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德令：党叫去哪儿就去哪儿

孙建荣

音乐：英雄的黎明

资料来源：一等功臣、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获得者邓德令回忆录，邓伟健（邓德令之子）整理

摄影：邓伟建、任广鹏等

撰文、编辑：孙建荣

2021年中秋节前夕，新浪、腾讯、百度、头条、搜狐等等各大网站被“一句嘱托，70年找寻，九旬老兵有个中秋愿望”、“战友临终前的一句嘱托，70多年的寻找！九旬老兵的心愿能实现吗？”的帖子占据了头版。

为了帮邓老圆梦我和全国各地的千千万万个志愿者们一样投入到为烈士“赵淑香”寻亲的队伍，参与并见证了寻亲的过程，这是邓德令老人之子邓伟建先生陪同南京干休所的领导一行来山东莱阳“赵淑香”烈士家乡落实烈士家人亲属关系。

跟我握手的这位80多岁的老人是烈士赵淑香（勋）的弟弟，左边是邓伟建大哥。

1944年，年仅16岁的邓德令在家乡山东平度参加了八路军，成为胶东军区西海军分区独立团1营2连的一名战士。“当时国民党、日伪军势力犬牙交错，那时我年龄小，只知道参加共产党的队伍是去打鬼子的。”

1945年，邓德令随部队参加了剿灭伪军赵宝原部的战斗。战斗结束后，被俘虏的赵树香参加了八路军，成为邓德令的同班战友。“他只比我大一岁，是被日伪军抓壮丁抓去当兵的。”在邓老的记忆中，赵树香身材瘦高，是个浓眉大眼的山东大汉。赵树香告诉邓德令，他的家乡在莱阳赵疃，家里有父母和一个年幼的弟弟。离开家时弟弟还拉着他的手说：哥哥早点回家过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邓德令、赵树香随部队渡海进入东北，被编入东满人民自卫军第2纵队第2支队第4团，后改编为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1师第31团。

1946年12月，历时3个多月的四保临江战役打响。1947年1月，时任31团1营1连管理排长的赵树香，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被转送到位于今朝鲜楚山的我军野战医院治疗，但终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年仅20岁。弥留之际，赵树香曾托人捎口信给邓德令，希望他把自己的情况告诉远在山东的亲人，完成战友的嘱托成了邓老放不下的心结。

这是95岁老兵邓德令的家人将老人家的愿望信息发到了网上，希望在老人的有生之年，完成战友赵淑香的嘱托，“邓德令”、“赵淑香”的名字迅速走进千家万户。

邓德令与战友赵树香在战争年代相识，赵树香在战斗中牺牲后，临终前希望邓德令能将他的情况告知远在山东的家人。

邓德令因此开始了长达70多年的寻亲之旅，每年都给赵树香的老家写信，并通过各种渠道打听赵树香家人的信息，邓老说：“他的家人并不知道他参加了解放军，我要为他正名。我就想找到他们，告诉他们赵树香是好样的！是为国牺牲的！”

起初家人也不理解，战友牺牲这么多年了，就算找到他的亲人又如何呢？邓老却不这么想：“他的家人并不知道他参加了解放军，也许他的家人至今还背着恶名，我要为他正名。”

邓老的家人将信息发到了网上，希望在老人的有生之年，完成战友的嘱托。

所幸我刚刚发的微信朋友圈就被我烟台招远的朋友看到了，而这朋友正是赵淑香烈士的侄子赵仁龙和侄媳，赵淑香原名“赵树勋”，是参军后改的名字。山东电视台把这个激动人心的信息当天就进行了直播报道。

接下来的进展非常顺利，邓老的一个又一个寻找战友家人的愿望都实现了，邓老的战友赵淑香烈士、丛德滋烈士的英雄故事也被大家所熟知。

而一等功臣、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获得者邓德令老人的故事确鲜为人知。2024年9月11日，邓老的儿子邓伟建大哥给我发来一篇“邓德令回忆录（节选）”，我才知道邓老已经在2023年初归队了，我很难过，我和我老公想去南京看望老人家的心愿成了永久的遗憾。

2021年10月20日 ，一句七十多年前的口信，在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山东齐鲁电视台等同志热情帮助下终于送达山东莱阳赵瞳村原东北民主联军四纵十一师三十一团（英勇善战模范团）一营排长赵树香（勋）烈士亲弟弟家里，烈士在牺牲前托付战友将他的消息带回海南（渤海南，山东人闯关东的口语）家中的愿望终于实现，而我和我爱人有幸见证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图片右一为邓德令之子邓伟建、右二为赵淑香胞弟、左一为作者孙建荣。

2022年5月25日，“英勇善战模范团”（原东野四纵十一师三十一团）曾经的老战士邓德令为该团完成最后一次任务，让75年前牺牲在白山绿水的亲密战友的英灵回到自己故乡——山东省莱阳市赵瞳村。图为邓老和赵淑香烈士侄子赵仁龙和侄媳。

翻看邓老生前照片，阅读邓老的回忆录，一个胶东子弟兵的成长足迹跃入眼帘，让我一步步走进了英雄前辈的内心世界。

1944年4月，年仅16岁的邓德令在家乡山东平度参加八路军。平度是山东胶东地区敌后抗战中心，邓德令和战友在那里一直战斗到日军投降。战不旋踵，他们又从山东威海坐船，跨海进入东北，参加解放战争。

“东北打了3年半，入关打平津（战役），一直南下到广西桂林、玉林，又转入广东。”邓老回忆，1952年部队奉调入朝，战友们求战意志高涨，“有好多人在外面学习，闻讯赶回来，哭着说，不学习了，要跟去打仗。”从朝鲜回国后，邓德令又根据上级命令，先后辗转于辽宁、山东、黑龙江、广东等地，1956年进入南京军事学院第5期合成指挥系学习。

邓老的履历，是一部“党叫去哪就去哪”的履历，这在奔赴西藏戍边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1959年即将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时，邓德令和战友们面临毕业分配，其中一个去向是西藏。进藏17人名单公布，其中就有邓德令。“当时听说西藏缺氧，高山非常多，米饭不是煮熟的而是泡熟的，馒头放进锅里蒸时有多大，吃时还多大，水顶多70度就烧开了……大家都真有点怕去，思想有一点负担：一是3年才能回来，不忍心把家属扔在南京；二是那边到处都是匪特。”

时任学院院长的廖汉生中将组织17人座谈，做思想工作。“大家都不发言。我说我发言，我思想也不通，但我愿意去。党培养我这么多年了，我不去谁去？”邓德令这一发言，扭转了座谈会氛围。“会议结束后指导员问我是不是真的愿意去，我说我作为军人不去行吗？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党培养我这么多年，白培养了？”

回忆当时，邓德令老人实事求是地说：“那时有多高的觉悟，说实话不一定。接下来要爬高山、过雪原，哪一个愿意从生活优裕的地方到非常艰苦的地方？但是都不去，行吗？好的地方你不去可以，艰苦的地方你不去谁去？”

邓老的英雄的奖章：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前身）总部颁发的以领袖名字命名的奖章：“毛泽东奖章”,授予在历次作战中荣立三大功以上的战斗英雄，是当时最高战功奖章。

邓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纪念章：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会上中央军委政治部向参加会议的350位英雄模范颁发了这枚“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纪念章”。这二枚奖章是第四野战军四纵十一师英勇善战模范团的辽城英雄所得。

邓老的回忆录“党叫去哪就去哪”，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和平的珍惜和对生活的热爱，邓老留给我们的是永恒的记忆和经久的铭记，让我们一起感受邓老的“党叫去哪就去哪”，一起走近老英雄。

党叫去哪儿就去哪儿

——一等功臣、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获得者邓德令回忆录 我的童年

我的生日是一九二七年农历十一月二十日，也就是一九二八年一月。我记事是在5岁左右，记得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我一个没出五服的嫂子要抱我，我挣扎不让她抱,最后还把她一件刚做的柳布小褂扯了一个大囗子，这事我至今还记忆犹新。还记得我家院子里有一棵软枣树（柿子嫁接前的原树），每年到下霜时才能摘树上柿子，这棵树以后不知怎么就没有了。我是从小吃地瓜干长大的，在我记忆中，凡是能吃的东西都比地瓜干好，至今我对地瓜干以外的食物从不挑剔，只要能吃饱肚子就是好饭。我们邓家上一辈很少有识字的，所以在我们这一辈大部分人也仅念了三，四年的书。我是从七岁就到私塾上学读书，启蒙书是人手足口刀，山水狗牛羊大山小石。书本就是《三字经》《百家姓》，至今这两本书的内容只要谁起个头我就能接上。再就是四言杂诗、五言杂诗。如：人生天地间，庄稼最为先，要记账先把杂志观，害人的不吃，犯法的不做，人生天地间为的吃和穿，不为这件事，谁给谁动弹，勤俭两个字，价值几万千：人死入了木，双手擦空拳…现在回忆起来不知怎么搞的，发的书不等念完书皮就破得不能读了，最后连书上的字都看不清了。写字的工具就一块石板，也是很快就被打碎最后连尸首都没有了。因为家里穷连支铅笔和纸都没有用过，我对有些字至今都不知道如何下笔。各种能吃的树叶如，洋槐、梧桐、柳树、腊条我都吃过。野菜能吃的也都吃过。到了春天跟着大人到外去采摘。我从小就因营养不良长得个头不高，肚皮很薄，腰用两手一捋就围过来了。穿得也是一样，记得每年春天大人会给做一条裤子和一件小褂，冬天做一套新棉衣，可是单衣到秋天就成了网形。冬衣凡是拐头都露出肉来，特别是两个袖子，从下到肘部都没有，上面像蒲扇一样，肩膀露在外面：棉裤膝盖、屁股都露在外面，简真就是一个小叫花子。春节过后就开始吃地瓜干，一直吃到麦子下来，加点野菜、麦麸子，对付到秋天地瓜下来。总之是地瓜干-地瓜-地瓜干-地瓜。一到过年，看到家境好的孩子都穿件新衣服，而我穿得那件叫花子衣服都不敢靠近人家穿新衣服的孩子，自己总觉得比别人矮一截。所以我现在对穿着从不讲究，只要不露皮肤就行。我是七岁上的私塾，教书先生是一名共产党员，1942年夏天，他参加县里组织的集训班被日本鬼子包围并被杀害，记得刚到私塾编班，我被编到一名姓毛的大孩子那个班，他是班长，因他比我大两岁，先生宣布大家有什么事比如丢了什么东西等都可以找他帮忙，当时我手里拿着一个杏核不知怎么丢了，我告诉他，他就很认真地领着我们到处找，现在想来很好笑。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家里吃的还可以，父亲是个好强的人，是个手艺很好的木匠，在我们十里八乡还是小有名气的，大家叫他“五木匠”。我父亲兄弟七个，还有一个姑，都是老实人。他们从不得罪人，也没有仇人。就是我父亲是个急性子，好打抱不平。传说我们村有个当土匪的，也不知怎么跟我父亲成了仇人。土匪是使“洋枪”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驳壳枪”，父亲也不怕他，用家里土铳与他对射。我家门上有几个洞，我长大懂事时就问父亲为什么门上有小圆洞，他从不回答，现在才明白那是把枪管伸出去射击时用的。父亲和别人合伙打油，他因不识字也不会自己记账，所以老是挣不到什么钱，仅能得到些榨油的下脚料，但运气好时偶尔也能挣到一些钱，但不多。打油都在冬天花生收获以后才能开始。打油的过程是先把花生去皮，用专用的大碾子压碎，再上锅蒸，蒸到半生就放到铁领子铁圈内铺上一种专用单垫起来，用大木闸压才能出油。在蒸花生坯子时，父亲每天都会做一个我们家特有的大“火烧子”，非常好吃。因为在蒸的时候，花生坯子里的油气就渗到“火烧子”里去，特别香。因为要烧火才能蒸坯子，坑烧得特别热，就是冬天我们就光着屁股坐在坑上，等着吃蒸好的“火烧子”。打油虽不挣了多少钱，但总还是能挣一些吃饭钱的。打出的油要运到青岛收油的公司。可是在1936年那年，欠了我们400元大洋的公司老板跑了，而我们也欠了人家卖花生的400元钱。别人跑了可是我们却跑不了。在城市叫“破产”在乡村叫“黄”了。所谓“黄”了就是人家把你的家产由人家变卖给被欠钱户，二一添作五地分了，够不够就这么多。当时记得我们有八、九亩地，一头大瞎骡子，一个园子。最后还是人家可怜我们给留了一亩半西南河边不长庄稼的地。此地易涝，旱不到，总之种上能收点就收点，年份不好时就连种子也难收回。再加上那年晒地瓜干时正逢下大雨粮食全部烂在地里，其它收成也不好。我的一个妹妹，许给我三姨家，当时三姨给了我们家三十元大洋（妹妹后在南山拾柴时跌死了）。因家里遭灾连吃的都没有，我书也不能读了，没有办法，只好在家跟父亲外出边干活边要饭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要饭的滋味才不好受呢，就是站在人家的门口使劲地喊：“大娘，给点什么吃的！大娘给点什么吃的！”喊了老半天如果没人出来送东西，你就只好灰溜溜地走人，再转到另一家。喊十家有一家出来送就算你交了好运了。要饭，在本村人看来是丢人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亲人也看不起你。我父亲兄妹八个，我父亲排行老五，父亲的亲哥哥，也就是我的四大爷，这人的性格有点乐观过头。我们父子每次回来都天黑了才能进村，进村前把要饭棍在村外找个隐秘地方埋起来，第二天一早再拿出来，拿着它才能要饭，因为狗很讨厌，没有棍子你就会被它咬伤的。老话说，“要饭的没有要饭棍子，你就会蹬着眼睛饿死”。要饭的丢什么也不能丢了要饭的棍子。其实要饭的除了要饭棍也别无他物。我们头天晚上进村时明明把棍子埋在那里，到第二天早上就再也找不到了。无法，只有费很大劲再到村外想法折根树枝做一个要饭棍。人在被逼急眼的情况下就会想办法去看个究竟。有一天我们晚上回来把棍子埋好，父亲先回家了我就蹲在路边小沟里看，发现有个人来到我们埋棍子地转悠，他用脚踢松土，因为埋得很浅，一踢棍子就出来了。他弯腰拿起棍子就走了。我一看此人正是我的四大爷。本来家境好的话，我父亲是他的亲弟弟，我是他的亲侄子，他一定会很爱护我的，不会那样羞辱我们的。为了要饭的家伙不再被拿走，只能在回村时把棍子埋得离村子远一点，怕丢人又不敢声张。

