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硬茬了

吊脚楼

　　上周收到止庵先生的《茶店说书》，甚为欢喜。我是止庵先生的钢粉，他的随笔我是喜欢读的。他总共出版了十一本书，我读过他的六本，《茶店说书》是第七本了。

从菜鸟驿站取书后，老伴要洗头，她洗她的头，我歪在发廊的沙发上看《茶店说书》。

阳光好像是斜着从玻璃门涌进来的，很温暖，照在我斜斜的身上和斜斜的书上。

《茶》是止庵的随笔集，小开本，封面很别致，土黄的基色上有两朵变形的血红的花，很夸张地绽放着，花芯是睁得圆圆的眼睛。显然，这是挺有象征意义的。

全书分上下卷，也就四十九篇文章，读过五篇文章后，觉得读《茶店说书》，我算是碰见硬茬了。第一篇《推理小说的两派》就把我打懵了。我本就不喜欢读侦探小说（止庵说，侦探小说，严格地讲应叫推理小说），他的文字中所列举的推理小说我竟然一本（篇）都没读过。读这篇文章让我想到另一种阅读方式，即不读文学原著却硬生生地啃文学史的尴尬。

回家硬着头皮把四十九篇文章读完，并粗略作了统计，全书的文字中共涉及九十多本书，大概有七十多本我是没读过的。我似乎又一次觉着我仅仅是个伪读书人，至少是个吃偏食的读书爱好者。

在我国的随笔作者群里，止庵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他不像有些作者有着学者的身份，随笔只是其余兴或副业；也不同于那些作家出身的作者。学者有自己的专业研究作后盾，所作的随笔往往坚实深厚；作家则常以绚烂不羁取胜。止庵似乎是天生的随笔作者，上述的优点他都沾一些。

起初读的是他的《惜别》，后来陆续读他的《樗下随笔》、《如面》、《俯仰集》，读后都有相当好的阅读体验。他虽年过花甲，十一本著作，数量是不算少了。他的作品在质量上也相当整齐——这除了指他的文字大抵成熟老到、耐得咀嚼外，主要还是指他笔下几乎没有太差的篇目。这说起来好像是个很低的标准，其实不然。即便对于随笔大家，这也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而这“不差”，主要在于他每篇作品都有点自己的东西，也就是所谓“言之有物”，或曰“言必己出”。

比如，在《关于散文诗》中，他重提了自己的“诗是情感的外化，文是心境的外化”的看法，又说：“诗是一点也不该讲理的，而文可以；诗允许做一做，文却不能。”“诗意是为诗所必须，但对散文来说，就不是那么须臾不可离开的了。”他从而得出结论：散文诗和抒情散文正是诗和散文这两种体裁间的过渡。进一层的意思则是：“我对于那种一提到散文就只想着是抒情散文或者把抒情散文当成散文的主流的看法一向有些敬谢不敏，因为按照前边的意思，抒情散文只能是处在边缘上，哪儿能算什么主流。”不管阅读者是否同意他的看法，这意思无论如何总是他自己的，并且也是有力的。而在《沧州前后集》和《散文家浦江清》等篇中，他又多次提出，在纯散文里找不到爱读的文章时，便常在学术论文里找好文章读，而有见解有性灵的论文往往正是最好的散文。这也是极独特的意见，而他竟还能言之成理：“美文在一切文章中是最难的，因为‘论’中运转的是理性，而‘文学’就本质而言是感性的，美文可以说是一种审美地表现理性的文体……我想其间发生着联系的乃是‘趣味’这两个字，也就是说，作者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对于他的观点与材料，发生了审美意义上的兴趣，这兴趣带动了作者的感性，他把理性的东西消化了……他写，是因为他太有兴趣了，所以就由着他款款道来。”我是很赞赏他的这些观点的，我以为这真可说是散文理论（至少是中国散文理论）的一大突破。

止庵随笔中的新见，主要集中于鉴赏这一面，尤注重于对艺术性的寻察探访。鉴赏有若品茶，品菜，品字，是要有独特体验才行的；有了体验还要能说得出，说得透，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有些作品，如香气袭人的花茶、重辣重味的川菜、奔放潇洒的行草，光华四溢，谁都能说出它的好来；而对碧螺春之清淡、日本菜之本色，及风雅内敛的书法之类，就很难找到可说的话了。而学界又有着对于鉴赏的轻视，如一个教授是搞鉴赏出身，就很容易被人看不起，仿佛这是远低于考据或抽象的义理阐述的行当。因鉴赏人人都会搞，一如吃茶吃菜人人都会一样，却不知高层次的（非人云亦云的）鉴赏恰恰又是最难的，是要凭借才分（要以自己的真生命去与作品交融）而不光是凭力气便能奏效的。鉴赏的重要性却也正如吃茶吃菜一般，一旦舍弃，则等于从头舍弃了所有文学艺术存在的理由，义理考据亦必“毛将焉附”也。

止庵在自己的随笔中，谈老子，谈贾岛，谈托尔斯泰、卡夫卡、川端康成，都谈得很有味道；而谈得最好的还是中国现代那几家的散文，而这其实是很难谈的。他能将自己把握的滋味逐层地细化、深化，不仅道出别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的东西，也常能道出别人心中所无而作品中确有的蕴涵。品读杨绛散文时，他说：“在她看来语言的准确远远重要于语言的修饰。或许因此她花的力气更大。她正是像福楼拜所说的那样去寻求最合适的表现方式……她找到了。一方面我们知道这并非易事，需要‘超人的努力’；一方面我们又发现所找到的东西原来正是最平常的，并不眩人耳目……”这确是抓住了杨绛散文的妙处（写出这几句平常的话，亦非易事），但他并不满足，又进一层开掘自己的发现：“既然已经准确地表达了要表达的，那就够了，无须再添加什么，添加了就是堆砌，就是累赘，所以她的语言又是精练的。”他由此总结出杨绛散文语言之美正在于准确、朴素、精练这三点上。这该够了吧？还不过瘾，还得往下掘：“其神髓大约与古人所谓‘述而不作’相通，——说到底‘作’的人往往是不知道什么才真正是最好的效果。”这就提到散文的创作原则上来，可归之于“创作论”了。止庵仍不罢休，又进而发挥出几层颇有意思的话题，此处恕不再引。

前文说到才分，其实才与力还是分不开。止庵虽说年岁不老，但早年致力于现代诗的创作，是有过当作家的实践和体验的；又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于先秦诸子下过工夫，并且现在仍在下工夫（新近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樗下读庄》便是一例）；作为老诗人沙鸥的哲嗣，他对“五四”以后那一代文化人有由衷的景仰，长年苦读（苦正可作乐解）不辍。这几个长处加起来，便成了今日的止庵。我想，他是以哲学思维所要求的细密与深透，结合自己所累积的创作体验，用之于他所深爱的美文，于是才有了他的那些满是新见的随笔吧。

2024/2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