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本乃建瓯历史宝藏中的一阁瑰宝（1一3章）

大观建州 吴传剑

名家之言：

●著名学者徐晓望《福建通史》评述：“建州城的繁荣，首先是因为它是闽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建州是“东南著名的城市之一”。

●晚清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叶德辉《书林清话》说：“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

●当代著名学者、印刷史和版本目录学家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说：“福建刻本称为‘闽本’‘建本’或‘建安本’；建阳麻沙镇所出的称‘麻沙本’。”于《明代印书最多的建宁书坊》一文中，张秀民又说：“宋元时代书坊多在建宁府附郭之建安县。”

●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明代刻书述略》说：“福建刻书主要集中在建宁府，其余地区虽也有书坊，如闽北之武夷詹光祖月崖书堂，宋末元初都在刻书，但为数不多。主要的还是建宁府的建安、建阳两县。”

官刻、私刻、坊刻俱全，从唐至清，尤其是宋元兴盛期，在建溪与松溪交汇处的这座城池，刻印出多少书籍，文化传承，有声有色，有形有神。无疑，建本是建瓯历史宝藏中的一阁瑰宝，是建州文化光景里的一帘姹紫嫣红。穿越千载，拂去尘埃，版刻俊秀，墨香撩拨，“建”之风采依然。

第一章 “建”丛之中有建本

建瓯简称建。

建瓯别称芝、芝城。

建瓯古称富沙、西瓯、建安、建州、建宁。

建安黄善夫家塾（图源：网络）



五个古称连同今称，既为地域之称，又是同一座城池不同称谓——唤富沙、唤西瓯、唤建安、唤建州、唤建宁、唤建瓯，唤的都是建溪与松溪交汇处的这座别称芝、芝城的城池。

如宋淳熙五至六年（1178-1179）陆游主掌福建路提举常平茶事驻建州芝山下玉带河之畔双清堂时总爱写诗，其诗题《建宁重五》，其诗句“半年建安城，士友阙还往”“去年已作归舟客，今年建州更愁绝”等，如建人、清代高僧为霖道霈禅师《旅泊庵稿》说“余至富沙有建塔之役，倚杖南郊之芝山凡两载”“余来富沙兴建白云、开元两殿”“题沈补石郡守富沙多宝塔记”等，如清代名士刘世英《芝城纪略》说“古名西瓯”，如明末清初建郡富商葛应忠《清初建州大事记》，个中建宁、建安、建州、富沙、西瓯，都是指同一座城。

建安刘元起家塾（图源：网络）



唤芝，唤芝城，唤建邑，唤建郡，唤建城，也都是指这座城池。如《芝城纪略》（清代名士刘世英著），如“建邑旧志自戊子毁后板籍散失”（清康熙《建安县志·卷一》），如“建郡城池背黄华，面紫芝”（康熙《建宁府志·卷之六·城池》），如“建城依山带郡，故稍加筑凿，而金汤之固已具”（嘉靖《建宁府志·卷之七·城池》）。

简称之建，指向明晰。如南宋文学家洪迈于淳熙间（1174-1189）任建宁知府，后来嘉定间（1208-1224）其侄孙洪伋也任建宁知府，于郡斋刊刻洪迈《容斋五笔》，作《跋》说：“朅来守建，又后公四十三年，于是复锓此书于建。”分明前个“建”指建宁府，后个“建”指芝城。

这个“建”字，福祉连连，不但撑起“半个”福建（唐时闽地最重要的两座城市福州、建州各取一字称福建），还衍生出独具特色的齐崭崭的系列称谓，宛若一丛丛鲜艳的山花，好比一串串晶莹的珍珠，如建人、建俗、建邑、建城、建郡、建地、建水、建史、建版、建本、建茶、建窑、建盏、建木、建莲、建泽泻，等等。

建安蔡梦弼东塾（图源：网络）



建之望族，风光无限。走走停停，有芳香袭来，稍带墨味。欣喜顿生，摞摞叠叠，橱橱柜柜，复见建本。

书香建州，建本承载。

文化建州，建本荣耀。

第二章 地域中心话优势

盘点建瓯历史，厚实而亮堂。

西汉创城，东汉立建安县、驻南部都尉府，东吴设建安郡。唐置建州，为福建五州之一。开元二十一年（733），唐廷在闽地设经略使，取斯时最有影响的福州和建州两座城市首字命名，“福建”之名诞生。

