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盛会,高光时刻——居京六十年回顾之二

谢善骁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中央领导和中美著名科学家为《科技导报》题词</h3> <h1>  居京六十年,三次大转身。京城老宾客,慨叹行路难。</h1><h1> 那是我留美归国第三年的1984年夏,一位自称钱宁的美籍华人突然来到628所找我,希望我为一本由陈省身、杨振宁创办不久前在美国停刊的《科技导报》在北京复刊,并转给我一封清华大学校长刘达的委托信。刘达言之切切,钱宁情之殷殷,不容我把这份凝聚着爱国华人热忱和智慧的厚礼拒之门外。我在向所领导作了汇报,合理地安排了我所任三室室主任的工作并得到支持之后,就动手办刊了。</h1><h1>  但接手后我却发现,交到我手上的这本沉甸甸的美国《科技导报》,除了渗透着炎黄子孙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激情和承载了汇集四海智慧、创办中国兰德公司的理想外,在物质上却是一无所有:无挂靠单位、无承办机构、无国内刊号、无开办经费、无办公地点、无工作人员、无现成稿件。</h1><h1>  白手起家,历经艰难。1984年11月16日,中国科技导报社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成立,田纪云副总理到会致辞祝贺,新华社、《人民日报》以及首都有关媒体都派记者前来参加。导报社社长刘达在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我向大会作了导报社的筹备工作汇报。一家未经工商局登记注册的“纯”民间机构,以如此盛大场面宣告成立,并为各大媒体迅速传播报道,大概在国内是仅有绝无的一件事。</h1>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薄一波在大会上讲话</h3> <h1>  1985年11月,中国科技导报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成立一周年盛会,党和国家领导人王震、薄一波及周谷城等人参加会议,六七十位部级高官或著名学者络绎不断地来到会场。大会由我主持,在宣布大会开始后,刘达社长作了导报社成立一年的工作总结。薄一波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高度评价《科技导报》的价值和作用。他指出,李政道教授在题字中所说的“以科学振兴中华,从导报促进改革”说得十分恰当,《科技导报》的社会效益不可低估,以后定会得到正确评价。在赞扬《导报》在中美学术交流中作出很大贡献的同时,他特别强调:《科技导报》是无价之宝,各界各部门都要爱护它和支持它。周谷城在讲话中盛赞《科技导报》的综合性,认为从宏观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事物是很重要的。当大会结束贵宾们陆续走出会场时,中国科协书记高镇宁突然走到我面前,开门见山地表示要将导报社和《科技导报》接纳到科协的意图,并要我准备好材料择日到科协去汇报。</h1>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人民日报》(国内版、海外版)同日刊登我的文章</h3> <h1>  《科技导报》的凤凰涅槃,以崭新的面目问世,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新华社立即向媒体发布了通稿,各大报都予以转载。当第三期《科技导报》出版发行后,《人民日报》在1985年12月12日国内版和海外版上,同时刊登了我以“晨鸟”笔名撰写的介绍《科技导报》文章《献给父母之邦的一份厚礼》。1986年2月7日,美国《科技导报》两位创始人聂华桐、钱致榕来华访问,中央电视台闻讯后立即安排了对他们专题采访。</h1><h1>  在科协正式接管《科技导报》后,高镇宁与我作了正式谈话,希望我继续为《科技导报》服务下去。又委托刘达、柴泽民、李超等三位社领导对我做工作。但耳闻目睹摘桃派正在煽风点火,而主管导报社的科协副书记又偏听偏信,为此不想再在争权夺利中耗费精力的我,决意回到628所,继续航空科研工作。然而名闻一时,功高震主,所长竟突然免去了我的三室室主任之职。一本《科技导报》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但也让我走向更广阔的人生之路。</h1>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我为中国经济出版社抢购的办公楼</h3> <h1>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天高月黑夜,林冲奔梁山。<br>  我决定辞职跳槽。在那个在职人员一辈子被囿于所在单位的“围城”年代,我的决定不啻是一种逆反行动,冒险行为。消息一经传出,中国热处理学会及其挂靠单位一机部机电研究所的负责人朱沅浦、刘迨等立即三到我家,苦口婆心地动员我调到那里,给我的优厚条件是:担任第二研究室主任,带两名研究生,兼任热处理学会秘书长。<br>  为事业所吸引,更为真情所感动,我答应了。然而正当机电所即将与628所商谈调动手续的时候,国家经委副主任盛树仁来电约见了我,希望我到他主管的中国经济出版社来帮他一把,让一个居无定所、半死不活的出版社走出困境。在向几位好友征求意见时,美国挚友潘毓刚教授在电话中对我说的一番话,使我豁然开朗:“老谢,你已经年过不惑,搞研究出成果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就你的思维和能力,最好不要把自己束缚在一个狭小的天地中,而应该畅游在比较广阔的海洋,充分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就这种考虑说,我建议你去出版社”。