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朝代之–西晋

香滨墨客

文/李恒(香滨墨客)

西晋（266年—317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而辉煌的大一统王朝。历经三世四帝，共存续51年。为与五代时期的后晋相区分，史家称之为西晋，亦称司马晋。三国末期，司马懿及其二子司马师、司马昭皆为曹魏重臣。司马昭去世后，其子司马炎于265年篡位自立，建立新朝，改国号为晋，定都洛阳。280年，晋军灭吴，终结了三国纷争，实现了全国的再次统一。据现代学者研究，永康元年（公元300年）中国人口恢复至3500万，这一时期被称为“太康之治”。

然而，灭吴之后，西晋却陷入了奢靡腐败的泥淖。晋武帝出身世家大族，其家族历经数代经营，已形成庞大的权贵集团。朝堂之上，政风污浊，贪污受贿之风盛行。西晋时期，大量游牧民族内迁，关中与凉州地区外族人口占比过半，这些外族多被世家大族收为奴仆，为西晋的覆灭和五胡十六国的兴起埋下了隐患。八王之乱后，西晋国力大损，内迁各民族趁机起兵，导致五胡乱华的局面。313年，晋愍帝迁都长安；316年，长安失守；317年，西晋宣告灭亡。同年，皇族司马睿在建康登基，史称东晋。

西晋时期，不仅在政治军事上有所作为，在文化科技方面亦有卓越贡献。西晋的青瓷工艺精湛，仿造古代青铜器的造型，高温烧制而成，成为当时瓷器的典范。医学领域，名医王叔和编撰了《脉经》，对后世中医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地理学方面，裴秀绘制了《禹贡地域图》，为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史学巨著《三国志》则由陈寿撰写，成为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文献。

国号

西晋国号称“晋”，此名源于司马家族的爵位。司马炎，晋朝的开国君主，其祖父司马懿因功勋卓著，受封于曹魏，曾为魏明帝麾下的大将军，屡次率军抵御诸葛亮，成为魏国的重要支柱。待齐王曹芳登基，司马懿独揽大权。司马懿去世后，其长子司马师接任其位。司马师逝世，司马昭继承相国与大将军之职。公元260年，司马昭弑杀曹髦，拥立曹奂（魏元帝）为帝，权势滔天，由此获封“晋公”、“晋王”。据《晋书·景帝文帝纪》记载：“景元元年……天子进帝（昭）为相国，封晋公。咸熙元年三月己卯，进帝（昭）爵为王。”至265年（咸熙二年），司马昭辞世，司马炎承袭相国、晋王之位。同年内，他仿效曹丕取代汉室之举，废黜曹奂，自立为帝，正式创立以“晋”为国号的王朝。为区分后来司马睿所建的“东晋”，前者因定都洛阳，故称“西晋”。《南齐书·臧荣绪传》有云：“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录、志、传百一十卷。”“西晋”一词，特指建都洛阳的“晋”王朝。

历史

专擅朝政

曹魏末期，朝纲败坏，社会矛盾激化。与此同时，统治阶层内部形成了以曹爽和司马懿为代表的两大派系，彼此间斗争不断。249年，即嘉平元年，曹爽陪同曹芳外出祭拜魏明帝陵寝之际，司马懿趁机在洛阳发动政变，一举夺回朝廷大权，史称“高平陵之变”。

251年，司马懿病逝，其子司马师继任掌权。

254年，司马师废黜曹芳，另立曹髦为帝。翌年，司马师离世，其弟司马昭接掌政权。

257年，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举兵反叛。司马昭携天子东征，围困寿春。次年，寿春失守，诸葛诞遭诛。通过一系列铲除忠于曹魏势力的行动，司马氏逐渐巩固了对朝野的掌控。

260年，曹髦不堪忍受傀儡命运，率众仆从试图反抗司马昭，最终惨遭杀害。司马昭旋即拥立曹奂为帝，彻底将政权纳入司马氏手中。

263年，司马昭发起灭蜀之战，派遣钟会、邓艾、诸葛绪等人分三路进军汉中。蜀汉则由姜维领军，凭借剑阁天险与魏军抗衡。邓艾则率精兵秘密穿越阴平，直捣涪城，逼近成都。蜀汉后主刘禅未作抵抗便投降，姜维闻讯后亦向钟会投降，但随后发生兵变未遂，自尽而亡，蜀汉至此覆灭。

立国统一

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日（266年2月8日），曹魏皇帝曹奂禅让帝位予司马炎，改元泰始，司马炎即位为晋武帝，标志着曹魏的终结与西晋的兴起。晋朝承袭了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的分裂格局，地方豪强的影响力远超中央。鉴于司马氏自身便是豪强出身，曾控制曹魏朝廷并最终篡位自立，因此司马炎在篡位成功后，为了防止其他豪强效仿，采取了分封宗室成员为王的策略，旨在地方上构建一道维护皇权的屏障。此外，他还颁布了“占田令”，限制豪强占有土地的数量，以削弱其经济基础。

图为司马懿

泰始五年（269年），晋武帝司马炎派遣羊祜镇守荆州这一军事重镇。羊祜到任后，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安抚民心，使荆州地区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安宁。荆州与东吴的重要据点石城相邻，晋军采取了一种独特的“以善取胜”策略，对吴军施以恩惠。鉴于孙皓的奢侈浪费导致吴军常无法按时领取军饷，羊祜命令部下定期向吴军赠送酒食，以此削弱敌方士气。对于前来投诚的吴军，羊祜更是下令：“来者欢迎，去者欢送”，此举逐渐赢得了东吴将领们的信任与好感。

与此同时，司马炎在襄阳指挥羊祜利用仁义之道影响吴军，同时在长江上游的益州加紧训练水师，建造战舰。经过长达十年的精心筹备，279年，晋军正式发起灭吴之战，二十万大军沿江而下，直指东吴都城建业。面对东吴在巫峡设置的重重障碍——锋利的铁锥与坚固的铁链，晋军巧妙地使用了大竹筏和燃烧的火炬，成功突破防线，为后续攻势扫清了障碍。

为了分散建业守军的注意力，安东将军王浑率领一支晋军自北向南挺进，目标直指建业。孙皓急忙调遣丞相张悌率领主力北上迎战，却给了沿江而下的晋军可乘之机，最终建业失陷，孙皓被迫投降，孙吴政权宣告覆灭。得益于晋武帝的周密部署与精准判断，这场战役仅历时四个月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标志着三国时代正式终结，中国再次迎来了统一的局面。