南宋升建宁府，宋代福建设置最早的府。

一级政区宋代福建路之转运使司和提举常平司落驻，与福州为“双省会”。

历史上曾几度统领全闽，或与福州平分秋色，或仅次之。部分时期，兼为闽西北、闽西中心。1700多年来，一直是闽北中心。

清王元启《读韩记疑》卷首曰：“闽本以建安余氏为最著有，宋有余仁仲……元有……”



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济繁荣，堪称雄居水陆要冲商贸大邑；这里教育兴盛、文化昌明、人才辈出，为全国“18个千名进士县”之一。著名学者徐晓望先生于《福建通史》中评述：“建州城的繁荣，首先是因为它是闽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建州是“东南著名的城市之一”。

建人崇文，文士学者著述成风。如宋代建安人练未，科考不第，闭门写作，著有《大易发徼》《二礼释疑》《宋野遗民集》等。宋代建安人吴棫，宣和六年（1124）进士，时号通儒，著《论语十说》《考异语解》《补韵》等。建安人林光，乾道二年（1166）进士，著《建安志》二十卷，又著《兵论》《迂论》数十卷。宋代瓯宁人童伯羽，著有《孝经衍义》《四书集成》《五经训解》《性理发微》《玉溪吟》《师传录》等。

民国《建瓯县志•艺文》载建人撰写的书：“经术”56部、“史材”39部、“兵事”5部、“舆地”5部、“天文”3部，“理学”18部、诗文”196部、“子集”5部、“声韵”15部、“论议”6部、“杂著”33部，拢共381部。显然入志的只是部分，实际上建州学者的著作远不只这些。

建瓯历史上著述、出书，宋代最多，明代次之，清代少。

这么多书稿，本着便利之常识，本着闽北中心之优势，大部分当在建州城刻印。

南宋文学家、理学家杨万里（1127-1206）于《谢福建茶使吴德华送东坡新集》诗中吟道：“富沙枣木新雕文，传刻疏瘦不失真。纸如雪茧出玉盆，字如霜鴈点秋云。”富沙即芝城，指的就是建州城所刻。（“福建茶使”，即提举福建路常平茶使。吴德华任福建路常平茶使驻建州，将建州刻印的东坡新集送给友人杨万里，杨万里赋诗答谢。）

清王元启《读韩记疑》卷首曰：“建安蔡梦弼……建安魏仲举撰集注，号五百家注本，亦称建本……”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说：“按先生（周敦颐）之书，近岁以来其传既益广矣，然皆不能无谬误。唯长沙、建安板本为庶几焉。”虽朱熹接着说“犹有未尽正者”，但总体对建安板本——建本——之质量是肯定的。

繁华所在，促进了雕版印刷业的兴盛，形成冠以“建”字的建本，跻身于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之列，与浙本、蜀本齐名。

浙本发旺于杭州，蜀本发旺于成都（兼眉山），建本发旺于建安（兼建阳）。看来，刻书业都热爱繁华。这很正常，刻书是文化事业。文化昌盛，方能促进刻书业的发展。而文化与政治、经济、人文、教育、人才、交通、资源等是相辅相成的。故每每一个地域的雕版印刷中心，大都在该地域中心城市。

这正如皖西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舒和新《建本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建本之所以能从宋朝延续到清朝，前后历时七百余年，是因为闽北地区是文化中心，有著书人、刻书人和读书人。”暂且不论“闽北是福建文化中心”是否得体，但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无疑是闽北文化中心。

中心城市再辐射到所辖之地，形成若干刻书点，共同推进出版业的发展，反哺文化，反哺教育，浓郁人文，丰厚积淀。

第三章 建安刻书之地位

南宋文学家、刻书家岳珂（1183-1240）于所撰的《九经三传沿革例》一书中，讲述了校勘原则、方法及其经验。书中说：“宋朝初，遂颁布天下，收向日民间写本不用……绍兴初，仅取刻板于江南诸州，视京师承平监本又相远甚，与潭、抚、闽、蜀诸本互为异同……前辈谓兴国于氏本及建安余氏本为最善，逮详考之，亦彼善于此尔……俞韶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旧本并兴国于氏、建安余仁仲，凡二十本。又以越中旧本注疏、建本有音释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

