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的全过程

张良

1：党员数量急剧流失

在 1987 年，苏共共有党员 1900 万人，基层党组织 44 万多个，党小组近 73 万个。@如此众多的人数和组织，为何在苏联解体之时竟无所作为，甚至无人“振臂一呼，响者云集”？这些基层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来分析这个问题。

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为了贯彻“加速战略”总路线，要求苏共把完善基层党组织的结构作为增强其在生产领域、社会生活领域发挥作用的重要措施。大力发展企业党组织和党小组，从而形成覆盖各个生产领域的基层党组织网络。到 1986 年车间党组织发展到 51. 5 万多个，比1981 年增加了 11.3％，党小组达到 72.1 万多个，比 1981 年增加了14.3％。一度加强了党组织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对劳动集体的影响力。

但在苏共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基层党组织仍处于被动的地位，过去党组织工作中长期形成的弊端未能得到克服：基层党组织不善于抓住广大党员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工作呈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在干部体制上仍是任命制，不按政绩，而按资历、亲疏选拔干部；由此造成党员对党的工作漠不关心，不积极参加党的活动；等等。

这些缺点的确应当通过改革加以克服。但戈尔巴乔夫在从经济改革转入政治体制改革后，一股全盘否定苏共历史的思潮在社会上泛滥起来，使苏共威信地位受到极大动摇。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前夕莫斯科党组织中的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人认为，一年多来党组织在劳动集体中的影响并没有提高；有 60％的人认为党的严重缺点一如过去没有改变。而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超过 57％的党员和近 67％的无党派人士评价不高。？这预示着已经出现了广大党员和党组织对苏共中央不满的情况。

1989 年以后，随着苏共指导思想的转变，党内公开出现派别活动,广大党员更加对党的前途、命运感到茫然和缺乏信心，苏共基层组织出现几十年从未有过的混乱和失控。

从 1989 年 1 月到 1991 年 1 月，党员由 19487822 人降至 16516100人，足足减少了 290 万人。@全国范围的退党浪潮席卷着苏共每一个基层组织。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卡登尔金说道：“我们厂 1989 年有党员 9072 人，到 1991 年初只剩下 1646 人，其中还有 300 人不交党费。”@基层党组织书记及党的干部退党情况也很严重。1990 年仅在下聂瓦尔多夫斯克的企业党委第一书记交出党证的就有 37 人，而在 1989年只有两人。

与此同时，基层党组织的数量也急剧减少。科姆地区党委书记科尔希科夫谈到共和国党组织的情况时说道：“共和国党组织丢掉了 28 个基层组织、870 个车间党组织和 1014 个党小组。党组织的数量在此期间减少了 27.5%。”®国防企业的基层组织 1989—1990 年数量减少了23％。在外贝加尔军区里，46％的营、连队没有了党的组织。@至于发展新党员的情况就更显糟糕。全国每年吸收的新党员人数都呈下降趋势。在切良斯克地区，1986 年有 6000 人入党，1989 年为 750人，1990 年为 81 人，1991 年仅有 4 人。该地区一个党委书记感慨道：“我们失去了一代青年。1990 年和 1991 年我们没有吸收一个青年人人党。我们对于青年人没有吸引力。”

2：苏共基层组织的瘫痪

到 1990 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 20％的车间党组织和 50％的党小组解散或停止了活动。在彼而姆斯地区，一些基层和车间党组织实际上已不再活动。企业中问题堆积如山，但党组织却无所适从。由于戈尔巴乔夫弱化党的领导的政策，到 1990 年夏，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党委会拱手交出领导权，仅在科梅尔地区被逐出工厂的党委会就有 32 个之多。@“乌拉尔机器制造厂”是享誉全苏的大企业，1991 年 2 月，该厂就“将厂党委及其职能机构逐出工厂”议案交全厂职工表决。结果支持这一议案的占投票人数的 86.3％，反对者仅有 10.8％。这件事在全苏激起巨大反响，被称之为“乌拉尔事件”。

在苏共基层组织受到冲击的同时，苏共党员和干部也遭到不公正待遇。一些党委书记，如维尔纽斯“阿尔法”生产联合体被剥夺了了解企业活动情况的权力，并被逐出了劳动集体委员会，甚至没收其工厂出人证。工厂精简职工首先从辞退党员开始，一些工厂党委被迫退出办公地点，迁出工厂。

3：基层党组织与其上级领导机关关系出现“裂痕”

苏共一贯奉行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但在戈尔巴乔夫严厉批评了所谓“声名狼藉”的民主集中制后，苏共出现了基层组织各自为政，不再服从党的区委、市委的领导的现象，这就进一步削弱了苏共。而党的上一级机构面对这种情况，甚至无能为力。例如萨朗斯克器皿厂党委书记麦德维杰夫在 1990 年第 3 期《党的生活》发表文章公开反对区市委领导，市委认为其“从思想上组织上参与分裂苏共的活动”而被开除出党。但他却被选为人民代表。市委不得不作出妥协：在开除他的党籍的同时继续让他留任党委书记。于是在全苏第一次出现这个怪现象：不是党员的人担任党委书记并成为苏共二十八大代表。

在“自下而上”的选举潮流影响下，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机关交出了权力。普罗科别夫斯克市根据群众意见甚至取消了区委,”这种情况还发生在其他地区，这说明党中央与基层组织进行沟通的“中间环节”已逐渐失去了作用。

4：在“民主化”和“公开性”思潮影响下，苏共广大党员无所适从，思想混乱

1991 年 2 月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对俄罗斯等八个加盟共和国 1600名党员作了一次题为“党内团结潜力”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对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如对土地所有制法令，46％的人赞成，40％的人反对；对波罗的海三国事件，35％的人认为责任在中央实行了不正确的政策，33％的人则认为是地方政权违反宪法，还有 30％的人认为属于挑衅行为;”对于多党制的问题，65％的人不认为发展它是罪孽，30％以上的党员认为党内存在不同派别和纲领是有益的；等等。

由此可见，随着普通党员的大量流失，组织纪律的涣散，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不断下降，从而导致基层党组织的战斗作用丧失。甚至 90％的基层党组织的书记们都认为其所在组织已失去威信。在这样的情况下,当苏共解体时，广大党员或无动于衷，或无能为力就不足为怪了。

5：8.19事件的爆发

“8·19”事件的爆发绝非偶然，它是苏联国内各种矛盾、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到 1991 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仅没有解决苏联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种种弊病，相反，其一系列错误的思想路线、方针和决策，把改革引入歧途。苏联陷人了经济崩溃、政治动荡、社会混乱、民族矛盾激化、共产党分裂、联盟陷入瓦解的灾难深渊之中。

