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号

无忧方人：

此时，午后白亮的阳光正透过垂柳细长的间隙，照在我办公室的红木书架上。书架顶部摆着一把圆号，螺旋形的管壁灰蒙蒙的。

我呆呆地，长久地坐在沙发上，仰视着阳光下静默的圆号。2006年公司乔迁时，它随我来到这里。这些年来我没有再擦拭过它，不是不想，更多的是不忍惊动它。

少年时期，我曾是学校乐队唯一的圆号手。

一

我的童年时光大部分是在渭南老家度过的，农村生活经历虽苦一些，但让我多了一些别样的收获。5年级的时候，我被父母接回城市，转到母亲工作的子弟学校读书。

初到城市的我自然不习惯周围的一切。狭小的房间，陌生的校园，毫不相识的同学，不怎么亲近的父母……

来西安前，婶婶点灯熬夜，给我一针一线缝制了一件白条粗布衬衣。我穿着这件“原生态”的衣服去上学，却被城里同学取笑是“稼娃”。我给老家的奶奶写信时嘱托，让婶婶以后再也别给我做“纯手工”衣服了，现在想想，我当年一定伤了婶婶的心。

与老家不同，城里的学校课前几分钟，同学们都要唱红歌，直到老师走进教室。那时的我除了会唱儿歌《丢手绢》外，其他歌连哼也不会哼，的确够“嫁娃”的。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突然间就和音乐结上了缘。到新学校后不久，住在我家楼上的徐广平老师以“工宣队”的名义被工厂派驻学校，负责校乐团的筹建工作并兼任团长。徐老师三十多岁，中等个子，人很活套，擅长拉二胡。

有一天，徐老师来到我家，看了一下我的手和嘴唇后，对母亲说：“你娃个子高，条件也不错，我想叫娃学吹圆号。” 母亲高兴了：“好啊，免得他整天光知道在外面疯。你看他能行不？”“行，有我呢，回头我再给娃找个专业老师。”

我拥有了人生的第一件乐器，成了学校乐团唯一圆号手。

徐老师不但在厂乐队当过指挥，还精通多种乐器，是个音乐全才。他成了我的圆号的启蒙老师，教会我识谱以及基本音节的吹奏。在他的督促下，放学后，学校的操场总会响起我吹圆号的声音，从生涩到连贯，从一个个音符，到一串串曲调。

是徐老师把我带进了美妙的音乐世界，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位音乐大师，是神一般的艺术家。他演奏的《二泉映月》《赛马》是我的最爱，尤其是他演奏《二泉映月》时，把乐曲所表达的悲伤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余韵悠长。他娴熟的手指轻柔地拉动着琴弦，整个人深陷在乐曲之中，物我两忘。我的眼前瞬间浮现出阿炳拄着竹棍，一遍一遍地向人们诉说苦难和遭遇的场景。少年懵懂，成人之后，我才理解当年的徐老师，一位三十多岁的单身汉心中那一份苦楚和不被理解。

音乐像一束明亮的光，改变了一个从农村来到城市，沉默而自卑的男孩。我沉浸其中，深深被感染着，变得开朗自信起来。

徐老师家在四楼，我家在二楼，我在家中只要听到老师的二胡声，就不由自主地跑上楼，坐在一旁，陶醉在音乐的世界里。最让我难忘的和徐老师一起去练号的情景。傍晚时分，我们来到沙坡村绿色的田埂上，彼此相距百米，他拉二胡，我吹圆号，空旷的田野变成了我们的舞台，夜空中，那委婉悠扬的旋律勾连着我们的情感。有一次练完号，徐老师兴奋地对我说：“我刚听你都吹到高音‘发’了，真不错，继续努力。”我第一次得到他的表扬，心里美滋滋的。

之后，徐老师还在西安音乐学院给我找了一位圆号老师，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我开始参加校乐队的演出。