至今“穷”这个字在我的头脑中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就是说人不能穷、国也不能穷，穷，人家就会看不起你，人家就会想法羞辱你，在经济未独立前，我就感到只能穷在家里，不能穷在外面。

参军

当兵去，在家虽苦，但由于农民意识还是不愿意离开家乡。我当兵时有三次机会，第一次是在集上遇到一位八路军便衣大哥，我们俩很谈的来，他动员我去参军，本想跟他去，但因家庭观念重并受到当兵要打仗、会打死人的宣传就不敢去了。还有一次因淘气被父亲狠揍了一顿，一气之下就跑去当兵，等到了地方真要当兵登记时又下不了决心。最后一次是我和村里乡亲们被进村扫荡的日本鬼子包围，亲眼看见日本鬼子拿刀砍死村里几名无辜的乡亲，我姐夫的父亲也被鬼子开枪打死。于是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去参加八路军报仇。

刚当兵时，我身上只穿了一条破裤子，一双露着脚趾头的鞋子，蓬散的头发几乎遮住了眼睛，骨瘦如柴。一到部队碰上中午吃白面馒头和菜汤，我吃得肚皮快见到肠子了。饭后，排长给我一条半旧的裤子，班长给我一件旧上衣。班里大老王给我一双新鞋子。因为帽子一人只有一顶，我只好继续光着头。因为个头小衣服不合身，就像“三毛从军”中三毛的样子。到了五月份就发了单衣，新军装穿上后，人就变了一个样子。一个多月身体也长胖了，小脸也圆了，外表看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只是因为从小营养不良，个子长得有点矮小，看上去像十四、五岁的样子。我一直到十七岁前个子都不高，“三八”大盖差不多和我一般高，不过这对我也有点好处，到连队晚点名时，我就可以用枪来支撑身体很舒服。我真正长高是在1947年我当侦察员的时候。1947年春天，我们团“三插敌后”回到通化东20余里的铁厂子，生活相对稳定，饭菜也吃得好一点，就突然长到现在这么高。总之，又矮又瘦的人不愿意轻易离开他原生地的本能表现的特别严重，外面再好他也不愿意轻易离开。即便他现在居住的地方比旧地好，也化解不了他对旧地的思念。比如现在我对家乡的一草一木记得那么亲切和清楚。记得在家乡时春天到野外放牛时心情特别好，草青青的，山花小而却很鲜艳，特别赏心悦目。光着上身，赤着脚踩在沙土上，吹着凉凉的风，暖暖的太阳晒在皮肤上，牵着牛回家。放牛一般都在西南河洼子里，就怕下雨天，雨天只能站着，地很湿坐不下来。晴天，把牛放开任其自己找草吃，我就找个树阴下一躺，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到了秋天还可以去悄悄挖点别人家田里的花生来吃，在没有人的地方，找些干草，把花生放在干草上用火烧。如果给看山的人看到烟就会赶来抓，让他抓住了就会挨一顿揍，所以烧的地方必须离放牛的地方要远些，等到草快要烧完的时候就用土把草灰埋埋赶快离去。这样即便看山的人过来也很难找到我，就是找到我也无法辨认是谁烧的。等到确定没人的时候再去把烧好的东西扒出来吃个痛快。不过有时被看山人抓住那一顿揍是躲不了的。

参军后，战友们相互关照，生活再苦也感到甜，所以自从离家参军后从没想过家。至于战斗，因没作战经验也没感到害怕。当兵不久有一次打仗是个晚上，月光很亮，我提着枪就顺着路中间跑，忽然背后有一股冲击力把我一下冲倒，回头一看是我们排的丛德滋排长，是他在我身后使劲的推倒的我并喊到：“你不要命啦！”，说着对面一阵枪弹就射向我原来站着的地方，随之而来的就是几颗扔过来的手榴弹。我的妈呀，如果不是排长把我推倒，那非完蛋不可。丛排长说：“小邓啊，为什么顺着路中间走呢，以后可再不能这样啊！打巷战是要靠着墙根走，一是不被敌人发现，二是能隐蔽自己，躲避敌人的射击”。自那以后我再也没犯那样的错误。经过几次战斗的煅练，人家都夸我作战勇敢、机智，在排里、连里也有点小名气，特别是渡海到东北后因我作战勇敢、机灵、调皮，团里、营里都知道一连有个小邓。我们一营教导员丛德滋也就是刚参军时我的排长、营长刘云亭见到我老远就亲切招呼“小邓”。

由于有点小名气，随之而来的就是骄做，班长根本管不了我，“熊包们”我是看不起的，经常和人家吵嘴打架，为此，我在全营都排得上号。丛教导员、刘营长一见到就会问：“小邓最近又打架了吧？俏皮鬼！” 。 连里让我当班长，我不干，就是当上因和班里其他人常常闹矛盾到连里吵，连长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当了几次班长都被我辞掉了，但一到打仗连里就非安排我当班长不可，打完仗我就辞掉，到底当上几回班长，现在也记不清楚了。有一天吃过晚饭后开班务会，班长嘴里骂骂咧咧地就和我的好友刘希生吵起来了，我说：“老刘揍他！”开始刘希生不敢动手，我又在傍拱了一把火。好友就把班长按倒在地捶开了，我立刻跑到连部去报告连长说“班长打人啦，”连长就跟着向我们班走来，我赶紧先跑回班里，见老刘还骑在班长身上，我一把把老刘推倒，班长趁势翻上来骑到老刘身上，这时连长也赶到了，一脚把班长踢下来，叫人把班长拉走，挨了连长好一顿熊，班长就这样被被关了禁闭。

转战东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我们西海独立团就在北海地区作战，部队刚打完平度城就急匆匆地向烟台方向赶，大概走了四天才到达蓬莱海边栾家口。记得第一天早上是从平度北七里铺出发向东北方向，到下午四点左右走到庙东宿营。庙东这个地方离我老家五里地我很熟悉，小时候放牛时常常将牛赶到庙东的山上。本想也和别人一样回家看看，想想家里穷和其他一些情况，唉！罢了，就没有回去。在庙东住了二天，第三天就出发向烟台方向行军，走了一天路过了招远。到了招远真有点“开眼”，人家穿的、行的都比我们平度强，附近的昌邑也很洋气，最土的就是平度。经过四天行军终于到了栾家口南边有个叫栾家铺的村子住下。第三天连里传达日本投降了，我们要到东北去接受日本鬼子投降，到那里可以吃上大米白面，拿新的“三八大盖”，坐火车汽车，营里还请到过东北的同志讲东北如何如何地好。记得我们连有个新参军的老魏是掖县人，他给我们上课讲：东北有大米、白面、猪肉吃，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坐的是火车电车，总之到了东北能过“天堂”一样的日子，可私下里却听说东北是如何地冷，吃的是高粱米但这些话是绝对不许说的。

记得在蓬莱附近栾家口南沙河的沙滩上开动员大会，胶东军区司令员在会上作了进军东北的动员报告，会后拖出去一个扰乱军心的人就在会场附近的沙滩上当场给枪毙了，这个人到处散布说：东北实在太冷，冬天不敢摸鼻子，不小心一摸就掉，撒尿要拿小棍棒打，不小心就把鸡巴碰断了等等，看到这个场面参加大会的所有干部战土都很震动。部队在栾家口休整了二十多天正准备乘船向东北出发时，团部却把我叫到卫生所，一到卫生所只见里面全是些骨瘦如柴、面黄肌瘦的战士，其中有一个还是我们村里姓许的老乡。卫生所的梁军医宣布，你们这些人的身体都不太好，个子也太矮，准备叫你们回家。听说回家吓出我一身冷汗，那个穷家我一点也不想回去，回去干什么呀，又去吃地瓜干野菜呀？我就对我那个老乡说：“如果你不回去我就坚决不回去，”这时梁军医正好走到我的跟前，他马上指着我说：“小邓你不能走，你没有病”。指着我的那个老乡说：“你回去。”梁军医为什么知道我呢，这与我的调皮有关系，因为他知道我是团里有名的调皮鬼，就这样我就没有被遣返回家。1956年我回家探亲时正好在村头碰到那个姓许的老乡，问他现在干什么，他说务农，如果当年我也被遣返，那我也是个务农的料子，但也可能会在46年至47年胶东地区大扩军时还会重返部队，总之就这样躲过了被退兵的命运，重新回到班里后我也没再提此事。一天全团召开教育动员大会，我坐在沙堆上正听着，突然看见旁边走过来一个身上披着大转带的人，背着匣子枪好不威风。等走近一看竟是童年时一齐放牛的小伙伴邓福亮。按辈份我要叫他叔，我猛地站起来叫了声“福亮”（他小名叫十月），他也感到很突然，认出了我.因为他是给首长当警卫员，没有功夫停留，只问了一句“你在几连？”就走了。直到1946年六月份，我在凤凰城东赛马集才和他见上面，那时他巳经在师里民运科当干事了。

在栾家口等待了二十多天，我们被要求全部换上便衣，由于缺乏足够的便装到最后我还是穿了一件军上衣和一条单裤子和全排战友乘坐上一条小木船出发了，同船的还有团副政委倪绍九同志和他的警卫员。小木船在海上漂了七天才到达东北大连附近的庄河，下船后连饭都没来的急吃就向安东方向急行军。由于战士们刚下船身子飘飘地，走路很是费劲。连长下令到附近去找民用大车，找了几辆车后大家就坐上出发了，走了不远天就黑下来了，路上又遇到苏联红军的车队挡住了去路，只好等吧。到了大概夜里十二点左右才让我们部队通行。当时是秋冬季节，身上穿着单衣，真冷啊！仗着年轻终于还是扛过去了。在大车上我睡着了醒来时天已经亮了，见到迎面开来一队汽车，车上的人也不问是谁就叫我们上车，一直到天快黑时才赶到安东。

下了车就开饭，吃完饭黑灯瞎火的没啥事，我就独自溜了出去。不远处有一座二层小木楼，我也不知道害怕就上去看看，突然听到有电话铃声，当拿起话筒时就听到里面“唉”了一声，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吓的就把话筒给使劲扔了，谁知地上有两根电线被话筒砸中冒出啪啪的火花，不多时火花就点燃了地上的地毯燃起了大火，吓得我拔腿就跑。不多时救火的人就来了，虽然火被灭了，可小楼被烧成了空壳。反正也没人知道，回来后我就在稻草铺上睡着了，正睡的香时，班长喊“出发”，急忙背上枪跟着全班走出房子，黑灯瞎火地也不知道往哪里走，跟着走了好大一会儿，看到铁轨上停着一节节不知拉什么的火车车箱。天很冷，冻得我全身发抖，不一会儿连里发出命令“上火车”，我们就往车上爬。车上装载的都是苏联人从日本人开的工厂里拆下的各种旧钢铁，我们就坐在那些钢铁上。火车开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在一个不知什么地方的车站停下车，连里命令全部“下车”。