于是我毅然作出了大改行的决定,惶惶然地跳进了人生旅途上偶遇的一个书海,加入到十分生疏而且本来并不感兴趣的出版业。<br>  不到一年,在我为经济出版社完成了安家落户和一书成名之时,某君“三顾茅庐”,以三寸不烂之舌设下陷阱,说动我贸然走进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并主持工作。进入这家出版社,不啻住进了一栋烂尾楼,担心的事一件接一件地浮出水面。力挽危局,险象环生,经过七年的努力,终于使一个濒临绝境的出版社,在几经波折后绝处逢生,从此事业风生水起,在皇城根下异军突起。</h1>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社庆十周年庆祝会会场</h3> <h1>  “1994年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成立十周年。为总结十年创业史,回顾十年改革路,开创未来新局面,公司于4月15日上午在首都宾馆锦云厅举行了十年社庆的庆祝会暨1994年第一次董事会。乔石、李铁映、王光英、程思远、彭冲、廖汉生、杨成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公司社庆题词祝贺。邵华泽顾问和许力以执行副董事长也送来了题词。时任副总理的李岚清来电话向公司表示祝贺。海外朋友发来贺电的有:公司海外顾问段桓(台湾),香港星岛报业集团董事长胡仙、董事胡清德、总经理黄锦西,日本日中友好出版社社长中川真一,美国长青文化公司总裁刘冰,美国蒙特利图书文具公司经理唐一国,香港海洋印务公司总经理曾守雄,新加坡创新集团董事长林祥雄等。应邀到会的有程思远、伍修权、黄华、李德生、陈锡联、邓力群、杨勇等领导同志;秦川、柴泽民、宋之光、厉以宁、董辅礽、高尚全、冯亦代、毕朔望、顾方舟、汤一介、许力以、高梁、封明为等公司顾问和董事会成员;中宣部、新闻出版署、中央办公厅、新闻办、统战部、国台办、港澳办、文化部、人民日报社和北京市东城区等十几个部门的有关负责人;“首都社科十联”中其他九家出版社(新华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法律出版社)的负责人;首都和上海的主要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单位的记者;刘心武、刘湛秋、袁运甫、王成喜、李维康、耿其昌、王树芳等文学艺术界知名人士,著名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和夫人,日本日中友好出版社、香港百宝工业公司暨国际图书公司以及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代表也到会祝贺。公司在上海、昆明、深圳经理部的负责人、公司全体职工和离退休老同志以及部分曾在公司工作过的同志也参加了大会。<br>  庆祝会由公司执行副董事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顾问许力以同志主持,谢善骁总经理对公司十年来的工作作了简要总结。秦川董事长代表公司向中国抉贫基金会赠书,基金会宣传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赵学良代表该会接受了我公司无偿向贫困地区赠送的10万册、价值近30万元的图书,并回赠荣誉证书表示感谢。孙以年总编辑宣布并表彰公司十年中出版的优秀出版物、最佳封面设计及优秀编辑。庆祝会是在著名京剧演员李维康、王树芳等精采的演唱中结束的。庆祝会开得隆重、热烈.充满了喜庆的气氛。”<br></h1><h3>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简报》</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中央及有关部门领导为十周年社庆题词</h3> <h1>  庆典大会的重头戏是我的讲话,我对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在十年创业和奋进中所取得的主要成绩,总结了“出好书,走正路;勇改革,走难路;闯天下,走新路;负重任.走长路”24个字。特别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一中国出版界亟待解决的大课题中,公司十年来作出了一系列领先于潮流的举动,引起了海内外友人和读者的注目,也获得了热烈的反映和评价。<br>  前来参加庆典大会的领导和嘉宾人数之多,层次之高,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当年曾在上海开明书店从业过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部主任王久安感叹地对我说:“老谢,你们这种场面和档次,只有当年的开明书店才出现过啊!”</h1>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各大媒体对十周年社庆盛会的报道</h3> <h1>  在庆典活动次日,新华社向海内外媒体发了通稿。《人民日报》(国内版、海外版)、《光明日报》、《China Daily》、《新闻出版报》、《解放军报》等中央大报以及《北京日报》、《解放日报》等省市报纸都对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庆典活动做了报道。<br>  庆典的大幕刚刚落下,欢腾的余热还没有完全褪去,而我却在暮然回首中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在我的心里,沉甸甸地压着因体制决定的三块“无法”搬走的大石头。