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九周年祭

任峰毅

是的，我该留一点时间写写父亲了。明天就是父亲九周年祭日了，按照当地风俗，九周年是属于逝者最后一个忌日了，这个忌日过后，再要祭奠就是碌碌随众的清明节公祭了，因此，抓住这个机会写写父亲也算是对他老人家敬一份孝心吧。

一、父亲的回忆。

父亲临终前并没有交待他给我们留下了片言只语，只是当我们事后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他于一九八九年退休时写的《退休时历史自传》。这里敬录如下：我于一九二八年公历八月一日（农历六月廿六）出生于农民家庭，十二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当时家中有年迈的祖父、母亲、妹妹、我等人相依为命过着忍饥受寒的生活，年幼的我只好承担起家务，夏秋务农，冬春本村上学。十七岁一九四六年冬天参加了民兵，当时灵石还未解放，王禹有时还驻着国民党部队，尤（由）于环境所迫只好离家到汾西一带（打）游击，晚上在灵石地区王禹、坛镇、梁家墕一带活动，直到灵石解放才敢回家。那时游击队活动的是仁义、申堂、王禹赵承绪。十八岁时一九四八年冬天，参加解放太原战斗，灵石为第三大队（民工），我参加民兵基干连第三排，排长原俊生，住宿榆次的东社、西云、高村、六堡，白天防空洞隐蔽，夜晚护送民工往太原东山、倒搬沟、关门前运送木料器材一个多月，只因太原未能按计划解放，春节前奉上级命令返回灵石维持灵石地方治安。二十岁一九五0年当任罗汉行政村付村长。一九五一年任罗汉行政村村长，一九五三年随着区划改变，任沙腰乡政府秘书（当时享受国家补贴），一九六一年全县试办高级农业合作社四个，由组织决定让我试办罗汉高级社任社长（800多户统一核算）时间不长全县高级合作化了，不存在什么试办不试办了。一九六三年任王禹乡政府秘书工作、行政监察付主任、组织委员、治保组组长等职务。一九七五年调仁义公社副书记，一九八二年调灵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为专职纪检委员、信访室主任、纪检委常委。一九八九年四月退休。退休后身体还好，计划返回老家帮助故乡办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业，活（发）动种果树，帮助农户修剪果树、提水、修路等力所能及的事业，为家乡做一点有益的奉献。

二、儿女们心目中的父亲。

由于父亲属于国家公职人员，一年四季很少在家。因此，我们与父亲分多聚少，朝夕相处的日子并不多，但父亲的言谈举止和音容笑貌至今仍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祖父于父亲十二岁时离开了人世，沉重的家庭负担过早的落在了父亲的肩头，他上要孝敬年迈的曾祖父，体弱多病的祖母，下要照顾年幼的姑姑，可以说是全家的顶梁柱。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对祖母非常孝顺，常年在外奔波的他，一回到家中，总是带着药品首先到当中窑里向祖母请安，祖母坐在炕头，他坐在火炉边的炭窗沿上的身影总是不断浮现在我们眼前。

过早的生活磨难养成了父亲勤俭持家的习惯。当我们出生时，曾祖父已去世，父母亲上有体弱多病常年吃药的祖母，下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一家六口人仅靠父亲微薄的薪水和母亲这个半劳力下地干活挣的工分维持生计，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记得有一年，家里没钱买不起醋，只好用白开水伴着辣椒面作蘸料吃着荞麦面饺子过了个年。我们清楚记得，有几个除夕，是父亲亲自下厨用猪肉白菜做下肉炒掐圪塔（揪片），伴随着有线广播里的《白毛女》故事情节，父亲给我们讲白毛女的故事，教育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直至今天，当我们看到母亲那爬着补丁的床单以及低头拾起掉在地上的米粒往嘴里塞的情景，往日的时光便会浮现在眼前。在父母那一代人看来，奢侈浪费是伤天害理的事情，要遭天谴的。