下车后我们在站台上等着。不多时连里叫人去领什么吃的，值班班长领来一大把豆腐渣丸子，每人只有一串仅有十个拇指大小的丸子，由于太饿不知怎么就进了肚子也没吃饱，可是我们看见连部的人每人手握一大把丸子在吃，真是羡慕人家，心想能在连部工作该多好啊。过了半个多小时又上车，天刚亮就到了本溪。在本溪都是日本蹲式的厕所，因为长期不用，有很多厕所都被堆积的粪便堵塞了，连里有位班长用完厕所，就拉上面的铁链冲水，他看到水下来时就慌了，本来拽一下就松手水就自动停了，他却使劲的拽不松手越拽水越大，没办法就吓跑了，结果厕所的水越流越多，我们住的是日式榻榻米地铺，背包什么的都放在地铺上，所有战土们都外出训练了，粪水流满了整个房间还漫到了背包上，我们回来后整个屋子那个臭啊！后来才知道是这位班长弄的，大家嘲笑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厕所涨潮”。

在本溪住了三天，晚上又乘同样是苏联红军运钢铁的火车到了青原。青原是个矿区。矿区的居民大都住在离矿区五、六里地的干河滩上。矿区有很多工人，我们就去招兵，失业的工人很多都来当了兵，我们连里大概招了10多个人。在到达青原时上级发了一些崭新的“三八大盖”，我是老兵也分到一支，非常的高兴，部队住扎期间伙食吃的是红高粱米和萝卜虽然简单倒还算不错。在青原住了七、八天我们就回到鞍山，到了鞍山，团里又发了很多崭新的“三八大盖”，我也不知哪支好了，换了又换，换花了眼。

剿匪

在鞍山待了二十多天，说是到东山去剿匪。所谓东山就在鞍山东北面有个叫小顾山的地方。一天傍晚我值勤正走在路上，突然枪声四起遭遇到土匪的埋伏，战士们都迅速在路两旁的沟里趴下，而我竟大胆的端着枪直挺挺地站在路上朝有枪声的方向连续射击，射出了十几发子弹后竟把敌人火力给压下去了，此时排长冲过来一把将我推开并大声说“你不要命啦！” 。把土匪赶跑后连长表扬说：“小邓你真行”，可排长却在一旁说：“什么真行，差点把命搭上，哪有这样射击的，连隐蔽都不隐蔽”。虽然有批评但总算还有表扬，连里开会时还是以表扬为主。

东山剿匪继续进行着，一天晚上部队行军时在路上突然遭遇大股土匪伏击，部队当即被打乱，由于和敌人距离过近，我们班不成班、排不成排的向附近散开、土匪和我军搅在一起后谁也不打谁，乱跑一阵。从总的数目看土匪比我们多一倍。我们穿的是黄军装，敌人穿的大多是日本军服也有少数是便衣。那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虽然各跑各的不多时就又聚集在一起，但都没有了连排建制。我们就往西山跑，跑到山腰一看教导员丛德滋和一个通信员蹲夸那儿。只听教导员大喊：“小邓我到这” ，一般来说一个营里干部不可能记住全营几百号人员的名子，尤其是每位战士的名字，而我是个向来调皮的人，又是个打仗不怕死的人，所以在营里比较出名，加之他是我的老排长，丛教导员对我熟悉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教导员会合后我们继续向山上爬直到山顶，山顶是个大平台，上面已被三营七连占领了，其中七连连长是我平度的老乡，这时我们总共有二十多人。可是距我们下方不到五十米处有个小平台上面聚集了很多敌人，大概有百把个，并不断地向我们射击。突然七连连长“唉”了一声就倒在地上。又是教导员喊：“小邓，向下冲啊！”我一听教导员的喊声，也不知道害怕，提着枪掏出手榴弹就向下冲过去。后面离我十多米处又跟上来几个战士。当我把手榴弹扔到敌人中间时，瞬间随着手榴弹的爆炸那伙敌人立刻就大乱起来，像一群屎克郎被砸中了一石头四下乱飞，这时后面的战士也一齐大喊：“冲啊！”我第一个冲过去，这时从草丛钻出一个家伙，朝我开了一枪并扔出一颗手榴弹。我觉得腿像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但没有觉得怎么痛，说时迟那时快，我侧身给他一枪，他就应声倒在地上不动了。就在他倒下的同时，又从草丛出跳出一个，我随手一枪打中了他的腿，他连滚带爬滚下山坡，一直滚到了山底，山底的敌人背起他就跑。敌人逃跑的路线是一片开阔地。距离我大概200 米左右，我居高临下向敌人射击，弹着点在敌人前后激起了飞扬的沙土，连续打了十几枪居然都没有打中，这小子真是命大。战斗结束后，教导员在大会上表扬了我，这又增添了我骄傲的资本。以后连里班、排长们都是对我另眼看待。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属于那种自由兵，但因为作战勇敢基本上没有人愿意惹我的。在东山剿匪中我们连里有一个姓倪的掖县籍战士被土匪抓去，土匪将他两手用钉子钉在树上就回屋吃饭去了，他硬是挣脱了钉子跑了回来。那时对被俘者是有歧视的，他痛的哇哇哭也没人理他。掖县也是我家乡的邻县,他也算是我的老乡、我把他领回屋子,向老百姓要了一条布带子帮他包扎好，又给他盛了一碗苞米渣子吃，就让他留在我们班里。后来我们俩成了好朋友,再后来就不知此人到哪里去了,是死是活也不知道。

从东山剿匪回来我们是坐着大车回到的鞍山，住在鞍山初级小学，地上铺着稻草又没有被子，东北的农历十一月是很冷的,我们只穿了件薄棉衣,连棉裤都没有,脚上穿双破鞋子还是从胶东带来的,那是真的冷啊!为了能热乎点,大家像动物一样挤在一起。你抱着别人的腿,我搂着你的脚，大家都闻不到谁的脚臭谁的脚香，睡的是真香啊，就怕被叫起来去换岗。平时吃的是带壳的高粱米和萝卜汤。就这样我也没感到苦，与在家里时相比那时部队经常战斗在冰天雪地里我从都没有感觉到苦的滋味，对革命信念从没有动摇过，对这身军装也从没有厌烦过，记得那是1946年新开岭战役前，有好几位山东老乡和东北新参军的干部战士私下准备集体逃跑并拉拢我，我当即表示坚决不跑，即使他们威胁我，我也坚决抵制了他们的逃跑行为，最后这些人也暂时打消了逃跑的念头。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还是忍受不了当时的恶劣环境最终还是选择了逃跑回家，这批人中大多数是在逃到大连后找机会乘渔船回到山东的，其中我们村也有一个，1961年我回家探亲就碰到过他。

滚子泡战役

从东山剿匪回到鞍山，在附近的农村住了大概半个月就向牛店出发，那天已经开始下大雪了，我们排是尖兵走在大部队前面，走啊走，直到天明时突然前面响起了枪声，当兵的你就只管跟着前面的人走，至于走到哪里去干什么你是一概不知跟着走就是了。又走出不远，只听到四周枪声大作，就听排长大喊：“散开！”这时身边就巳经倒下了两、三个战士，我只觉得脚底旁朴朴直响全是子弹激起的尘土。这时排长手一挥，我们就向右侧几个坟堆扑了过去，对面敌人的机枪子弹也跟了过来，我们趴在坟堆上也向敌人射击。打了一会我回头看时，发现排里其他人也不知躲在哪，等了个把小时也没见到排里其他人上来。排长离我最近，他大喊：“小邓，快到后面去联系！”我一轱辘爬起来就向后方跑去，跨过一条沟，沿着沟向西北方跑，突然感觉得像有人用棍子猛敲我的背使的我向前打了几个踉跄。跑了好一会终于找到了连部，连里也因找不到我们排而着急呢。我向连里报告完我们的位置后，连里命令我排赶快回撤到连队的阵地。接到命令后当时只顾往回跑也不知道前面已经有了敌人，当我又过那条沟时，就觉得前后左右像撒豆似地噗噗的直响，子弹打得雪地乱炸，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只管向前跑。回到排里告诉排长：连长叫我们快向连里靠拢，排长随即下令全排往回撤退，当我们又过那条沟时却遭到敌人猛烈地射击，又有三、四个战士被打倒在沟里。这条沟是条平底沟，沟底有七八米宽，一点隐蔽都没有，但它是回撤的必经之路，我们只好边打边撤直到晚上我们才撤回到连里的阵地，后来上级才告诉我们这是叫滚子泡战役。什么鸟战役，当兵的不管叫什么战役，除了吃饭睡觉别的一律不问。战后当我打开背包准备睡觉，从背包中的胶鞋只居然抖出了几个子弹头，好险啊，如果子弹打到背包里面没有胶鞋隔着，那我的身上就成筛子了。

滚子泡战役是国民党军从营口登陆和我们的第一次接触。记得有一个叫王一高的招远老乡，在旅部警卫排当战士，他跟着陈副旅长去五团（那时我是二旅四团，五团也就是现在的365团），他们乘坐了一辆日本式卡车，司机由于地形不熟一下子闯到了国民党军驻地被敌人围住，当时国民党军可能也不知道民主联军是什么部队，加上陈副旅长又是四川人讲四川话，他急中生智的对敌人军官说要到他们团部去见他们团长，敌人就派了两个士兵跟着陈副旅长去敌军团部，此时陈副旅长随身还带了两位警卫员，那两名敌军士兵以为他们是自己人也就放松了警惕，走出了不远就被陈副旅长的警卫员制服了，可是跟随陈副旅长的其他警卫人员都被敌人俘虏去了，不知什么原因，敌人很快把这些人全部放到自已部队去当了兵，正当我们脱离敌人向后撒退时，就听到我们后面不远处有人呼喊：“同志！救救我们，我们停住脚步回头一看，有两个穿黄军装的人向我们这边跑来，这时敌人的子弹也密集地向我们这边射来，我们的机枪也立即朝敌人射击掩护这两个人。等跑近一看，原来他俩是陈副旅长随行的警卫员。问清情况后，就叫他们在我们排里当了战士，以后，到1947年春天我们又一起调到31团侦察队当了侦察员，这事以后我们就一直当着笑话讲。王一高以后不知犯什么错误被调到其他连队当排长去了，1954年我在汕头速成中学时听说他已经当了营长，再以后就不知去向了。

遇到开小差的逃兵

滚子泡战役后我们回到辽阳过的春节。记得年三十晚饭时每人分了一把花生还有几块糖，吃的是全肉饺子。由于连续的行军作战实在太疲劳了一心只想在辽阳好好休息一下，谁知宿营到了夜里三点多钟就又被叫起来开饭，吃的是高粱米、清水煮萝卜，战士们太疲劳了，吃饭都是闭着眼吃的。不到五点钟就出发了，也不知道往那里走。走了一宿快到天亮时，就到了鞍山北郊，因为是大年初一，路上走亲访友的开始多了起来。我们向南走，从鞍山出来向北走的人络绎不绝，忽然前面停下不走了，我一贯是好奇者和不愿遵守规矩的，就脱离队伍向前跑去。上前一看一个被围着的人挣扎着、哀求着好不可怜。我听了不多时就听出了门道来了，原来是个开小差的逃兵，是我们一个月前在鞍山招的兵，是一排的，当了不几天兵就跑了。他本来就是鞍山人，回家后原以为没事了，就在初一陪着老婆到老丈人家拜年。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好我们从辽阳向南走，他们两口子带着个两岁的小女孩向北走，碰了个正着。尽管他当时哭得像个泪人似的也没用，可怜巴巴地让人连推带搡地带走了，老婆和孩子坐着人力车抹着跟泪回去了，现在想起来此事挺凄惨的。

