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襄樊之战 高建国

苍耳青青汝水畔

襄樊之战

高建国

襄樊战役在三国历史的长河中地位举足轻重，关羽于此役先获大捷却又迅速落败，其历程错综复杂，既有关羽的主观因素作用其中，亦是多种客观形势交织下的必然结果。

战役初期，关羽取得斐然战绩有其内在逻辑。

彼时刘备集团刚于汉中大胜，此胜果带来的高昂士气成为关羽军事行动的有力支撑。

曹操主力滞留关中，难以对襄樊战场快速调配充足兵力，形成军事力量的暂时失衡。

刘封、孟达进军上庸，更进一步牵制了曹军。

关羽所率精锐水军在汉水纵横捭阖，充分发挥水军机动性优势，而曹军受赤壁之败影响，水军薄弱，于禁援军遭关羽借洪水之力轻松击破，关羽“威震华夏”。

据《三国志》载：“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且曹操统治区域内人心思汉，许都等地的动荡亦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曹操的战略部署，为关羽前期的势如破竹创造了外部条件。

然而，战局在关羽水淹七军之后急转直下。

关羽自身兵力本就有限，俘获于禁的三万余兵马后，后勤补给难题接踵而至。既要安顿大量战俘，又要维持前线军队粮草供应，

远在蜀中的刘备集团因地理阻隔与信息滞后等客观因素未能及时驰援，临近的刘封、孟达出于自身处境与利益考量拒绝出兵相助。

关羽被迫调整军事部署，抽调防备东吴的兵力，甚至采取抢夺东吴粮草这种饮鸩止渴之举，后方防御由此产生巨大漏洞。

从外交战略层面看，关羽的败亡有着客观必然性。

当时三国鼎立，地缘政治格局微妙。荆州乃四战之地，战略意义非凡，东吴对其觊觎已久。

关羽性格刚愎自用，在与东吴的外交互动中态度傲慢，如先拒孙权联姻后抢夺东吴在湘关的粮草，极大地激怒了孙权。

更因曹操为解襄樊之围，以江南之地为诱饵，挑唆孙权入局。孙权在吕蒙、陆逊等将领的筹谋下，趁关羽后方空虚，以白衣渡江之策偷袭成功，糜芳、傅士仁的投降更是雪上加霜，令荆州后方防线彻底瓦解。

益州刘备因吕蒙军队的隔绝而阻断，上庸刘封因与曹军的僵持而难以分身救援，使关羽因而陷入腹背受敌的无后方作战，最终兵败被困麦城，继而壮烈牺牲。

后世对关羽在襄樊战役中的表现评价不一。

陈寿在《三国志》中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朱熹亦言：“关羽恃才疏卤，自取其败。”

这些评价在指出关羽性格缺陷的同时，也暗示了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军事格局下，即便关羽个人性格有所不同，面对如此严峻的外部形势与内部困境，其失败或许也难以避免。

另外，从兵力的使用上，关羽所部充其量只是蜀国的一支偏师而已，而曹魏随着徐晃援军的到来，军力更加充足，东吴更是集中主力于一役。

在战略战术的运筹上，曹魏方面有曹仁、徐晃挂帅，更有司马懿等谋略人员进行整体规划，外结东吴，内用谋略；东吴方面，由吕蒙、陆逊、诸葛瑾等协商安排，更有孙权从中调配，集思广益，周密部署，统筹安排；而蜀汉方面，仅一孤军而已，一切唯关羽一人决断，难免百虑一疏，决策错误在所难免。正是这“一疏”断送了关羽蜀汉军队的前途，也断送了关羽的姓名。

在失去后方支援，兵力处于劣势又不断减员、随时可能陷于被围歼的状况下，最佳的选择就是迅速突围，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跳出这个即将形成的包围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有翻盘的可能。而关羽却先是无法接受此役的失败，更被糜芳的叛变所激怒，赌气要重新夺回荆州。发现计划难以实现，却又滞留麦城达一月之久，而麦城到上庸仅数十里地而已。直到东吴用倾国之力将麦城团团围住，方考虑突围。牢笼已成，突围何易？究其原因，就是自负，不能正视对手，同时缺少信息支持，没有准确的判断，从而坐失撤退的良机。

襄樊战役的失败，无疑是关羽个人的悲剧，更是蜀汉政权命运的重大转折。它深刻彰显了在三国复杂的地缘政治、军事外交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下，任何一方的军事行动都需全方位权衡。

关羽虽勇冠三军、忠义昭昭，但仅凭个人武勇与局部战术胜利，难以抗衡宏观战略层面的重重困境与客观限制。

此役为后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昭示出在政治军事的宏大舞台上，必须通盘考虑战略布局、外交关系、后勤补给等诸多关键要素，否则微小失误便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灾难性后果，唯有全局在胸、审慎应对，方能在历史的洪流中争取主动与生机。

后人多将襄樊之战的失败归咎于关羽的“高傲”和“大意”，吾不以为然。

襄樊战役之败，既有关羽性格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客观的必然！刘备也好，孙权也好，打的旗号都是“反曹兴汉”，就正义性而言，没有多大的差别。这既是孙刘两家联盟的政治基础，也是时下官兵选择从吴还是从蜀没有很大顾及的一个原因。关羽兵将闻东吴善待家人而脱离兵凶战危的战场，也就成了可以理解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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