戈尔巴乔夫为了挽救即将崩溃的国家，提出了总统与苏联九个加盟共和国签订条约的“新联盟”计划，即“9+1”计划。但苏联党内外一部分政治力量认为，一旦在 8 月 20 日签署了新联盟条约，则不仅已经被削弱的苏共执政地位将丧失殆尽，而且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将被根本改变，联盟国家将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因为按照这一条约，苏联的国名将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并规定，各主权共和国有权独立自主地确立其社会国家制度、政权形式，享有外交权及解决自己发展的全部问题的权利，苏联将由社会主义联盟国家变成自由松散的邦联国家。危在旦夕的国家政治现实引起了他们的极度不安和强烈不满。终于，他们赶在8 月 20 日新联盟条约签署生效之前采取了行动，爆发了举世震惊的“8·19”事件。

8 月 19 日凌晨 6 时，苏联莫斯科电台播发了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和苏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三人以苏联领导的名义发表的声明，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状况不能履行苏联总统的职责，根据苏联《宪法》第 127 条第 7 款的规定，由副总统代替他的职能；还宣布，根据苏联《宪法》第 127 条第 7 款和苏联《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法》第 2 条，从 1991 年 8 月 19 日莫斯科时间 4 时起在苏联一些地方实行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与此同时，宣布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其成员由下列八人组成：奥·德·巴克拉诺夫(苏联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瓦·谢·帕夫诺夫（苏联内阁总理)、鲍·卡·普戈(苏联内务部长)、瓦·亚·斯塔罗杜夫采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阿·伊·秀贾科夫（苏联国有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德·秀·亚佐夫(苏联国防部长)、根·伊·亚纳耶夫（苏联代总统）。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发表了《告苏联人民书》，声称苏联“正面临致命的危险，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并开始的改革政策，原想作为保障国家迅速发展和使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手段，却因种种原因已走入死胡同”。“整个国家实际上已失去控制”。“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意识到破坏我们国家的危机的深度”，因此，“它担负起了对祖国命运的责任并决心采取最重大的措施使国家和社会尽快走出危机”,希望全体苏联公民“大力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在使国家摆脱危机方面作出的努力”。接着，苏联代总统亚纳耶夫发表《致各国国家元首书》，声称目前的措施是临时性的，旨在挽救苏联的危局，这些措施“绝不涉及苏联按照现行条约和协定承担的国际义务”，以求得各国的理解和支持。

上午 9 时，军队开进莫斯科市中心，装甲车和坦克占据国家重要机关附近的阵地和城市广场、主要交通要道。

6：俄总统叶利钦强力回击

11 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第 1 号命令，宣布了 16 项决定,要求各级政权切实遵守紧急状态制度,立即解散各种非法组织和武装,禁止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对舆论工具实行监督，整顿社会生活的秩序和纪律，取消阻碍在苏联境内调拨食品和日用消费品及其生产所需的物资的任何限制等。

下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又发布了第 2 号命令，决定暂时限制报刊的出版。只允许《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等 9 种报刊出版。同时，苏联代总统亚纳耶夫举行记者招待会。亚纳耶夫称将“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尽快使国家摆脱危机”，同时，亚纳耶夫又表示“今后将继续奉行”1985 年戈尔巴乔夫开始实施的改革方针，并希望“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康复后将重新履行自己的职责”。

但是，上述紧急状态行动遭到了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的强烈抵制。19 日上午，俄总统叶利钦、俄部长会议主席西拉耶夫和俄最高苏维埃代主席哈斯布拉托夫发表了告俄罗斯公民书。他们宣布，紧急状态委员会及其一切决定和命令“都是非法的”，紧急状态委员会解除总统职务和实行紧急状态是“右派反宪法的反动政变”，是“不能接受的”。

他们呼吁俄罗斯公民对政变“给予应有的回击”，军人们“不参与反动政变”，“在俄罗斯全境内举行无限期的总罢工”。紧接着，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政府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称他已签署命令，认为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均是“违反宪法的，其组织者的行为乃是国家政变，是国事罪”。叶利钦召见外国使节，呼吁全世界关注苏联发生的事件并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同时，叶利钦还致信苏联军队、克格勃和内务部官兵，要他们在关键的时刻“作出正确的选择”，“不要成为一伙践踏苏联宪法和法律的冒险家犯罪意识的盲目的工具”。叶利钦还在俄联邦议会大厦前登上一辆装甲车，斥责紧急状态是“右派反宪法的反动政变”，呼吁俄罗斯人民立即举行总罢工予以抗议和回击。成千上万的群众在西方国家广播电台的煽动挑拨和叶利钦的号召下，走上莫斯科街头示威游行，拦阻执行紧急状态任务的坦克装甲车，并构筑路障保卫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白宫）。

8 月 19 日这一天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的命令、声明远远多于所采取的行动，并未对其政敌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请看记者当时的一段记录：“此时此刻，记者们从俄罗斯领导人的神情……预感到似乎将发生某种类似电影《列宁在十月》中革命的工人、士兵和水兵攻打冬宫速捕临时政府部长的事情。但是‘攻打冬宫’的场面并未出现，在白宫外面，一长排坦克停在那里，一些市民在和坦克兵交谈，询问这些军人从何处来？接受了什么命令？他们之间毫无敌对情绪。西方电视记者抓紧时机拍下这难得的场面。这时已是中午 12 时，从宣布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起已过去了六个小时，叶利钦等俄联邦领导人仍然安然无恙。”

针对俄联邦的种种抵制行为，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仅仅发表声明,警告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不要采取“不负责任和不明智的步骤”，强调“要在苏联全境恢复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高于一切的原则”

7：军队倒戈支持叶利钦

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和俄联邦的对峙和较量从总体上看，前者处于主动，但由于亚纳耶夫等人迟迟未能采取有力的实际行动，从而坐失了良机。到了第二天，即 20 日，局势进入了更为复杂的对峙僵持状态。

这一天，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方面已无力主导局面，行动章法混乱，措施明显减少。亚纳耶夫宣布撤销叶利钦 19 日颁布的一切命令；苏联内阁表态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采取的措施；苏联内务部长普戈撤销了俄联邦内部调遣数百名内务部军校学员保卫白宫的命令；莫斯科市卫戍司令加里宁上将宣布莫斯科市自当晚 23 时到次日凌晨 5 时实行宵禁。

