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杂忆 （二）

钦群

从我母亲口中得知，我长至五岁，父亲与我共处时间不超过半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父母皆到南通中学任教，父亲教国文，母亲教音乐。然而，父亲在通中只待了短短三个学期，就被调至苏北文联搞专业创作。在此期间，创作了电影剧本《水乡的春天》，并由此被调至上海电影制片厂任专职编剧。一九五九年，国家筹建江苏电影制片厂，父亲主动请缨调回江苏，参与组建江苏电影制片厂。后国家调整方案，江苏由故事片厂改建为新闻制片厂，于是工于戏剧创作的父亲便于翌年调入江苏省话剧团任专业编剧。

这期间父亲工作的不停变动，证实了我母亲关于我们父子相处时间极短的此言非虚，其实他们夫妻二人在一起的时间之短不也是如此嘛。

我们家共有姐弟三人，姐姐是老大，长我十五岁，我们从南通搬家至宁时，她早已在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就读多年了；哥哥长我九岁，来宁时他也已小学毕业。他们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生人。他们经常调侃我，说我是含着金汤匙出娘胎的，而不像他们，尤其是姐姐自小就辗转在逃难和迁徙的路上。姐姐曾多次说过，她刚出生不久，就遇上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差点就没了小命。哥哥尽管是抗战胜利后生人，但因父亲作品多有揭露社会黑暗、制度不公而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致使屡次转移搬家，弄的一家人整日提心吊胆，直至中共地下党将他们安全护送至已属解放区的南通，全家才算真正安定下来。

我父亲也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说我是“计划外产品”，原本没打算要再生一个，而是他的第二部电影作品，由他编剧的电影《水乡的春天》定稿开拍，欣喜之余，才有了我的生命。一九五五年，为了庆贺电影上映和我的出生这“两部作品”“问世”，当时任《水乡的春天》导演的谢晋（该电影为谢独立执导的处女作），曾郑重其事地向我父亲提议将我名字叫做“钦春”（有庆春之寓意），后父亲考虑再三，还是觉得“群”更适合与“钦”的组合。

事实上，我母亲生我时年近四十岁，父亲也四十有三，这个年纪添丁，放在今天也不多见。可见，父亲的那句“计划外产品”，并非全是戏言。

所以，我对电影《水乡的春天》有一种独有而特别的情感，一种非常人所能理解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