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危难不偷生 身处高位不忘民

自然

　　按：看了我家这位伯父的故事，可能不少熟悉我性格和知道我故事的人会感觉到，我与我的这位伯父有很多相似之处。联系前面所发我前四辈祖先张玉琦为了伸张正义、壮呈山西巡抚、致使贪赃枉法的永宁知州畏罪上吊自杀的故事，可以看出，这，或许就是我张氏祖先遗传下来的家族血性！

长峪村勤忠都一甲

张氏家族人物典范

民族危难不偷生

身处高位不忘民

张涛1952年于成都

　　在我们山西吕梁柳林县杨家峪公社（现庄上镇）长峪村勤忠都一甲张氏家族“兴字辈”的族人中，从政治地位上讲，要数张涛最高了。张涛不仅在战争年代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出生入死，而且在新中国建立后，作为一位高官，时刻不忘人民疾苦，为了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不惜自己的政治安危，坚持不懈地与来自上上下下的错误思想作坚决的斗争，不仅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也集中体现出我长峪村勤忠都一甲张氏子孙的家族血性。

张涛又名张福兴、张运福，为张长龄之孙，张荣里次子。1917年9月18日出生于长峪村。出生后不久，生母赵氏便病逝，生父无力抚养尚在襁褓中的张涛，于是，经其三婶母出面介绍，送给本村没有儿女的张开昌、刘园眼夫妇收养，名字也由张福兴改为张运福。养父、养母对其视如己出，省吃俭用，供其读书，每逢春节，门前总是贴着一付多少年不变的对联：“门前车马非为贵，家中唯有读书高”，可见对这位儿子的未来充满厚望。

1936年，张涛以优异成绩考上山西省汾阳县河汾中学。受红军东征的影响，学生时代的张涛，勤奋好学、思想进步，怀着对日寇铁蹄肆意践踏我中华国土的民族仇恨，积极参加到当地民众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抗议日本侵略罪行的示威游行等爱国活动中。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涛毅然脱掉学生装，投身革命，报名参加了山西抗日救国牺牲同盟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名字也从此由张运福改为张涛。不久，张涛又满腔热忱地加入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在四纵队教导九团团部任组织干事。团部送其到山西岚县八路军120师贺龙司令部集训学习了三个月，以进一步提高政治素质。

1938年，张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派往敌占区方山县开辟工作。方山县地处吕梁山脉，境内有北武当山，人口仅有三万，但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华北几个根据地到延安的必经之路。日军在方山驻扎有十一个据点，目的在于控制这条交通要道，敌我形势异常严峻。方山既是敌占区，更是游击区，最初共产党在方山只有党组织，没有根据地，共产党在方山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当地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以打破敌人的封锁。

1939年，党组织为加强当地抗日武装力量，由地下共产党员、时任西北行署主任的张隽轩（阎锡山的小外侄）委任、临县地委书记宋应谈话，让张涛打入国民党掌控的方山县公安局任指导员，以便于争取有三个连兵力的公安局战士能回到抗日路线上来。1939年底，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发动了“晋西事变”，扬言要在山西消灭决死队，消灭共产党。方山县由国民党骑一军二师六团负责军管，团长沈瑞任县长，将中共方山县委书记高登仕、组织部长刘成功和在公安局任指导员的张涛等五人扣押，押往临县监狱。在狱中，张涛抱着必死的决心，理直气壮地质问审问他的沈瑞：“宣传抗日救国，何罪之有?”沈瑞气恼地说:“你们牺盟会的人就是能说会道。”面对敌人的严刑拷问，张涛视死如归，义正严词地痛斥国民党不打日本人专打中国人的卖国行为，宁死不屈，保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情操和民族气节，为此被带上重镣打入死牢，并上报军长赵承绶批准，准备执行死刑。危急之时，八路军出兵解救，攻占了临县县城，将张涛等我党有关人员解救出来。

1940年中共方山县委班子合影：左一为县委组织部长刘成功、左二为县委书记郭伟仁（后任中国科学院书记）、右一为县长王修，前排蹲者中间戴眼镜者为公安局指导员张涛、前排右一为县委宣传部长温元清（1943年因叛徒告密牺牲）