与此相反，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却大大增加了攻势和压力。

8月 20日上午，俄罗斯领导人发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的呼吁书，要求在 24 小时内安排叶利钦、西拉耶夫、哈斯布拉托夫、亚纳耶夫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在三天之内组成一个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在内的小组，对戈尔巴乔夫的健康状况进行医疗鉴定；把军队撤回其常驻地；确保俄罗斯总统不受阻碍地行使职能；停止对俄罗斯领导人的威胁，确保他们的不可侵犯性的行动自由；解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废除其一切决定和指示。®20 日下午，叶利钦签署命令，宣布他将履行俄罗斯境内武装力量总司令职务，并发布命令，任命新的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和俄罗斯国防部长。叶利钦还打电话给英国首相梅杰，呼吁西方施压，以释放戈尔巴乔夫。8月 20日上午，俄罗斯领导人发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的呼吁书，要求在 24 小时内安排叶利钦、西拉耶夫、哈斯布拉托夫、亚纳耶夫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在三天之内组成一个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在内的小组，对戈尔巴乔夫的健康状况进行医疗鉴定；把军队撤回其常驻地；确保俄罗斯总统不受阻碍地行使职能；停止对俄罗斯领导人的威胁，确保他们的不可侵犯性的行动自由；解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废除其一切决定和指示。®20 日下午，叶利钦签署命令，宣布他将履行俄罗斯境内武装力量总司令职务，并发布命令，任命新的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和俄罗斯国防部长。叶利钦还打电话给英国首相梅杰，呼吁西方施压，以释放戈尔巴乔夫。

8 月 20日，俄罗斯其他领导人鲁茨科伊、哈斯布拉托夫和西拉耶夫会见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卢基扬诺夫答应保证 8 月21 日召开的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正常进行，进驻莫斯科的军队返回原驻地，并保证俄罗斯领导人不受威胁。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宣布，莫斯科不实行紧急状态，“任何企图绕过莫斯科人民合法选出的机关来控制本市的机构，都将被视为是冒名的和违反法律的。所有组建这类机构和同意在这种机构工作的人都得承担刑事责任”。列宁格勒市市长索布恰克公开表示支持俄罗斯领导人发出的举行无限期总罢工的呼吁，他认为“8·19”事变必将失败，并称：列宁格勒军区司令萨姆索诺夫上将以军人的名誉向他保证，军队不会进行干预。

与此同时，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态度开始明朗化，出现了不利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征兆。哈萨克斯坦、爱沙尼亚、摩尔多瓦、格鲁吉亚领导人纷纷发表声明或呼吁书，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和决定是违法的，在本共和国不具有法律效力。例如，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发表正式声明称：宣布紧急状态只能以宪法和法律为基础；应让戈尔巴乔夫亲自证明他不能胜任完成他担负的职责；并主张尽快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会议应决定在十天内举行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

军队也开始出现分化。苏联空军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上将、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中将公开站在俄联邦政府和议会一边。空降兵副司令列别德少将亲自指挥从图拉来的 50 辆载有空降兵的战车参加了保卫白宫的战斗。”包围俄议会大厦和驻扎在莫斯科近郊的塔曼摩托化步兵师转而支持叶利钦。驻守在莫斯科周围的多数师的指挥官，都以不向人民开枪为由，拒绝执行进攻白宫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紧急状况委员会决定调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精锐的反恐怖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试图以突袭的方式攻占白宫。可是，除组长卡尔普欣之外，副组长戈洛瓦托夫、各分队队长等均以命令违法为由，拒绝执行。阿尔法小组的这一举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决定了“8.19”事件的失败命运。

8：戈尔巴乔夫宣布恢复对国家的控制

8 月 21日，形势发生逆转。凌晨，苏军坦克、装甲车队奉命向俄罗斯议会大厦进发。一个由 10 辆轻型坦克组成的车队在斯摩棱斯克广场附近与白宫的保卫者发生冲突。军队两辆装甲车被焚，冲突中 3 名市民死亡。军队遂停止前进，退回原地。上午 10 时，苏联国防部部务委员会决定把各部队从实行紧急状态的地区撤出并返回固定的驻地。莫斯科市卫戍司令加里宁也发布通告，宣布在首都莫斯科“实行宵禁是不合适的”，决定从 8 月 21 日起解除首都的宵禁。随后，形势急转直下，苏共中央书记处、苏联内阁等纷纷公开表态，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下午，在俄罗斯议会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叶利钦宣布他已经控制了驻扎在俄境内的武装力量。在得知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拉诺夫、季贾科夫等人前往克里米亚的消息之后，俄议会紧急会议决定派俄罗斯联邦副总统鲁茨科伊和总理西拉耶夫前往克里米亚会见戈尔巴乔夫。19 点 30 分，戈尔巴乔夫同到达克里米亚的鲁茨科伊、西拉耶夫、卢基扬诺夫、伊瓦什科等会晤，而对亚佐夫、克留奇科夫等人则拒而不见。19 点 35 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会议，宣布“认为实际上停止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履行他的宪法规定的职责并把这种职责转交给副总统的做法是非法的”。20 点 17分，苏联检察院发表公告指出，鉴于非法成立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行动中存在着犯有国事罪的证据，苏联总检察长已提出刑事起诉，并指派侦察员进行调查。20 点 10 分，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发表声明，宣布他已恢复对国家的控制。深夜，戈尔巴乔夫夫妇、女儿、外孙女等在鲁茨科伊的陪同下离开克里米亚回到莫斯科。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和季贾科夫返回莫斯科后被捕，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相继被捕或受到审讯。普戈被捕前在自己家中开枪自杀。至此，持续60 多个小时的震惊世界的“8·19”事件彻底失败。

9：戈尔巴乔夫与“8.19”事件

“8。19”事件这一对苏联共产党和联盟国家的前途命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事件仅存在不到三天就失败了。这一事件失败的直接原因大致可归结为如下几点：（1）缺少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2）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仓促起事，计划不周；

（3）没有对“激进派”等政敌采取非常手段；

（4）叶利钦等“激进民主派”的坚决抵抗；

(5)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和干预。

可以说在上述原因中，前三项原因是起主导作用的。而它们又同一个核心关键问题密切相关，即“8·19”事件的性质。也就是说，亚纳耶夫等一批苏联核心层高级领导人为什么会发动“8。19”事件，是为了帮助戈尔巴乔夫挽救苏共、联盟的危局？还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铤而走险，企图通过一场“宫廷政变”，推翻戈氏，取而代之？

