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父亲 家族印记（三）

王炳森

　　父 亲

河北沧县高川王氏家族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其源渊是山西洪洞县王氏后裔。按“九族轮”之说，自从11世“复忠”始，到我们19世“炳”字辈止，“复忠”为祖门当家，恰为北院王氏掌门第三支。其子“九临”，为当时年代“邑庠生”，也就是县乡学校的学生，那年代是个秀才。在高川王氏世族中，第一次记载了有文化的人。到了第四代，即：14世三个曾孙，长桐、次棠、三栲，排行老二的次棠，字，荫华，我们的祖上，为“太学生”，太学，为清朝高等学府，有了接受最高教育的人。这种文化基因的遗传，在我们以及后人才开始逐渐展露出来。

家族的故事，前人没有更多的文字记载，清楚历史的人们已经不在，大哥是年长者，但说清更长的历史已不可能，但是他亲历了家族的变革时期，我们共同经历了自父辈开始的家族兴盛时期，给我们令人引以欣慰、自豪的故事，虽是时代造就和我们的努力的结果，但确有家族遗传血脉基因的流动。这些故事足可以激励后人，感染后人，真正光大王氏家族的优秀遗风。

爷爷辈哥俩，汝麟和汝风。汝风生四个儿子，老大桂山，老二桂苓，老三桂荃，老四桂和是我们的父亲。母亲家在菜园，舅舅家大都在天津烟厂做工。父母生我们兄弟六个，一个姐姐，一个哑巴哥哥夭折。父亲生于1903年，可以说是生活在变革动荡的年代，父亲小时念过私塾，多少是个识文撰字的人。我对父亲了解不多，由于年纪小主要是缺乏理性的认知，打从我记事起，父亲不苟言笑，似乎没有见到他高兴过。

大哥说过，好像自从他出生起，爷爷以后的王家后代今不如昔，大哥1936年出生，以后在高川的大爷、三大爷，先后去世，二大爷去了东北，落户在黑龙江宁安县，父亲作为排行的老小，领着大娘、二大娘、三大娘这三个寡妇，支撑着整个的父辈家族，日子艰难自不待说。

1 937年，黄河决口于河南普台县麻湾，殃及整个华北，人们生活无着，我父亲听说东北海拉尔煤矿招工，就报了名，想找一条活路。临行前，叫着大哥的小名，对母亲说：“我走了，你千万不能把小升子给我饿死了……。”这叮咛嘱咐，不仅仅是因为大哥年纪小，更是深深地埋在那内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统习俗的思想。被招工的队伍到了天津，父亲去和老舅告别，老舅一听大动肝火，当时我姐姐7岁，大哥才1岁，又是日本人统治时期，去了生死都难说，哪有什么活路！可现实也是走投无路，老舅稍微消消火气含着泪说：“你走了，我姐他们娘三个怎么过？！……”硬是把父亲拦了下来。为解决一时困境，最后老舅凑了一百元钱（现大洋），让父亲回到了高川。在邻里乡亲的建议下，做起卖点烟酒的小买卖养家糊口。可以想象，没有老舅，也就没有我们这个家族的今天。从我记事起，母亲总叨咕着提起:“你们要是有钱了，一定要还老舅一百块钱。”可惜，漫长的求生存之路，做儿女的我们，为老舅还钱的日子来得太晚，没有完成母亲的嘱托。

父亲一辈子生活节俭，为了一家老小，千方百计赚钱攒钱，置办家业，姐姐回忆过去的日子说：“咱爸种地，麦收了，收点麦子，谁也不许吃，全存起来，等卖了钱以后，再花钱买粗粮吃。一次我病得厉害，咱娘偷着磨18斤麦子的白面吃，咱爸知道了，满街追着咱娘又打又骂……。”我小时记事起，就知道家里从不吃三顿饭，肚子饿了找点零食，垫巴垫巴而已。父亲自从60年代到东北之后，日子好了，才“改”了不吃两顿饭的习惯。

在我国三四十年代，农村的日子可想而知，父亲养活一家的人口，就王氏家族而言，是最困难的。都说家族可亲，可有个帮衬，实在是不可靠的说法，还是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是对的，“亲不亲，阶级分。”母亲、姐姐、大哥都说过一件事，使我铭刻在心。家里实在无粮下锅了，母亲求王氏爷爷兄弟的儿子桂升，说：“他桂升叔呀，家里实在没吃的了，为了孩子，你给接济点吃的吧……。”桂升说：“让孩子去拿吧。”当时，桂升家开店，卖酱油、粮食，我们从小称为：“面子铺”。听了这话，母亲赶紧让我姐姐，领着3岁的大哥，拿着个小簸箕，去讨要点粮食。谁知到了面子铺，桂升的父亲汝麟，我爷爷的亲兄弟，立眉怒目，大声斥道：“你们家，俺填补得起吗！……。”夺过我姐姐手里的簸箕扔出老远。姐姐捡起簸箕，拉着大哥，含着泪着跑回家，姐姐趴在炕上痛哭不止，那凄凉的景象，姐姐想起就一阵阵心酸。这，还是爷爷的亲兄弟，没出四伏的家族，竟如此心冷，何谈家族亲情！

父亲支撑父辈的家族，矛盾纠纷不断，东家长西家短，出了问题他去解决，种地分红他必主持，出外办事必须全张罗。令父亲最不满的的是三大爷和二大爷去世早，留下二大娘和三大娘两个寡妇。20岁的儿子不干家务，父亲每天为两个婶娘担水，把水缸装满。这种旧式家族也累坏了父亲，终于熬到了终止的时候。