　　张涛出狱后，先后担任过方山县一区（马坊）、二区（圪洞）、三区（峪口）区长，区委书记。三个区每区都有八九十人的武工队，另外，还有百余人的县大队。张涛多次带领地方武装，在敌战区和敌后根据地，坚持抗日游击战，率领区武工队配合八路军英勇抗击日伪军。后组织委任张涛为县财政科科长、县贸易局局长等职，主要职责就是为县大队筹集钱款及筹办军需，他们常用山货与榆次的王宝珊部换取枪枝弹药和手电等，供应前线所需，支援前线抗战，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战斗篇章。据张涛生前回忆，他们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三年多没有脱过衣服脱过鞋睡觉，没有盖过被子，但他仍然情绪饱满，意志坚定。至今，方山县还立有纪念碑，方山党史，县志均有记载。《红色晋绥网站》也一直挂着《张涛自述》一文，以缅怀这位为吕梁山洒下热血的老共产党员。

1944年张涛调任临县专署民政科工作；1945年参加晋绥边区高级党校学习，进一步加深革命理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张涛被调往晋绥行署，在晋绥边区党委领导下在岚县做了半年敌占区的收复工作，随后调往晋绥行署民教处干部科，配合晋绥军区做日寇占领区的收复工作。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徐向前将晋绥边区的地方武装，整训提升成为主力部队，编入解放军系列，并组织发动了晋中、运城、太原攻坚战。张涛除配合徐向前部队作战外，还配合陈赓部发动了汾孝战役，同时做好收复敌占区和检查军纪涉及的其他各项工作。在此期间，张涛在临县白文与同在解放区工作的柳林杨家坪的老乡刘佐清结为夫妻。

张涛在晋绥边区时留影

　　尽管张涛一直在外转战，但心中却时刻惦记着家乡，惦记着亲人，很珍惜家族之情。1945年日寇投降后，张涛曾骑马驰骋200余里，从兴县回到长峪村，看望了父亲、养父母及其他家乡父老。1945年，在延安抗大炮校九分队任队长的本族兄弟张耀兴，带领部队在临县碛口渡过黄河转兵东北。在晋绥分局负责组织根据地人民群众接待安排过往部队转兵吃住供应的张涛，见到燿兴后自然是万分激动，在兴县找了一个饭店招待了张耀兴，并把自己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一把银元，赠送给耀兴，以备不急之时所用。兄弟两就此泪别，为了革命各赴战场，未料到耀兴在不到一年后的1946年5月，在东北四平战役中光荣牺牲，成为弟兄间的终身永别。

1948年山西全境解放，党政大军云集临纷，为解放大西南做准备工作，张涛调晋南行署工训班任指导员，为进军西南做干部培训工作。在此期间，在解放军临汾被服厂工作的刘佐清，在临汾生育下她与张涛的第一个儿子，为此取名张汾生。

1949年8.14临汾南下工训班合影，中间白衣短袖左手叉腰戴眼镜者为工训班指导员张涛

　　1949年12月，张涛被编入十八兵团南下，解放成都。进城后随安法孝与温国光、冯冰向、曲东毅等一起，负责接管了国民党四川省政府。1950年，在全川开展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建设和巩固新政权的运动中。张涛被委任为组长，负责成都西大街、状元街、梨花街等近半个城区的减租退押工作，共产党政府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1950年下半年，张涛调至由闫秀峰同志领导的土改工作团，先后在大邑县、邛崃县、绵阳参加土改工作。1953年初，张涛任川西行署民政厅救济科科长，合省以后任四川省民政厅办公室副主任。

1952年川西行署合影，左一为张涛

　　1956年张涛调任南充专员公署任副专员。上任当年，南充市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嘉陵江水淹没了大半个城市，地委机关及居民密聚区因地势低凹、被洪水包围，情况十分危急。在第一书记戈润生领导下，张涛亲临第一线指挥，疏散群众、抢救物资，几天几夜未合眼、未回家。而家里老人和小孩，只能由机关孔宪宾等同志冒着齐腰深的水背出。由于张涛与南充军民一道众志成城击退洪水的肆虐，将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

张涛在南充专员公署副专员任上，主管着财贸工作，上任后所抓的笫一件事就是调拨资金和组织农民修建山区公路，以有效解决山区的农产品、特产运不出来的问题，提高山区农民的收入。同时与王龙渊、杨耀庭、郭文殿、郭维平等熬更守夜，费尽心力建全和发挥农村供销社的作用，在抓农村生猪的发展、收购、流通等工作中，投入了巨大精力，既发展了农村经济又支援了城市，保证了城市供应，使南充成为四川省生猪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