随着东吴的灭亡，司马炎不仅完成了国家的统一，还开启了“太康之治”的盛世。他以洛阳为政治中心，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包括鼓励耕种荒地、修建水利工程、增加劳动力供给以及强化对地方官员的监管等。这些举措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复苏，使得历经长期分裂动荡的民众得以安居乐业，国家步入了繁荣发展的轨道。

图为西晋开国皇帝 晋武帝·司马炎

泰始二年（267年），晋武帝颁布诏令，激励农业生产。史料记载，泰始五年（270年），汲郡太守王宏恪守朝廷旨意，体恤百姓，疏导得当，督劝开垦五千余顷土地。彼时正值荒年，其他郡县皆闹饥荒，唯有汲郡粮食充足。为此，司马炎特下诏褒扬，赐谷千斛。随后，司马炎下令修建新渠、富寿、游陂三渠，灌溉良田一千五百顷。太康元年，司马炎颁布户调式，推行占田法和课田法。这些政策下的农民，为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所产粮食除缴纳田租外，其余皆归己有。这一制度的实施，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

随着上述措施的落实，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史书载：“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河洛地区的经济发展尤为显著，牛马遍野，余粮满田，行旅者可宿草舍，家门不闭，民众和睦如亲。即便是贫困者，也能在路上获得所需。因此，民间流传着“天下无穷人”的佳话。

经济的繁荣带动了人口的增长。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太康元年（280年），全国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占田、课田法颁布后第三年，即太康三年（282年），全国户数增至三百七十七万。据现代学者推测，至永康元年（300年），西晋人口已恢复至约三千万。

为了维持政治稳定，保障统治阶级的利益，司马炎于太康元年（280年）颁布了官品占田和荫人制度。法令规定，从第一品到第九品，各级官员按品级占田，第一品可占田五十顷，每降一品减少五顷。此外，各级官员还可根据品级荫庇亲属和客户，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享有此特权。这一制度的实施，不仅给予世族地主更多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待，也有利于统治阶级内部利益的平衡。然而，士族地主特权过大，导致生活和政治上的腐化，同时也损害了庶族地主和农民的利益。

在强调发展生产的同时，司马炎极力反对奢侈，倡导节俭。一次，太医院医官程据进献了一件色彩斑斓、装饰着野雉头毛的“雉头裘”。司马炎将这件“雉头裘”带至朝堂，让文武百官观赏，众人无不赞叹。然而，晋武帝却当众将其焚毁，并下诏禁止奢侈浪费，违者必究。他认为，这种奇装异服违背了他提倡的节俭原则，必须严惩不贷。

八王之乱

然而，好景不长，西晋皇室逐渐腐朽。世家大族贪婪暴虐，奢侈成风。如何曾每日饮食耗费万钱，仍嫌不足；王恺、石崇竞相奢华，大臣傅咸上疏言：“奢侈之费，甚于天灾”，请求皇帝制止，但司马炎不仅置若罔闻，还资助其舅争富。官僚们不仅奢侈成性，甚至公然抢劫、杀人。如石崇任荆州刺史时，“劫掠远道商客，聚敛财富无数”。

司马炎本人也日渐骄奢淫逸，未能有效解决政风腐败、党派纷争、宗室权力膨胀及外族内迁等问题，为后来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祸”埋下了隐患。太熙元年（290年），晋武帝驾崩，晋惠帝继位，外戚杨骏辅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最终引发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



图为越窑青釉堆塑贴花动物纹谷仓

永宁元年（301年），赵王司马伦篡位称帝，改元建始，晋惠帝被迫退位。然而，同年三月，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联袂常山王司马乂（后改封长沙王），共同讨伐赵王司马伦。至五月，赵王及其党羽终被铲除，晋惠帝得以复位，齐王司马冏自此独揽大权。

太安元年（302年），成都王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颙联手发兵讨伐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则在京城洛阳响应。最终，齐王司马冏及其党羽被清除，长沙王司马乂掌控朝政，而成都王司马颖则在邺城遥制朝廷。

太安二年（303年），成都王司马颖意图铲除驻守京城的长沙王司马乂，遂联合河间王司马颙率军攻打洛阳，却屡遭长沙王司马乂重创。

永兴元年（304年）初，洛阳城内粮食匮乏，东海王司马越暗中策动禁军捉拿长沙王司马乂，打开城门投降。长沙王司马乂惨遭河间王将领张方用火活活烧死。成都王司马颖迫使晋惠帝立其为皇太弟，河间王司马颙则被封为太宰，东海王司马越出任尚书令。成都王取得胜利后，率军返回邺城，政治重心随之北移。不久，东海王司马越集结各地兵力，挟持晋惠帝征讨成都王司马颖，最终以失败告终，晋惠帝被俘，东海王司马越逃回其封地东海（今山东郯城北），河间王将领张方则占领了洛阳。

然而，东海王司马越的弟弟、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与幽州刺史王浚联手异族乌丸、羯朱等势力，成功击败成都王司马颖。成都王挟持晋惠帝逃往洛阳，投靠拥有关中及洛阳的河间王司马颙，最终被废黜，河间王改立司马炽为皇太弟。

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在山东再度起兵，向西进击关中。

光熙元年（306年），东海王司马越攻破洛阳，河间王司马颙与成都王司马颖相继败逃，最终被处决。东海王司马越迎回晋惠帝，随后晋惠帝被毒杀，豫章王司马炽即位，成为晋怀帝，由东海王司马越主政。至此，历时十余年的八王之乱终于落下帷幕。

八王之乱期间，各路诸侯纷纷败亡，无数生灵涂炭，社会经济遭受重创，西晋王朝的统治力量几乎耗尽，潜藏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迅速激化。

图为八王之乱形势图

五胡内迁

东汉以来，边疆的少数民族逐渐向内地迁徙。光武帝刘秀打破了西汉时期禁止边民内迁的禁令，使得边民逐渐进入中原，同时带来了大量游牧民族。这些民族以各种方式被迁入，以充实边郡的人口。魏晋时期，汉族统治者为了加强控制和补充劳动力，频繁招引和强制少数民族入居内地。

那时，西、北各少数民族向内地迁徙的活动愈发频繁，主要的五个民族分别是匈奴、羯、氐、羌和鲜卑，史称“五胡”。这些民族在内地的人数逐渐增多，例如西晋时期的关中地区，百万人口中有一半是少数民族。他们与汉族杂居，逐渐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的农业生活。

到了西晋末年，少数民族势力分化为三股力量：匈奴有统治中原的野心，羯、羌、氐则因生活贫困和多次叛乱而与汉族矛盾重重，鲜卑则在西晋末年的战乱中持观望态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慕容氏和拓跋氏这两个鲜卑部落，曾是西晋的盟友，其首领被封为大都督和代公，支持西晋政府。

