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背后的故事（上）

迎新

　　这是一张拍摄于1945年冬季的照片，拍摄的地点是辽宁省辽阳市。照片上的三个人，中间的是我的父亲亓雨亭，时年30岁，右边大个子是我的大三叔28岁的亓金岩，左边小个子是我的小三叔24岁的亓魁洲。大三叔与小三叔是第五代堂兄弟，两位三叔与我父亲是第六代兄弟。
他们所在的部队就是被称作八路军鲁中军区‘’老二团‘’的山东军区第三师八团，也就是后来的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七师二十团，40军118师353团。这支部队是叱咤黑土地的“旋风部队”前身，原40军的基干部队，而由该部组成的118师是林彪“五大虎师”之一，是主力中的主力！1945年11月 ，刚刚取得抗战胜利的山东军区第3师，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发展东北，巩固华北、华中的重要战略方针，从山东的龙口，乘木帆船渡过渤海，在辽宁省新金县的貔子窝登陆，驻防在辽阳地区。
三兄弟在多年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结下的情谊远远胜过了血缘上的兄弟之情。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在辽阳，他们遇到了一起，并且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我的小三叔

1940年6月，比我父亲小六岁的亓魁洲小三叔，是与我父亲和亓惠东大叔兄弟三人，同一天参加八路军的。他们先后毕业于我们村北三里路远的莱芜县第八高小--泉河寺高等小学。由于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毕业后考上了县里的中学，但因家境贫寒未能去念，只好辍学回家种地。三叔家在我家的北面，一街之隔，从小与我父亲要好，经常在一起，因我父亲年长，所以去我家比较多。听老人讲，三叔从小就很活泼，能说能讲，所以都叫他三呱呱。他们在学校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很大，成为我们村先进势力的代表。三叔很早就参加了地下组织，1939年夏秋之际，担任了村里的青年抗日先锋队的队长。惠东叔是村长。我父亲是农救会的会长。当时村里两派斗争的很厉害，对方很凶，三兄弟决定离开村里去参加八路军。为了保护家人，免受影响，有个叫亓维功的大伯，送他们去了距北梨沟村将近百里地的八路军山东总队第四支队二团。二团团长叫吴瑞林，后来成为开国中将海军副司令员。政委是李伯秋，后来成为开国少将沈阳军区副政委。吴团长的夫人刘英是莱芜有名的八路女英雄。吴刘两人在莱芜人民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六岁的儿子以舅为父躲住在渐河村我大舅舅的家）。那个时候的高等小学学生比现在的博士生都被重视。三个高小生同时到了一个部队，团首长们都很高兴。三叔被分配在团后勤处的军实股当军实员兼统计。我父亲在后勤处当粮食员。 当时刘振华是二营教导员，泰安人20来岁。建国后先后担任了沈阳军区政委、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等职，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们很快就熟悉了，除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外，还成为终生的好友。
1940年6月，我刚三岁。对父辈们离家投军的印象是模糊的。1943年因天災(大旱)人禍(日伪抢掠)，我们家乡大部分百姓无粮食吃，当时树叶树皮野菜都被百姓抢吃光，我记得三叔的二哥弄到些姜草(生姜的地上茎叶，已晒成干柴)分给我家些(这种干姜草牛都不吃，吃后要发烧，烧火都点不着，都当废物丢掉)，我母亲将此物用水煮后，切细，拌点玉米粉蒸蒸吃，因饿只好吃，吃后感到全身热，就是这种姜草也不是家家都能弄的到。好多人家离家逃荒要饭，有的病饿潦倒他乡。1943年冬的一天，日伪军扫荡，两个伪军闯进我家，向我母亲要钱。我母亲说我家没有钱，一个伪军抓住我说：没钱，把小孩抓去卖钱。当时我6岁多，吓得直哭，母亲又讲，老总，粮食要吗？就这样没有办法只能将藏在炕洞里的几十斤谷子给了他们，仅有的一点话命粮被抢去，母亲大哭一场。1944年春节后我与二弟随母亲逃荒到沂水县田家北村(二团驻地)找到父親，並见到惠东大叔和小三叔，从那时起他们的印象才印到我的脑海里。我们母子三人住在田家北村叫田家干的伯父家。虽然我父亲三兄弟常常出发执行任务，但他们回来我们又可以见面。麦收前我们回了老家。秋天的时候我父亲回家乡为二团筹备军需物资做贸易，因为我们村北八里地外的嘶马河村有日伪据点，父亲常住在距我们村南十四里的渐河村我外祖母家。记得有一次三叔骑一匹棕色大马回来，先去北梨沟村家里看父亲和兄嫂，后去渐河村看我父亲。我的两个舅舅为马准备了草料，几个小时后三叔就走了。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老二团奉命要渡渤海去东北，当时是一个姓邢的50多岁的老八路去接替我父亲的工作，父亲骑一辆破自行车去胶东追赶二团。我父亲、三叔他们跟着部队一起去了东北。惠东大叔曾经到山东省军区学习，后来就留在了省军区，离开了二团。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山东省抽调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帮助南方各省建立新政权，惠东大叔留在了杭州市，在浙江省政府水利厅任财务处长，离休时行政13级，享受厅局级待遇。婶子离休时也享受副厅级待遇。
再次见到三叔是九年后，也就是1953年12月下旬，40军去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刚刚回国。我和弟弟春生与三叔的大哥（亓成业的父亲）、二哥（亓成文的父亲）一起随马家庄回家探亲的马俊（二伯的妻侄）去锦州看望我的父亲。我们是夜里到的锦州，早上我第一个见到的就是三叔。我清楚的记得，天还有些暗，三叔带着顶长毛皮棉帽，推着自行车走进办公楼大门。后来才知道，三叔是知道我们四人去了，所以早早去了办公室。三叔把我们接到了家里，那时三叔的长子迎新还不会走路。春生快八周岁了才第一次见到父亲。当时我们就住在了三叔的家里，每天都能见到三叔。1954年元旦的时候，我们还参加了部队机关的元旦会餐。元旦后我们就回山东了。