为了弄清上述问题，我们需要对“8·19”事件发起人的行为性质及戈尔巴乔夫在事变中的表现作出分析和评述。

“8。19”事件行为人性质评述，“8·19”事件是苏联国内政治、经济、民族、社会等矛盾极端尖锐化的必然结果。事件发生后及事件失败之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及西方社会却把它称为“八月政变”或“非法的反动政变”、“反宪法政变”等。但是，从事变前及事变过程中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及其他们的行为方式等方面来看，政变一说有失偏颇，它至少不是一场如戈尔巴乔夫所说的针对他的夺权政变。

10：戈尔巴乔夫的“默许”8.19事件爆发？

首先，在此前没有明显征兆的情况下，很难想象在短时间内会形成一个包括戈氏手下党、政、军所有核心部门领导成员的政变集团，逼他下台交出政权。

“8·19”事件从酝酿到发生时间很短，从 8 月 4 日戈尔巴乔夫携家人到克里米亚去休假到 8 月 18 日总共是 15 天。从事变的参加人物看，参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八名成员均为党政等部门要员，其中七人是苏共中央委员(季贾科夫除外)。这些人都是戈尔巴乔夫的心腹和最亲近的人，其中亚纳耶夫、普戈于 1990 年 12 月任现职。亚纳耶夫在 1990 年 12月召开的苏联第四次人代会上被戈氏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戈尔巴乔夫称他为“有经验的政治家”，“坚持原则的人”和“改革的积极拥护者和参加者”，“信得过的人”。在第一次无记名投票中亚纳耶夫因少 31 票未过半数而未能当选。后经戈尔巴乔夫再次提名经第二次投票才当选为副总统。帕夫洛夫 1991年 1 月任总理。与事变有牵连的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虽未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名单上签字，但声明支持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苏联外长别斯梅尔特内赫（向国外通报紧急状态情况)，可以说当时苏联党、政等核心层的绝大多数人不同程度地参与或卷人了这一事件。并且他们把事变时间选在新联盟条约即将签署(实际上是宣布苏共、联盟的不复存在)的前一天。因此，如果没有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某种直接或间接默许、认可（这一点下面将谈)，不是为了挽救苏共和联盟国家的命运，很难想象这一大批党、政、军要人甘愿冒丢官坐牢的巨大风险去策划一场没有多少成功把握的政变。

其次，如是“精心策划”的夺权政变，“8。19”事件发起人就用不着向戈尔巴乔夫“请示”并对他“心慈手软”。

“8·19”事件的组织者在此前，即在 8 月 18 日派舍宁、巴克拉诺夫、瓦连尼科夫（苏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博尔金（苏联总统办公厅主任）前往克里米亚向正在休假的戈尔巴乔夫总统请示。在戈尔巴乔夫“拒绝”签署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后，除了切断他与外界的通信联系之外，并未对戈氏采取其他强制性的非常措施。”而且，当亚纳耶夫等人得知戈尔巴乔夫不与他们合作之后，竟显得十分紧张，不知所措。叶利钦是这样描写亚纳耶夫的，“当他终于和大家等来了从福罗斯飞回来的同伙们，得知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断然坚决，并果断地切断了他和‘总统班子’的一切联系时，——当时看得出亚纳耶夫激动不安起来，且很长时间没能迫使自己在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上签字”。

最后，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失去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仓促起事，显得六神无主、行动策略杂乱无章，坐失了许多良机。

叶利钦公开承认正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毫无精神和思想上的准备，才使他得以从容组织力量打着维护宪法、营救合法总统的旗帜进行反扑，并认为真正的军事政变绝不该表现得这样迟钝、犹豫，“这场阴谋的傀儡和迟钝性刚一开始表现出来，我便很快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一个真正的军事集团不应该这样行动”。并且，他们仍然对戈尔巴乔夫存在着很深的幻想和依赖。在 8 月 19 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苏联代总统亚纳耶夫表示“今后仍打算遵循”1985 年戈尔巴乔夫所开始的方针，并称戈氏只是“由于身体状况暂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处于十分安全的状态中，没有受到任何威胁”，“我希望我的朋友戈尔巴乔夫总统将返回自己的岗位，我们将一起工作”。而到 8 月 21 日，在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巴克拉诺夫、亚佐夫、克留奇科夫等人又飞往克里米亚向戈尔巴乔夫“谢罪”，解除对他的软禁。

11：戈尔巴乔夫《八月政变》如是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8·19”事件不是一场预谋推翻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政变，而是苏联传统力量迫于形势的压力为挽救联盟而采取的一次行动。他们的最初考虑是：让戈尔巴乔夫签署命令，征得他的同意，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阻止新联盟条约的签署，以挽救危在旦夕的联盟的命运。在未得到戈尔巴乔夫同意或明确支持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发动了事变，因为他们已经无路可退：自 1991 年 4 月，“9+1”联合声明签署之后，戈、叶再次联手，具有邦联性质的新联盟条约一旦签署,不仅联盟国家的生存将成问题，而且戈尔巴乔夫周围的这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也将被迫交权，退出政治舞台。

另外，有记载说，“8·19”事件之前，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举行的会晤中，叶利钦曾建议撤销戈尔巴乔夫周围的人，如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和帕夫洛夫的职务，以此作为签署新联盟条约的前提条件。®博尔金谈到戈尔巴乔夫在去克里米亚休假前曾这样对他说：“你知道我同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的会见吗？他们要求解除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的职务，不让这些老头子乱插手。”@而这一秘密交易很快就被克留奇科夫等人发现了。

叶利钦对这一过程是这样交代的：1991 年 7 月 29 日，在新奥加廖沃（距莫斯科 35 公里的郊外总统官邸）举行的讨论新联盟条约的秘密会晤中，他是这样说服戈尔巴乔夫的：“如果寄希望于更新联邦的话，那么只有在哪怕是撤换一部分他周围的那些非常令人讨厌的家伙的情况下，各个共和国才能加入这一新的联邦。倘若对立陶宛事件负有罪责的克留奇科夫仍然是克格勃的主席，那么谁还相信新的联盟条约?！任何一个共和国都不愿意加入这样的联盟。或者说那个国防部长亚佐夫吧，难道说新的联合体里能让这样一个来自陈旧过时时代里的‘鹰’存在吗?”叶利钦说，“8·19”事件后，苏检察机关的侦察员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发现了这次秘密谈话的记录，并称：“或许，这一记录就成了 1991 年 8 月事件的导火线。”

其一：戈尔巴乔夫在事变中的表现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是“8·19”事件中一位至关重要的中心人物。关于他在事变中的态度和表现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其一，戈氏本人称他和“8·19”事件的策划者没有任何联系，他在事变中表现英勇,正是他的镇定自若和坚持原则性打乱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阴谋和部署。戈尔巴乔夫在事变之后不久出版的《八月政变》一书中，对他当时的行为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重点叙述。