我把排长打了

部队到鞍山市中心就住在了一间空房子里。农历正月的东北那是真的冷啊！晚上我们又没有棉被，一个个冻的像小狗一样靠在墙根上。我看大家冻成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实在扛不下去了，就跑出去拆日本人留下的破房子上的窗框子拿来烧，全班也就不挨冻了，可是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投机者。在一次班务会上，那个在我们过海时当兵的家伙竟给我提意见，说不该拆窗户当柴禾烤火，破坏纪律，我越听越来火，心想，当时考虑你年纪大怕冷，让你紧靠近火，当时包括你在内谁也没说什么，现在为了表现自己你倒提起意见来了，这时我手中有一只鞋子正在向外刨泥呢，我拍头甩手就给了他两下子。当他清醒过来时就大喊：“小邓打人啦”，排长和在座的都怔了，他和排长一起指责我为什么打人，我就骂他混蛋，火你也烤了，你离火也最近，现在你又提意见，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呢？排长抓住我的衣袖就向连部拽，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劲，一拽就把排长拽倒了，这下惹大麻烦了，把排长打了，这还了得，又起来好几个拍马屁的把我前推后搡地推到连部。凑巧那天晚上教导员丛德滋正在连部检查工作，教导员一看是我就问怎么回事，我就把缘由讲了一遍，只见教导员只笑不说话，连长在一旁说：“关他禁闭，关他禁闭！” 教导员还是不说话，连长一看形势不对，也就不说话了。待了一会儿教导员说：“我走了”，此时连长只好把手一挥，“走吧！”

排长和跟来那几个拍马屁的灰溜溜地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敢给我提意见的了。所以我在排里他们看我不顺眼只能干气，但我也不再做给他们抓住把柄的事了。

沙岭子战役

在鞍山待了一天就向海城出发。在海城以西二里庄住下，伙食有了改善，隔一天吃一次猪肉，每天还发一包青皮香烟，我是不会抽烟的，而我也不愿意把烟给别人。当兵的只要有好吃的就觉得像天堂一样。住了十天左右，一天半夜全营集合在一个广场上，教导员讲话：“同志们，我们要去打沙岭子啦，上级命令我们向牛庄出发！”牛庄在海城西三十里是个大镇子。我们打滚子泡战役回辽阳时，经过一次，记得在快进牛庄街里时，有一条街摆了很多小摊，有卖发糕的，我就买了一块发糕拿在手上吃，这时丛教导员骑着马经过我跟前我也没看到，只听到“小邓，你又违纪律了，摔了！”没办法，只好乖乖地把发糕摔了。事情过去几天后，丛教导员见到我又提起此事，他说：“你哪儿都好，就是生活散漫。” 丛教导员说得对，我这个人就是个不拘小节的人，所以当上几回班长都被撤了，撤了就撒了，都怨自己。

在牛庄连里开会研究如何打沙岭子，驻沙岭之敌是新一军66团，全部美式装备，根本不把我们民主联军看在眼里。我们对他们却非常重视，听说我们集中了七个旅对付他。在牛庄的几天都是练习夜战、巷战。到农历正月十五的下午三点多钟出发，五点多部队就接近敌人了。沙岭子在牛庄西南30华里，是一个不太大的村落，大概有五十多户人家，外围还有一道有一人多高土墙。那天是正月十五，月亮明晃晃地照得如同白昼一样。我们快要接近敌人时，子弹在我们头上嗖嗖地乱飞，我本能地把腰弯得很低快速的奔跑。当时地上的雪有尺把深，下面就是高粱地，我们一脚深一脚浅地向前运动，经过大概千把米就运动到距敌人只有百把米的地方。只见前面有一独立屋座落在突出地面十多米的小台子上，一营指挥所就设在了该屋内、由于天气太冷屋里屋外都是人。我们二连因是预备队所以来的迟，我们赶到时就在独立屋周围停留下来。这时可以清楚地看到50米开外的部队正在向前做接敌运动，敌人机枪射击时发出的火光都看得很清楚，还不时能看到我们队伍中有人倒下，由于没什么夜战经验大家都像呆子一样，也不知道隐蔽，营部指挥所的人在房子周围来回走动进进出出，在这个大月亮天敌人能看不到吗？果然我们连刚到五分钟悲剧就发生了，敌人的迫击炮弹铺天盖地落下来了，随即房内的惨叫声就弥漫开来，营长、副教导员当场被炸断了腿和胳脚。此时丛教导员看到我跑到他跟前就大声喊：“小邓，快抢救伤员！”我和一个姓关的东北藉战士一个人背着一个伤员向卫生队方向奔跑。我背的是营长，他胸、腿、手都被炸伤。往后500米处就是团卫生队的救护站，将营长 、副教导员放下后，我俩又来回背了两三趟其他伤员，等最后一趟再回去就找不到自己的连队了，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当你与部队失去联系时，哪里有枪声哪里就是部队的位置。虽然晚上看不清楚，我和老关听到东边远处有激烈的枪声，我们就向东跑，等跑到时枪声又停止了，也不知道此地是何方，我们两个就无目标地向前跑，不远处有个小土丘，看到有俩人在上面烤火，也不知道是我是敌就跑了过去。因为天冷，烤火的人只顾着烤火也没看到我们俩个上去。我们走近一看对方帽子上有帽微，是国民党，我俩把枪栓一拉，“举起手来！”这两个国民党士兵还低着头烤火，没理会，我们从背后用枪托子给了他们两下子，才把他们打出个举起双手的投降架式。我们俩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缴了敌人的枪，一支汤姆式冲锋枪，一支美式三零式步枪。我们是从北面过来的，看看北斗星只要向北走准没错。我们向北走了个把小时，就听到有人说话，凑近一看正巧竟是我们二连所在地，连里的同志看我们回来了还押着两个俘虏，那个高兴劲就不用说了。天快亮了，我们就进了一个小村子睡觉，一觉睡到太阳出来。天亮了一看，全身上下全是血，那是昨天背伤员时伤员身上流的血。天冷又不能洗就那么穿着，正好被丛教导员看到了，教导员就喊住我：“小邓，你背了几个伤员？”我只能说：“具体数字不知道，反正好几个”，此事又给丛教导员留下深刻印象。战役结束各连要评战斗模范，大家一致同意我们两个作为战斗模范代表去团里开会。连里就评了我们两个，因为此次战斗二连基本没有参加，所以再没有别人，只能是我们两个。当时能当上战斗模范是很光荣的，团里经常发点毛巾、肥皂、牙粉、笔记本什么的，自己也感觉挺骄傲的。

我们排长是个士匪出身，一开始他见我既小又瘦就看不起我，而我这个人自小就不愿受管，我们俩经常吵嘴，现在我当上战斗模范了，他的态度也改变很多，对我特别友好，有时行军太累了，晚上站岗他都不叫我。我俩好的像兄弟一样，同样我也对他很友好，土匪的个性就是江湖义气。当过士匪的人，他的性格和普通人有很大的差异，你对他讲话不能慢条斯理，讲什么要干脆，不能有假。做事也一样，不能慢腾腾的，对人一般不罗嗦，如果他看上你不错，就会处处关心你，有时会很明显地偏袒你。闲聊时问他当士匪时的情形，他一般不会说。有时也会说：当士匪也不是那么享福的，经常让人操得骤在山里几天吃不上饭，只能靠挖草根充饥。土匪一般不伤害穷人，有时只能象讨饭的一样向人家索要几块苞米饼子吃。在东北大户人家也很难进去，因为他们家都有高墙大院，还有自己的武器。此人再以后不多时的战斗中就牺牲啦，很可惜。

沙岭子战役共打了十多天，各部队伤亡都很大。在战斗前上级动员说:这是一场重大的战役，能否打好关乎全东北乃至今后的问题，部队干部战士只要参加这次战役，以前有什么错的一律取消，每个人都可以立大功。因此有很多违反纪律被罚劳役的人都放出来回到原部队当战士，那时旅部就有一个劳役队，大概有一、二百人，行军时每人都背着各种战备物资，有的背着两个大炮弹。当时有个叫丁玉明的，他在胶东渡海前就是我的班长，因在海城领了个日本娘们逃跑到沈阳结果被抓回来判了刑，就在劳役队背炮弹。丁玉明是平度人，可能是夏秋铺一带人，他是1943年参军的，岁数比我大，虽然军龄我们俩差不多，狗东西老是找我茬子，我也不买他的账，经常吵嘴，也经常挨他批评，可因为他是班长无理占三分。到了东北他当了排长，有单独行动的自由。当时海城有很多日侨，年轻女子也很多，她们都处在半饥饿状态，只能靠政府发些坏高粱米充饥，所以很容易领走。当时是我们第一次在海城时，有个叫小于的战士是沈阳人，他爹在沈阳，丁玉明领着一名日本女人就逃到了沈阳小于家。小于爹通过丁知道小于的部队在海城二里庄住，于是小于爹也没告诉丁就连夜坐火车到达海城找儿子，并告诉丁在他家里，那时国民党部队已经进入沈阳，但封锁不严，营里派人连夜跟着小于爹到沈阳把丁抓了回来。当时给他定的是叛徒、投敌罪，要枪毙的，正赶上打沙岭子，就免去他死罪，又回到二连，打完沙岭子此人再没有见面，以后也不知去向。

沙岭子战役后牛庄通往辽阳的路两旁有很多被掩埋的烈士的土堆，当时部队战士见到几天不见的别的连的战友第一个动作就先摸对方口袋，看有没有小的战利品，第一句话就是：哈！你还活着。因为阵亡的人太多，大家看见道路两旁被掩埋的烈士的土堆也就见多不怪了，但部队的战斗情绪还是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沙岭子战役打下来，因为牺牲的人太多，各班仅剩五、六个人，到宿营地只要有一间房一个坑就够住的，班长住炕头，班副住炕尾，所以谁都不愿意当班副。当班副行军时，特别遇到晚上，晚上行军只要有战士提出要大小便的，你就得陪着他，否则就有开小差的危险，这样一来就把班副累得要死。冬天宿营时睡炕尾冰凉冰凉的，到了夏天倒过来班长把背包先放到炕尾，而班副无奈就要睡炕头，热得够呛呢。到达宿营地后班长要跟着连里去看地形，而副班长要负责烧洗脚水，借盆借碗忙得要命。一遇到战斗中有点小情况，只要有二、三个人的事，连里就叫班副带人去，所以当班副出力不讨好，还经常挨骂，我当了几次班副深有体会。那时的兵最长也就年把，大部分仅几个月或几天，因为战斗中伤亡过大，巩固部队情绪是连里的头等大事，如果一周连里没有逃兵就要会受到团里表扬。部队里补充的新兵往往俘虏占绝大多数，有的班几乎全是俘虏，稍不注意有时就全部逃跑光，因为有的班长甚至排长也是俘虏兵，一到晚上，俘虏兵大部分都跑光了一个连剩不下几个人，那时的部队减员不是因为伤亡而是逃跑。但跑的人中绝大多数不带枪。连队里的党员也很少，很多班都没有党员，其原因就是军龄太短，入党一般要半年以上的军龄。

在辽阳一带阻击敌人

我们打完沙岭子后就在辽阳一带阻击敌人。有一天早上，我们在辽河大堤上阻击敌人，是国民党新6军的精锐部队，辽河有100多米宽，水不太深，只见对岸几个敌人抬着一个象船似的东西放到水里，眨眼的功夫就到了对岸，我们都趴在河堤上用步、机枪射击，敌人的炮火突然地落在河堤上，哭叫声也随之而来。不多时上级下达撒退的命令，河的后面就是一片开阔地，看着象羊群一样各跑各的，脚底下子弹打得地面噗噗直跳，不时地就有人被打倒。大概跑了十多里地，在一个村子里停下来住下，敌人也没有追击。住了几天，上级告诉敌人又要进攻了，背后就是海城大石桥。我们因为是侧击部队，撤到一个大河南岸，敌人就在河北岸开始进攻，河约有100多米宽，我们用火力侧射，使敌人有所伤亡。我趴在大堤上射击，只觉得衣领上像有人拽我似的，当时还没有换棉衣，一颗子弹从我的后领贴着脊梁穿了过去，棉袄穿了一个大口子，好险！子弹如果再向下一指我就完蛋了。以后我们就撒到营口盖平北望完下驻防。在此的时间很长，大概有一个月。上级动员我们要北上保卫四平，我就开始向北走，走了第一天就看到纵队的炮兵部队，四头马拉着的大炮和我们同在一条路上。我第一次看到那样的大铁轮子，炮管长长的，现在想来那是日式100大炮。