走向灭亡

内迁的各族人民与汉人杂居，被迫从事农业生产。魏晋统治者强迫他们缴纳租税，服劳役，与普通百姓一样受到剥削。西晋的占田制明确规定了他们的租税负担，汉族的官僚和地主则将他们当作奴婢和佃客。这种残酷的民族压迫，使得各少数民族对西晋统治者充满了怨恨，不断爆发反抗。

最先发难的是氐族的李特流民起义，随后是羯、羌的小规模反抗，最终匈奴贵族刘渊起兵反晋。在八王之乱期间，刘渊利用机会回到匈奴，召集骑兵对抗鲜卑人。永兴元年（304年），刘渊在左国城起兵，称汉王，设置百官，击败司马腾，招降山东起义的王弥等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晋势力。

永嘉二年（308年），刘渊称帝，定都平阳。他派遣儿子刘聪率领石勒、刘曜等将领进攻洛阳，但遭到西晋军队的顽强抵抗，首次进攻失败。刘渊死后，刘聪杀兄自立，继续进攻洛阳。永嘉五年（311年），匈奴大军第三次围攻洛阳，晋怀帝被俘，洛阳失守。次年，晋愍帝在长安继位，但长安也在建兴四年（316年）失守，西晋灭亡。

匈奴控制了中原，开启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大动乱，各族纷纷在北方建立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不久，东晋建立，但在北方的忠于晋朝的势力逐渐被消灭，东晋在华北的影响力彻底消失。

图为西晋境内内迁各族的分布及流民起义

衣冠南渡

“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中原文明的南迁，标志着有史以来中原汉人首次大规模的南迁浪潮。司马睿即位为晋帝，东晋由此肇始。此次移民潮不仅规模宏大，人数众多，且多为望族，影响力深远。这一历史事件不仅触动了中国经济与文化的中枢，也彻底改变了江南地区的面貌。西晋永嘉之乱后，江苏省成为接纳移民最多的地区，尤以南京、镇江、常州一带最为集中。建康（今南京）迅速崛起，成为人口超百万的特大城市，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中心，还带动了京口（镇江）、毗陵（常州）、吴郡（苏州）、会稽（绍兴）、余杭、东阳（金华）等城市的蓬勃发展。

疆域

西晋承袭曹魏的领土，统一后囊括了蜀汉与孙吴的疆域。西晋的版图相当于三国时期的总和。其北界至山西、河北及辽东，与南匈奴、鲜卑及高句丽接壤；东临大海；南至交州（今越南北部）；西至甘肃、云南，与河西鲜卑、羌及氐相邻。西晋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长史府和戊己校尉，以管理当地的军政事务。

行政区划

西晋的政区制度沿袭东汉末期的州郡县三级制。三国时期，曹魏已有司、豫、兖、青、徐、冀、幽、并、雍、凉、荆、扬十二州。灭蜀汉后，又增设梁州。泰始元年（265年），西晋代曹魏后，分雍、凉、梁三州之地设立秦州，后又分益州地设立宁州，分幽州地设立平州。咸宁六年（280年），灭孙吴后获得荆、扬、交、广四州，并将荆、扬两州与原曹魏荆、扬两州合并，共设十九州。秦州、宁州曾一度废止，后又复置。元康元年（291年），分荆、扬州地设立江州，永嘉元年（307年），再分荆、江州地设立湘州，至此共有二十一州。州以下分为郡、王国。晋武帝为防止野心世族篡位，制定了分封制，依据人口多少封国诸王，分为大国、次国、小国三种类型。

政治

中央制度

西晋的政治制度承袭曹魏，有所创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司马炎称帝后，设置了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等职位，称为八公，以表彰勋臣贵戚。其中太尉、司徒、司空虽沿袭汉魏仍有宰相之称，但除了司徒还负责州郡中正对士人的品第外，其他五公多为尊宠虚衔。尚书台（省）由尚书令、尚书仆射主掌，西晋初年尚书台下设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度支、屯田六位尚书，后改为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尚书，六尚书分掌三十五曹，各曹由郎中具体负责。太常等九卿及地方官员均奉尚书台命令行事。

门阀政治

魏文帝曹丕采纳陈群建议，郡置中正，根据当地士人的品行、才干及家世评定为九品，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司马懿执掌魏政后，又奏请设置州大中正，中正进一步掌控了士人的入仕途径。到西晋时，九品中的二品逐渐取得优先权，特别受重视，被称为上品，其余各品则被视为寒士下品。由于中正之职实际掌握在魏晋禅代之际的官僚贵族手中，士人的品评标准逐渐变为唯计门资定品，家世官爵即所谓的门第、阀阅成为主要依据，上品基本由朝廷显宦子弟把持。西晋初年，刘毅上奏指出九品中正制的八大弊端：如今的中正，不注重才德，只依附党派利益，不公正评价，只随个人好恶，随世兴衰，不顾才德，衰则削下，兴则扶上，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与刘毅同时的段灼也指出：如今的台阁选举，堵塞了耳目，九品访人，只问中正。因此，占据上品的，不是公侯的子孙，就是当权者的兄弟。得上品的官僚贵族子弟极易步入仕途，且升迁迅速，他们一入仕，即可担任尚书郎、秘书郎、著作郎、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等职闲位重的官职，这些官职也因此被称为清官、清职。晋武帝初年虽多次下诏征用寒素，试图加强皇权对官员选拔的干预，改变寒门下品升进无路的状况，但终难扭转现实。如诗人左思在其《咏史诗》第二首中感叹的那样：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太康元年（280年），晋武帝在灭吴之后颁定的户调之式中，不仅允许官员据官品占有土地和人口，还规定士人子孙亦如之，给予在政治上已享有实际权利的士人以经济上占有人口并免除徭役的特权。这样，汉魏以来政治经济势力不断上升的世家大族最终形成为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士族门阀制度得以确立，门阀士族遂成为东晋南朝政治中最为活跃的政治势力。

