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67军的遭遇吴克仁军长之死

记忆

国军67军的遭遇吴克仁军长之死

关于第六十七军吴克仁军长之死

刘多荃*

董益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专员、原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二处少将处长）审稿意见；所述吴克仁的死，由国民党嫡系江苏省民政厅长王公予口中证实了：确是战死，不是投降。蒋介石集团的造谣诬蔑，是别有用心。张发奎也是这个看法，说吴并未投敌。作者虽非亲身经历，而是亲闻，是听亲身经历的人口述的，证实了吴的战死，蒋集团的造谣。

阎宝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东北著名民主人士）审稿意见：这篇稿子是我亲自动员刘多荃，多次催促才写出来的。

　　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于1937 年，在上海参加对日作战中受到很大的损失。战役结束后，关于该军军长吴克仁将军的下落，一时传说不一，有的说吴克仁率部投敌，有的则说是已英勇战死。总之，非降即死。后来对吴克仁率部投敌的说法，似乎得到了澄清，但吴克仁是怎么样死的，仍然是一个谜。笔者于1939年在江西上饶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里，遇见一个名叫王公予的人，其人是国民党的嫡系，陈果夫手下的一个角色，当过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的民政厅长，他主动同我谈起吴克仁将军的事。因为这件事当时东北军系统的人都比较关心，所以王公予的这段谈话我还记得很清楚。王公予对我说：“吴克仁将军是一位好军人。我（王自称，下同）在1937年冬逃避兵灾，途径松江遇着一条深水河流，因不会游水而不敢强渡。当无可奈何之际，看见有几位军人抬着一块不大的门板，亦拟渡河。我便赶了过去，但互不相识。我试着询问了一下，才知道为首的便是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将军。吴问及我的情况，我因急于逃命，所以也就毫不隐讳地把自己的姓名、身份全告诉了他。吴说：‘这里有一块门板，给你先用吧。我们军人打了败仗，已经很对不起你们，再先顾自己，那就更对不起人了。’结果，我因乘救命门板渡过了深水河，得以活了下来，而吴克仁将军自己却因徒涉致死，所以我对吴将军是深为感念的。”

笔者听过之后，便将王公予所说的这段事向顾祝同谈了，顾当时对笔者说：“你可把王公予所说的关于吴克仁之死的这段话写下来，由我转给重庆军委会。”看顾祝同当时的表示，好像很愿意为吴克仁恢复名誉的样子，但事后顾是否向重庆军委会打了报告，我就不清楚了。

据我的判断：当时第六十七军战败后，部队里可能有少数野心分子，打着吴克仁军

作者当时系第四预备军第四十九军军长。

　　长的旗号收容余部，壮大声势，以做为投向汪伪的资本。汪伪当时也确曾以吴克仁的名子命名伪军部队的番号。这样就给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提供了造谣吴克仁将军率部投敌的所谓根据。其实是降是死，蒋介石集团是清楚的。他们之所以这样造谣，无非是发泄对东北军因西安事变时扣蒋的仇恨罢了。

1949年笔者在香港见到张发奎，我们也谈到吴克仁的事，张也说吴克仁并未投敌，对于蒋介石集团为什么要造出这样的谣言，张同我的看法相同，即，扬言吴克仁投敌，是蒋介石集团对东北军别有用心的诬蔑。

(1966年3月)