保卫本溪负伤

我们走了三天，上级又下令不去四平而去保卫本溪。大概走到辽阳南面，在路上发的单衣，记得袜子是白色的，还发了一双日式翻毛皮鞋，皮鞋没穿半天脚上就被磨出一个接一个大水泡，战士们干脆都脱下来扔得满路到处是皮鞋。经过一天急行军到了本溪西，就听到敌人的炮火声震耳欲聋。天还不亮，部队停在一块平地，营里叫我们连派出一个战斗小组到对面担任警戒。连里命令我带一个班去，此时教导员丛德滋过来告诉我，如果河水太深过不去就不要强过。当我走到河岸时，看到河水发蓝挺深的，加之我们要去的那个山头炮弹打得隆隆响，当时我是槽头转向，心想炮火响处必是有敌人，就不敢上去，跑回来扯了个大谎，说河水太深过不去，实际上河水并不太深，是因为害怕了才不敢去。当时刘营长虽然没有发脾气，但看得出来他有点不高兴，我也感到没趣。人说不怕死都是假的，只有逼得你没有办法才敢猛打猛冲，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天亮了，我们就往山上爬，真倒霉，班里有两名战士就是不肯继续走，因我是班长，就要在后面督促他们。他们慢腾腾地就是不肯走，我就喊排长，排长装着听不见，也不回头一直往山上爬。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等我到山顶时已晚了一个多小时。连副是刚提起来的孙德毛，他站在山顶离我大概有20米，一拉枪栓骂道：“怕死鬼，为什么才上来？”当我把原因说清楚后他才消了气，并对那两个家伙一人给了一枪托。那天有点下小雨，我们都找颗树下避雨。晚上就似睡非睡地过上一宿。第二天天晴了，太阳晒得暖洋洋的，可是我们的阵地在阴坡，要想晒太阳必须到阳坡，而阳坡是敌方阵地，不过山上草很深。平躺在枯草堆上敌人是看不到的，由于身上的虱子很多，要抓就要脱下破棉衣光着身子，在我们这边是阴坡冷不行，必须到有阳光的地方去抓，有阳光的地方却是敌方阵地。只好偷偷地从草丛中爬过去，真有点像鸵鸟一样顾头不顾腚，只要看不到敌人就行，谁知有时敌人是能看到你的。我顺着枯草丛中爬到对面把棉衣脱了，枪和子弹袋也拖了过去，半坐着但头还是高出了草丛，我见四周没有敌人活动，就开始抓开了虱子，虱子也很精，当脱衣时它迅速地爬到衣缝里。当时的棉衣都是手工缝制的，针脚很大，就给虱子留有藏身之地。但虱子再精也精不过人，你藏到我手抓不到的地方，我就用牙咬你，那动静就像炒芝麻似的啪啪乱响。正当我享受暖洋洋的太阳，虱子抓得得意之时，觉得身边草地朴朴地乱响，开始还懵头憎脑，等反映过来才知道我被敌人发现了，是敌人在向这里射击。我赶快穿上棉衣，正当我准备左手去抓枪时，突然觉得被什么捅了一下，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左手拿枪，右手拖着子弹袋、手榴弹连滚带爬翻回到自已的阵地。此时手上还流着血，一看手掌上被打穿了一个洞。那时年轻啊，也不觉得怎么痛，只觉得麻嗖嗖的。此时敌人就开始进攻山头了，全线战斗就此打响，枪炮声连成一片，敌人几次冲锋都被我们打了下去，经过一天的战斗，因我们是居高临下防守，山坡也比较徒，敌人的炮火虽猛烈，由于距离太近都落在我们阵地后面，所以部队伤亡不太大，我们连受伤的仅有5人，其中伤的有我和其他班的两名班长及两名战士，其中三个重伤，有的断了腿，有的打在腹部。天黑后连里派了一个班护送我们去了后方医院。第一站准备到木溪以西、辽阳以东的安平30里中间叫南崖的车站。我们走了半宿快到南崖时需要过一条齐腰深的小河，当把三个重伤号放下车时，抬担架的几位民工呼啦一声就全跑了，把三个重伤员扔在河岸上。无奈只有我们轻伤员和护送我们的人自己抬着过河，天亮后我们才到达南台（也称南崖），南台东站是个小车站，只有两三个工人，等我们进站后，工人们告诉我们后方医院在半夜里就撤走了。怎么办？据工人们说瑞安站还是被我军占领，看能否有车过来，你们可乘车到本溪。当兵的也没那么多顾虑，听天由命，等就等呗。等啊等，等到天快中午，安平方向枪炮声大作，看来是不会有车来了。总不能等死啊。准备抬着伤员向东走，正要出发时，工人们告诉马上有个火车头要过来。不多时就听火车头咕咚、咕咚地开过来了。听说是去本溪的，我们喜出望外，赶忙把三个重伤员抬到火车车箱内，我们这些轻伤员就爬到车头后面坐在煤堆上负责警戒，火车接着就向本溪开了，护送我们的人也向有枪声的方向走了。南台距本溪有30公里不多时就到了。本溪车站的卫生人员忙着给伤员包扎，天上有飞机轮番轰炸，我们还没下车，飞机的小炸弹和机枪就下来了。我们轻伤员从煤车上连滚带爬地下了车，其中有个七班长刚下车后就被炸弹把腿炸断了，重伤员也本能地滚下车，在地上呼救.还好我们都被卫生人员发现将我们送到救护站止血包扎，每人还发了两条日本毛毯，又把我们送上火车。开啊，开啊，也不知道往哪开、我们也不问向哪儿开，开了大半夜，来到了天赐府站。天赐府是个大山沟里的煤矿区，有很多日本时期的平房。医院给每位伤员又发了一条褥子、一条被子，都是丝棉的。吃的都是素菜和米饭，感觉挺好的。医生每天来巡诊一次，经过治疗我手掌上的枪洞也很快好了。

过了几天我去看望连里重伤员时，医生说他们已经转运走了，转到何处也不得而知。不到一个月我的伤就全好了，但所里仍不叫出院，原因是不知部队现在何处。只好住啊、等啊。等到大概五月份，说是天赐府不安全，靠本溪太近，那时本溪已被敌人占领，土匪还乡团已威胁到附近村庄。就在这当口，有个区委书记也被还乡团打伤后和我一起在养伤，所以医院下令我们轻伤员马上转移到天赐府东北100公里有个叫驴皮峪的大村子。坐大车走了两天，春天风吹太阳晒渴得要死，走到一条河时，大家下车趴下就喝河水。早上出发时每人发了一卷玉米饼也就着河水一起连吃带喝吞下，不多时肚子就搅动起来，滚滚惊雷接着就屁眼向外眦水，那时也没什么药，就只能任其拉个不停。拉归拉因年轻还是能扛得住，等走到驴皮峪就不行了。医生有时给点滴药也不起什么作用，拉了大概20多天，原来在天赐府养得胖胖的身体如今却瘦得像干柴似的。最后有一个日本医生给我打了一针不知什么药马上就止住了拉肚，病虽然好了但身体却瘦了下来，此时院里也通知出院了并告诉我部队在三口集（实则赛马集）。

伤好归队

三口集在何方不得而知，反正有辆拉东西的汽车，叫我们跟着他走就行了，经过一天的行程，汽车又回到天賜府，汽车司机让我们下车后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没地方吃饭成了大问题。一天没吃饭，肚子饿得咕咕叫，当地又没有老百姓，怎么办？挨饿的滋味不好受。人到难处办法多，我们一共5个人，我就提议用随身携带的毛毯去煤矿和工人换吃的。我们打听得知距这里5公里地方有个煤矿，我们到矿里好说歹说人家还不太愿意，最后总算答应给我们一人一个苞米饼子（大概每个有半斤），我们给人家一条毛毯，才算熬过了一天。第二天汽车司机也不知从何处钻出来，我们又上了他的车，大概走了两个多小时，到达一个小村子，老百姓说前面有土匪，司机又不走了，他和当地老百姓很熟，老百姓给他弄的饭吃，而我们就不管了，没法，只好把仅剩下的一条毛毯和老百姓换吃的。这次不错老百姓不但给我们吃一顿，还每人给了两个大苞米饼子并在老乡家里住了一宿。

第二天继续上路，到下午两点多钟，我们就看到路上有我们的部队在行军，部队到达村子后就开始安排住宿。此时老远我在车上就看到像丛教导员的人骑着马在路上走，我立刻拍着车棚子叫司机停车。一翻身就跳下车喊教导员，丛教导员也看到了我，亲切的叫了声：“是小邓啊！”我下车后就像孩子久别妈妈似地哭起来。教导员指指不远处说，“你们二连就在前面村子，去吧！” 我反正身上一无所有，在本溪发的两条毛毯在路上都换饭吃了。回到二连后见到的大多数都是新面孔，因为我负伤后部队又去打了一场安海战役，伤亡很大，但消灭了国民党驻海城的一八四师，是云南龙云的部队，说是消灭，实则是被逼起义的。那些新面孔大部分是云贵川一带的人，说话有点难懂。班里没有班长，只有个班副，还是不久才俘虏的东北沈阳人。我那时还是班长，只不过连里叫我负责，不久我仍回去当了班长。部队住下后我又害上了眼病，两眼肿得像血桃似的，那时也没有眼药水，只能用盐水洗，连里也不叫去养病，只能挨着干受罪。加上看见其他连很多人到团里开英模大会而没让我去，心里难受极了，也不好向连里提，只好悠着。再说我的入党预备期也到了，连里也没提给我转正的事。三者加起来，越想越窝囊。如果此时有人和我结伴跑的话，我就很可能开小差，不过时间不太久，连里就给我办理了党员转正手续，心里才感觉好受多了。不过有关自已是英模的事老是记在心里，所以工作不起劲，情绪也不高，可能连里把我最近的表现向丛教导员汇报了，有一天的下午，自由活动时，教导员找我谈话，丛教导员很严肃地对我说，“小邓，你怎么搞得情绪这么低落，工作也不积极，为什么？”我不由自主地向他哭诉起来，把连里没有让我参加英模大会的事说了出来。丛教导员马上改变了态度说：“我问一问是怎么回事，回去吧。”以后团里再开英模会就有我份了。

调往警卫排

调往警卫排，1946年8月份，团里要成立警卫排，每营调一个班人员，要求都是班长以上干部、党员，就这样我被抽到团警卫排当了班长。排长是我入党介绍人，我俩的关系挺好，像亲兄弟一样。警卫排是不冲锋陷阵的，平时站岗放哨警卫首长。如团部受到敌人攻击时，那是要死拼的，直至全排阵亡，不过那种情况很少遇到。在团警卫排时正是战斗最激烈的时期，故保住了我一条命。特别是沙岭子战役中，部队的伤亡那是很大的，许多营、连基本伤亡过半，连排干部阵亡也是很多的，而我就因为在警卫排跟随团部没有参加过什么大的战斗，也就没遇上极端的危险情况，逃过一劫。但如果我不在警卫排而在一线连队，那就很难说能会不会被打死，子弹是不长眼睛的。

重回老部队

沙岭子战役打到后期，因部队伤亡特别大，团部决定解散警卫排。共三个班，每营分一个班，也就是从哪个营来还回到哪个营去。

我和赵树香同志被分到一营一连，赵去一班当班长，我到七班当班长，其中有个小插曲，由于当时部队牺牲的人太多，许多战士情绪受到一定影响，当天晚上有好几个胶东老乡蕴酿要开小差，因为都是老战友相互比较信任他们就找到我和赵树香商量，我坚决反对，赵树香当时没说话，其中有个人是山东黄县的大概30多岁，见我反对就威胁我说：不跑可以，你可不能向上报告，否则我要了你的小命，我只能向他保证不会报告连里。当时我反对开小差的理由是，一、我家太穷回家没吃没穿的，部队再苦再累也比家里好，吃、穿都比家里好。二、这些人说先到大连找船过海到他们的老家后保证饿不着，我可不信他们说的。那时部队里都是些参军不久的新兵对革命信仰也没什么概念，遇到危险就会产生逃跑念头，但最终在我和赵树香的坚决反对和说服下这些人打消了开小差的念头，不过我们也没将此事报告连里。一个普通当兵的，只知道上战场拼命能吃饱睡足就够了，什么理想、信仰也不是太清楚，我虽然是老兵也只知道入党时介绍人对我讲：入党的最终目的就是解放全人类，社会要达到共产主义，至于什么是共产主义，就听说是人人平等，没有人压迫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到底是怎么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法儿那时我哪里会知道。每天行军作战就是跟着大部队糊里糊涂跟着跑，别的什么也不想。

新开岭战役全歼敌52军25师

第二天我们一连就正式参加新开岭战斗，天刚亮我们就向一个山头运动。当冲到半山腰时，就看到山头上有人头攒动，这时距我们有100米处有一敌军士兵举枪准备向我射击。说时迟那时快，我也举起枪向敌方瞄准射击，我们同时枪响，见敌人立即栽倒，而我腰间的子弹带处像被什么顶了一下，低头看时，五发子弹全被打了出来，五发子弹齐齐的被划了一道口子，棉衣也被子弹穿了个洞，基本上是贴着肚皮穿过去，对方射出的子弹差一点就会在我肚皮上穿个洞，那可就必死无疑了，我因此又逃过一劫。

