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袁宏道与丘长孺的共同创作之谜

云水书院（坐家谈玄）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璀璨星河中，《金瓶梅》以其深刻的社会批判和细腻的人物刻画，被尊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然而，关于这部作品的作者身份，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本文将基于一系列历史材料和文学分析，探讨《金瓶梅》很可能是袁宏道和丘长孺共同创作的观点。

1.文字狱的阴影：《金瓶梅》的创作背景

明代的文字狱兴起，对言论自由的压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包括麻城的李贽在内的许多文人都受到了文字狱的影响。《金瓶梅》作为万历年间的作品，其“廿公跋”中假托“传为世庙时，一钜公寓言”，显然也是为了规避文字之祸，保护作者免受牵连。这一点在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有所体现，他提到《金瓶梅》“为世庙时一讵公寓言，盖有所刺也”[1]。

2.袁宏道与麻城的深厚联系

袁宏道，明代著名文学家，曾两次到访麻城，并与李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麻城期间，袁宏道深入了解了当地的风俗民情和方言俚语，这些经历无疑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据《袁宏道集笺校》记载，袁宏道与麻城的联系密切，其作品中多次提及麻城风物，显示了他对麻城文化的深刻理解和体验[2]。

3.袁宏道与丘长孺的友谊与合作

袁宏道与丘长孺不仅是挚友，更是文学上的同道中人。从袁宏道的《与丘长孺书》中，我们可以窥见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和文学上的相互影响。两人共同倡导“性灵说”，强调文学创作应抒发个人情感和真实体验。丘长孺，作为“公安派”成员之一，其文学创作同样具有重要地位，与袁宏道的合作可能为《金瓶梅》的创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角[3]。

4.“性灵说”与《金瓶梅》的创作

《金瓶梅》以其对人性的深刻描绘而著称，这与袁宏道和丘长孺所倡导的“性灵说”不谋而合。他们认为文学作品应当真实反映人性，而《金瓶梅》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人性的斑爛与复杂。这一点在《金瓶梅》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推进都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多面性[4]。

5.兰陵笑笑生：袁宏道与丘长孺的化名

《金瓶梅》的作者署名为兰陵笑笑生，这一化名背后隐藏着袁宏道和丘长孺的共同身份。袁宏道曾任吴中县令，在任上颇有政绩，历史上吴中（太湖流域的）武进县古时也曾名为“兰陵”，这一名称的由来与东晋时期的衣冠南渡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儒学大师荀子曾两次在山东兰陵县做过县令，政绩卓著，与袁宏道经历有相似之处，故以兰陵指代县令，暗指袁宏道也在情理之中。

丘长孺被时人称为“笑笑生”，这一点在历史文献上有明确记载，如《麻城县志》中就有提及[5]。

6.诗词风格的相似性

袁宏道和丘长孺的诗词风格与《金瓶梅》中的诗词风格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风格的一致性，进一步支持了《金瓶梅》可能是两人共同创作的假设。通过对《金瓶梅》中诗词的分析，可以发现其风格与袁宏道、丘长孺的诗词在用词、意境和情感表达上存在高度的一致性。这一点在刘宏的研究《金瓶梅作者与其抄藏者——关于邱长孺考辨之二》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探讨和证实[6]。

综上所述，从文字狱的背景、袁宏道与麻城的联系、袁丘两人的友谊与合作、“性灵说”的文学理念、兰陵笑笑生的化名以及诗词风格的相似性等多个角度来看，《金瓶梅》很可能是袁宏道和丘长孺为了“盖有所刺”“曲尽人间丑态”，同时为了避免文字祸而共同创作的杰作。这一观点虽然尚待进一步的学术考证，但它为我们理解《金瓶梅》的创作背景和作者身份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新发现的《刘氏宗谱•补遗》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丘长孺作为《金瓶梅》的作者之一，其身份和创作动机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7]。

参考文献：

[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袁宏道集笺校[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3]袁宏道.与丘长孺书[A].袁宏道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1.

[4]刘宏.金瓶梅作者与其抄藏者——关于邱长孺考辨之二[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3(3):90-102.

[5]麻城县志[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6]刘宏.金瓶梅作者与其抄藏者——关于邱长孺考辨之二[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3(3):90-102.

[7]王汝梅.金瓶梅研究精选集[M].台湾：学生书局，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