1959年张涛开始任南充地委副书记、南充专员公署专员，此时，浮夸风已经开始在全党盛行，张涛并未去迎合形势，他主动分工负责当时第一重要的农业农村工作，常常深入基层，深入农村，足迹踏遍南充的山山水水。在工作检查中，他亲自下田打谷子，反复计算重量，做到胸中有数，尽力纠正虚报产量，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在全省专员会议上，张涛实事求是地向西南局书记、省长李大章反映了各地粮食产量虛报的情况，引起了高度重视。

但形势的发展并未如张涛所愿，由于党指导思想上的发生严重错误，再加之天灾及前苏联逼债等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受着历史上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张涛在南部营山、广安、蓬安等地检查时，发现有农民因饥饿而死的现象。此时，又收到家乡带来的噩耗，生父在山西因饥饿而死，全家外出逃荒。这使张涛对这种极左浮夸风的严重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一方面告诫家人在这最困难的时期，不准有任何特殊享受，为此家人全都患上了水肿病，他本人也患上了营养不良导致的急性肝炎。另一方面，他在将目睹到的悲惨情景实事求是地及时向地委、省委反映的同时，想方设法紧急调拨粮食，组织救济饥饿中的农民，使营山、蓬安、南部、广安、武胜等饥饿重灾区群众得到一定的救助。同时，继续深入第一线，常常到农民家里揭开锅盖看一看，看吃的干的还是稀的，有没有米，有没有肉。

在邓小平的家乡广安县调查时，张涛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与县委书记李民商量，将生产队由大划小，以提高农民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将自留地扩大，将不成片的山边地角划给社员自救等，以千方百计帮助农民渡过难关。在全区农业会议上，张涛明确强调：“在完成国家统购任务时一定要保证农民的口粮。”这在极左思想已经在党内抬头的年代，一定程度减轻了南充农民的负担。同时，与地委其他领导一起顶着来自于上面的压力，想办法、出文件，推广广安经验，制定了应急政策，如划分自留地，将田边地脚、荒山坡地、部分林木、牲口分给社员，使老百姓在难关中稍有了一口缓息之气。

1960年，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到四川视察时与南充党政军领导合影，前排中为胡耀邦，胡左手为南充专署专员张涛，右手为南充地委书记卫广平

　　南充专区大面积是丘陵山区，特别是南部的建兴区非常适合大面积种棉，为此，1963年三年大灾荒过后，为了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张涛率领地委工作组，长期深入到南部建兴搞试点。通过问计于民，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张涛认为，应根据地形和水、肥条件等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密植。结果，经大面积推广，建兴县的亩产皮棉平均达到200斤。副省长李林枝亲自主持、省农业厅在建兴召开了全省棉花工作现场会予以推广。

1963年张涛在南充建新区地头调研棉花种植情况

　　但张涛的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与当时西南局主要领导异常极左的观点极不相合。南充市火花公社是西南局第一书记李xx搞的样扳，该样板的主要特点是以政治技术推广站为主要模式。而李xx在农业上不懂装懂瞎指挥，要求张涛推广他的样板经验。深知基层实情的张涛自然不为所动，为此与李xx产生严重分歧。而张涛也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四清开始后，广安县委被打成黑县委，曾经和张涛一同推出帮助农民生产自救，渡过难关的县委书记李民被撒职。

1966年文革初开始，张涛就被扣上“不支持配合李政委的西南局试点”、“反李政委、反西南局就是反党、反中央”、“一贯右倾，反对三面红旗”、“广安单干三自一包李民的黑后台”等大帽子，文革初期南充地区的笫一张报就是《张涛同志是广安单干的黑后台》，为此张涛被停职检查，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到苍溪县劳动改造。从1966到1974年，张涛和成千上万的老同志、老干部一样，经历了文革的浩劫、磨难，被非法关押、批斗长达5年。