我们校乐队有二十多人，来自不同的年级，年龄差异很大。乐队的两个小号手是高中生，他们吹号时间久，对音乐很有感觉，是我们乐队的灵魂人物。我们一直坚持定期排练，若遇到重大节日来临，几乎每天都要集中练习。

有一年六一儿童节前夕，老师通知我们要去韩森寨俱乐部参加文艺汇演。队员们听后别提有多高兴了，舞蹈队的同学甚至激动得跳了起来。大家的态度变得比往常认真多了，都积极参加排练，谁也不想拖学校的后腿。

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就到了表演的日子。我们身着整齐的服装出发了。走在最前面的旗手上下挥动着队旗，紧跟其后的是鼓号队，再后面是舞蹈队，最后面是我们乐队。一路上鼓号声不断，浩浩荡荡的演出队伍不知道吸引了多少路人的目光。

当大幕徐徐拉开，炙热的聚光灯下，我俯视着座无虚席的观众，瞬间紧张起来。但看到乐队指挥面带微笑的从容的神态，我的心立刻平静下来，进入演出状态。

我们演奏的第一个曲目是《小号手之歌》。随着指挥棒的起落，舞台上立刻响起悦耳的号声。嘀 嘀嘀哒，嘀 嘀嘀哒……小号嘹亮、激昂的音色，追逐着圆号柔润、丰满、富有诗意的飞扬，随后是悠扬婉转的弦乐齐奏，它们完美的融合似辉煌灿烂的天籁之音，赢得了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那天，我们还演奏了《春天在哪里》《红星闪闪》《让我们荡起双桨》等经典曲目。演出很成功，队员们都兴高采烈，我也倍受鼓舞，暗下决心，一定要继续学好圆号。直至现在，那些经典的乐曲及节奏仍萦绕心扉。

乐队是我第一个人生舞台，我尽情吮吸着音乐的甘甜，与此同时，也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优越感。

烈日炎炎的夏天，同学们在操场军训，有的女同学还因此中暑了，而我却理所当然地躲在凉爽的音乐教室排练。军训的解放军叔叔因为喜欢音乐，对我多了一份偏爱。有一次他碰见我，还悄悄塞给我五颗子弹壳，这让求之不得的同学们羡慕不已。对现在的年轻人而言，这些东西也许并不稀罕，可在20世纪70年代，军帽、子弹壳可都是我们的宝贝。

放暑假回老家，我也不忘带上圆号。有一次，我在老家饲养室后面的树林里吹号，一位知青大哥闻声而来，很是惊讶。他热情地把我领到知青点，给我洗了一个苹果，让我给他吹首歌。我吹了《智取威虎山.打虎上山》选段，他听后很高兴，还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起他们的生活。我们成了朋友，还相约要搭伴回西安。

往事不单只有美好，也留下过阴影和遗憾。初一那年，我们到工厂参加学工劳动时，被一阵阵乐声吸引，循着音乐拥到厂子的音乐厅外看排练。原来是我们徐老师在指挥，同学们更加兴奋，在门外叽叽喳喳。

也许我们说话声音太大，影响了排练，乐队的人几次出来驱赶我们。有一位同学恶作剧，偷偷地把排练厅的门从外面给插上了。乐队的人跳窗子出来追赶我们，我跑得慢，被他们抓住了。那人扭住我的胳膊说；“你这是搞破坏，跟我走。”我被吓蒙了，愣头愣脑地说：“我啥也没干，你抓我干吗？”争执中徐老师走了过来，把那人拉到一旁说了几句什么，他们就返回排练厅了。

回家的路上有同学起哄说：“今天要不是徐老师给你说话，把你送保卫处，你就麻烦了。”我生气地怼道；“这能赖我吗？你们跑得比兔子都快，让我成了替罪羊。”

我觉得在徐老师面前丢了脸，一种懊悔、愤怒和不甘涌上心头。晚上，我在楼梯上碰到了徐老师，原本准备了一堆解释的话，可见面时却哑火了。只委屈地说了一句，“徐老师，真不是我。” 随后眼泪便夺眶而出，徐老师安慰道，“没事，都过去了。”虽然这件往事已经过去几十年，然而我心底的隐痛却始终无法释怀。