分封制度

在曹爽当政时，有人指出如不分封宗室诸王，政权可能落入他人之手。后来，司马氏果然轻易地夺取了曹魏的政权，这件事在统治阶级中造成了巨大影响。魏延熙元年（264年），司马昭任相国执掌朝政时，尚书仆射裴秀便奏行五等爵制，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及县公、大国侯、次国侯、大国伯、次国伯、大国子、次国子、男共八阶，封授勋旧，司马氏党羽自骑督六百余人皆封。其中司马懿弟、魏太傅司马孚食邑万户，地位等同于魏宗室诸王，其余县公食邑1800户，封地75里；大国侯食邑1600户，封地70里；次国侯邑1400户，封地65里，以下爵位每降一阶，食邑户数减200户，封地减5里，至男爵食邑400户，封地10里。裴秀本人即封为济川侯，封地60里，邑1400户，以高苑县济川墟为侯国，属次国侯。

泰始元年（265年）十二月，晋武帝司马炎刚即位，便改革分封制度。鉴于当时人议论认为曹魏宗室诸王力量弱小，使司马氏得以顺利取代曹魏，晋武帝将其祖司马懿以下宗室子弟均封为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兵一千五百人。司马炎的叔父司马干、司马伦、司马亮分别封为平原王、琅邪王、扶风王，弟司马攸封为齐王，均为大国，司马炎叔祖安平郡王司马孚则超越制度，食邑户数多达4万户。司马炎的弟弟、堂兄弟、伯父、叔父、堂伯父、堂叔父同时封王者达27人。司马氏创业的勋臣贵戚均加封进爵，为公为侯，封邑达1万户者为大国，5000户者为次国，不满5000户者为下国，大司马石苞、车骑将军陈骞、尚书令裴秀、侍中荀勖、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骠骑将军王沈、司空荀勗、镇北大将军卫瓘均封为公。

泰始元年分封以后，因宗室诸王均留居京城洛阳，未至封国，王国军队尚未建立。咸宁三年（277年），晋武帝司马炎鉴于齐王司马攸声望甚高，担忧身后皇位继承人之争，决定再次制定分封食邑制度。司马宗室诸王封国依旧分为大国、次国、下国三等，而下国亦增补邻近县邑，使其户数达到万户。三等王国皆设中尉统领王国军队，大国诸王除嫡长子世袭王爵外，其余诸子皆以土地推恩受封为公；功臣封公者，封国制度类同小国王，亦由中尉领兵，郡侯封国内可置1100人军队。于是诸王纷纷回归封国，因职未归者，大国置守土百人，次国八十人，下国六十人。晋武帝曾就此制度咨询中书监荀勖意见，荀勖指出：诸王多任各地都督，若各归封国，将削弱西晋对地方的控制；且分割郡县充实封国，将引发民怨；王国置军，亦会削弱国家军队实力。晋武帝采纳荀勖建议，调整都督制，使之与分封制更为紧密结合，具体措施详述如下。

晋武帝平定江南后，为收归军权，下令裁减州郡所辖军队，仅少数边郡保留少量军队，诸王国军队遂成地方主要武装力量。太康十年（289年），淮南相刘颂上书言：诸王封国虽广袤千里，然军力薄弱，与郡县无异，实非建国之制，应增国力而强军容，提升王国军队规模。

然而，西晋分封制度未能实现晋武帝巩固司马氏政权的初衷。封王们在封国内结交士族，引荐难以仕进的寒门士人，形成与中央政权相抗衡的政治集团，借助王国军队谋求自身利益。晋末八王之乱中，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皆凭借国兵起事，争夺最高权力。

《泰始律》乃司马炎于泰始三年（267年）完成，次年颁布施行。此法典始于其父司马昭辅佐魏政之时，由贾充、羊祜、杜预等人参照汉律、魏律编纂而成。因颁布于泰始年间，故称《泰始律》。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首部儒家化法典，《泰始律》以“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为主要特征。晋律通行于三国两晋南北朝，被东晋及南朝沿用，成为该时期历时最久的法典。

西晋沿袭汉魏，地方实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全国统一后，共设十九州、一百七十三郡，州置刺史，属官有别驾、治中、从事等；郡以太守主事，若为诸王封国所在，则称国，太守改称内史，属官有主簿、记室、录事等；大县置令，小县置长，下设主簿、录事史等属员。为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西晋将曹魏时期的都督制进一步制度化。早在司马氏代魏之前，司马氏子弟即以都督或监军身份驻守许昌、邺城、长安等战略要地，为司马炎称帝建晋奠定基础。

西晋建立后，曾尝试在宗室诸王封国内建立军队，但成效有限，故都督制得以广泛推行。宗室诸王及部分功臣被授予都督诸军、监诸军、督诸军等职衔，出镇地方，掌握一州或数州军事大权。都督若加使持节，可不经朝廷批准处死地方二千石以下官员；若为持节，则平时可处死无官之人，战时权限同使持节者；假节者可在战时处死违抗军令者。由于都督掌控地方军事，州刺史虽拥有将军名号，但仅负责民政事务。

咸宁三年，晋武帝改革分封制度，遣宗室诸王各归封国。为解决诸王已为都督，若遣之国，则缺地方要职的问题，依中书监荀勖建议，实行军国各随方面为都督的转封制度。一方面将诸王都督辖区转移至其封国所在区域，另一方面将诸王封国转封至其时任都督的辖区。例如，扶风王司马亮改封汝南王，出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琅邪王司马伦改封赵王，督邺城守事；勃海王司马辅改封太原王，监并州诸军事；东莞王司马乂时任镇东大将军、假节、都督徐州诸军事，遂改封琅邪王；汝阴王司马骏时任镇西大将军、使持节、都督雍凉等州诸军事，遂徙封扶风王。诸王封国与其都督区相合，使其得以长期留任，如赵王司马伦坐镇邺城长达十四年。尽管西晋末年政治渐乱，此制度不再严格执行，但都督制本身并未废除，东晋南北朝各代均沿用，东晋成为士族专兵、凌驾皇权的重要手段，南朝各代则借宗室诸王以都督身份出镇地方，加强皇权，但也成为皇室内部冲突的根源。

晋惠帝末年，因战乱频发，州刺史加军号者亦可领兵，设置长史、司马等属官，掾、属分曹主事。西晋末至东晋初，军府掾、属逐渐改称为参军事。历东晋南北朝，州刺史及部分郡太守例带将军号，设置军府属官，刺史无军号者则被称为单车刺史。由此，州既有掌管民政、由州内人士选任的别驾、治中等僚属，又有由中央尚书吏部任命的长史、司马、参军事等属官，形成州刺史下军事、民政分属不同机构的双轨制。

图为石勒雕像

封爵大臣

军事

兵制

晋朝的军事体系承袭了曹魏的框架，采用了世兵制。晋武帝司马炎颁布了去州郡兵及封国制，并任命众多亲王督管各州军事。东晋时期，兵制依然沿用了世兵制，并通过募兵制来补充兵力。然而，随着中央权力的削弱，军力呈现外重内轻的局面，地方方镇的势力日益强大，不再完全受朝廷控制。为了巩固中央权威，谢安组建了北府军，成为东晋后期的重要军事力量。