　　一、天津—大城

第六十七军直辖两个调整师：第一〇七师（师长金魁璧）、第一〇八师（师长张文清），每师辖2个旅，每旅辖3个团，共5万余人。1937年7月下旬，第六十七军大部分集中河南商丘附近，准备用火车向河北天津外围输送。车运前，吴军长曾在商丘车站，召开将官会议，研究集中输送、补给和作战等重大军事问题。会上，他首先概略介绍了当前形势，然后，着重就全军今后的作战方针和部队部署作了详细说明。最后他说：“我们盼望已久的全面抗战，现在总算是开始了。此次作战非同往昔，必将打出一个上下来。作为东北军来说，不管别人怎样打法，我们是义不容辞的，一定要同日军拼个死活。绝对不能叫别人指着我们背后说，东北军只会叫嚷着抗日，而实际打起来的时候则是一个草包。就我个人言之，自受命之日起，已把妻儿老小作了善后的安排，以身殉国是我最大的光荣，如能活着回来那当然也是我最大的愉快，因为我能亲眼看到胜利的果实。”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吴军长抗战的坚强决心，不是胜利便是死。会后一些迷信者议论说：军长的讲话，兆头不好。

是年八九月间，天津附近大雨滂沱，平地皆水，士兵几乎是天天沐雨而战，然士气

作者当时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的随从参谋。

　　仍极旺盛。日军对大城第六十七军防线进行了几次试探性的进攻，均未得逞。吴军长经常到第一线督师，看到士兵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毫无埋怨情绪，而且战斗热情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涨，他的胜利信心更为坚强。

不久，山东韩复榘企图与日军妥协，作战不力，平汉线又节节败退，第六十七军后方补给线受到严重威胁。在此情况下，吴军长仍未气馁，他认为敌人的战斗力并不比我军高出多少，只要我军坚决抵抗，必能制止敌人侵略的凶焰。当平汉线石家庄行将不守时，刘峙来电：令第六十七军即刻脱离当面的敌人，沿沧石路向平汉线的彰德、新乡方向撤退。吴军长对这一战役的失利非带愤慨，他说：“论我军的士气和战斗力以及兵员数量占绝对优势，怎么会这样快就失败了呢，而且一退就是几百里!这只能说是刘峙指挥上的无能。”接着第六十七军又奉命撤退到黄河南岸待命。

二、上海—松江

我跟吴军长去南京的途中，他说：“从前有句俗语：‘宁给好汉牵马坠镫，不给草包当祖宗’，这两句话含义很深，此次河北之战，第六十七军一直在胜利中，但却蒙了一个丧师失地的臭名。到南京见着委座，我将尽一切努力，请求大本营把第六十七军调往上海前线，不再跟刘峙那种活迷糊鬼混了。”我答：“第六十七军虽全部由河北退回，但损失也相当严重，有些部队把电台都丢了，如果不加以整顿，马上即向上海转进，大有疲于奔命之势，此古兵法之所忌，似应加以考虑。”他说：“你们作幕僚的人，总是顾虑那么多，要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也是军人见危授命之秋，只要国家需要我们，又何计其它!”

　　到南京见蒋介石回来后，吴军长精神十分饱满，喜形于色的向大家陈述他此次南京之行述职的顺利情况。我心知吴军长希望把第六十七军投到上海战场的请求必能获准，因为这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事。第六十七军愿意牺牲，蒋介石又何乐而不为!天津外围之战，第六十七军的战斗力，蒋是知道的，即令吴克仁不来请求，亦将调他来上海增援。不过自愿和被调这二者之间可能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他自愿要到上海来，首先要把自己部队的战斗能力夸誉一番，对第六十七军的实际损失就不便说出来，当然也就不能有所请求；如果是被调，则实际上的损失自可全盘提出，所请求补给的一切军需物资，自可垂手而得。但由于吴克仁的急于想脱离刘峙的指挥自愿增援上海，又是仓卒向上海转进，而没有得到整顿和补给的机会。

　　第六十七军到上海后，配备于松江前线，直接受张发奎指挥。此时上海战场战斗十分激烈，双方炮火互相轰击和反复的冲锋，尽日不绝。第六十七军刚一上去，就遭到一次最猛烈的进攻，几乎把军的防线整个冲垮。吴军长曾亲率直属营到前线督战，幸好把突入的敌人消灭，恢复了原阵地。就这第一个回合作战，检点战绩，其损失的程度远远超过以前的战斗。在河北高级军官无一阵亡者，此次交锋的结果，吴骞旅长负重伤，关团长阵亡，下面的伤亡就更大了。