(1)当他得知巴克拉诺夫等不速之客到来时，意识到了事态的极其严重性，但却非常镇定。

“我意识到这次派来的代表团不是我惯常与之打交道的那一类。我首先把所发生的事告诉了我的妻子、女儿和女婿。事态显然十分严重。我不排除对我采取讹诈、逮捕或其他手段的可能性。实际上任何事都可能发生。‘你们必须明白’，我告诉赖莎·玛克西莫夫娜、伊利娜和阿纳托利，‘我决不向任何讹诈、威胁或压力屈服，也不会从现在的立场上后退。”

（2）他严词拒绝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要他或者签署命令，或者交权的最后通牒。

“他们使我面对这样一种局面：要么签署法令而保留原职位，要么把职权交给副总统。”“这时瓦连尼科夫提出要求：“交出你的辞呈。’我拒绝了这位将军的无理要求，并且说：‘这两件你们一件也得不到——把这告诉派你们来的人吧。’”

其二，博尔金等人对戈尔巴乔夫在“8。19”事件中的表现却持另一种说法，认为事变是在他的影响和默许下进行的。

首先，“8·19”事件前，戈尔巴乔夫曾有过要实施紧急状态的言行。例如，博尔金称1991 年 8 月 16 日，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福罗斯疗养地给他打来电话，当谈到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会晤时，戈尔巴乔夫气愤地说：“你知道这叫什么？这是分立主义，这是不顾苏联总统的意见，地方官来决定国家大事。这是阴谋！我绝不会放过这件事，我要立刻采取措施……”@博尔金称正是戈氏本人在“8·19”事件前夕“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促使强力部门的领导人采取了非常措施——在国内一些主要地区实行紧急状态”。

其三：强力部门的人前往克里米亚向他请示实施紧急状态时，“他并没有感到惊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默许了他们的举动，于是便发生了“8·19”事件。

博尔金写道，当巴克拉诺夫等人向他通报了近期国内的危急形势，并根据他以前关于采取应急措施提出几套具体行动方案时，戈尔巴乔夫并没有给予明确肯定的答复，只是说：“你们提出的这些方案最好能以民主的方式实施，因此，我建议先做那些迫在眉睫的事情。”在与巴克拉诺夫等人分手时，他还这样补充道：“好吧，就这样,你们干吧。”当戈尔巴乔夫给出这种含糊其辞的答案之后，事变的策划者中有人说：“既然总统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干脆一切还照旧吧。”

最后，根本没有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派成员强逼戈尔巴乔夫就范及遭到他严词拒绝这样的事。

瓦连尼科夫在驳斥戈氏的《八月政变》一书中多次歪曲、捏造事实时，气愤地这样质问道：“干嘛要造此谣言？为了极尽所能为他在克里米亚经历的‘悲剧性’事件增添光辉吗？是谈到了辞职的事，而是讲我要辞职。我说，我要打报告辞职。

以上叙述有一点是明确的，即“8·19”事件绝不是亚纳耶夫几个人的孤立性行动，它与作为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有着直接的，甚至可以说非常密切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说明这一问题。

第一，1990 年11月以来，戈尔巴乔夫或本人或授权其下属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企图恢复国家秩序，挽救危机。其中包括戈氏对普戈、亚纳耶夫和帕夫洛夫的任命，出兵立陶宛等。1990 年 11 月，针对苏联某些共和国内分裂国家及军队活动的愈演愈烈，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受总统指示”两次在苏联中央电视台发表讲话，提出了八条措施强硬的声明，表示军队在必要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动用武器”

第二，实施“紧急状态”至少是戈尔巴乔夫曾考虑过的解决国家危机的方案之一。

博尔金说从 1991 年 1 月起，戈尔巴乔夫曾多次召集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季贾科夫和巴克拉诺夫等人商讨解决危机的办法，“总统对局势很担心，曾委托安全会议一些成员制定实施紧急状态的方案。他听过汇报，但至今尚未下决心”。@戈尔巴乔夫尽管在“8·19”事件后把自己说得很英勇，并多次声称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没有关系，但他在《八月政变》一书中也不得不承认，事变之前考虑过实施紧急状态，“出于偶然，在前几天我曾同我的助手契尔尼亚耶夫一起起草一篇重要文章。文章谈的是我国的形势及可能的演变。而在被考虑到的若干‘剧情’中，就有实施紧急状态”。

既然戈尔巴乔夫对促成“8。19”事件起了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那么，为什么一旦真要实施紧急状态，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又表现得如此暧昧、模棱两可，甚至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呢？

12：戈尔巴乔夫彻底背叛社会主义事业

比较一致的解释是：作为政客的戈尔巴乔夫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最为擅长的手段就是左右摇摆、见风使舵，以便为自己日后左右逢源留下退路。博尔金说，遇事不明确表态、善于摇摆是戈尔巴乔夫最显著的性格特点，而这一性格特点在“8·19”事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当巴克拉诺夫为戈尔巴乔夫突然变卦，没有亲自签署实施紧急状态法令感到不解、困惑时，其他人是这样解释这一问题的：“那么你想让他这种大人物当众说‘行’吗?”“即使对并非这样微妙的问题，戈尔巴乔夫也从不说‘行’或‘不行’，他通常只用一些感叹词，用沉默或转移话题的办法来回避问题”,“那么你是想让他向全世界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吗?指望他这样做，那可太天真了。这种事情一般都不会这么处理的”。连叶利钦也声称，虽然事变后，戈表现得义愤填膺，但不排除他曾脚踩两只船，“政变”是他与其下属达成的一桩交易的可能性。“戈尔巴乔夫了解所有的情况，这是他自己导演的一出戏——让肮脏的手为他打通一条路，然后他再回到处于紧急状态下的新的国家。然后他便可以处置民主派、俄罗斯领导人、‘变得厚颜无耻的’波罗的海国家和最近开始抬头的其他加盟共和国，最后自己独揽大权。我们俄罗斯的领导者必定会呼吁公民不要服从并举行抗议活动，白宫周围马上会筑起街垒，冲突将不可避免。而戈尔巴乔夫会突然出现，借亚纳耶夫和卢基扬诺夫之手破坏联盟条约。”

戈尔巴乔夫在“激进派”和“传统派”都极力争取他的情况下，权衡左右，摇摆的天平开始向右倾斜。叶利钦分析了他变化的原因:“随着‘激进派’势力的日益强大，我们二者的利益终于相互一致了。戈尔巴乔夫保住他最高的职位，我则保住自己的独立。这对于我们二人而言乃是理想的决策。”@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叶利钦在新联盟中给戈尔巴乔夫的具体利益和好处是：