我们乘胜追击继续向上冲，一鼓作气到达了山顶，在山顶上面新开岭真是一览无遗。只见四周都是大山，山中间是一块平坝子，南北宽有2公里，东西长有5公里，地里当时都是农民种的苞米和高梁。高粱已收割完了都捆好竖在地里，老远看去像人站着一样，加上很多人在中间乱跑，好像遍地都是人一样。天上有国民党的飞机来回盘旋往下投东西，飞机上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不多时就听到冲锋号响了，那时每连都有司号兵，几个连的司号兵一起吹响了冲锋号，当时的心情又激动又兴奋，也顾不上敌人机枪扫射，虽然敌人的炮弹像冰雹一样地落在身边，我也只顾率领全班端着枪向前冲去，身边不时地有人倒下来，也顾不得救护了，把他们扔在后面让卫生员去抢救，整个平地上一片喊杀声，敌人被彻底吓懵了，像无头苍蝇似地到处乱跑，真是兵败如山倒。这时我军各部也都失去了建制，各班打各班的，也找不到连排了，只要见到前面有敌人，就一边射击一边大喊：缴枪不杀！敌人就成连成排地举起枪跪在地上表示投降。天上的飞机继续向下扔东西，可能以为地上还是他们的人呢。当时在场的敌人比我们多得多，敌人的大小汽车，拉炮的马匹横冲直撞，伤兵的哭叫声，飞机的轰鸣声，真是人喊马叫，用语言难以形容。折腾了从上午八、九点钟到下午四点多钟才算平静下来。我们班抓了100多个俘虏，敌人军官都换上士兵的衣服，也分不清谁是官谁是兵，被我们驱赶着一起向后走。战士们押着敌人让他们去拖大炮，也有马拉着大炮，汽车拉着大炮。只见败兵们歪戴帽、反穿袍，裹着毛毯，斜披着大衣，手提着饭盒，有光着脚的，头上绕着绷带的，柱着木棍的，什么样儿的都有。新开岭战役实际上是从1946年9月从本溪南有个叫小市的小镇子开始的。9月初，当时我在警卫排，团里派我们三个人去押运拉苞米的大车。去时不知部队要出发，当我们押着苞米车快到家时，正遇到部队出发，我们也不问青红皂白地跳下车，快速地去找部队，大车上的粮食如何处理也没有理会。我们回到部队就随队向本溪南小市急行军80多里，不到天黑就走到了。我们警卫排隶属特务连，特务连有三个排，电话排、通讯排、侦察排，我们这个排是后加的，全连大概有120多人，我们排人数最多，特别开饭时我们的位置最大。我们排除放哨就没有别的事，在家的人也最多。有一次，伙房的炊事员大部分是年纪大，说话粗鲁，炒菜时油也不烧热就向里倒菜。我的一个老乡给他们指出不能这样炒，两个人就争执起来。炊事班其他人也参加吵，此时我们排有好几个也参加了争吵，使本来的小事情越吵越大，到最后干脆整个炊事班和特务排都加入了，并动手推操起来，结果把一锅炒得半生半熟的菜也推翻在地上。这时连长过来了，半天也没指出谁对谁错，也没各打五十大板，只能大声地说：算了！算了，结果菜没吃上，大家只能盐水就高粱米，吃了一顿白饭。

在小市待了一天，部队到前线去阻击敌人，我们警卫排在团部留守，连枪响都没听到。电话排、通讯排都跟到前线，而我们在团部睡大觉，第二天就原地返回了驻地。待了两天，敌人从凤凰城方向向十一师师部驻地赛马集进攻，我们31团（现在的364团）就上去了，打了一夜，消灭了第52军25师一个营，而我们团伤亡也很大。打完赛马集后，我们日夜兼程向东急进，敌人也在后面急追。在我们左侧是十二师，还有辽南几个独立团。十师在通化东北和三纵队配合作战。开始阻击敌52军25师的部队，担任正面阻击任务的只有十一师，而且各团都有伤亡，阻击任务完成后部队立即后撤。后来听团里马杰政委说：韩先楚副司令提出要集中力量消灭敌25师，其理由是：纵队各师虽有伤亡，而敌人是进攻者，他伤亡只能比我们更大，这时力量对比敌人已明显弱于我们，所以我们只要坚持住一定能够消灭此股敌人。可是纵队党委已经作出撤退的决定，韩副司令是纵队常委有权向上一级越级反映自己的意见，韩副司令就向辽东局汇报了全歼敌人的意见。辽东局立即同意了韩副司令的意见，并明确此战役由韩副司令指挥。当时的司令员吴克华、政委莫文华只协助韩指挥。纵队随即把十师从北线调来与十一师一同投入战斗。很快就把敌人压缩到安阳门中间的一块独立山头叫老爷龄的地方。老爷岭下就是敌人的25师指挥部，岭上敌人放了一个警卫团，也就不足千人，也被我军打得筋疲力尽。十师用一个团攻击，快到山顶不到几百米的地方，进攻部队几乎伤亡殆尽，趴在半山腰上就是上不去，韩副司令命令十师师长杜光华立即组织力量夺取此山头，杜师长把作战科长段然叫到跟前说：你拿着我的枪去当团长指挥战斗，如果该团长不服从你的指挥你就将其枪毙。作战科长受命来到该团，将命令告诉了团长，团长听后就急了眼，马上表示一定组织力量攻取老爷岭，并让段然当团长自己当副团长，把团里的炊事员、马号、通讯员和一切能战斗的人员组织起来，大概有300多人，临时编成连排。这时韩副司令也把纵队的2门85山炮拉过来，在距敌不到200米建立阵地抵近射击。炮声一响，段科长和团长在前面带头冲锋，政委在后督战，一下就攻了上去。敌人没有料到老爷岭那么快就被占领，山下敌指挥部乱作一团，敌军失去指挥，群龙无首，纷纷开始撤退逃跑，战线被彻底瓦解，天上的国民党军运输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照样向下面空投弹药、食品和其他一些物资。敌25师师长乘吉普车向西逃跑也被十师部队捉住。

战役结束第二天，敌新1军就追了过来，我们团迅速向东临江方向撤退。由于是仓促撤退的路上到处是丢弃的各类物资，地方机关也跟着大部队一起撤退，骑驴的、坐车的，拖儿带女的。当兵的也不知道走到哪里，反正跟着走就行了，行军途中最苦的莫属炊事员，一到宿营地部队都休息了，他们忙着做饭，部队吃完饭，他们又忙着整理炊具，特别到早上，如果部队六点出发，他们就要四点起床。不过他们并没有怨言，因为他们一般不上战场，自感挺保险。不过有时也能听到他们被调到机枪连去的命令。

新开岭战役抓了近万名俘虏，除缴获各种武器外，作为战士也各有收获。但凡战士缴获的东西除钢笔、皮带外别的一律上缴。我就缴获一枝美国派克钢笔（当时中国最好的钢笔）和一条漂亮的军用皮带。钢笔我揣在口袋里他们看不到，而皮带就藏不住了。不知谁向连部报告，第二天下午有个刚调来的副连长就向我要，说皮带也要上缴，我不同意并同他争吵起来，最后他就强行从我手里夺，我不给，就相互推搡起来，因为他个子大我打不过，最后皮带还是被他夺去。回到排里，我把枪、子弹袋、手榴弹都拿到连里交给他们，说：我不干了，缴枪！副连长傻眼了，但他有权关我禁闭。也不知其他连里干部知道不知道，我就糊里糊涂地被关了禁闭。当天晚上部队就出发了，我那时在一排，副连长把我交给三排看管，而我也没把关禁闭当回事，行军时谁都不在意，行军途中三排有一个班长却在后面使劲地推了我一把并踢了一脚，差点没把我踢倒。这时我想到好汉不吃眼前亏就没有反抗，老老实实地随部队行军。到第二天早上宿营时，他们把我放到磨道里单独睡，睡到中午吃了饭又马上出发。晚上部队已经站好队，连里宣布出发注意事项，我是以因徒的身份站在三排尾。突然听到一声：“小邓，出列！”我抬头一看是营长刘云亭在叫我，我不知怎么回事，怕挨揍，没敢动。营长又叫了一声“小邓，出列”，这时我才喊“到”了一声，走到营长面前。见到营长随和的表情，我顿时哭了起来。刘营长大声说：“哭什么，谁叫你那么骄做啊？跟我走。”部队都在向前走，我们从部队旁边穿插过去，走到枪机连时刘营长叫道：“小贺。”小贺是机枪连连长，是和我一起从胶东过海的，平时也都认识。营长说：小邓交给你了。再也没说什么就走了，我也跟随着机枪连走了。到中午，贺龙贵告诉我连要成立个枪榴弹班，半个班是2门60炮，半个班是5枝枪榴弹，一共12个人其中还有一名取弹手，我们班有5支枪榴弹和四箱炮弹，看起来好像是两个班，实则是一个班，有一个当班长，我当副班长，在机枪连不到三个月，就随部队进行第二次穿插敌后。在机枪连有个排长姓刘，是东北参军的有30来岁，他看中了我的派克钢笔，几次向我要都被我拒绝，后他乘我睡觉时将其偷走。我虽然知道是他偷走了我的钢笔，但我没有证据，只好吃哑巴亏。有一次夜间宿营，我们和老百姓一起睡在一个大炕上，他是排长本来应该睡在炕头，可是那天却反常地主动要求睡在炕尾。因为睡在炕尾的是一个老百姓的年轻妇女和一个三、四岁的小孩，睡到半夜他就爬到人家妇女的被窝里去了。正赶上我起来撒尿，一看那个妇女的被窝里乱动，而排长又不在了，我越想越气，大声叫了起来。一个班都被惊醒，排长也吓得从女人的被窝里钻了出来。这时，有战士就跑到连部报告，指导员就跑过来把他领走关押在重机枪排，天亮时被团部领走，后来就不知此人的下落了。我到枪机连经过第一次穿插敌后时，我们攻占一个镇子缴获好多叫卡菲式的香烟和糖，我缴获了一件很漂亮的白衬衣穿在身上，以后又被连里要了去。营长把我交给贺龙贵时，贺就对我说：“以后你再怕死我就毙了你”。看似半开玩笑，实则对我是很大的侮辱，我挺恨他的，本来我们一起过海的，见了面应该很亲热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从没和他说过一句话。贺龙贵以后也很落后，1946年就当上了连长，直到1949年南下时才被调到团里当了管理员，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到现在我还记着他对我的侮辱。说实话，我能从一连调到机枪连也是因祸得福，机枪连一般都在二线，尤其是枪榴弹班，自成立起就没有参加过正式战斗。

大青沟战役

第一次打桓仁时，不知怎么地把我们留在连部没有参战，我看到前面打得很激烈时，主动要求带着6名战士前去增援，朝敌人阵地上瞎打了一通，等部队快打进城里时才把我们喊去参加战斗也没能上第一线。到桓仁城后，晚上部队宿营在一间民房中见到和我一起过海的老战友赵树香，那时他已经是管理排长了，我俩聊了会儿，他还顺手给了我一把花生吃，就在这次解放桓仁的战斗中赵树香负了重伤被送到朝鲜的老土山（老楚山）后方医院养伤去了，后来和他一起养伤的战友返回时告诉我：赵树香枪伤都快要好了，但由于感染得了破伤风牺牲了，他临终前还带话给我。第一次打桓仁仗没有打好部队伤亡很大，一连连长牺牲在敌人地堡前也没能拖下来，直到第二次解放桓仁时，才在恒仁南面一个河汊上找到他的遗体就地掩埋了。随后我们团从桓仁朝通往缉安的方向挺进，在大青沟过的阴历年。初一上午，我们才每人分得一个粘豆包和几个饺子则边跑边吃的。我们机枪连在大青沟西的一个山头上，那天晚上特别冷，冷得没办法我就跑到阵地后面去打几发枪榴弹，把枪管打热了，揣在怀里抵挡一阵子，记得那天我一共打了三发枪榴弹。第二天一早我们走进大青沟，老百姓早跑得一个人都没有了，各班就各自想方设法找吃的，还好我找到一小缸小米，也没有锅，就把小米放在水壶里在火上煮，半生不熟地就倒在帽子里大家凑活吃。大概快到中午时分，上级下达命令向集安方向出发。通化通往集安的是一条很平坦的公路，追击部队还有32、33、34团的战士，公路上全是人，前面不远处不断有枪声传来，路上可以见到国民党军的丢下的尸体。有时停下来，有时跑一阵，每向前迈出一步都感到要费很大劲，因为饿得实在走不动了。追到下午三点钟就停止追击退回大青沟，这时上级才传达说这就是“大青沟战役”。以后又退回通化以东叫做铁场子的地方休整。到了驻地每个人都要自己烤饼子吃，当时没有火柴，老百姓都把锅底下的火炭余火当作火引子，用细草包着用嘴去吹，我往锅里放了块玉米饼子，就歪着头使劲吹火，吹着吹着，突然噗的一声，一股大火苗就喷了出来，只觉得脸上一阵巨痛，顿时就起了水泡，连眉毛都烧掉了，眼睛虽然没有烧坏但痛得很。房东赶快拿来狗熊油给我擦，擦了几天就好了。