兵种

西晋军队分为中军、外军和州郡兵，所有士兵均来自军户。中军直接隶属于中央，编制为军、营，主要负责京师的防卫，遇有战事则出征，兵力不少于十万。驻守城内宫殿、宫门及京城的部队称为宿卫军，而驻扎在京郊、负责出征任务的部队则被称为牙门军。中军的最高统帅为中军将军，后来改称北军中侯或中领军。外军则是中央直辖的各州都督所统领的军队，都督通常由征、镇、安、平等将军或大将军担任。州郡兵是地方的防御力量，西晋灭吴后，为防止东汉末期州郡割据的重演，裁撤了大部分州郡兵，但实际取消的数量有限。此外，还设置了武吏，大郡一百人、小郡五十人，以维护地方治安。

司马炎颁布封国制，诸王分封郡国，大国设三军共五千人，次国设二军共三千人，小国设一军共一千五百人。他还任命一些王室成员督管各州军事，如汝南王司马亮督豫州、楚王司马玮督荆州、河间王司马颙督关中。晋武帝此举旨在增强宗室的力量，防止权臣专政，却导致地方宗室掌握了军权，权力逐渐超过中央。西晋的都督作为持节使臣，督管各路军队，分为三级：都督中外诸军事为最高统帅，监诸军次之，都督各州诸军事居末，与将军共同统辖外军。

经济

西晋废除了屯田制，将民屯田地分配给农民，实行占田制和荫客制，并以课田法征税。占田制和荫客制使世族占地有了法律依据，普通民众也获得了固定的土地，但世族大量兼并土地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虽然课田法下的地租比曹魏时期高出一倍，但由于农民原本是赋税更重的屯田农民，因此负担相对减轻。然而，被庇护的农民只需向庇护者缴纳租金，国家税收则由其他登记在册的平民承担，这导致更多农民转而依附于大地主。最终，政府税收减少，世族获得了经济特权。

农业

占田制

曹魏时期大规模推行的屯田制，在魏末逐渐瓦解。264年，魏元帝下令废除屯田官，将典农官改为太守或令长。次年，晋武帝重申此令，民屯制度正式废除。民屯废止后，贵族、官僚纷纷抢占田地，隐匿人口。许多原屯田农民投靠豪强，或从事商业活动，加上服役为兵者，约有一半的人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这导致农业荒废，国库空虚，百姓生活困苦。为此，西晋在灭吴后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解散州郡兵，让他们回归农田；颁布占田制。

西晋实行的占田制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户调式：凡丁男（16至60岁的男性和女性）立户的，每年需缴纳户调绢三匹、绵三斤；丁女及次丁男（13至15岁和61至65岁的男性和女性）立户的，缴纳一半。边疆地区的民户，近的缴纳规定数额的三分之二，更远的缴纳三分之一。

其二，农民的占田和课田：男子每人有权占土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这是应种土地的上限，而非实际授予的土地数量。在占田中，丁男需课税五十亩，次丁男二十五亩，丁女二十亩，称为课田。每亩课田谷八升，无论是否占足规定的课田数额，均按此标准征收。

其三，士族地主的占田、荫客和荫亲属等特权：一品官有权占田五十顷，每降一品减少五顷，直至九品官占田十顷。贵族官僚还可以庇护亲属，多者九族，少者三族。从一品官到九品官还可以庇护佃客十五户到一户，庇护衣食客三人到一人。

从占田制的内容来看，它既保障了政府的收入，又保护了士族的特权。占田制并非官府授田，而是允许农民占垦荒地，确认和保护士族已占有的大量土地和人口。与曹魏时期的自耕农相比，户调增加了二分之一，田租增加了一倍。但实际上，农民的负担不仅限于此。因为曹魏的田租按实际耕种面积征收，而占田制的田租按丁征收，无论是否占足规定的课田数额，都必须按法定的课田数交租。

然而，占田制中也有一些积极因素。首先，与屯田制下的农民相比，占田制下的农民负担明显减轻。特别是解除了屯田制下的军事管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占田无年龄之分，课田有年龄和性别的区别，占田数高于课田数，这些规定鼓励人们去占田垦荒，有利于扩大耕地面积。

户调制户调制即征收户税的制度。户调不分贫富，以户为单位征收租税。这一制度规定：“丁男之户，每年需缴纳绢三匹、绵三斤；丁女及次丁男立户的，缴纳一半。”对边疆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户调也作了具体规定：边疆地区与内地同等之户，近的缴纳规定数额的三分之二，远的缴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近的缴纳布一匹，远的缴纳布一丈。

品官占田荫客制是一种保障贵族、官僚经济特权的制度，同时也有为贵族、官僚占田和奴役人口数量设立“限制”的意图，以遏制土地无限制兼并和隐瞒人口的现象。该制度规定：“官品第一至第九，各按品级占田。第一品占田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每降一品减少五顷。”对于庇护户，“品第六以上的官员可庇护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官员可庇护两人，第九品官员可庇护一人。”“有资格庇护佃客的官员，第一、第二品官员最多庇护十五户，第三品官员十户，第四品官员七户，第五品官员五户，第六品官员三户，第七品官员两户，第八、第九品官员一户。”庇护户的佃客为私家人口，归主人役使，不再承担国家徭役。

户调制度

尽管晋武帝的户调制遭到了豪门世族的抵制，他们或隐田不报，或反对农民占有耕地，但这一制度从一定程度上，用行政手段将大量流动、闲散人口安置到土地上从事生产，对于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兴水利

晋武帝非常重视开垦荒地和兴修水利。例如，在汲郡开垦了五千多顷荒地，使郡内的粮食迅速丰富起来。他还修整了旧陂渠，新开辟了新的陂渠，对灌溉和运输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措施不仅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也为西晋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晋名将羊祜

手工业

冶铁业的蓬勃发展，标志着灌钢技术的诞生，这一创新将生铁与熟铁巧妙融合，简化了工艺流程，提升了生产效率，同时确保了钢铁品质的卓越。在热处理技术领域，油淬法的问世，实现了铸铁的可锻性，最终确立了锻件在制造业中的主导地位。纺织业方面，马钧对纺织机械的改良，不仅丰富了布料种类，还显著提高了其质量。造纸业亦取得了显著进步，除了传统的麻纸，还开发出了质地优良的“藤角纸”。纸张的制作工艺日益精湛，从雪白纸到五色花笺，各类纸张应运而生，到了南朝，纸张彻底取代了竹简和绢锦。制瓷业在技术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制瓷技艺在南方广泛传播，如浙江的越窑、瓯窑、婺州窑及德清窑等，均成为制瓷业的重要中心。制茶业因晋代士人饮茶风气的盛行而迅速发展，茶叶种植区域扩展至东南沿海。造船业由官府统一管理，建造的大船载重量可达万斛以上，得益于江南水系的发达，造船业尤为兴盛。

