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中国革命根据地如何从弱变强的？

太行人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转发。

1927年后，中共展开武装革命，是为苏维埃革命。苏维埃革命，基点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通过在农村的发展壮大，建立革命的战略基地，以此为基础，走武装革命的道路，夺取全国政权。这是一条在中国开展革命的现实道路。

1937年后，形势有所变化，由于日本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中国遭遇空前的国族生存危机。在捍卫民族生存的旗帜下，国共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中共逐渐成长为敌后战场的主力。从苏维埃到抗战，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就是一直强调建立、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可以说，中共革命的成长和根据地的发展息息相关。

革命必须要有根据地，根据地是革命力量的蓄积和出发地，是革命武装的总后方，这个道理容易理解，正因此，对手方不会轻易让革命者建立根据地，根据地要生存、成长、维持、发展，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是敌我双方力量较量的结果。如何让星星之火保存、延续、蔓延最终至燎原之势，当年历史的创造者可谓殚精竭虑，后世的解读者也大有可为。

一、因缘际会下的成长

1927年后，中共将革命重心放到农村，并不是事先的精心设计，更多乃是因缘时会。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最初发动的几次起义，立足点均在城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都是在城市发动，毛泽东等在湘赣边界领导发动的秋收起义，一开始的进攻方向也是城市。秋收起义军事行动失利后，毛泽东率领部队循着山路，退向位于湘赣边罗霄山脉的井冈山地区。可以说，当时起义军退向井冈山，旨在于避开占有优势的国民党军的攻击，但这种趋利避害的本能，却开启了中国革命寻找到自己生存发展之路的钥匙。

井冈山处于湘赣两省交界地区，湘、赣两省又各由不同的地方实力派控制，对边界地区互存观望，基本是政权控制的三不管区域。加之1927年南京政权建立后，国民党内部纠纷不断，对中共发展几无暇顾及，在此中共获得天时地利人和的天赐良机。虽然这里山高偏僻，地瘠民贫，很难支持大部队的发展，但最初的失利后，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剩余部队正是在这里获得了喘息之机，奠定其日后进一步壮大的基础。

井冈山的生存、发展路径，揭示当年国共争斗的要害所在。中共作为弱小力量，必须在夹缝中求取生存，而当年的环境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国民党的统一更多是蒋介石登高振臂，各实力派凑趣妥协而达成。获得对全国控制权后，各方即围绕着武力、地盘、资源大打出手。在此背景下，中共从国共分裂之初的白手起家，到1930年武装力量膨胀到数十万之众，仅用了三两年时间。这样的成就，恐怕不能不感谢对手方的“帮忙”，国民党内部的裂缝造就了中共发展的良机。

对于追求控制的统治者而言，民国时代广泛存在的裂缝通常意味着噩梦，但是对于寻求生存的新生政治力量言，这样的裂缝则为千载良机。这样的良机，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有精当的分析，在讲到根据地存在、发展条件时，他提出的第一条就是：“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正是有了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才有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此即所谓裂缝中的生存，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思索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之路，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当然，国民党内部的争斗随着形势的变化时有起伏，对中共的压力也时紧时松，这就要求中共临机应变：在国民党政权面临战争，无暇他顾时，即积极动作，扩大占领区域，推进割据地区的迅速扩展；当国民党政权暂时安定，可以腾出手对付红军时，则集中兵力，与其周旋，同时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努力巩固根据地。

正由于窥破了中共生存发展的玄机，毛泽东在根据地发展上得心应手且充满信心，他分析道：“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当林彪提出根据地能够存在多久的疑虑时，他进一步谈到江西的客观条件：

“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

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

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这是知己知彼的经验之谈。

二、被弭平的裂缝

中共苏维埃革命的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艰难时期。其中因素固然很多，但国共双方生存环境的变化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共的武装割据很大程度上就是趁着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战争发展起来的。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基本消弭了党内几大实力派的反击，南京政府对全国的控制大大加强。此后，南京政府进入了统治的上升期，以南京为中心，力量开始向四方辐射，东南地区原本存在的裂缝逐渐被弭平。

从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开始对中共根据地发动“围剿”，到1932年底与中央苏区鼎足而立的两大根据地湘鄂西、鄂豫皖相继失陷，形势越来越向着有利于南京政府的方向发展。

1933年中，经历对中央苏区前四次“围剿”的失败后，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有了前所未有的相对良好的内外环境，蒋介石可以集中全力对付中央红军。先后出动69个师、9个旅的兵力，直接用于“进剿”中央苏区的有55个师、7个旅，远远超过前四次“围剿”，中央军的骨干均投入战场。吸取前几次“围剿”的教训，蒋介石将新一次“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战略方针一改前几次“围剿”常犯的急躁冒进错误，强调稳扎稳打，层层推进。部队纵深配备，攻守结合，通过缓慢但有效的占领方式，以严密的工事和碉堡层层推进，压缩红军作战区域，限制红军活动空间，迫使红军进行主力决战。

国民党方面准备充分、来势汹汹，中共的抉择可谓进退两难。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总兵力增加不多，仅10万余人，在兵力上“我与敌常为一与四与五之比”。人数、武器装备和补给的绝对优势，使国民党军事实上可以主控战场。因此，当他们采取稳扎稳打方针，将“极力剥夺红军进行一般的运动战，尤其是遭遇战斗、袭击的机会”作为其战略战术“最基本的要点之一”时，中共以往最为得意的运动战、游击战都面临严峻考验。