“唐山大地震”后人心惶惶，家属区到处都是临时搭建的防震棚，乐队中一些高年级学生也陆续毕业，校乐队渐渐名存实亡了。

返回工厂的前一个晚上，徐老师把我领到一栋家属楼前。透过一楼的玻璃窗，我看见一个中年男人在拉小提琴。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划过夜空，回荡在耳边，如泣如诉。我沉浸在美妙的乐曲中，全身的艺术细胞都被调动起来。

我们在他窗前默默地站了许久，徐老师告诉我，这是一个残疾人，他很能吃苦，每天都要练几个小时的琴。回家路上，徐老师语重心长地说：“以后无论干什么都贵在坚持，对于音乐更要充满热爱，它能净化人的心灵。”

二

恢复高考制度的次年，我转到市属一所高中就读，告别了心爱的圆号。然而，它却时常出现在我梦里。

离开校园后，我分配到一个大型军工企业工作。20世纪80年代，工厂的文体活动丰富多彩，最震撼的是我们工厂的交响乐队，阵容相当庞大，演奏水平非常高。看到台上那些管乐手时，我总情不自禁联想起我们曾经的校乐队，横亘于心底的愿望跃上心头，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能再次登上舞台。24岁那年，我听说厂乐队要招演奏员，便托关系从厂工会借出来一把圆号。

相距八年再次与故友相逢，自然有一种失而复得的兴奋和激动。我买了清洁布、抛光膏，用了一个整天，从里到外认真擦洗和抛光着它，直到圆号表面闪出铮亮的光泽。

我住在单身宿舍，为了不影响别人，我常去三四里路外的韩森冢练号。这里是“秦庄襄王墓”，墓主是秦始皇的父亲。韩森冢位于土塬之上，地势较高，每到春天便有很多人去那里放风筝，去的人多了，就自然形成了一个市场，东西特别便宜，深受附近老年居民的青睐。

有一次，我来到韩森冢附近练号，奇遇一只小巧玲珑，深绿色翅膀的虎皮鹦鹉，它蹦蹦跳跳来到我的脚下，我俯下身去看它，它也不怕我，反而还向我跟前跳了几下。我吹号的时候，它像是很开心地在我脚下跳跃、不时发出清脆的鸣叫，似乎要跟我合奏一般。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音乐并不只是人类的专享，这只小鸟也许是鸟类世界的歌唱家。

高中毕业后父母乔迁了新居，我再没见过徐老师，也不好意思再去找徐老师。我按照当年的记忆独自练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小时候吹过的那些曲子，现在总找不到调，吹不出当年那圆润、柔美的声色，寻不到当年的那种感觉。

少年时的那把圆号是那么柔和、优美、亲切、发出的声音似男中音一样，有一种磁性的美感。而这把圆号我根本驾驭不了，它就像一匹无法驯服的野马，更谈不上演奏时人号合一的感觉。

我有些彷徨，担心工厂乐队的人来督促。我觉得这只圆号有问题，可拿到乐器维修部，维修人员检查后说圆号没啥问题。我心里有一股无名火，却无从发泄。我知道我已经回不到从前了，我的心已经乱了，再也找不回当年的那种执着和热情了。

就这样自娱自乐地练习了一年，当年的“小号手”始终没能回到万众瞩目的舞台。后来恋爱、家庭、孩子及我热爱的篮球运动，把我的日常挤得满满当当，圆号从此淡出了我的视线，被我冷落在阳台、库房，最后变成了办公室书架上的摆件。

我辜负了徐老师临别时的教诲。

三

但凡做父母的，都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年轻时候的遗憾和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我也不例外。

我儿子上小学三年级时，曾经教过我妻子的一位音乐老师建议孩子学习拉手风琴，妻子征求我的意见，我坚决反对：“不行，都啥年代了还学手风琴？真想学，不如在圆号、萨克斯、单簧管中任选其一。”