军前进指挥所设在松江城内，白天几乎完全躲在能抗重磅炸弹的掩蔽部里指挥战斗。日机整日不断地空袭，所投下的炸弹没有太大的，其目的为扰乱我军的补给线和麻

　　痹指挥系统，以便利其第一线的进攻。战斗的进行越来越激烈，空袭亦越来越频繁，吴军长虽知前线危殆万分，也不能出去督战，只好在掩蔽部里的电话机旁指挥战斗。他几乎是不眠不休，喉咙嘶哑，仍在不停叫喊，常是那两句话：“与阵地共存亡，违令者杀头。”他的部下也总算对得起他，都坚持到了最后，没有在他们的手中失掉阵地。

当他听到他的亲密战友旅长和团长们阵亡的消息，口里虽说：“马革裹尸，死于捍卫祖国的战场上，乃吾辈军人最光荣的归宿。”可是他眼里却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

三、松江—昆山

由于第六十七军誓死坚守阵地，日军几次猛攻，均未得逞，乃转其凶锋于其他的方面。11月5日夜，张发奎来电令第六十七军放弃松江，自行突围，向昆山撤退，并告知敌第十军3个师团在金山卫登陆，已突破守军防线，向我包抄过来，并切断昆山的通路。但敌人的兵力，只占领了几个重要据点，对我之包围圈尚未形成，我军如能集中兵力冲其薄弱部分，自可安全撤退。自这次通话后，张发奎即撤往昆山。吴军长听到敌人已抄后路，再在原阵地坚守已不可能，随即电令第一○七师师长金魁璧、第一〇八师师长张文清自行组织撤退，目标为昆山。

　　由于第一线的不守，指挥系统完全陷于紊乱之中。松江城挤满了由前方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各部皆有，谁也指挥不了谁，又加上大家处在包围圈内，每个人都企图逃脱被包围的厄运，就更加不听指挥了。吴军长初期还想掌握军直属营，掩护军部指挥人员冲出重围，但到后来发觉直属营已溃不军、想集中一个连的兵力也无能为力。且前方的敌人越来越近，时机紧迫。最后，仓仓卒卒只集中了二三十名战士，刚出街就有不少人失掉了联系。原因是彼时天上星月皆无，黑暗异常，行走不便，加之街上日军特务充斥，随便鸣枪，常有被流弹击中殒命者。当吴军长到达松江通往青浦的要路口时，只剩下军参谋长吴桐岗、参谋处长吴锡凯和从第一线退回来的旅长刘清源，还有几位参谋和军长的两名副官，士兵也不过十余人了。吴军长开玩笑似地说：“我们这些人，比当年曹操败走华容道时，还要狼狈得多!”

　　1937 年秋季，不仅华北多雨，上海附近也同样多雨，所有沟渠小河里面水都是满满的，除公路外其它地方都是泥泞多水，不易通行。松江通向青浦、昆山的公路的第一个交通要点是一座木桥，第二个要点是蛇山口（隘路），路两旁地形复杂，第三个要点是新开河上的大桥（已被敌机炸毁两处）。前两个要点已被敌人控制，目的在截断我军的退路，尤其是我军重武器和车辆的撤退。由新开河大桥至松江城的公路上几乎摆满了车辆和重武器（各种火炮和机枪），后皆为敌所获。

吴军长面对敌人的第一个火力封锁的要点，回顾众人说：“怎样排除桥对岸的封锁?”刘旅长当即接言道：“由我率几名弟兄，用火力将敌机枪火力压制住，你们可趁机冲过桥去。”吴军长未加思索当即同意了刘的建议。这十余名士兵的武器有两挺轻机枪、七八支冲锋枪，其余均为步枪，刘旅长手中的武器是长嘴手枪。他们利用黑暗的掩护爬向桥去，大约越过桥之一半即为敌发觉，对方的机枪开始扫射起来，刘旅长高喊杀声冲向敌人，终因敌方火力过猛，又未弄清敌火力点的位置，结果白白地送掉了最后的

　　一点兵力。更令人难过的是眼睁睁的看着刘旅长的阵亡，谁也没有冲过桥去!