小荒沟战役

在这里住了十多天，就进行第二次敌后作战，作战路线几乎是原路。因第一次把就国民党军南满部署的计划打乱了，也没想到我军会很快进行第二次穿插敌后，所以国民党军都龟缩在大的据点式城市中，我们团没有打上几仗就又撤回到铁厂子进行休整。第三次穿插敌后是1947年的２月底3月初，这次遇到了对手。国民党军吃了第一和第二次亏就将新6军、新1军的部队从北满前线调到南满来补充实力，我们一开始还很顺利，第一仗打通化和缉安之间的一个镇子，消灭敌人一个营。之后因部队伤亡增大，枪榴弹也打得差不多了，再说枪榴弹在运动战中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营里决定将枪榴弹班撤消，将我们6个人都编到三连。到三连后我还是当班长，管他呢，当什么都可以，我不感兴趣。当时的排长是1946年打完沙岭子后提拔的，我就是从这个排里出来的，那时的人与人之间由于接触时间短谈不上有什么感情。当时我们班里有七、八个新战士，其中有个小家伙整天吹牛，说他如何如何地勇敢，所以我和副班长商议再攻坚时由他来破坏铁丝网，因此给了他一包4公斤的炸药包和一口老百姓的侧刀。

我们团来到了成场，这个地方是我第三次路过的地方。第一次是从天赐府出院时路过：第二次就是出院返回时路过：这次打成场就是第三次了，当时也不知道是去打仗，反正前面人往哪儿走你就跟着跑就是了，我们快到成场时看到路旁村庄里有我军迫击炮连在那儿试炮，我们继续向前走，快日落时就觉得前面山头上有敌人朝我方不停的射击，我们也不管敌人密集的子弹直往脚底落，只要前面不停后面就跟着向前跑。日落时我们就爬上了山。此时半山腰上有一连的也有三连的战士都趴在柞树林里，见到丛德滋教导员过来，他命令三连长组织冲锋，我才知道山头上就是敌人，连长叫一、二排组织冲锋，可敌人太近，一露头就被敌人发现，机枪、步枪就向我们射击，大部分伤亡都是被打着脑袋死去的。几次冲锋下来教导员就找不到人了，战士们都趴在柞树林里不敢动。丛教导员见到我后就大声命令到：小邓，立即组织把山头拿下来”。“是”，我马上叫班里那个家伙背着炸药包拿着侧刀去砍敌人的铁丝网，可那家伙躺在树底下就是一动不动，怎么叫他都不吱声，因为那天是大月亮天，能见度很好，他趴在地上全身发抖，我用脚使劲跺他，他也不动，真的气人。无奈我从他那里拿过炸药包就向前冲去，暗堡里射来的子弹穿透了我的棉衣，把绑炸药包的木杆子都打断了，我只能手抱炸药包，悄悄绕到暗堡侧后背阴处，慢慢地向前爬，爬到能听到暗堡里敌人的说话声音大概离敌人也就五、六米时，我狠狠劲站起身拉火，把炸药包用力甩了过去，只听一声巨响，敌人再也没有动静了。此时我大喊：冲啊！其实我身边一个人有也没有，当我冲进敌人阵地时，看到工事里的十几个敌人都被炸得东倒西歪的躺在暗堡四周。此时，在南侧的一连也顺势冲了上去，而我们三连仍趴在原地，直到他们看到我冲上去了才一哄而上。阵地上的敌人一看我们冲上去就丢弃阵地向后跑了，阵地是一溜山岗两边很陡。只见敌人顺着山岗向西像羊群一样拼命狂奔，谁也顾不了谁，我们在后面也没有建制跟着猛追，都朝着对方胡乱射击，敌人死的伤的尸体布满了整个山岗，哭的、叫的，缺路膊断腿的多得是。在追击中我抓住一个国民党军官，我看他脚穿一双牛皮鞋，一身灰布军装都还挺新的，我端着枪对着他大喊：快把衣服鞋子脱下来！他就乖乖地脱了下来。在脱鞋的时候，我又叫他把棉裤也脱了下来，我穿上他的新棉衣和棉裤及鞋子，我因为晚上睡觉不小心尿湿了裤子在烘烤的时候因为太疲劳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把棉裤烧着了，只好找别人要了两条单裤对付着，这下穿上他的鞋子和棉衣棉裤舒服多了。那名军官他也不傻，他也从旁边死人身上脱下鞋子和棉衣棉裤穿上也没冻着。那年特别冷，三月份还是滴水成冰，我又缴获了二条毛毯，请驻地老百姓做了一件呢子上衣，又用另一条毛毯做了件大衣，穿着看上去不像个军人，倒像一个叫花子，不管怎样只要暖和就行了。打完成场我们继续向安东宽甸方向前进。打成场时班里补充了一个新兵，姓什么忘记了，记得脸上有点浅麻子，他是纯东北沈阳人。他说他家有个八旬老母亲，为了生活他才出来当了兵，因为有点文化就当了抄写员，俘虏后补充到我们班。他整天老是哭，给我下跪，央求我放了他，可谁敢放他呢，实在没有办法，有一天我带班正好我俩一个班，快到换岗时，我就对他说：你小子在这儿站岗我回去叫岗。临走时我特别交特了一句：你不要跑啊。这小子脑子很灵，当我叫岗回来时，他已经溜之大吉了。当时跑一个新兵真的是小菜一碟，跑了也就跑了，也没有追究。打完成场的第二天指导员告诉我：你当排副了。我也没有吱声，反正对当什么我都不感兴趣。

部队经过两天的急行军到达宽甸境内，中午时分，营里下令三连抢占右侧的一个山头。此山系南北走向，长度有500米，按自南向北山脉一、二、三排依次展开。刚上山时什么也看不到，到下午二点多钟就发现有敌人向我方运动。由于敌我双方都穿黄色服装，辨别不出敌我，距离我们大约有200米左右，谁也没有开火。因在不远处有师警卫营在运动，所以当时我始终认为是自己人。到下午四点钟，敌人突然向我阵地发起进攻，远处敌人炮兵也向我们开火。敌人是从阵地南边开始进攻的，而我们排在北面，林深雪大，我们那里始终没有见到敌人。到天快黑下来的时候，副教导员向我们排阵地跑了过来，当跑到我跟前站住了，头仰着向上看，也不放声，我大喊：“副教导员！”他也没有回应，大概站了有分把钟，就仰着倒下了，走到他跟前呼喊他也没反应我发现他已经牺牲了，副教导员原来是纵队报社的记者下到营里代职的也不知姓什么。正当我直起腰时，我们排长也从山上跑过来，以同样的方式栽倒下来牺牲了。就在我纳闷时，突然一阵手榴弹向我们扔了下来，接着敌人成群结队地冲向我们班的阵地。我向全班下达命令朝敌人进行反冲击，经过一阵激烈的撕杀把敌人暂时赶下了山，正在这个时候，南侧的敌人也从南向北压了过来，在这紧要关头，只见一排长跑过来向我大喊：连部命令快撤，不一会整个山头都被敌人占领了，此时我大声命令全班撤离阵地，撤退时山下是一片坡地，种的是高梁，地是一垅一垅的，我们只能一垅跑一步，所以要快也快不了，战士们只能连滚带爬向山下跑，这时我的腿也被扔过来的手榴弹弹片炸伤。快到山下时见到一个大崖头，当滚下崖头时看到我们连指导员紧贴崖头躲在下面，离崖头不远处有一条小公路，路上有很多从山上面撤下来的部队在路上行走，我也连滚带爬地上了公路。这时腿痛得实在不能走了，但不走就有当俘虏的危险，只能向前爬行。正在这时丛教导员和营部的几个通讯员也过来了，我大喊一声：教导员，丛教导员立即停下脚步低头看了我一下，大声问道，“小邓，你怎么啦？”我说：腿被炸伤走不动了，他说；你顺着路慢慢向前爬吧，不要乱走，他就急匆匆走了。大概过了个把小时天已经暗下来了，就听到远处有人喊：“小邓！小邓！”越来越近，当时不知是何人喊我，我也没敢答应。当他们走到我跟前时，我才敢应了一声，原来是营部的书记和一名饲养员牵着一匹大黑马站在我跟前。他们发现我时大声说：快上马。

我上马后他们才告诉我是丛德滋教导员叫他们来找我的，此事从那时候起每时、每刻都牢记在我心中，教导员是我的兄长，是我的救命恩人。现在回想丛教导员为什么那样关照我，是因为丛教导员的心灵是神圣的、伟大的，他对战友的关心、爱护胜过亲兄弟、胜过自己。加之我们都是1945年从胶东乘小木船一起过海到东北的，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兄长，更重要的是丛教导员对战斗勇敢的战士特别重视，所以他才叫人用自已的马把我接走，这时，在我们东侧的半山腰有一个人也在大喊：“我的腿打断了，我是七连副连长！”因为天已经黑下来了距离又远，只好由他去吧。我骑在马上，书记和饲养员就自行走了。我顺着公路走了两三个小时在路过一个山坡时，突然一阵手榴弹、机枪子弹像雷雨式地落了下来，马被惊了，我也从马上滚下来了，不知怎么的我的腿也不痛了，立即跑下公路顺着附近的一条水沟继续向前跑，一口气连滚带爬的跑到公路附近的一个村子，进村后竟找到我们三连，还见到我们排里的其他同志，随即部队又出发了走了一个小时，来到了一个叫红石砬子的村庄，刚进村放下背包，就听到外面枪声大作，是敌人跟上来了，由于天太黑谁也看不到谁敌我双方缠在一起了，混乱之际只看到前面全是人在往东山上乱跑。这时冲过来的敌人可能也没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就吓的向西跑了。我们的部队为什么要向东跑，当时并不知道，当我们跑到东面山岗时，就听到师政委李丙令在人群中说话，山岗上都是人，还有朝鲜的独立大队，不多时我们全团都聚集在山岗上，唯独不见丛教导员。我找啊找，问啊问，始终看不见教导员的身影，我马上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心里默默地想，莫不是？等到天亮了，我问营部的人：丛教导员怎么看不到了，他说，在撤退路上遇到敌人的伏击时教导员头部中弹牺牲了。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从此我失去了保护人、兄长、救命恩人。丛教导员的身影和风貌至今还浮现在我眼前。丛教导员的风范、才能，特别是口才，是我遇到的各级领导干部中无人能比的。我这一生最佩服的就两个人，一个是教导员丛德滋，一个是团政委马杰。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做事利落，说话干脆，在31团没听说一个人不佩服他们的。

这次战斗到后来才知道叫小荒沟战役，怪不得在此次战斗的前一天，蔡正国师长召集全团班长以上骨干讲话说：“同志们，我们现在是最困难的时期，四面都是敌人，有新1军、新6军和52军。虽然我们被困在核心，但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只要大家以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去战斗，我们一定能打破敌的重重包围，我说句心里话，我们现在的情况比当年我们长征时遇到的情况更困难，但全体指战员要有必胜的信心”，李丙令政委接着说：“我们共产党员绝不在战斗中作俘虏 。”

小荒沟在宽甸县境内的长甸镇附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那为什么叫它小荒沟战役呢？宽甸境内多山，但山都不太大，沟也很窄，小荒沟就在两山夹沟的要道上，我们团的三次穿插敌后的任务完成后向回撤退时，部队都要经过此地，而敌人用重兵驻扎在小荒沟堵住了我们的去路，此地是敌我必争之地，也是我军生死攸关之地。当时我们仅有两个师，敌人的兵力远超过我们数倍，但在局部我们又超过敌人，当时纵队首长也跟在我们中间，所以，我军抱着与敌一搏的思想，组织了小荒沟战役，虽然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但最后还是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可是向后撤的路上，敌重重堵截，我们团走一路打一路，直到快到通化附近时才将敌甩掉。敌通化方向的兵力就相对薄弱了。