那是1947年，解放军解放沧州，村里动员支前人员，大娘、三大娘两家儿子都是适龄的年轻人，父亲让他俩去，谁也不去。当时已经44岁的父亲，只好自己去，前面战火纷飞，他与支前的队伍，抬担架运伤员，半个来月，直到战争结束。疲劳使他身体瘦了一圈，战争的惊秫更使心灵受到了冲击，想到家里不负责任的推诿，心中的怒火无法发泄，他吃够了家族责任的苦头，决心分家，各担责任。找来几位家族长辈主持，头一次分家要让三家住宅互换，因为没有一家不挪动的。大娘、三大娘都不同意，便闹了起来，分家无法进行，只好推倒重来。第二次分家大家都算满意，谁也没动地方。父亲分的房子，因为是赁来的，又补上了街上的王家店铺。父亲这个多年的掌门“户主”，终于在繁琐的家务中得到了解脱。

做为农民的父亲，有他朴实忠厚，爱子心切的优秀品质，也有狭隘自私，脾气暴躁的不良陋习，记忆里的故事，不知是否佐证。

父亲和母亲因家务事总打仗，事非过错我分不清楚。小时我曾记得，一次母亲和父亲打架后，问我：“那一包伈（毒药）放在那里？……。”父亲脾气暴躁，我知之不多。哥哥讲过，我小时，父亲曾把哭闹的我扔在炕上。五十年代，我记得一次小鸡飞到炕上，父亲一把抓住，把小鸡摔死，可见脾气之大。

父亲有自己的嗜好，喜欢字画。小时记得一张类似“钟馗”或“道人”的画像，保存多年，从河北带到了农场，父亲曾跟我说：“这画画得好，你看那眼睛，你走到哪他就看你到哪。”这可能就是欣赏画的神韵。后来，这幅画不知是因为搬家，还是收拾房子损坏或遗失了。父亲喜欢书法，偶尔也能评论一番，三哥当兵时，基建队知识青年写“光荣之家”的匾，挂在门上，他反复端详说：“字挺流畅，骨力不足。”我和二哥喜欢绘画，我也喜欢书法。后来儿子、孙子辈的都有喜欢字画的，培沂，钧珑考上了艺术院校，都有着父亲遗传的基因。父亲的一个小茶壶，随身带到了东北，我清楚记得，那茶壶的样子：是个南泥壶（或紫砂壶），紫铜造型的青蛙，镶嵌在壶嘴旁边，包嵌着延出的壶嘴，很是好看。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那茶壶根本没有派上用场，六二年冬天，从五甲向场部搬家时，大姐老二占荣，冻僵了手指，因马车不稳，手中的茶壶的边沿摔坏了，父亲的心爱之物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我知道的父亲，有一种遗传给儿女的朴实与忠厚，也有农民固有的自私意识。我11岁随父亲到东北，在牡丹江下火车时，遇到一个干部摸样的人，带着个小孩子，父亲买饭时，也给他二人买了一份，其好意很明显，带孩子买饭不方便。而吃完饭时，那人并不给父亲饭钱，已走出门外，父亲跟我说：“快去跟他要钱。”我赶紧出去，那人正蹲着给孩子系衣服扣子，我用浓重的家乡口音说：“同志，你没给俺钱呢！……”那人连忙把钱交给了我。在农场，那是62年，基建队食堂因为没有烧火柴，从我家借了些柴火。后来食堂管理员让我父亲自己去取，他指着食堂旁边一车刚从林子里拉回的柞树杂木烧火材说：“你随便扛吧，能扛多少扛多少。”父亲心里明白，随便拿点就顶借的柴火了，可听那话音好像说：“我量你老头子也拿不了多少？”父亲心想：“哼，试试看吧。”好在食堂离我家只有四栋房子间隔的距离，父亲使劲全身力气，狠狠地扛了五六棵碗口粗的柞树，树杆扛在肩上，树枝拖在地上，呼哧呼哧地扛到家，父亲说起这事，充满得意的神情。这年冬天，他看到食堂门口有个木桶，提把都是木头的，长期没人动，他动了心思，趁天黑给拿回了家。桶挺沉，父亲以为是水冻冰在桶里，放在屋里缓冻，夜里，我和弟弟就往里尿尿。第二天往外倒时，竟是一桶豆掰酱……。大哥说53年父亲刚入合作社时，社里有会议都是大哥参加，分配各种摊派款项，让农民自己报数，农民紧巴巴的日子，大哥报个数社里不同意，再报个数还是不同意，是父亲在后面出得主意，总是越少越好，大哥去开会应付总是通不过，最后捐款数量和社里要求一致时，才算通过。

父亲对子女严厉，爱子心切，大哥深有体会。大哥生于1936年，幼年正是成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兵荒马乱。家境、时局使他没有上学机会。八岁时，父亲给他弄了个粪筐，让他检粪，并指定一个地方，看他一年能积多大个的粪堆。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农民———父亲望子成龙的期待。我清楚记得，60年代在农场，大哥二哥攒钱买了一辆上海产的“永久牌”自行车，父亲并不会骑，或是上年纪不能骑，他如视珍宝，百般爱惜，对我说：“这玩意象马似地，有事拉过来就骑走了。”那是新置家产的得意神情。我每次骑车回来，天黑了，他总站在门口等着，似乎怕把车子弄丢了。一次大哥把车子借给了同事，他竟对大哥大发雷霆，让在家里主事的大哥很下不来台。可能就是这家长的尊严，蕴含着父亲的家风，在我们姐弟六人中传递着、继承者，在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虽然每个人境遇不同，个性不同，也曾出现这样那样矛盾摩擦，但是长幼有序，相互尊重的“家和万事兴”之传统，从未有过伤害，成为农场人之公认的“和谐”“和美”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