1974年，在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张涛得以平反。受省委委派，张涛先是参加了四川省十二个大型国企的整顿工作，负责德阳东方电工机械厂，将停顿的生产重新启动，为大型发电机生産进程步入正规。后在副省长李林之提议下，张涛调任文革中派性严重的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任院长、党委书记。张涛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科学院，消除文革中的派性，义无反顾地将已经荒废了的各项农业科研搞上去。他排除干扰，竭尽全力，走遍农科院部署在全省的14个研究所，调研、整顿、启动解放干部，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亲自率领农业科研人员上北川、下海南、走凉山，抓玉米高产技术、抓水稻杂交科研、研究土豆品种改良，特别在海南开辟了基地，连续三年，带领科研人员培育利于四川生产的杂交水稻良种。取得了很大成效。

1977年张涛（后排站者右一）在四川省农科院工作期间，亲自赴海南，与科研人员一起到田间察看水稻试验品种的种植情况

　　1979年，张涛调任四川省农业机械管理局，任党组成员、副局长，为四川省农业机械化、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一生最后的贡献。1982年，组织批准张涛享受副省级待遇而离职休养。

离休后的张涛仍然离休不离党，每日通过报纸了解国内外大事

　　张涛虽然离休了，但他离休不离党，永远保持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初心。1982年，在外戎马一生的张涛才有机会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在昔日战友、时任山西省省长罗贵波的亲自安排下，张涛得以有条件乘着小车，走遍故乡的山山水水及其自己当年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同亲人、同战友一叙衷肠，共议家乡发展。后来回到成都，仍然时刻牵挂着家乡的发展，关心着家乡的亲人。常常给地、县委及其乡村写信，了解当地的生产和发展情况，并给家乡长峪村的有关人员邮寄种子和有关科学种田、发展农村农副业的资料，同时给贫困的家人及其村人寄钱，以帮助他们渡过经济困难的时刻。特别是本村“五保户”张继有，有精神方面的毛病，生活不能自理，张涛更是关心备至，不但常常寄钱给村里干部让代为转交，安排生活，而且嘱托村干部一定要在这些特殊困难的群体身上，体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表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

张涛给家乡族人和村干部的部分信件，处处体现着一名游子对家乡的关怀

　　张涛离休了，也有机会弥补对于亲人的亲情。张鼎兴与张涛既是本族兄弟，又是儿时的玩伴，还是初小高小时期的同学，1995年张涛几次寄信让远在太原的鼎兴去成都游玩。鼎兴不顾年事已高，只身来到成都，弟兄二人白天到各景点转游，晚上尽兴畅谈，回顾着各自的人生，也回顾着国家的发展历程，仿佛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唠不完的家国情。尽管子女们很担心两位老人的身体，但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每天如此。另外，家族弟兄张复兴、张恒兴、张还兴等也分别多次到四川，与张涛尽兴畅谈，欢快无比。

1995年张涛与张鼎兴老弟兄俩在成都游览留影

1995年张涛与张鼎兴老弟兄俩在成都游览留影

　　张涛与刘佐清夫妇一生中共生育三男二女，虽然子女们没有在家乡呆过，但在父母的耳濡目染和谆谆教导下，仍然对家乡充满一片深情。长子张汾生为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教授，在针刀手术和针灸上造诣颇深，曾被中央电视台等国内多家媒体报道、专访。汾生虽然有如此高的学位和医学成就，但非常平易近人，从不摆谱。退休后，数次回到家乡柳林，起早贪黑地为许多慕名而来的患者义务服务。次子张川生于1976年从插队点参军，在中印边界肩负着保家卫国的光荣使命。三子张川民利用自己在科伦医药公司担任要职的便利，只要公司招工，马上通知亲友前往成都应聘，千方百计安排就业，前后安置了几十人，让这些人不仅生活有了保障，而且其人生命运得以根本性改观，不少人在成都买了房、找了对象、安了家......

2005年12月30日，张涛因病在四川成都逝世，享年88岁。在悼念张涛同志逝世的活动中，原南充地委老同事们联合所送一副挽联，可以说是对张涛革命生涯最真实的写照：

一身正气实事求是，勤政为民谋福利

两袖清风鞠躬尽粹，廉政为公树楷模

张涛虽然走了，但他的精神却永存！回望张涛前辈的一生，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他的心中只有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而唯独没有自己的政治安危。他深入群众、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讲真话、办实事是的优秀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后人纪念。

2005年12月30日张涛逝世前的最后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