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五载回望：历史深处的记忆

珊姐

　　五十五年前的今天（1969年12月19日）北风呼啸刺骨。我们家随父亲加入到“五七”大军的行列。被下放到我们当地素有“西伯利亚”之称的草河掌公社，草河掌大队，大甸子生产队插队落户。下了大客车，在寒冷的北风里路两旁竟然站满了前来“看热闹”的村民。我们一家八口人（父母以及姐妹六人）被安置在一位老贫农吴奶奶家里的北炕。

村里的孩子们把吴奶奶家纸糊的窗户，用舌头舔后用手捅的全是“胡椒眼儿”⋯.天黑了我问妈妈，我们睡在哪里？妈妈说，就睡在这里呀。我瞪着一双疲倦不堪的眼睛向四周看了一圈。墻是无棱角的土墙，屋脊是黑黑木脊梁，灯光还比不上一支蜡烛⋯看着看着只有12岁的我眼泪就掉了下来，觉得这落差也太大了，一下子从天堂掉进了地狱。头一晚还住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小独楼的大院里，经过大半天的长途辗转，落到了“西伯利亚”的草房、土墙、土炕。厕所竟然在外面用劈柴瓣子围起来的。最可怕的是，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到外面上厕所。伸手不见五指，远处有狗的叫声，加上呼啸刺骨的北风吹着，哪里还敢走到远离房子的厕所呀。

早晨起来做饭让妈妈为难了。在城里一家人都是用保姆，文革期间也是姨姥姥来帮忙的。房东吴奶奶教妈妈点柴火、刷大铁锅、烀大饼子，无情地柴火烟把国高毕业，只会琴棋书画的妈妈，熏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脸上一条一条的黑。在我的记忆中，妈妈烀大饼子经常是出溜到锅底和菜“一锅出”。

在吴奶奶家里的北炕，大概住了不到半年，生产队就给我们安排了一处原知青曾住过的西厢房。半年后，我们家六姐妹的户口全变为了农民户口。分了土地，吃粮食是生产队分的玉米粒，需要用碾子或磨米机，才能把玉米粒磨碎，当时队里没有磨玉米的机器，我和二姐牵着牛爬犁，到距离五里外的三道沟磨玉米，分大小碴子和玉米面。

吃水、打柴、种地是摆在我们家面前的最大困难。全村三四十户人家只有一口井，位于村中央。夏天还好，冬天井沿全是厚厚的冰。我们家吃的水一直是生产队安排知青轮流值班挑水。因为我们家是六个女孩，比较费水。“任务水”满足不了我们用水的需求，所以，我们经常也自己挑水。父亲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一切“重活”父亲全包揽了，我们这些孩子也非常心疼父亲的劳累。十来岁的孩子们也帮助承担力所能及的事情。对于十二三岁孩子身材的我们来说，经常在井沿是人仰桶翻，人也摔在了没有来得及结冰的水面上。我们每次去打水，都盼望能遇到前来打水的大人，因为不管遇到每一位前来打水的人，他们都会主动帮我们从深井里用辘轳杆把水给我们打上来，倒半桶给我们，还有细心的人，拎着半桶水直接给我们送下井沿，姐妹俩人再用扁担抬着半桶水回家。（待续）



这张照片是1972年秋拍照的（因为大姐当时在县文工团工作）也是我们在农村三年里唯一的一张照片。感谢摄影者王友杰老师为我们留下了最珍贵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