见此情景，大家都没作声。过了一会，吴军长开言道：“我们再等一等，看看别人是怎样过去的?是否还有别的道路可走?”陆续向这条道路跑来的散兵却有不少，他们一看到敌人的封锁，无心再肯和敌人战斗，便纷纷逃到别的方向去了。看到这里，吴军长觉得既然大家不能集中力量用硬打的手段突过去，只有分头寻找敌人的空隙，潜出敌人的包围圈去!于是，他对我们这些随行人员下令：“从现在开始，大家各自行动。最好是一二个人在一起，自寻出路，尔后在昆山集合。”我因是军长的随行参谋，要求和军长同行。他说：“我有二位副官同行已经够了。你会游泳，河流阻碍不了你，赶快把大衣脱掉，游泳突围去吧，到昆山赶快找着贺副军长（贺奎），请他尽快的把撤退回去的部队迅速集中起来。”我问：“军座打算怎样突围?”他答：“我准备令副官去找小船，从别处渡过河去。”因此，我不便再要求和他一道突围了，因船小人多，对军长的行动也不方便。

于是会游泳的人都把大衣脱掉，有的把较重一点的武器也投于水中。吴锡凯处长更为利落，竟把手表和钢笔了一齐抛掉。别人问他这是为何?他答：“万一被俘，免为敌人认出我是军官。”

初期，我们几位会游泳的人尚协同一起寻找敌之空隙，由于夜暗和路不熟悉，渐渐的都失散了。我游过许多没顶深的沟渠、小河和一条宽约百余公尺的新开河，首先到达昆山。

　　据突围回来的士兵说：于拂晓前后看到吴军长和吴参谋长已脱离松江和青浦到达新开河附近，正在寻觅渡河中。估计时间，如果真的在拂晓前后到达新开河，则下午必能来到昆山。然而我们几度去戒严司令部探询，均无消息。是日傍晚，我遇到第一○七师赵参谋，得知第一○七师金师长和邓玉琢参谋长也在新开河乘船过渡时遭敌伏击，两人均跳入河中。金师长为善游泳的参谋用绳子拖上岸来；邓参谋长却因负伤过重沉没于水中。与邓一同葬身河内者，还有两名参谋。

吴克仁和吴桐岗之死，由今看来是同样的死于敌人的机关枪扫射而沉没于新开河。只因和他们同道的人无一生还者，故当时无从肯定其生死。抗战初期，敌人利用吴克仁的下落不明，曾以他的名子命名伪军的部队番号，企图诱骗抗战不力的将领向其投降。一般不明真象者，也误认为吴克仁没有死而投降了敌人，蒋介石也明知没有这回事，可是他却既不辟谣，也不表彰忠烈，竟漠然置之。

抗战末期，吴克仁阵亡于上海的事实，才渐渐为人们所了解，可是时过境迁了，谁还理他这一档子事?遂令这样一位坚决抗日并以身殉职的军长，落了个不明不白的下场!
(1963年7月)

关于我们军长吴克仁之死

吴凤起*

阎宝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东北著名民主人士）审稿意见：这篇稿子以亲身经历的事实证明吴克仁为国牺牲的经过，是可靠的第一手的有价值的史料。吴克仁牺牲以后，蒋竟不发表，亦无抚恤，致使为国忠魂含冤于九泉，东北人民为此扼腕怨愤于兹三十余年。这篇史料大可为吴军长昭雪，为东北人平了气。