令我感到心灰意冷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窗户里吹喇叭——名声在外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其实在本行业本系统却处在被边缘化的状态。更令人感到寒心的是,来自中央乃至出版署的一切荣誉奖励均与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无缘,所有的荣誉和奖励,都成为贪天功为己有的主管领导凭借职权攫取的私利和暗箱操作分享的赃物。<br>  拒绝了挽留,拒绝了调任,经过近一年时间软磨硬泡,55岁的我终于被准予提前病退。一段不算短暂但也算不得漫长的出版路,以一纸辞职书走到了终点。提前五个车站(五个年头)走下了当年这辆“黑大巴”的我,带着复杂而无奈的心情,走出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院门。从此我开始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一段可以归自己支配的自由生涯。</h1>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北京奥加美术馆</h3> <h1>  重拾少年梦,闭门写诗文。春风秋月夜,埋头笔砚间。<br>  告别十年出版生涯并不难,而要“华丽转身”当个作家却谈何容易。从事创作的第一步是确定方向,选择哪一类的题材和体裁。写小说不容易,写诗歌散文没人看,写儿童文学不熟悉,写科幻作品无头绪……考虑再三,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历史文化散文的路子,并且以一套《名城烟云》丛书一炮打响。不问成功与否,不想发展愿景,把“写作”作为我人生的最后一份职业。“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20多年过去了,我已正式出版30余本文学作品,又自版了30余本诗文作品,其中部分作品被央视一台和四台、新华网、光明日报网、國際日報網、中國臺灣網、搜狐、网易、谷歌等推介,以及在《新闻出版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大江南北》等报刊上撰文作评。<br>  在我的文学创作道路上,幸运地遇到两位伯乐。一位是已故上海著名作家、海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阿章先生。他在生前发给我的一则微信中说:“今重读大作《忆乡》《思乡》两首,细细品味、吟诵,发现你诗的才华远胜你的其他事业成就!其实你应该一开始就专心致志扬你所长——写诗,成为一位优秀杰出的诗人!你的故乡就是诗乡,历代驰名诗人辈出,你是当然的继承者和发扬者!”阿章先生的鼓励给了我努力攀登诗歌高峰的极大勇气和决心。另一位就是安妮团长。我与安妮团长素昧平生,在偶尔读到我的诗文后,她却慧眼识珠,惺惺相惜。2024年6月在我家乡举办的一次晚会上,她特地安排四位优秀朗诵家朗诵了我的一首乡愁诗。10月28日下午3点,在安妮团长安排下,一场专门为我举办的“谢善骁诗歌朗诵会”,在北京奥加美术馆2楼A厅隆重开场。</h1>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我与安妮团长(左二)及主持人李军(左一)、柏荷(左四)在朗诵会舞台合影</h3> <h1> 全场朗诵会共选用了二十首诗歌,安妮团长巧妙地用《留住乡愁》《求读杭城》《晨鸟之歌》《古都神游》四个篇章,通过诗歌串起了我的一生经历。听着一首首或独诵或对诵或合诵的诗歌,使我仿佛变成了醉态朦胧的贺知章,乘坐一条乌篷船,优哉游哉地向历史的河道回溯,重又回到一个个曾经驻足过的人生驿站。<br> 隆重热烈的朗诵会在慷慨激昂的大合诵《大江东去》和大合唱《祝福祖国》中结束,继之是丰盛的美宴。十余位歌星在宴会中的演唱,又把观众带进了一次充满激情和感动的音乐之旅,随着一曲《祝酒歌》的开唱,人们互敬美酒,翩翩起舞,把一场朗诵会又一次推到高潮。<br>  一梦不醒六十年,如流岁月汇眼前。<br>  少时未解乡愁长,晚暮方叹世事煎。<br>  孟八焉知迎帝王,鬼才有幸遇高贤。<br>  无心插柳柳成荫,愿送诗风绿牧田。<br></h1><h3> ——《参加“谢善骁诗歌朗诵会”有感》</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朗诵会全体演员合影</h3> <h1> 旅京六十年,坎坷不堪言。然而逼上梁山而走出的三栖人生,却让我在不同的领域竭智尽力而得以遂愿,以三次盛会作为对我一生的总结,更令我深感欣慰。<br> 旅京六十年,往事不复言。“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夕阳纵然辉煌,却无来日方长。但是一个胸前不戴军功章的老兵,却依然会夸父逐日,笑迎春风。<br> 旅京六十年,秉性不自言。青山易改,本性难移;年届耄耋,依然故我。上司改变人生,性格决定命运,人的一生并非完全由自己支配的。我以一首《致故乡》小诗最后的四段话,作为一生潮起潮落的感言:<br> 披着一身霜雪,<br> 不老松走进高龄,<br> 心灵中的水和石,<br> 却依然又柔又硬。<br><br> 不变形的是心,<br> 未褪色的是灵,<br> 故乡的性格浇铸了,<br> 一块坚韧的钢锭。<br><br> 无法修缮的乡音,<br> 永不扭曲的秉性,<br> 在风嘲雨讥中前行,<br> 是非让历史判评。<br><br>  总有那么一天,<br>  我昂然走向坟茔,<br>  回眸对故乡笑别,<br>  带走老台门的留影。</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