（1）他作为苏联总统，仍保有外交，国防及“大部分财政系统”的权力；

(2)他能够推卸掉对民族冲突所负的责任，“从一个“带枪的人’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和平的维护者、一个‘公断法官’”；

（3）他可以“充当许多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才在“8·19”事件中保持得如此“镇定”、“稳重”并“站稳了立场”。

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彻底背叛

8 月 22 日，被解除软禁的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休假地区返回莫斯科。他对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感恩戴德，不仅称赞叶利钦是“抵制阴谋和独裁的中心”，起了“卓越作用”，而且与叶利钦达成协议：准许在紧急情况下，一方代表另一方的职务。戈、叶再次联手在全苏境内掀起了又一轮反共高潮，戈尔巴乔夫走上彻底背弃社会主义之路。

逮捕和惩办“8。19”事件的参加者，改组联盟国家机关

“8·19”事件受挫之后，戈尔巴乔夫切齿痛恨他亲手提拔起来的亚纳耶夫、帕夫洛夫等人。他宣称这些人是“罪魁祸首”，必须加以惩办。

8 月 21 日，根据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斯捷潘科夫的命令，拘留了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七名成员(苏联内务部长普戈已自杀身亡)。被拘留的还有参与实施紧急状的其他人员，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舍宁，苏联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也以“涉嫌政变”为名，在取消豁免权后被拘留。8 月 22 日，戈尔巴乔夫颁布苏联

13：各加盟共和国掀起独立狂潮（乌克兰）

乌克兰独立倾向的迅速发展

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就政治、经济、人口、文化、资源及战略地位而言，乌克兰是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个重要国家。长期以来，由于大俄罗斯主义的盛行，乌克兰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同中央的矛盾。“乌克兰人视自身为历史的受害者、被压迫者。”

“对于具有民族意识的乌克兰人（或白俄罗斯人）来说，去接受对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纳希莫夫和其他沙皇时代的人物的崇拜，或把苏联国家和苏联军队视为乌克兰民族的制度是不可能的。”

随着苏联国内“公开性”、“民主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形态的不断恶化，乌克兰的独立倾向迅速得到发展。出现了 20 多个与乌共对立的政治反对派和民族主义组织。其中最大的组织是“乌克兰争取改革人民运动”，简称“鲁赫”，其余还有乌克兰共和党、乌克兰民主党、乌克兰语协会、“绿色世界”等。这些反对派政党和组织公开提出了反对共产党和脱离苏联的口号。

1990 年 7 月 16 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主权宣言，宣布乌克兰宪法与法律高于联盟法律；乌克兰是本国自然资源的唯一拥有者和支配者；乌克兰有权建立自己的军队；乌克兰将建立本国的财政、税收并发行本国货币；乌克兰将成为中立国，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乌克兰拥有广泛的外交权，包括与外国直接建立关系，在国际组织中自己处理本国事务等。

“8·19”事件之后，乌克兰进一步采取实际步骤走向完全独立。8月 24 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召开非常会议，反对派议员向苏共议员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乌共领导人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宣布退出苏共中央和乌共中央及政治局。当天，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宣布乌克兰独立。

8 月 30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一系列“走向完全独立步骤”的决议：禁止乌克兰共产党的活动；在乌克兰境内的全联盟企业、组织、机构必须移交乌克兰所有，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重新分摊财政资源和债务；将苏联外贸银行乌克兰分行的业务移交给乌克兰国家银行；将乌克兰境内苏联边防军和内务部队隶属于乌克兰。9 月初，乌克兰建立了自己的国防部，通过了驻乌境内苏军归乌克兰管辖的命令，宣布非经乌政府允许，禁止在乌领土上进行任何军事调动。10 月 24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原则上通过决议，建立本国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总兵力为 42 万人。

作为苏联最重要加盟共和国的乌克兰的独立无疑给联盟国家的解体以最后一击。

14：各加盟共和国掀起独立狂潮（波罗的海三国及摩尔多瓦，亚美尼亚）

1990 年 3 月 11 日、3 月 30 日和 5 月 4 日，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分别通过了关于恢复国家独立的宣言性文件，宣布脱离苏联、恢复其国家的独立。立陶宛宣布已重新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则宣布正经历一个恢复独立国家的过渡时期。

这三个加盟共和国还宣布：废除苏联现行宪法在这三个共和国境内的效力，批准使用 1918—1940 年独立期间各自的宪法；更改国名为“立陶宛共和国”、“爱沙尼亚共和国”和“拉脱维亚共和国”，分别取消原共和国名称中“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字样。

1990 年 8 月 23 日，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亚美尼亚共和国”。

1991 年 4 月 9 日，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了恢复格鲁吉亚国家独立的法令。

1990 年 6月 23 日，摩尔多瓦发表主权宣言；1991 年 2 月 19 日，摩尔多瓦最高苏维埃决定不参加 3 月 17 日关于是否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1991 年 5月 23 日，摩尔多瓦最高苏维埃决定将“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摩尔多瓦共和国”。

① 1990 年6月5日，摩尔多瓦最高苏维埃曾通过决议，将“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8·19”事件之后，上述国家的独立活动进一步加剧。许多国家再次以不同的方式确认独立。8 月 20 日，爱沙尼亚议会通过了关于宣布国家独立的决定。

8 月 22 日，拉脱维亚议会宣布国家独立，从而结束了独立宣言规定的过渡期。9 月 21 日，亚美尼亚举行公民投票，99.31％的投票者赞成独立。

9 月 23 日亚美尼亚议会通过决议，决定把9 月 21 日定为亚美尼亚独立日。8 月 26 日，摩尔多瓦宣布独立。9 月 6日，新成立的苏联国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承认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与德国签订秘密协定后，强占波罗的海三国

在谋求合并波罗的海三国的同时，苏联也以蛮横的手段恢复了1918 年失去的比萨拉比亚。非但如此，还要求罗马尼亚交出布科维纳北部，作为罗马尼亚错误统治比萨拉比亚 22 年给苏联的部分补偿。6月 30 日，苏联完全占领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

8 月 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将比萨拉比亚并人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北布科维纳并人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在 1940 年 5 月德国进攻法国之后，苏联开始担心德国回师东向，因此不满足已取得的地盘，力图扩大东方战线，将波罗的海三国控制在自己手中。1940 年 6 月，苏联向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发出最后通牒，以苏联红军受到威胁为由，要求改组它们的政府，保证苏联红军能在此获得通行自由。