人口

据史料记载，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全国共有245万户，人口达到16163860人；至太康三年（282年），户数增至377万，人口约为24768900人，远超三国末年的767万人。人口激增的原因，不仅在于战乱平息，还在于剥削减轻以及户籍登记制度的恢复。然而，现代学者指出，实际人口可能高达3500万，因部曲、佃客、奴婢、兵户、匠户、乐户及内迁外族等群体未被纳入官方统计。尽管如此，西晋建国初期的人口仍未能恢复到东汉时期的水平，八王之乱及五胡乱华更是导致人口锐减。五胡乱华期间，多次大规模屠杀事件频发，如刘聪、刘曜、石勒及石虎在华北地区的暴行，加之战乱引发的瘟疫和饥荒，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甚至出现“人相食，饥死者十五六”的惨状。此外，政府赋税沉重，迫使许多百姓依附于豪族或寺庙以逃避税收；军人、部曲、僧人、道士及奴婢则被列入别籍，不在户籍统计之列；战乱导致的人口迁移和户籍隐瞒现象也普遍存在。北方战乱不断，大量民众南迁，形成了历史上的人口大迁徙。滞留在北方的汉人则依托坞堡自保。主要的流亡潮共有六次：296年晋惠帝时期，关中爆发齐万年之乱，数万民众经汉中抵达蜀地，后助李特、李雄立国；另一支沿汉水、宛至淮河，最终被石勒吸收。巴蜀动乱后，民众逃至荆湘地区，因受土豪压迫而起义，最终被王敦、陶侃平定。并州饥民向冀豫地区乞食，由田甄率领，被称为“乞活贼”。凉州相对安宁，吸引了大量避难民众，形成了独特的“河西文化”。华北动乱时，许多民众逃往辽东，慕容皝设立侨郡予以收容，这些侨民后来助力慕容皝建立了前燕。规模最大的一次迁徙发生在永嘉之乱后，中原民众纷纷南下，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东晋时期，共有五次大规模南迁，分别发生在司马睿移镇江东、祖逖与祖约北伐失败南撤、后赵灭亡与桓温北伐、淝水之战后前秦崩溃及刘裕北伐失败等时期。南迁的侨姓世族成为了东晋朝廷与南朝政权的中坚力量。侨民渡江后，主要集中在荆扬梁益四州，部分深入闽广地区。侨民初抵南方时，被安置在侨州郡县，享有减免赋役的优待。然而，由于侨州郡县频繁迁徙，侨民与当地居民混居，户籍管理困难，影响了政府的赋税收入。因此，政府在局势稳定后实行“土断”政策，将侨民就地编入户籍（黄籍），以充实财政和军力，并剥夺了官吏的免税特权。东晋时期共进行了四次“土断”。当时，人口被视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战争中无论是进攻方还是防守方，往往会强制迁移民众，以防资敌，尤其是在华北和江淮地区，此类现象尤为常见。

图为西晋围棋子

文化

随着儒教独尊地位的动摇，西晋的文化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与学说。除了传统的儒家学派，还涌现了本土发展的玄学、道教以及由印度传入的佛教。其中，道教与佛教逐渐渗透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中，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同时，边疆民族的南迁也为中原带来了独特的草原文化，丰富了西晋的文化内涵。

西晋士族的生活优渥，礼法的约束相对宽松，国家的统一使他们的视野更为开阔。这些条件为士族中的一部分人提供了从事文化事业的机会。尽管西晋政权存在的时间短暂，但在文化领域的成就却极为显著，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文学

西晋时期，社会繁荣昌盛，文学创作也呈现出追求精致与美感的特点。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大多文辞优美、流畅自如，既不失简洁又不乏华丽。其中，左思的《三都赋》以其宏大的构思和详尽的描绘，生动再现了三国时期的都城风貌，一经问世便轰动京城。左思的诗歌不仅艺术造诣高超，且风格独特，但由于出身寒门，常遭名门望族的排挤，因此在他的诗作中常常流露出愤懑与遗憾之情。潘岳的《悼亡诗》则以其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真实感人的内容著称。陆机的《文赋》作为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探讨了思想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他的散文虽然广受赞誉，但有时过分注重辞藻的堆砌与对仗的工整。西晋的诗歌继承了曹魏“建安体”的传统，但逐渐开始注重对偶与声韵的和谐，涌现出一批杰出的诗人，如张载、张协、张元、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等。

文学方面，继建安时期的五言诗达到巅峰之后，随着老庄玄学的盛行，文学风格逐渐趋于平淡。《文心雕龙·明诗篇》指出，“正始年间，诗歌融合了仙道之气，何晏等人多作浮华之作”，这反映了魏国文学的一般特点。然而，嵇康与阮籍的诗作却独具匠心，尤其是阮籍的《咏怀诗》，以其深邃的意境和隐晦的表达方式著称。《诗品》评价其“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准确地概括了阮籍诗歌的特点。《咏怀诗》虽然难以揣摩其真正意图，但通过理解阮籍内心的忧虑与无助，读者能够感受到他所要表达的情感，并产生共鸣。《咏怀诗》达到了隐晦而鲜明的最高境界，标志着汉魏旧音的终结，而西晋的诗歌则更多地倾向于形式上的追求。

《文心雕龙》评价西晋诗歌：“色彩比正始时期更加丰富，但力度不如建安时期，有的诗人擅长分析文意，有的则追求语言的流畅与华丽。”这表明西晋诗人在用典、炼句、对偶、音律等方面更加注重形式上的美感，不再像建安时期的诗歌那样文质兼备。

图为西晋文物

经学

自西汉末年，今古文经学之争起，至东汉末郑玄融合今古文，今文经学终失其统治地位，宣告一段历史的终结。魏晋之际，王肃（纯古文派）与郑玄学派再起争锋，王弼注《周易》、何晏注《论语》、杜预注《左传》等新注本应运而生，然而王肃学派最终未能胜出，亦告一段落。西汉博士所传之今文经学，以及汉儒如贾逵、马融等人的古文经学，在晋怀帝永嘉之乱中尽皆消亡。前两次的终结，为经学的全面消失铺平了道路。原始儒学（秦前）演变为两汉经学（今文、古文两派），再由两汉经学演进至魏晋经学，至此，经学自身已无进一步变革的空间，唯有等待唐代学者为其撰写《正义》，保存汉魏各学派的些许遗存。