有学者以为“建本”二字最早出现在岳珂这本书里。其实很难说，兴许北宋，或更早就出现过，只是可能湮灭，或难以查找尚未被发现。

“建安版画，雕版流派，建安（今福建建瓯）地区刊印的版画。建安为宋元明刻书中心之一，世称其刊印书籍为‘建本’。” （网络：“百科”“建安版画”条）



何谓建本？

当代著名学者、印刷史和版本目录学家张秀民（1908-2006）于《中国印刷史》一书中说：“福建刻本称为‘闽本’‘建本’或‘建安本’；建阳麻沙镇所出的称‘麻沙本’。”

当代著名学者、印刷史和版本目录学家张秀民《中国印刷史》（91页）



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刘元堂《南宋福建、四川地区版刻楷书字体与刀法特征——兼辨上图藏宋刻本〈元包经传〉非“南宋早期蜀本”》一文中说：“古籍版本学上所称的建本，主要指建宁地区的坊刻本，因其地处福建，故又将福建刻本统称‘闽本’或‘建本’。传世的福建刻本，大多是建安、建宁地区的坊刻本。”

皖西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舒和新于《建本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笔者认为，建本应该是指建安刻书。”

网络“百科·建安版画”记：“建安版画，雕版流派，建安(今福建建瓯)地区刊印的版画。建安为宋元明刻书中心之一。世称其刊印书籍为‘建本’。”

综上：其一，闽北刻书以建安（建安、建宁府，即今建瓯）为中心，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刻印的书籍世称建本；其二，因建本地处福建，在闽地刻书业中有一定代表性，在全国甚有名气，故又有将福建刻本统称闽本或建本；其三，建本与麻沙本有区别，一个是指闽北中心城市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刻印的书籍，一个是指建阳县刻印的书籍。

投以闽北视觉，及“统称”之意义，因建阳先后隶属建州、建宁府，故将建阳的“麻沙本”纳入建本范畴，也在情理之中。这样表述，顺应了浙（杭州的浙本）、蜀（成都和眉山的蜀本）、闽（建安和建阳的建本）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说。

网络、文章、书籍里，时下见有这样的表述：“建阳建本。”“建阳的建本。” “建阳麻沙、崇化刻印的书，史称‘建本’，俗称‘麻沙本’。”“建本是古代在建阳北部麻沙、书坊一带刻印的古籍。”“建本，指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历代刻板。”“宋代中国三大刻书中心，杭州的浙本，成都（眉山）的蜀本，建阳的建本。”

网络上这两张图片之下有位热心者摁上“900年‘建阳建本’今安在？”。试问，离开“建安”何言建本？（图源：网络）

网络里上前2张图片分明是“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建安刘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第3张图片乃“建安魏仲举家塾刻印《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可有热心者强行摁上“图说建阳古代刻书”8字，这么一番苦心操作，难道真穿越了宋代的时空于是乎建安就变成建阳了吗？时下此类“怪象”在网络上常见。（图源：网络）



能这么说吗？明眼人当明了。

割裂、撇开、抹去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说建本，如同抛开建安北苑谈宋代北苑御茶，如同抛开景德镇谈“瓷器之都”。

那么，建本究竟境况如何？不妨看看专家、学者是怎样将目光投向福建，投向以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为中心的闽北书山墨海。

清代著名学者于敏中《天禄琳琅书目·续编·卷2·礼仪图》注说：“盖建安自唐为书肆所萃。”这与清代著名学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七》引据把建安雕版印书的起始划自唐代是相吻合的，与张秀民、李致忠等著名学者考证的“刻书始于唐初”相吻合，与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书中说“雕版印刷出现于8世纪”也相吻合。

清代闽人著名学者陈寿褀于《左海文集》中说：“建安、麻沙之刻盛于宋，迄明未已。四部巨帙，自吾乡锓板，以达四方，盖十之五六。” 所说“未已”，即为不止、未毕之义。意思是说，一直延续到明代。

晚清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叶德辉于《书林清话》卷二中说：“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