三国被迫接受了苏联的要求，相继改组政府。但新成立的三国政府还不能让苏联满意。在苏联驻军三国的条件下，7月 14 日和 15 日三国又进行议会选举，各自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并要求加人苏联。苏联最高苏维埃从 8 月 1—8 日召开特别会议，批准该三国作为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

苏德签订秘约后，从 1939 年 9 月到 1940 年 8 月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苏联通过占领和合并邻国的领土，获得 46.6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增加了 2300 万，其中 1300 万人是以前的波兰居民，1000 万人是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的居民。苏联在波罗的海获得了不冻港，使西部的边界向前推进了 200—300 公里。

15：各加盟共和国掀起独立狂潮（中亚五国）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苏联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民族关系日益成为改革中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主体民族基本上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作为中亚各国基本问题的民族关系问题的根源在于各加盟共和国主权的名存实亡，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恢复共和国的主权。到“8·19”事件前夕，要求主权的呼声日盛。主要表现如下。

领导人和舆论界的言论文章的内容经常涉及这类话题。如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1990 年就曾说道，“如果我们果断地采取让共和国实施最大的自主性的方针，那就可以避免现在的许多问题。至少中央不会在今天严重的经济紊乱下被压垮，难以招架”，他认为，解决经济危机的“当务之急是实施共和国经济主权思想”。

涌现了许多政党和社会团体。它们绝大多数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层次上以争取共和国主权为目标。在许多社会骚乱和冲突中都有人提出“主权”、“独立”等口号。自 1990 年下半年起，中亚各国纷纷发表了主权宣言，甚至连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党报《社会主义哈萨克斯坦（哈文)》也于 1991 年 6 月 15日改名为《主权哈萨克斯坦》。

但是，由于历史、经济、民族等一系列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使得除土库曼之外的中亚各国走上独立之路具有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不同的特点。虽然民间独立的呼声和要求与日俱增，但决策层始终比较冷静，一直表现出只是要求主权而非谋求独立的鲜明倾向。

尽管中亚各国长期以来对联盟中央无视加盟共和国的主权，肆意损害其利益的所作所为怀有强烈的不满和愤怒，但同时它们也都看到若没有联盟国家，它们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事业不会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同时，以原材料开采加工和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使它们难以断开与联盟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

再有，各国为数众多的俄罗斯移民已成为各国国民经济的骨干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实现科技进步的重要媒体和推动力；各国均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没有出海口，加之长期封闭在苏联之内，独自走向世界市场有诸多不便。正因为如此，中亚各国在与联盟中央的矛盾、斗争中才表现出了争主权而非谋独立的特点。

这一特点最突出地反映在 1990 年下半年各国发表的主权宣言中。虽然各国都宣布本共和国是主权国家，有权自行决定本国国家生活中的任何问题，但同时都强调“反对瓦解联盟”，表现出与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宣言的根本性区别。不仅如此，各国对苏联公布的新联盟条约草案，也反应积极，并且在 1991 年 3 月 17 日举行的决定联盟国家命运的全民公决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五国公民的投票率和赞成率都明显高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在“8·19”事件之后，虽然各国就支持本国独立举行的全民公决同样获得了很高的投票率和赞成率，但这主要是因为中亚国家已经认识到，联盟国家的解体已成定局，除了顺应这一趋势已别无选择，除土库曼之外，中亚各国的独立可以说基本上是出于无奈。塔吉克斯坦议会发言人阿利耶夫·阿卜杜德当时的一句话就充分表达了这种状态：“我们不能落在其他共和国后头，大家都在宣布独立，因此我们也宣布独立。”

中亚五国除土库曼于 1991 年 3月 11 日宣布独立之外，其余四国都较晚，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为 1991 年 8 月 31 日，塔吉克为 1991 年 9 月 9 日，哈萨克为1991 年 12 月 16 日。

16：阿拉木图会议的最后判决

1991 年 12 月 13 日，中亚五国元首在阿什哈巴德会晤时，曾提议各主权共和国在 12 月聚会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以签署建立“独立国家欧亚联合体的协定”。1991 年 12 月 21 日，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之外，前苏联的 11 个共和国元首聚会阿拉木图，着手进行独联体的第二次成立工作并最后宣判苏联的结束。

戈尔巴乔夫这位“永不甘寂寞”的苏联总统很想来参加这次会议,但这里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东道主纳扎尔巴耶夫也没有给他发邀请信。戈尔巴乔夫不能与会，但他仍然表示要对独联体的进程发挥作用。

1991年 12 月 19 日，他致信阿拉木图会议的参加者，提出了自己的七点建议。

(1)联合体的正式名称为“欧亚国家联合体”。

（2)联合体内的国民实行双重国籍，即在承认有关国家国籍的同时，也承认“联合体国籍”。

（3）联合体国家实行统一的经济空间，并在一切重大经济问题上采取协调措施。

(4)建立一个统一控制和指挥的战略力量。

(5)建立联合体对外关系事务机构，对外代表联合体参加国际性组织，包括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席位问题。

(6)协调联合体各国在文化、语言、民族间交往、保护古迹等方面的工作并建立相应的协调机构。

（7)为解决法律继承程序问题，建议批准联合体文件和交换批准文件后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最后一次会议，以通过苏联停止存在和把苏联的合法权利和义务交给欧亚国家联合体的决定。

不过，戈尔巴乔夫的这封信根本就没有被拿到会议的桌面上，与会领导人对它根本就无暇一看。

12 月 21日，11 国元首共同以创立国的身份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的议定书》、《阿拉木图宣言》、《关于参加联合国问题的决定》、《关于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调机构的协定》《关于对核武器采取共同措施的协定》等重要文件。

《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的议定书》宣布：“阿塞拜疆共和国、亚美尼亚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哈萨克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共和国、土库曼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和乌克兰共和国在平等的原则基础上作为缔约各方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对缔约各方中的每一方来说都从协议被批准之时起生效。”

《阿拉木图宣言》宣布：“随着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停止存在。”独联体国家将“努力建设民主的法制国家，将在互相承认和尊重国家主权、主权平等及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平等和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不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不施加经济或其他方式的压力，和平解决争端，尊重人权与人的自由（包括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认真履行国际法义务及其他公认的原则和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

