由于时代久远，变色严重。现根据壁画颜料的科学分析和临摹者丰富的经验，复原到初绘时的原色，为敦煌壁画复原临摹和色彩的恢复，作了有益的探索。

观无量寿经变

莫高窟第172窟 盛唐

这幅净土变通壁巨制，寰楼玉宇，金壁辉煌。中间主尊佛说法会，菩萨天人两侧听法。个个虔诚礼敬，人物造型均细腴丰润，形象而又生动，。在上面各种乐器不鼓自鸣，飞天扬手散花，飘逸生动，在天宫建筑下面有净水池，池中绿波荡漾，水鸟游乐其中，莲花童子形象可爱，整幅画面结构繁杂，色彩丰富，是盛唐时期的代表作。

供养菩萨像

莫高窟第328窟 高117厘米 初唐

这身彩塑位于正龛龛外北侧。发髻高耸，上身袒裸，璎珞长垂，腰系锦裙，肩覆披巾，胡跪在莲台之上，神情虔诚恭敬，气质端庄典雅，体现出朴质含蓄美。

菩萨立像

莫高窟第194窟 高143厘米 盛唐

这位身彩塑位于主室正龛龛内南侧。头挽双鬟髻，曲眉丰颊，朱唇绿须，身着圆领无袖上衣，披巾回绕，长裙覆脚，圆涧的双臂和轻盈的体态表现得恰到好处。衣彩色彩清谈纹样繁复，有织锦刺绣的华丽和质感。

炽盛光佛

莫高窟第61窟 西夏

炽盛光佛依据《佛说无比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消灾吉祥陀罗尼经》绘制。炽盛光佛即金轮佛顶尊，从佛身毛孔能放射出炽盛光明，主消攘灾难。唐代起其造像就广为流传。画面中的炽盛光佛，乘装修豪华的高轮牛车（巳残），车尾斜竖两面龙纹旌旗，右手食指顶金轮，七曜星神四周簇拥，二十八宿列于云中，黄道十二宫悬浮虚空。佛及其诸神眷族，都以祥云承托，云彩之外全为蔚蓝色天空，表示炽盛光佛在天空巡游，随时随地消灾祛难，降福人间。全图场面及规模宏大壮观，构图严谨，造型庄重端丽，敷彩比较浓密厚重，颇有唐画灿烂富润的遗风。

水月观音

榆林窟第2窟 西夏

水月观音为三十三观音之一。在敦煌壁画中，五代始见存在，开始多为小幅，到西夏晚期成为鸿篇巨制。这幅水月观音位于西壁门北侧，画面上南海茫茫，景色寥廓，在透明的巨大圆光里，显现出头戴金冠，长发披肩，佩饰璎珞环镯，腰系长裙的观音菩萨。其双腿一屈一盘，一手撑地，一手拈珠，半侧身若有所思，坐在有如玻璃般光滑，又有浮云般飘渺的岩石上。身后山石如蒼松般高耸入云，石缝间绿竹摇摆，远处虚无飘渺，空中有一对鹦鹉双飞，景色宁静优美，似在仙境。对面一人云中而来，巾帽裹头，大袖长襟，披云肩，双手合十礼拜观音。整个画面有动有静，绿色和蓝青色的运用，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

菩萨坐像

莫高窟第205窟 初唐

菩萨于莲台上作游戏坐式，由于位置在洞窟中央的须弥台上，是一身造型比例准确，体态然，并具有生命力的青春健美的形象。是按照光时对待胁侍菩萨要求塑造仪容，却毫无矫揉造作之气。双肩、足部虽已残废。但那微倾的头部，挺直的腰身，丰满而富有弹性的肌肤，贴身的长裙，以及垂挂于莲台的裙裾，不但体现出菩萨安祥自信的神韵，而且表现出菩萨肉体和丝绸不同的质感和实感，是唐代时期的盛唐精品。

如意轮观音经变

莫高窟第14窟 晚唐

如意轮观音位于经变中央，头光、背光齐备，舒坐在莲花上。

曹仪金及侍从供养像

榆林窟第16窟 五代

曹仪金穿绛色大袍，身后二侍从持弓箭，宝刀随行。

都督夫人礼佛图

莫高窟第130窟 盛唐

天宝十二年前后，有朝仪大夫使持节都督晋昌部诸军事守晋昌郡太守兼昌离军使乐庭環，驻节晋昌郡（即瓜州），故在此窟的甬道上北壁、南壁绘都暂及夫人王氏供养像。南壁都督夫人雍容华贵，身量超过了真人，榜为“都督夫人太原王氏”，身后画两女，题“女十一娘”、题“女十三娘”，后面是九名侍女。

北魏太和十一年刺绣佛画

北魏 敦煌研究院藏

这件刺绣展品是重点文物，也是我们国家规定不能出境的文物之一（全国共有195件文物不能出境），那就是北魏太和十一年刺绣佛画。看上去是一块已经残缺不全的小小刺绣佛像，为何能达到如此高的文物级别？

因为这件绣品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幅满地绣佛像，它体现了东晋到北魏期间丝织品满地施绣的特色。这件刺绣年代可考，构图严谨，用色丰富，代表了当时先进的纺织技术，是研究中国刺绣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洪辩告身碑

《洪辩告身碑》为唐代碑刻，是洪辩高僧圆寂后，其弟子及族人所立，碎碑高149厘米，宽66厘米。碑文分三段，上段刻唐宣宗大中五年（851）敕河西都僧洪辩及沙州释门义字都法师悟真告身；中段刻唐宣宗敕封诏书；下段刻唐宣宗所赐信物名牒。据斯坦因、伯希和记录，此碑原嵌在藏经洞西壁，后王圆箓将其移出立于第16窟甬道，1965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清查洞窟时又将其恢复原位。