当代著名学者、印刷史和版本目录学家张秀民（1908-2006）于《南宋刻书地域考》一文中说：“到了南宋，成都与建宁一样，同是私商汇萃之地。”所说建宁，即建宁府。

于《中国印刷史》一书中，张秀民先生说：“（宋代）刻书印卖有利可图，故开封、临安、婺州、衢州、建宁、漳州、长沙、成都、眉山，纷纷设立书坊，所谓‘细民亦皆转相模锓，以取衣食’。至于私家宅塾以及寺庙，莫不有刻，故宋代官私刻书最盛，为雕板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说，“自宋至明建宁书坊之多，一直为全国之冠。”又说，“建阳县与建宁府附郭的建安县，是南宋出版业的中心之一。”

网络上这张图片，又有位有心者在图片下标注，这样的标注是正确的，麻沙刻的书当然叫“麻沙本”。（图源：网络）



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于《历代刻书考述·明代刻书述略》一书中说：“福建自唐末以来，特别是自宋代以来，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刻书中心之一。其历史之长，刻书之多，是其他地区所不可比拟的。宋人叶梦德称‘福建本几遍天下’。”又说：“福建刻书主要集中在建宁府，其余地区虽也有书坊，如闽北之武夷詹光祖月崖书堂，宋末元初都在刻书，但为数不多。主要的还是建宁府的建安、建阳两县。”又说：“入明以后，建安书坊衰落，继之而起者则是建阳书坊。”

皖西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舒和新于《建本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一种观点认为，建安刻书在前，从宋朝到元朝的建本基本都是建安刻书 ，建安刻书到明朝衰落后，才有建阳刻书兴起，成为建本的代表。”

当代著名学者、印刷史和版本目录学家张秀民先生可谓治学典范，接下来看看他是怎样认真“盘点”的。

于《中国印刷史》一书中，于宋代印刷史研究之“刻书地点”一节里，张秀民先生考证详密：北宋末由于战乱，很多图书焚毁，“刻书之地可考者不过 30 余处，而南宋则约近 200 处。”

张秀民先生开列出北宋刻书可考者有：汴京、杭州、成都、福州、应天府、沧州、信阳、太原府、解县、绛州、越州、明州、章安、钱塘、余杭、秀州、盐官、苏州、吴江、江阴、江宁府、歙县、洪州府、庐山、吉州、临川、赣县、高邮、龙舒、湖南、舂陵、建安、四川、平昌、广都、丹州、潮州、曲江、广南西路。

当代著名学者、印刷史和版本目录学家张秀民《中国印刷史》（59-60页）记北宋全国刻书地点30余处，建安版上有名。



北宋可考者39处，福建只福州和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榜上有名。张秀民先生还列出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可考的甚为难得的3套书籍，即建安蔡子文刊《邵子击壤集》、建安刘麟刊的《元氏长庆集》、建安章楶刊《编年通载》。

张秀民先生分析道：南宋刻书地点可考者共 184 处，两浙路 48 处，江南东西路 37 处，荆湖南北路 28 处，福建路23 处，淮南东西路及四川路各十七八处，广南东西路较少。既有各路的首府，也有偏僻的小县。尤以两浙路之临安府、绍兴府、明州、婺州、严州、湖州、平江府，江南东路之建康府，四川之成都府、眉山，福建路之福州与建宁府之建安、建阳，为刻版中心。

张秀民先生接着列出《南宋刻书地域表》，表中记福建路（今福建）“刻书地”（地名上有〇的表示刻书较多之地，有△表示刊刻大藏经（指佛经）多的地方）有：△福州、侯官、怀安、永福、福清、福鼎；〇建宁府、〇建安、〇建阳（嘉禾）、崇安、泉州、晋江、南安、同安、南剑州、漳州、龙溪、汀州、宁化、邵武军、兴化军、莆田。

当代著名学者、印刷史和版本目录学家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之《南宋刻书地域表》（94页）说福建路之福州与建宁府之建安、建阳，为刻版中心。