图为西晋时期陶俑

古文经学专注于训诂名物的研究，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然而其内在的唯物论倾向却始终未曾消失。曹操与晋武帝相继颁布禁令，禁止谶纬与星气之学，此举虽受到古文经学影响，但更多出于政治考量。两汉时期的今文经学家，往往固步自封，穿凿附会，显得浅薄。相比之下，古文经师学识更为渊博，但仍未摆脱传统束缚。尤其在《易》学研究上，古文经师拘泥于象数卜筮，内容支离破碎，令人厌倦。直至王弼以玄学理论解读《易》经，彻底颠覆了两汉今古文《易》学的传统，标志着经学从家族师承的桎梏中解放，思想更加自由活跃。魏晋时期的经学研究，以广泛吸收各家学说，不拘泥于单一师承为特点，体现了思想上的开放与自由。

史学

谯周认为司马迁《史记》取材广泛，记载周秦以前之事多与经典不符，遂撰写《古史考》二十五篇，旨在纠正《史记》中的错误。然而，这一观点未免过于保守。司马彪依据《竹书纪年》对《古史考》提出质疑，列举了一百二十二条反驳意见。尽管司马彪的观点并非全然正确，但他敢于挑战经典的态度，相较于谯周的墨守成规，无疑是一种进步。司马彪编纂的《续汉书》共八十篇，其中八志详细记录了东汉的政治制度，条理清晰。后来，梁代刘昭将八志分为三十卷，并为其作注，附于范晔《后汉书》之后。《后汉书》因此得以与《史记》《汉书》相媲美，弥补了正史缺少志书的遗憾。

思想

魏晋玄学倡导“有生于无”的哲学观念，认为道源于无形，而非自然本身，从而确立了道先于自然存在的理念，归入唯心主义范畴。西晋时期，王戎与王衍作为玄学清谈的领军人物，主张“无”为万物之本，导致整个士族阶层沉溺于虚无缥缈的生活方式。裴頠则著有《崇有论》，提倡儒家礼法，反对放纵无度，但其观点遭到王衍等人的强烈反对，未能产生实际影响。尽管如此，“有无之辩”仍反映出当时儒学与玄学之间的激烈冲突，而儒家思想在此背景下显得尤为弱势。

郭象，作为一位杰出的清谈家，以其滔滔不绝的口才闻名于世，被誉为“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绝”。他曾对向秀的《庄子》注释进行了修订，形成了流传至今的《庄子注》定本。《庄子》一书因郭象的注解而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不仅推动了玄学的发展，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西晋古墓上的龙纹刻印

《汉书·艺文志》记载，道家有《列子》八篇。然而，魏晋时期的清谈家从未提及《列子》，这足以证明《列子》实际上已经亡佚。东晋张湛在注释《列子》中的《周穆王篇》时，描述了周穆王西游的故事，与《穆天子传》的记载完全吻合，显然该书是在汲冢发掘之后才被伪造的。东晋士族经历了丧乱逃窜的苦难，其放荡行为有所收敛，《杨朱篇》所展现的极度腐朽思想，显然是西晋士族思想的产物。西晋时期，佛教开始兴起，佛家谈论空无，清谈家则讨论虚无，二者旨趣相投，玄学自然会吸收佛学。《列子》书中常与佛经相参照，这也是该书成于西晋的一个证据。有人怀疑《列子》是张湛自己所作，但据张湛《列子序》中详细记述了得书的来历，似乎并非虚构。注文中对《列子》书中记载列子以后的事表示怀疑，似乎无需自造又故意自疑。因此，《列子》八篇应是西晋人伪造，因张湛作注而得以流传。

多数学者认为，《列子》八篇是魏晋时期的人们汇集秦汉典籍，又加入纬书、佛典的内容而成。佛教最早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时期，但在东汉和魏初，汉人拜佛只是为了求福避祸。到了魏晋时期，洛阳的佛寺多达十余座，中国士族中也开始有人出家学佛，朱士行便是其中之一。他在260年（魏甘露五年）出家，主要的宗教活动则在西晋时期。朱士行远赴于阗国求取梵书及佛经，在国外二十多年，回国后翻译了《放光般若经》，宣扬大乘教义。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护游历西域诸国，精通三十六种语言，带回大量佛经，回国后专心译经，使佛学广为传播。西晋时期有许多人参与译经，但竺法护译经最多，声名最盛，成为西晋佛教的代表人物。僧侣不仅以空无宗旨与清谈家相呼应，还模仿清谈家的生活方式。东晋孙绰的《道贤论》将佛教七位高僧比作竹林七贤，陶潜的《群辅录》也将沙门于法龙列为八达之一。清谈家吸收佛学以充实自己的玄学，僧人则借助玄学推广自己的宗教。

当佛教开始盛行之时，道教与佛教之间的斗争也随之萌芽。晋惠帝时期，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论正邪，王浮撰写了《老子化胡经》，编造故事，诋毁佛教，这一争议在南朝发展成大规模的辩论，在北朝甚至引发了宗教冲突。在佛道之争中，道教显得较为被动，不仅编造传说，声称佛陀是由老子变化而来，还大量抄袭佛经内容。道教以老子为教主，实际上是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派和方士妖术的支流。在汉晋的历史文献中，多称张陵所创道教为“鬼道”，其信徒被称为“鬼卒”。张陵所创立的正一盟威之道，直接源自巴蜀氐羌民族的原始巫教——鬼道。这是一种思想贫乏的宗教。道教经典大量抄袭、模仿佛经语句和思想，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儒、佛、道、玄四家呈现出分离、结合、斗争与调和的现象，这是战国诸子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次思想大碰撞。如果说战国时期原始的唯物论思想占据主导地位，那么魏晋南北朝则是唯心论思想取得绝对优势的时代，并为唐宋以后的唯心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佛教的传入，对唯心论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裴頠撰写《崇有论》、王浮编造《老子化胡经》，正是这次大争鸣的前奏。儒、佛、道、玄四家各自准备战斗，长期被废弃的墨学也试图借此机会复兴。隐士鲁胜注解《墨辩》，并撰写刑名两篇，阐述《墨辩》的要旨。尽管鲁胜的其他著作在战乱中散失，唯有《墨辩注》得以保存，但墨学所探讨的同异是非并不符合统治阶级的需求，因此未能如鲁胜所愿，得到复兴。