“互相承认并尊重领土完整及现有边界的不可侵犯。”“联合体参加国将通过以均等原则建立的，按联合体（它不是任何国家组织）成员国协议规定的程序行使职能的协调机构实行平等协作。”“为保障国际战略稳定与安全，将保留对军事战略力量的统一指挥和对核武器的统一监督；各方将互相尊重争取成为无核或中立国家地位的愿望。”“独立国家联合体在其所有成员国都同意的情况下，可供前联盟成员国或同意联合体宗旨与原则的其他国家加入。”各国“重申愿在形成并发展经济区域、全欧和欧亚市场方面进行合作”。“联合体成员国保证按自己的宪法程序履行前联盟条约与协定中规定的国际义务。”

同一天，出席阿拉木图会晤的 11 国元首联合致函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告诉他“苏联已经停止存在，苏联总统设置同时取消”，要求他将核按钮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把“军队最高统帅权”转交给武装力量临时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独联体的第二次成立工作至此顺利完成。独联体成立之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及最后在法律程序上宣布苏联停止存在就成为十分现实的问题。

17：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和苏联解体

1991 年 12 月 23 日，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就苏联总统辞职问题进行了长达八个小时的会谈。会谈进行得并不轻松，叶利钦这样写道:“这是一次艰难的、长时间的谈话。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后来连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沙赫纳扎罗夫也加入了会谈。当然，戈尔巴乔夫知道情况的结局如何，这一切对于他并不意外，早已仔细做好了‘让位’的准备。”

戈尔巴乔夫同意交出军权和发射 2.7 万枚核弹头的“核按钮”，并把克里姆林宫总统府让给叶利钦。在这次谈话中，戈尔巴乔夫还把一些珍贵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斯大林时期的文件，亲手交给了叶利钦。

戈尔巴乔夫也许担心今后有朝一日会找他算账，因此向叶利钦提出应保证他辞职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叶利钦一口回绝了这一要求，称“法律没有作这样的规定”，并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您有什么不放心的话，现在就招认。”

戈尔巴乔夫此时最为关心的是他辞职后的待遇问题，因此这一问题在这次会谈中占了相当重的分量。叶利钦有如下记载：“作为“让位’的代价，戈尔巴乔夫所提要求的清单很长，足足有满满几大张纸，但实际上全是些物质要求。如每月提供相当于总统最后一个月工资的退休金、总统住房、别墅、他自己和妻子的汽车，但主要的是基金会。还有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大楼、原来的社会科学院、交通工具、设备以及警卫队。”“戈尔巴乔夫打这种算盘的心理是很明显的：您不是很想避开我吗，那好吧，请慷慨解囊吧。但我极力克制住自己，用很坚决的语气对他说，我一定把这个问题提交共和国首脑会议研究。”“在共和国首脑会议上，许多人都赞成完全剥夺前总统的一切特权，只保留我们一个普通退休者应享受的待遇。我却建议为适时隐退的国家首脑开创一个先例，只是不要闹事。于是，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所有要求，除了特别过分的之外，几乎都得到了满足。

”叶利钦答应，戈尔巴乔夫辞职后，将向他提供每月 4000 卢布的退休金；提供一幢国家别墅、一处住宅和两辆小汽车。当戈尔巴乔夫提出辞职后要 200 名保镖时，叶利钦把这个数字除以 10，称：“只给 20 名!”

12 月 24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同他的全体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同他一起致力于“改革”的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人举行了告别会议。

1991年 12 月 25 日，世界历史将记住这个日子。这是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总统的最后一天，也是苏联存在的最后一日。上午 10时，戈尔巴乔夫来到克里姆林宫总统府，精心准备他将于晚上宣读的辞职告人民书。

17 时零 4 分，他最后一次以苏联总统的名义打电话给美国总统布什，通报了他即将辞职的消息，并请美国总统对关系到 2.7万枚核弹头的“核按钮”的安全可靠性放心，同时向布什夫妇致以最诚挚的圣诞祝愿，并对布什这位“老朋友”表示感谢。在此之前，戈尔巴乔夫还分别同法国总统密特朗、德国总理科尔和英国首相梅杰等先后通了电话。在宣布辞职前，戈尔巴乔夫还签署了最后一道总统令，宣布辞去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职务。

18：存在74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地图上消失

12 月 25 日晚 10 时，戈尔巴乔夫通过架在总统办公室的苏联中央电视台和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台的摄像机，同时向苏联全国和全世界发表了告人民书。戈尔巴乔夫宣布，他怀着“不安的心情辞职”。

他说：“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形成的局势，我停止自己作为苏联总统职务的活动。作出这一决定是出于原则性的考虑。”他声称：“我坚决主张各族人民的独立自主，主张共和国拥有主权；同时主张保留联盟国家，保持国家的完整性。但是，事态却是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的。肢解国家和分裂国家的方针占了上风，对此我是不能同意的。”

但是，事态为什么会沿着另一条道路发生？到底谁应该对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负责，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就这些重大问题向苏联人民作一个交代。

不仅如此，他话锋一转，又开始老调重弹，大讲他发动的六年来的“改革”给苏联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获得了自由，从政治上和精神上得到了解放，使国家丧失繁荣昌盛可能性的极权制度已被消除，自由选举、新闻自由、宗教自由、代表制权力机构、多党制成为了现实，人权被认为是最高原则。开始走向多种成分经济，确立了各种所有制形式的权利平等，结束了“冷战”，等等。

然而，上述“成就”却掩盖不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伴随戈尔巴乔夫改革而至的苏联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危机的全面爆发。尽管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改革付出代价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改革失败并使国家走入灾难深渊的事实是谁也无法回避的，他不得不承认：“危机中最有害的是国家解体。直到今天我还对我国人民失去一个大国的国籍感到不安，它会给所有的人带来十分沉重的后果。”

戈尔巴乔夫的这一讲话持续了 12 分钟。在此之前，19 时 20 分，戈尔巴乔夫把“核按钮”———装有发射苏联核武器密码的 1. 5 公斤的黑色公事包郑重地通过独联体武装力量临时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交给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至此，年届六旬的戈尔巴乔夫在经过六年零九个月的“改革”之后，从苏联权力宝座的巅峰跌落下来，失去了他苦心经营的一切。

19 时 32 分，克里姆林宫上空那面为苏联几代人熟悉的印有镰刀锤子图案的苏联国旗在夜色的寒风中开始徐徐下落、下落……19 时 45分，一面俄罗斯联邦的三色旗取而代之，升上了克里姆林宫上空。

1991 年 12 月 26日上午，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以履行终止苏联存在的法律手续。

会场空空荡荡，冷冷清清，不足百人，因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议会已召回了本共和国的绝大多数代表。主席台上只有共和国院主席阿利姆扎诺夫一人。代表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至此，存在了 74 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地图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