毛泽东在第三次反“围剿”后，给中央局的电报中说：“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

也就是说，最早认为诱敌深入不再适宜的不是别人，正是运用此一方法最得心应手的毛泽东本人，这既是兵无常形的证明，也是毛泽东审时度势的体现，同时也说明，到第五次反“围剿”时，现成的打破“围剿”的战术方法已不再唾手可得。

若干年后，邓小平曾从国共相争的大背景，透视“围剿”与反“围剿”成败得失的幕后玄机：“如果有同志参加过十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就会懂得这一点。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这是鲜血买来的经验之谈。

三、挺进华北平原

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后，整个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共也面临着新的生存发展机遇。苏维埃时期，中共根据地的建立主要依靠国民党统治的缝隙，中共利用国民党内部争战在省际交界的边缘地带迅猛发展。

抗战初期，尽管方式和对象不一样，这样的良机却再次出现。战前的华北，国民政府表面上拥有行政权，实际控制有限。中日全面开战后，华北各种政治军事力量经历剧烈的洗牌。中共有一个判断：冀察晋绥四省军政人物的做法“完全脱离民众，挫败之后失去胜心，整个华北战线酝酿着极大危机”。正因此，日军在华北推进迅速，随着其兵锋越过华北平原南下，华北出现短暂的控制真空局面。

1938年9月日军在华兵力部署状况是：华北、华中总计28个师团中，用于华中的达到18个师团，华北10个师团，其中部署在平汉北段的仅两个师团。平北地区有平津两大城市，加之要保护铁路线的安全，两个师团兵力之单薄可以想见。

根据在山西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初期中共主力还是集中在山西，对向华北平原投入主力部队态度审慎。不过，高明的战争指挥者也不会放过一切可能的机会。

1938年初，中共派出了一些小规模的部队，如陈再道率领的东进纵队，向东进入华北平原。东进纵队1938年1月进入冀南时，只有500多人，但八路军既有正规军的武装、素质、威慑力，又有严密的组织宣传，对其他民间武装具有威慑和虹吸效应，短短几个月里，“部队由五百多人发展到一万余人”。

东进纵队及华北平原其他一些中共领导下的部队的发展，提示华北平原此时出现了巨大的机遇，但是将部队向华北平原出动，面临着如何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的难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能不慎重决策。

经过几个月的冷静观察和思索，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下定决心，与张闻天、刘少奇一起，发出《关于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宣布：“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号召全党和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

平原游击战的思路，可谓战略方向上的革命性变化，将中共的战略重心由山西一隅推向整个华北，使得中共持久抵抗的活动空间大为增加，而八路军主力的大规模投入，又大大推动华北平原游击战的展开和根据地的建立，后来中共在华北之所以能够扎住脚跟，成大气候，这一决策是决定性的。

作出主力推向华北大平原决策不久，1938年5月，酝酿已久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及《论持久战》两个文本终于出炉。平原游击战的提出，可谓打通了中共持久抗战理论的任督二脉，从此持久抵抗的天地豁然开朗。毛泽东恰逢其时推出这两个文本，既有解决难题后的舒心与轻松，也是在为全面游击战的展开提供理论支持。

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强调：“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

所谓“异乎寻常”，所谓“向战略敲门”，平原游击战都是关键中的关键。平原游击战极大拓展了游击战的思路，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大胆决策。消极看，在平原地区打游击战是严峻的挑战；积极看，未必不是迎难而上的机会。全民族抗日的号召、统一战线的旗帜、公开活动的条件以及华北真空局面的形成，都是抗战以来出现的新局面，在此形势下，主动出击，利用中共武装已经取得的先机，在华北大平原与日军乃至国民党敌后部队争夺生存空间，虽然前路多艰，仍值得放手一搏。平原游击战的决策，打开了中共通往华北平原的大门，某种程度上，也打开了通往胜利的大门。

1938年年中向华北平原的大规模出动，争取到了在华北平原宝贵的半年多发展时间。这半年，中共发展了广大了根据地，建立了党和政权，进行了深入的群众工作，发展了强大的武装，因此，当日军返身巩固后方时，他们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在华北扎下根的强大对手，半年的时间，主客易手，中共拿到了宝贵的先机。

抗战期间，中共能够坚持敌后的生存，这半年多打下的基础，绝对功不可没。虽然此后还有重重艰难险阻，特别是1941、1942年，根据地遭到日军的残酷“扫荡”，坚持异常艰难，但中共以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为基础，通过党政军民的总体战，在敌后顽强坚持，打破了日军完全占领的梦想，使其始终处于敌后军民的抵抗和威胁之下，而中共则在战略和政略结合指导下的持久坚持中不断壮大发展。

艰难的时代可以造就非凡的力量。无论是苏维埃时期的发展，还是中共在敌后根据地的持久生存中表现的智慧和能力，体现了中共顽强的生命力。这些，既源自一个革命党的积极进取要求，也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维高度和政党属性相关，还和毛泽东作为政党领袖的军政才能和实用指导密不可分，而把握、争取与创造机会的能力，又是一个上升中的政治力量必不可少的素质。当中共在抗战中窥察形势、把握机遇、克服困难、一路曲折走向胜利的终点时，离夺取政权的另一个终点，已经并不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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