第二次打桓仁三插敌后，四保临江其实是一个调整用在两个地方，插敌后就等于保了临江。因为临江是在南满，没有被敌人占领的最后一个城市，在长白山脚下是个偏辟的山城。就好像南满是个大水塘，整个水塘被人把水挤到一个角落，我们像鱼儿一样被挤在一角，此地成为南满党政军人员的老巢，吃穿都相当困难，不过那里的老百姓种苞米的很多，我们部队就在苞米地里掰苞米当主食暂时度过了难关。经过三插敌后，打破了敌人南满的战略部署。所以打下桓仁后，敌人再也无力发动进攻，整个敌军开始处于防守态势。我们经过1945年12月至1947年3月份的防守进攻的锻练，部队战斗力得到极大的提高。1945年12月份敌人刚到东北时，他们的装备、士气都比我军强。而我军刚到东北的人员除胶东老部队骨干外，大部分都是新扩充的新兵，有的连枪都不会用，更谈不上什么战斗力了。装备也很差没有什么重武器，每排仅有一挺轻机枪，再就是步枪。而国民党军每班一挺机枪，班长、副班长都是冲锋枪，吃着美国罐头，穿得是美式军服，天上还有飞机保护。而我军穿的是薄薄的小棉袄，冬天连大衣都没有。更重要的是没有跟国民党正规军交过战，不知道他们的武器有多厉害。第一次在营口北田庄台一带两军初次交战时，我们对敌人 的燃烧弹（俗称汽油弹）没见过所以特别惧怕，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战斗磨练，这些惧怕就烟消云散了。后来部队就提出了敢打硬仗的口号，部队唱着：“上山难，上山难，翻过高山是平川，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六军。我们团回撤到临江附近休整了一段时间就开始反攻了。十一师先打下通化后一直向西，所向披靡。

调轮训队

第三次穿插敌后战斗结束后，在后撤时撸草打兔子，又顺势把桓仁打下来了。当时敌人驻扎在桓仁仅一个营，我们团打的。敌人很识时务，知道自己力量不够，轻微抵抗一下就夹着尾巴逃跑了。第一次进攻我们团是从西北面开始的，第二次进攻则是从南面，为了防止敌人从南面增援，团里特地把我们排留在桓仁以南5公里处阻击敌人，打恒仁我们排没有参加。我们排第二天中午才进入桓仁。进入桓仁后的第二天一早，营里组织连排干部到敌人修的工事处看地形，当时天还没亮，敌工事到处都是一些带铁钉的木板，我不小心一脚踩在钉子上，加之当时穿得鞋底很薄，钉子一穿即透，深深地扎在脚掌上。在恒仁住了五天就向通化以东的东铁厂子出发，而我的脚终不见好，肿得像个小棒锤似的。出发时营里有一辆拉苞米的大车，我就坐着大车跟着走，同时也当押车的。部队走的是小路，大车需要走大路就要绕路走，部队只走了两天就到了，而我们则走了四、五天才到。等我到了连里后回到排里一看，人家班排长都配齐了，新的班排长都是些从后方养病归队的新面孔，此时的我只能闲待在连里。

大概待了十多天，正赶上团里成立轮训队，抽调班以上干部学习，这样我就被抽调到团里去学习了。轮训队队长是由三营抽调上来的八连连长徐洪春担任，好象没有指导员。我到了轮训队后不久，部队去通化打二道沟子，二道沟子是通化的发电厂，我原来的班负责占领发电厂的窑锅炉，全班追击敌人到窑锅炉上时将守敌全部消灭了，他们占领了炉顶阵地，但窑锅炉底下的我军其他部队都已撤走，当发电厂又被敌人全部占领后，敌人开始对窑锅炉发起围攻，最后全班战士全部壮烈牺牲在窑锅炉上面。真是老天保佑我啊，不过也可能我在那里当班长的话就不会发生那样的悲剧，因为各人带兵的方法不一样，作战的方式也不一样，也有可能全班能完成任务胜利而归，但这只能说是如果。

在打完二道沟子后，部队在评功会上有的人还没有忘记我在打成场时送炸药包炸毁敌人暗堡的事，但人走茶凉，本来很大的事几经转述变成轻描淡写的一点小事。不过他们还是在我不在场很少有人记得我的情况下给我记了一小战功，还是在我离开轮训队半年多的时间后才告诉了我，发了个小本本，小本上写着：邓德令战斗勇敢特记一小战功。当知道此事时，我越想越气，如果那次没有我自告奋勇把敌工事炸毁，哪能那么容易冲上敌人阵地？如果丛教导员活着，最少我也能评上个大功。对我的战斗勇敢丛教导员是非常欣赏的，当我负伤趴在路上，丛教导员还专门派营部书记和一个马号冒着危险牵着他自已的马回来找我帮我冲出敌人的包围，这是何等地感人，在那么危险的环境下亲兄弟也难以做到的啊。给我评一小战功，我真的有点想不通，不过还算好，总算他们有良心还没忘了我。

在轮训队。在轮训队也没学什么。才去就接到命令到通化北有一个叫红石镇的地方去押送俘虏，是敌81师的营以上军官，大概有200人左右，有两天的路程。去的时候走的是小路，在一个河崖上掩埋着一溜溜的薄木棺材，里面都是我军作战牺牲的干部战士，可能是打81师时牺牲的同志，有很多烈士被野狗拖出来撕咬得面目全非，我难过的都不敢看他们一眼，这些烈士根本没名没姓，横七竖八地被野狗拖得到处都是，他们的棉衣被撕破，脸上身上被咬的露出了骨头，惨不忍睹。我们到了红石砬子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去接收俘虏，一看那些俘虏真是又可怜又可笑。这些军官们逃跑时都换上了士兵的衣服，很不合体，有裹着毛毯的，有披着破大衣的，双脚拄着拐的，绷带包头的，总之什么样的人都有。想想那些军官在被俘前是何等的骄做、何等的威风，现在都成了我军俘虏他们是何等的狼狈，真是落毛的凤凰不如鸡。我押的是一个敌人副师长，大概有50多岁，一路上他都老实得很。路上雪很深，他实在走不动我还搀扶他走。回来走的是大路，走了有三天，路上看得也不太严，但这群俘虏一个也没跑，顺利地把这批俘虏送到临江完成了任务。第二次出差是去领新兵。部队经过三插敌后缺员很大，辽东军区通过各种方式征集兵源。把从旅大等地的各个监狱中把一些轻罪的犯人提出来，只要他们愿意参军的就可以免除其各种罪行，这里面甚至有些还是杀人抢劫的犯人，他们都有些江湖习气，他们是从大连乘船经朝鲜元山港下船，再乘火车到通化南面靠近朝鲜的缉安对面的满铺下车过江到达缉安的。（编者注：辑安现名集安，是现在的吉林省通化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

补充的新兵到缉安后，由我们护送回到铁厂子。因为当时这一带刚解放，还有一些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地主武装，所以我们一路上都非常小心。我们在缉安住了三天，当时的缉安虽说是个小港口，实际上就是江边的一个小村庄。车站也是破烂不堪，但因为车站里有铁轨上面停了几辆轱辘马子，轱辘马子很好玩放在铁轨上面人推着跑，好玩得很。我坐在前面，有人在后面推，我的两只脚拖在地上，一家伙被轱辘马子轧在底下，只觉得两脚嘎崩一声，我几乎昏过去，还好后面推的人听到我喊叫立即拖住轱辘马子。一看脚脖子的皮都擦破了，还好脚骨头不碍事，只是肿起来了。那时年轻啊，睡一觉第二天就好了，也没敢向队里报告，第三天照样跟着部队出发。那些新兵都很有钱，为了能让他们当兵，在大连时地方政府就给他们发了不少钱，有钞票也有银元。他们见我年纪小，一路上有的帮我背枪，住下后有的买鸡蛋送给我吃，其中有一个竟是我的老乡，离我家不过十多里的元家沟的，说起来还沾亲带故的。其他的大多数也是山东人。

从缉安到铁厂子，最难走的是路是走火车铁路桥，铁桥都拆了，只留下30公分的桥梁，胆小的都不敢走，只能爬行，一路大概经过五、六道铁桥。不过我是老兵并不害怕，全都顺利地走过，走了三天才到目的地，如果没有那些破桥的阻碍顶多两天就到了。这些新兵年岁都偏大，但打仗都很勇敢不伯死，就是匪气十足，吃苦性不强，补充到部队后吃不了苦都陆续开了小差，到全国解放，我在部队里就很少再见到他们了，我的那个老乡补充到部队不几天，打通化时就牺牲了，他姓什么、叫什么谁都不知道，只知道他告诉我是平度元家沟的。可是后来探家时顺便打听了一下，我老家附近并没有叫元家沟的地方，可能是宛家沟的，但他对我老家的情况很熟不知是什么原因。

……

邓德令老人所在41军战斗英雄和军首长合影，英雄在前，首长在后。

墨脱解放大桥——远处的碉楼至今仍矗立在江边新解放大桥旁。

七十三年前，邓德令和他所在的四十一军122师侦察队着便衣参加了这次阅兵，可能也是人民解放军唯一次有便衣军人参加的阅兵。

参加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苑机场阅兵后邓德令和战友拍下的照片。

2021年6月15日，记者来到在邓德令老人家采访，邓老依然没有忘记一九三八年老师教唱的抗日歌曲：烈火燃烧在胶东半岛，愤怒充满每个人的胸膛，鬼子们各路进攻来扫荡，杀人放火奸淫又抢粮，山川震惊林木动荡，到处是救国的热情，到处是抗日的武装，兄牵弟，儿别娘，前赴后继上战场，同心协力打东洋，展开游击战，打到敌后方，拆桥破路，攻城夺粮，造成犬牙交错的战场，向鬼子们来一个反扫荡。另一首纪念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的歌曲由于年代久远歌词大意，看火光又起了，不知多少人民受害，听炮声又响了，不知多少同志死亡，他们誓要献忠良，他们誓死不准备投降，挑动反改内战要把民族灭亡，他们这种滔天罪行我们寸步不能让，来来来，来来来，我们团结一切进步的力量，打倒亲日投降分子，实现民族的希望。

2021年7月14日，邓德令老人重访76年前战斗过的地方，1945年9月23日，八路军西海独立团在这座城楼下接受日伪军缴械投降并攻入平度城。

一句七十四年前战友赵淑香的一句口信，成为邓老誓死都要完成的一项任务且从未放弃，2021年10月20日在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山东齐鲁电视台及志愿者等同志热情帮助下终于送达山东莱阳赵疃村原东北民主联军四纵十一师三十一团（英勇善战模范团）一营排长赵树香（勋）烈士亲弟弟家里，烈士在牺牲前托付战友将他的消息带回海南（渤海南，山东人闯关东的口语）家中的愿望终于实现。

在寻找赵树香烈士的同时山东烟台“承红”公益组织的志愿者们又帮着寻找到著名“战斗英雄”丛德滋烈士的亲属，由于历史的原因，烈士的亲属至今都不知亲人牺牲的准确时间、地点甚至照片都没有一张。在经过查阅原四纵十一师政委李丙令，原三十一团副政委周梓桐等首长的回忆录与亲历此次突围战役并骑着丛德滋教导员送的马死里逃生的老父亲所述说的详情经查找相关资料和地图可以认定原四十一军政治部组织科1952年提供给丛德滋烈士亲属的复信上，烈士的牺牲时间、地点及职务都是错的，丛德滋烈士牺牲的准确时间：1947年3月2日，地点：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永甸镇滚子沟土门岭，职务：营教导员。此结果将提供给有关部门参考。

“英勇善战模范团”（原东野四纵十一师三十一团）曾经的老战士邓德令为该团完成最后一次任务，让75年前，牺牲在白山绿水的亲密战友赵淑香（勋）的英灵回到自己故乡——山东省莱阳市赵疃村。

2023年1月10日，老兵邓德令归队！

邓伟建：我们送爸爸穿着军衣再次出征。

坐落在临江市猫耳山脚下的“四保临江战役”纪念馆（摄影：邓伟建）。

2023年4月4日，邓伟建大哥来到烟台蓬莱栾家口八路军挺进东北纪念碑前：“1945年10月，爸爸和他的战友们奉命从这里离开自己的故乡乘坐木船渡海挺进东北，他们中的许多人却再也没能回到自己胶东老家，今天特地到栾家口八路军挺进东北纪念碑悼念爸爸和他的战友们。”

邓伟建：“这里是爸爸深深爱恋着的故乡，远处的山峰是他小时候经常放牛的地方，如今他老人家终于可以永远的陪伴着故乡的青山绿水。”

碑文简短，浓缩了邓老戎马一生的荣光，承载着家人对逝者的深切怀念和永恒的爱。

倒不完的故乡情——那座山、那片水、那座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