1954年春节后，我去济南上学了。清明后父亲回家探亲。不久，三叔也回家探亲了。要回部队的时候，他们与同时回家探亲的李兰浩约定在济南会合。那天早上，我还没有上课，三叔坐一辆三轮车去学校找我，把他们住的旅馆告诉了我。中午我去找他们，看到了三叔、李伯伯还有四姑。四姑与三叔是第四代堂兄妹，四姑的父亲早逝，她的母亲活到90岁左右我叫她大奶奶。土地改革时按人均土地，她家高于上中农。四姑20多岁才找到个门当户对的婆家，是我们村东边的羊庄人。四姑出嫁的时候比一般百姓家要隆重些，那时我小，爱看热闹，一直跟着花轿到他们家看完拜堂。新婚姻法颁布以后，凡是包办婚姻年龄相差大的，只要一方提出，法院就会批准离婚。四姑家的是个小女婿，所以四姑被离婚。四姑回娘家后，想再婚很困难，因为年龄大，又嫁过人。当时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次战乱，社会上男丁少，就是条件差的男人也都能取上媳妇。三叔回家探亲，知道了这个情况，就是这次把被人抛弃的四姑带去锦州的。在锦州为四姑找了个姑父，也是山东老乡，在40军352团当后勤处长，也是找到 了个好归宿。
1954年暑假，我第二次去了锦州，仍然是住在三叔家里，那是一个无院子的三间房，中间(缩进去一米多)住迎新和保姆，右边一间住叔婶，左边一间我住，53年12月底至54年元旦后，我们去锦州时也住此间。每天与婶子一起吃食堂，到吃饭的时候，由照看迎新的保姆到食堂去打饭。那个时候天天都能看到三叔。有的时候我去办公室看父亲，回来时我们一起骑着自行车，边走边聊，想想那个情景就在眼前啊！

　　1956年暑假，我们三兄弟由济南去了锦州，我们三人住的房间与三叔家斜对门。三叔在房后种了许多黄瓜等蔬菜，老二核新已经能跑了，老三东凯快要出生了。三叔给我们三兄弟各买了一双球鞋，一双袜子，一支钢笔，60多年了，我从未忘记，记忆犹新（我还记得1952年11月到1953年的三月，我在安东期间，虽然没有见到三叔，但三叔托人从朝鲜带回一块军绿色的布，父亲给我做了一身中山装，穿着它照了相，还穿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