洪辨（？～862）唐沙州僧人，俗姓吴，出生于官宦世家，幼时出家，聪明好学，精通吐蕃语，潜，心研钻研並传译佛教经典。大中二年（848）助张议潮起事，大中五年（851）被唐宣宗敕告身（即授官凭证），任命为河西释门都僧统，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并敕黄牒。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物

还原的敦煌藏经洞

敦煌藏经洞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洞窟内藏有公元4世纪到公元11世纪的经卷、文书、绢画等6万余件文物，被称为“打开世界中世纪历史的钥匙。”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物约有50000件流失海外，国内大约还保存有15000件。

敦煌莫高窟流失海外的文物主要流向了以下几个国家‌：

‌ 英国‌：英国是敦煌莫高窟文物的主要流向国家之一。大英博物馆收藏了大量敦煌文物，包括斯坦因从王道士手中购买的24箱敦煌写本和5箱绢画及丝织品。此外，英国的印度事物部图书馆也收藏了约2000件敦煌文物‌，

‌ 法国‌：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了大量敦煌遗书，包括伯希和从王道士手中购买的六千余卷经卷。此外，法国的巴黎国立图书馆也收藏了6000件敦煌文物‌。

‌日本‌：日本的大谷探险队也收集了大量敦煌文物，这些文物现在分散在日本的多个博物馆和图书馆中‌。

俄罗斯：圣彼得堡亚州民族研究所保存了约1.2万件敦煌文物，主要是俄国人奥登堡收集的。

美国、瑞典、奥地利、韩国，这些国家也收集了一定数量的敦煌文物，但数量相对较少。

　　以下这珍贵的敦煌文物都是散失在西方各国的原件影印件。

　　斯坦因（英国）：1907年和1916年，斯坦因两次到敦煌，骗购藏经洞文物近2万件，现分藏英国博物馆、英国国家图书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中亚古物博物馆（今印度国立博物馆）。

先躯足迹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敌寇压境，山河破碎的非常时期，无数中华儿女肩负起维护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责任，以大无畏的斗志与满腔赤诚的爱国精神，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一大批学者走出书斋，远赴西北考察研究敦煌石窟，临摹壁画。

李丁陇（1905～1999），1937年10月～1938年6月，时任西安中华艺术专科学校校长、西北之物委员会委员。独自一人在敦煌探险，並临摹壁画一百余幅。1939年在兰州、西安、重庆等地举办了“李丁陇敦煌壁画临摹展”，自此开启了临摹研究敦煌壁画的序幕。

　　于右任巡视河西

1941年秋，国民政府监察院长视察河西。“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巳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这是于右任参观莫高窟后写下的《敦煌纪事诗》中的一首。面对莫高窟满目疮痍，流沙堆掩的现状和前景，忧心如焚。提议并积极奔走呼吁将莫高窟收归国有，建立保护机构，以便管理、保护、研究和宣传敦煌文物艺术。

砥砺新生

1943年，在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的大声疾呼中，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隶属教育部。1944年1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标志着莫高窟结束了长期无人管理及屡遭破坏的历史，开始了对石窟的初步保护。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1944～1949），先后有许多有志青年，以饱满的热情，投身敦煌之物保护研究工作。在当时物资匮乏、生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竭尽所能，开展了有限的石窟保护、整理、维修、临摹、研究工作，使敦煌石窟的面貌得到了初步的改观。

秉烛前行

常书鸿，1904年出生于杭州，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5年回国。1943年，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推动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常书鸿任副主任委员，他自告奋勇愿意远去敦煌筹备研究所成立事项。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从此，常书鸿的先生一脚踏入莫高窟，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和人生苦旅，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敦煌。

面壁凿光

段文杰（1917～2011）：1944年，张大千临摹的壁画在四川展览，一时轰动山城，排队购票者长达一里多，可谓万人空巷。当时还是重庆国立艺专学生会段文杰，跑了30多里山路来观看，第一天竟然没有买到票，于是第二天又去。这一看，成了一生事业的缘起，他把自己看到了敦煌，一去就是一辈子。

置身敦煌七十多个春秋，段文杰临摹了历代壁画380余幅，开创了整套完整科学的临摹体系和美术研究方法；培养了一支全国独有的专业临摹队伍；建构起相对完整的的敦煌石窟艺术发展史体系，创办了国内第一家敦煌学专刋《敦煌研究》；率先在国内办了敦煌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1982年，段文杰继常书鸿之后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他积极拓展石窟保护国际合作项目，倾注心力构建人才梯队，为敦煌文化的弘扬做出了杰出贡献。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女，汉，中共党员，1933年7月出生，浙江杭州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她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扎根火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前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改革开放以来，她坚持改革创新，带领团队致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积极开展之物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先进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构建“数字敦煌”，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开发管理新模式，有效地缓解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念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文物和大遗址传承与利用做出突出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等称号。

请记住他（她）们的名字，並致以崇高的敬意！

　　最后，以“何以敦煌”艺术大展的结束语，作为本美篇的结语：

华贯泽润千数世，历经百辈，

夏秋之交于沪上，披光显耀。

文观辄止有余味，思量难断，

化一尊飞天伎乐，饱览浦江，

顶七尺弥陀圆光，上临珠塔，

流连煌梦方觉浅，定再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