图为西晋越窑青瓷唾壶 西晋太康七年

科技

医学

王叔和，西晋时期的太医令，以其卓越的医学成就闻名于世。他不仅整理了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与《伤寒论》，还系统总结了秦汉以来的脉诊经验，编撰了《脉经》一书。此书详细记录了24种不同的脉象及其对应的疾病类型，为后世的脉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国古代诊断学的重要里程碑。

皇甫谧，同样是西晋时期的杰出医学家，尤其擅长针灸技术。他所著的《针灸甲乙经》共十二卷，全面阐述了人体的生理结构、病理变化以及针灸穴位的位置和数量，同时介绍了具体的针灸操作方法。这部著作被誉为我国最早的针灸学专著，对后世针灸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数学

刘徽自幼研习《九章算术》，对数学充满浓厚兴趣。成年后，他撰写了《重差》（即《海岛算经》），并对《九章算术》进行了注释，融入了自己的见解，使原本晦涩难懂的内容变得通俗易懂。《九章算术》作为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代表作，确立了以计算为核心的数学传统，对后世数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地理

裴秀，西晋时期的地理学家，致力于收集史料和研究地图。他完成了《禹贡地域图》，科学地描绘了当时的山川河流分布及行政区划。裴秀总结了前人的绘图方法，提出了“制图六体”的原则：比例尺、方位、距离、高低、斜正及曲直，这些原则极大地提高了地图的精确度和实用性。

民族

管理西域三国时期的曹魏政权沿袭汉朝制度，在西域设立了戊己校尉。到了西晋，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共同负责西域的军政事务。三国两晋期间，北方的匈奴、鲜卑、丁零、乌桓等民族部分内迁，最终与汉族融合，共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五胡内迁

西晋时期，周边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民族问题，史称“五胡内迁”。所谓的“五胡”主要包括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这些民族主要生活在东北、西北及河套以北的广阔区域，以游牧生活为主。自东汉以来，他们逐渐向黄河流域迁徙，与汉族杂居，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匈奴族，南至长城，北抵大漠，东西绵延万里，分布广泛。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后，南匈奴归附东汉，居住在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地。汉末军阀混战时，匈奴单于于扶罗率众进入山西中部。曹操时期，南匈奴被分为五部，由匈奴贵族担任部帅，汉人则出任司马进行监督，主要分布在汾河流域。西晋初年，塞外匈奴人再次大规模内迁，总数达30余万人，分布于山西、陕北和内蒙古南部。匈奴族与汉族混居，加速了他们的经济文化发展，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西晋将匈奴部帅改称为都尉，成为地方行政官员。

鲜卑族，东汉末年，酋长檀石槐统一各部，占据东起辽东、西至云中的广阔地区。檀石槐去世后，鲜卑内部发生分裂，形成了慕容、拓跋、宇文、段、秃发、乞伏等部族。魏晋时期，鲜卑人逐步南迁，散居于长城内外，向南延伸至河北，甚至进入河南与汉族杂居。其中，拓跋部居住在并州等地，拥有骑兵40余万，势力强大。

羌族和氐族，历史悠久，原居于今青海、甘肃一带。东汉时期，他们不断迁入关中。魏晋时期，羌族和氐族大量内迁，主要分布在巴蜀、扶风、京兆（今陕西境内），与汉族杂居，从事农耕。许多羌人和氐人改用汉姓，使用汉语，受到汉族文化的熏陶。羯族，其相貌特征为深目、高鼻、多须，风俗和语言与匈奴相似，曾受匈奴统治，被称为“匈奴别部”。后来，羯族大量内迁至山西，集中在上党的武乡（今榆社县）。内迁的羯族虽然仍保留部落组织，但已习惯农耕生活。

徙戎之议

西晋连年不断的内乱导致对少数民族内迁的态度变得极为强硬，主张坚决拒绝并将他们驱逐出境。早在西晋灭东吴（280年）之后，大臣郭钦就向晋武帝上书，提出解决少数民族内迁的问题，他说：“戎狄强悍，历来为患。魏初人口稀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如今虽已归顺，但若百年后有战乱……应利用平吴之威，借助谋臣猛将之智，出兵北地、西河、安定，恢复上郡，充实冯翊，在平阳以北各县招募死囚，迁移三河、三魏四万户以充实边疆。异族不应扰乱华夏……加强四夷出入的防范，明确先王荒服之制，这是万世之长策。”

郭钦的上书将少数民族视为洪水猛兽。尽管他的建议符合当时朝廷的意愿，但实际执行却面临巨大困难。这些少数民族经过长时间的迁徙，人数众多，分散各地，与汉族杂居，无法轻易将其迁回。由于西晋政府未能妥善对待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引发了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西晋因自身不稳定，在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显得被动且缺乏自信。然而，少数民族的内迁和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西晋政府难以阻挡。最终，西晋被少数民族联合起来消灭，但各个民族也走向了大融合的道路。

图为西晋疆域图

社会

婚嫁

因战乱频仍，人口锐减，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允许男子十五岁即可行冠礼，早婚现象因此普遍。西晋时期，朝廷甚至颁布诏令，规定女子十七岁仍未出嫁者，将由官方指配夫婿。在婚姻习俗上，门阀制度的影响深远，士族与庶民之间不通婚，强调门当户对，推崇从一而终，指腹为婚及冥婚等古老风俗依然盛行。然而，随着思想的解放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这一时期的婚姻观念较前代有所开明。例如，贾充之女贾午与韩寿私定终身，最终获得父母的认可；西晋徐邈之女亦能自主选择配偶。尤其在北方地区，女性地位显著提升，她们不仅能够主持家事，还能外出社交，甚至为子女求官、为丈夫申冤，其社会活动范围广泛，婚恋自由度高，贞操观念相对淡漠，寡妇再嫁亦属寻常。

丧葬

在丧葬习俗方面，魏晋南北朝基本沿袭了秦汉时期的礼仪规范，但对谒陵、守墓及服丧期间的行为要求明显宽松。值得注意的是，薄葬之风逐渐兴起，曹操、曹丕、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等历史人物临终前皆留下遗嘱，要求简朴下葬，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生死观的转变与进步。

节日

“端午”一词最早见于西晋周处所著《风土记》：“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民间极为重视，与夏至并重。”“端”字在古汉语中有开端、初始之意，故称“端五”即“初五”。这一天，人们通过各种仪式庆祝夏季的到来，祈福避邪，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图为西晋越窑青瓷樽

帝王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