七七抗日军兴，东北军第六十七军转战天津、上海间，屡挫强敌，坚守阵地，上海一役尤为激烈。从其阵亡将士统计数字来看，仅将级军官就阵亡5名，重伤3名，团长伤亡过半。此5名阵亡将官中就有我们军长吴克仁和军参谋长吴桐岗。由此足可说明该军抗战的坚决和英勇。然而由于吴军长的死况不明，第六十七军不仅未蒙奖励，反因伤亡过半而缩编为一个师，军长家属任其流浪，连一点优抚也未得到。笔者彼时适充吴军长的随从参谋，对其阵亡的经过情形，概略知之，兹特述如次。

　　一位中华民国政府的烈士，却在现在的政府没有名分的抗战烈士后代多余的话

　　我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沿用曾经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当年被国民党处决之前，所写的一篇著名文章的题目，叫做“一个没有名分的抗战烈士后代多余的话”。

　　2017年，时年53岁的俺坐在民政局长的面前，俺手拿一份中共国家民政部1983年印发的文件，向工作人员讲述了一段悲凉的抗战故事。

俺爷一位中华民国政府的烈士却在现政府没有名分的抗战烈士

　　孟昭普是中华民国政府抗战烈士之一，亦是国军67军军长吴克仁的副官，他是一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者。他为中国抗战洒下了鲜血，牺牲时才33岁。他用宝贵的年轻生命维护了民族的尊严、抵御外来侵略捍卫了民族尊严。

时光流逝，1975年俺爸曾经向当时的县的民政局长李武昌（本村人还是屯亲）、公社和大队的“烈士追恤和烈士历史普查、调查小组”提交过申请，但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直到俺爸他1976年7月去世也没用看到俺爷孟昭普被追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烈士的消息。俺爸孟宪庚直到1980年10月才由县政府平反昭雪。

然而，孟家人没有看到俺爸为俺爷这份平反昭雪追认烈士的文件，1970年孟家的后人都在农村务农，生活异常艰辛孟昭普的儿子孟宪庚不堪无休止的被审查、迫害，家庭生活重压，造成精神严重失常，成为病人。孟家从此丧失了唯一的劳动力。母亲是一个农村普通妇女，小学四年文化。那时俺才10周岁，上面还有一个大俺14岁的姐姐，12岁的哥哥，9岁的二姐，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生存都成了问题，如何有能力去为祖父孟昭普平反、追烈一事呢！孟昭普的追认烈士的事只好搁置，一晃50多年了。

　　2017年，俺来到中国（南京）第二档案馆，查找到了这份俺爷孟昭普被中华民国政府追人为烈士的文件，虽然时隔80年孟家后人才看到，俺仍然十分高兴，俺禁不住泪流满面，又从内心发出一个问号，俺爷孟昭普为国家英勇献身，被中华民国政府追人为烈士79年了，然而一直没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追认为烈士，而这个文件上一同被追认的91位都没有获得烈士的殊荣吗？我作为一个抗战烈士的后代于心不安啦！

　　从2017年至2024年的四年多时间里，俺都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送达文字材料，要求将孟昭普根据民政部《关于对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追认为革命烈士问题的通知》（民（1983）优46号）等相关规定，因内战后而遭诬害的抗战者授予“烈士”荣誉称号。

　　孟昭普，一位中华民国政府的抗战烈士，却在现政府没有名分的抗战烈士，在此我向您致以敬礼！向在内战因错划为反动派而遭诬害的91位国民政府英烈敬礼！我希望在不久的日子里，您们都会获得一份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战烈士证书，到那时，我将用鲜花做成花环祭奠你们。

　　呂正操(原鐵道部長)、刘景希(谷牧原國務院副總理)他們兩位和我爺爺孟昭普都是東北的副官，並且他們副官之間的關係很好！呂正操是張學良的副官，刘景希（谷牧）是67軍107師長金奎壁的副官，我的爺爺孟昭普先後是67軍軍長王以哲和後任軍長吳克仁的副官。

內戰後，我的爸爸因駐印軍的歷史問題，遭受迫害的時候要北京找他們倆位領導人申冤，因公社和大隊不給開介紹信未果併還因此遭受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