张秀民先生于《南宋刻书地域考》一文中说：现在把建安、建阳两县的书坊，有姓名可考的，汇记于下：

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

（宋黄三八郎书铺刻本《钜宋广韵》。图源：网络）

建宁书铺蔡琪纯父一经堂或作建安蔡纯父（按：蔡琪，字纯父，南宋嘉定间建安人，刻书坊名一经堂，刻书牌记“建安蔡纯父刻梓于家塾”）

（宋建安蔡琪家塾刻本《汉书》。图源：网络）

建安万卷堂

（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刻本《礼记》。图源：网络）

建安曾氏家塾建安王懋甫桂堂（按：牌记“建安王懋甫刻梓于桂堂”）

建安刘元起家塾

（建安刘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图源：网络）

建安刘日新宅三桂堂

（建安刘日新宅锓梓于三桂堂《童溪王先生易传》。图源：网络）

建安刘叔刚

（南宋建安刘叔刚刊本《大易粹言》。图源：网络）

建安刘之问建安江仲达群玉堂

建安魏仲立宅

（建安魏仲立宅刊本宋欧阳修宋祁《唐书》。图源：网络）

建安魏仲举家塾

（建安魏仲举家塾刻《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图源：网络）

建安陈彦甫家塾

建安黄善夫家塾

（宋黄善夫家塾刻本《王状元集百家注》。图源：网络）

建安蔡子文东塾

（宋建安蔡子文东塾《康节先生击壤集》。图源：网络）

建安虞平斋务本书堂

（宋建安虞平斋务本堂刻印苏轼、王十朋《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图源：网络）

建安虞氏家塾

（宋建安虞氏家塾刻书《道德经》。图源：网络）

建安庆有书堂

建溪三峰蔡梦弼傅卿家塾建溪或作建安

（建安蔡梦弼东塾刻本《史记》。图源：网络）

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家或作建宁府陈八郎书铺

建宁府麻沙镇虞叔异宅

麻沙镇南斋虞千里

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

麻沙刘仲立

麻沙刘智明

麻沙刘将仕宅

麻沙刘通判宅

麻沙余恭礼宅

夏渊余氏明经堂或作建安余唐卿堂

建安余彦国励贤堂

（宋末元初建安余彦国励贤堂刊刻《新编类要图注本草》。图源：网络）

余氏广勤堂

建安余仁仲万卷堂

余靖安勤有堂

属建安23家，属建阳8家，无地名2家。

于《中国印刷史》一书“宋代（九六0一一二七九）雕板印刷的黄金时代”之章“刻书地点”之节中，张秀民先生列出建安、建阳37家刻印堂（宅、家塾、书铺），属建安26家，属建阳9家，无地名2家。

于《中国印刷史》一书“元代刻书衰落”一章之“刻书要地”“建宁”一节中，张秀民先生列出元代建安、建阳刻书42家，属建安的25家，属建阳的11家，无地名的6家。张秀民先生说：“元代刘姓有十家，余姓五家，书坊多设在建安，少数在建阳麻沙、崇化。”

（当代著名学者、印刷史和版本目录学家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于“元代刻书衰落”一节中对建安、建阳书坊的讲述，如“宋代建宁书坊以刘姓、余姓为最多，元代直至明代仍如此。元代刘姓有十家，余姓五家，书坊多设在建安，少数在建阳麻沙、崇化”等。）



于《明代印书最多的建宁书坊》一文中，张秀民先生列出47家堂号有姓名可考者，建阳41家，建安只5家。并析道：“宋元时代书坊多在建宁府附郭之建安县。宋代三十六家书坊中，标明‘麻沙’者只七家，‘崇化书坊’者一家。元代二十七家中，标明‘建阳’或‘麻沙’‘崇化’者只五家，其余均在建安。至明代建安书坊衰落，而建阳独盛。”

张秀民先生很慷慨，为我们展示出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书籍出版一帘帘亮丽风景。

明代建安刻书不如宋元，明显趋弱，但真正衰落是从清代开始。

综合上述，大体可看出建安（建州、建宁府，即今建瓯）刻书之轨迹：起于唐，盛于宋元，续于明，衰于清。

若将建安与建阳作比：宋元时建安刻书兴盛，建安胜过建阳；明代建阳刻书兴盛，建阳胜过建安。

清代之衰，因遭受屠城。

清顺治五年（1648）四月清军屠城，举城10几万人几近屠尽，1840多年的古城焚烧殆尽。尔后复建、积聚人口花了半个多世纪，只是初见规模。

焰魔肆虐之中，有多少书家，多少刻工，命赴黄泉，又有多少藏书，多少古籍，多少雕板，多少族谱，多少铺堂，一股脑儿化为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