妻子用排除法首先排除了圆号，理由是我自己都没有学出来，还想让孩子学，没门。她怼得我无语，于圆号而言，我的确有很多遗憾和伤感。最后我们协商一致，让孩子学习吹萨克斯。

自从孩子学习音乐之后，我就成了陪读。经常是上午在音乐学院学习视唱练耳，童声小合唱，下午又去老师家学习萨克斯。陪他学习的三年，我仿佛在给自己的童年补课。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这让我受益匪浅。有时看到孩子上课的情景，还真有一份嫉妒。心想：现在的孩子真幸福，如果当年自己能有这种学习环境，也一定能把圆号学成，而现在，我也只能给孩子当好绿叶了。

孩子上课时，我会把老师讲的内容全录下来，回家反复播放。老师布置的练习曲，我和孩子一起哼唱，分析曲式，不放过每一个细节。他哪个音节吹错了，我都能听出来并给予指正。有的时候我恨铁不成钢，把话说重了，孩子也会不耐烦地说：“爸，你能，你来给我示范一下。”我立刻无语，说实话，我也只能动动嘴而已。

小学毕业后，孩子考上了交大附中，成为校乐队的萨克斯手。音乐充盈了他的学生时代。

当初我们让孩子学习乐器，无非就是陶冶一下情操，没有指望他在音乐方面有何建树。但孩子却要把音乐变成他的理想和事业。上高中后，他说将来高考，非音乐学院不报。她妈妈坚决不同意。原本想他上了重点中学，将来会考一个理想中的大学，毕竟交大附中是省重点，每年高考成绩都名列前茅。不承想他只想上音乐学院，且没有商量的余地。对于孩子的选择，我是理解和支持的，甚至还有些羡慕。

我对妻子讲：“一个高中生，按照自己的理想心无杂念地选择喜欢的大学，有一个快乐的大学生活，是多么难得的事，未来可期，我们一定要尊重孩子的选择。”

　　高中毕业，孩子如愿以偿地考上了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后来又上了音乐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一所大学的音乐老师。

孩子的成长也给了我很多启示，他按照自己的意愿，成功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也许这种选择和名利无关，也未必能够大富大贵，但大富大贵却从来不是人生的唯一目标。

音乐向来都是灵魂深处的诗，是人类高雅的精神世界。于我而言，虽然圆号后来被我束之高阁，但音乐却从来没有离我而去。我的音乐之路，因了圆号有了不一样的经历和感悟，这也是我人生的缘分吧，留下了多少珍贵的美好回忆。

今年春天，我们中学同学聚会，大家聊起学生时代的过往依然激情澎湃。当我问起了徐老师的近况时，同学们告诉我，徐老师三十年前就调走了，没有任何联系方式，今年应该有八十多岁了，不知道是否健在。我的思情再一次被牵动，在同学孙红的帮助下，我联系了当年吹小号的两位大哥。据两位大哥介绍，他们“上山下乡”返城后，在舞会盛行一时的年代重操旧业，捡起了小号。现在退休后还经常参加各种演出活动。相似的经历，他们真令我羡慕不已。席间，我又问起徐老师的情况，他们也说多年未见，没有联系方式。我再一次失望了，一份思念油然而起。我多么想在有生之年，能去看望一下尊敬的徐老师，可这个愿望竟无法实现，我只能在心里送上一份默默的祝福。

　　从懵懂无知到天命之年，圆号贯穿了我的人生之路，滋润了我的情感世界。有过美好的憧憬，有过遗憾后的重逢，也有过重逢后的无奈，更有过因果错位后的唏嘘。

庆幸，被我当作艺术品的圆号，依然一如既往地注视着我，犹如音乐注视着我的生命。而我也买好了清洁布、活塞油、抛光膏，我要好好善待这个老伙计，我让它沉默得太久了。

《圆号》刊登在《草原》杂志2024年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