父亲公私分明，他从不讨公家和集体的便宜。集体化时期，每年年底都要给生产队上交口粮钱，这对于我们这个仅靠父母挣的那点钱平日里紧张的六口之家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父亲宁可自家过紧日子也不赊欠集体的口粮钱，尽管我家收入有限，但对于集体的口粮钱一分也不少，每年足额上交，父亲说这样过的心安理得。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父亲手中也有些权力，但父亲从不拿原则做交易，他常说，现在的社会是交换，你求人家办事，看你能给人家办多大的事，咱给人家办不了事，也就不去求人家办事，拿原则做交易的事咱不干，这就是父亲做人的底线。

父亲十分注意对家风的培养。虽然他平时不爱说话，但他以自己的端庄行为给我们树立了典范。在王禹乡方枣园打听一下，上了年纪的人提起父亲都会翘起大姆指夸奖：那是一个好人，那一家人是排场下家，所谓“排场下家”就是遇事讲道理不会胡搅蛮缠，也不会挖屎弄尿的家庭。

父亲廉洁自律，从不伸手动用国家的钱财。有一次，表弟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文革”期间闹派性，某天一伙人乘夜色翻墙进入我家院内，将父亲五花大绑押解到南关电厂被炸塌的楼里，当时的派性头头一看是我父亲便对押解的人说：“你们把这个人弄来做甚，他一不贪污，二不拉班结派，是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好人，快放了吧”。果然没有多久父亲便被释放回家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父亲的品行端正。父亲的廉洁自律甚至有时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据表兄回忆，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下乡去姑姑改嫁地后背掌姑姑家吃了一碗玉米糊糊面，临走时硬是塞给了姑姑四俩粮票两毛钱，姑姑和表兄都哭了，但父亲硬是放下了，因为他知道妹妹家有好几个儿子家境也不宽裕而且放下粮票和钱也是上级的规定啊！他不能违犯了党的纪律啊！

过早的承担家庭的重担养成了父亲吃苦耐劳独立自主的性格。他干活麻利且心灵手巧，会木匠，泥瓦匠等，还喜欢修剪树木、养花种草等，总之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我们老家的后院里有父亲栽植的苹果树、梨树、葡萄树、柿子树、花椒树等各类树木，每到收获的季节，院里花果飘香，一派丰收景像。父亲休息下，总是自己动手和泥，把家里被风雨剥蚀的土院墙，用泥巴抹的整整齐齐，只要有功夫他就编萝筐、垒鸡窝什么活都干，至今母亲的住所父亲生前养的花仍然年年开放。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把钱财看得很轻，病重期间，我们在床前曾经问他：“你这一生咋不利用职权弄些钱，以后老了享受享受”。父亲淡然回答道：“钱这东西太多了没用，够花就行了，要那么多干什么？”这就是父亲的财富观。

三、乡亲们眼中的父亲。

父亲生在农村，长期在基层工作，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下乡驻村，从不当官做老爷，摆架子，而是与当地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他们修剪树木，科学种田，赢得了老百姓的一致好评。后来，父亲调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当时单位有一台罗马轿车，每年春节都要送老同志回家过年，这在交通尚不方便的情况下是一件颇为风光的事情，在回家的路上，每当路过村里时，父亲总是摇下车窗玻璃与乡亲们热情的打着招呼互相问好。一九八九年父亲退休返乡，回到村里后他没有休息下来，而是帮助村集体修剪树木，协助村委修路、引水尽其所能为村里办实事好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县政府建起了商品房，为了子女们照顾方便，父亲东挪西借凑足了房款在县城购置一套宿舍。当乡亲们听说父亲要迁往县城居住时纷纷前来探望，就在搬家的那天全村人有的搬东西，有的抬家俱，有的帮忙装车…大家忙的不亦乐乎，当汽车要离开村里时，全村合家老小聚集在村口与父亲依依不舍话别，当时的父亲老泪纵横不住的回头与乡亲们招手。是啊，故土难离，此去一别不知何时再回，不禁使人暗然神伤。

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一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干部，他没有豪言壮语，凭本事吃饭，指苦赚钱，默默的为党为国家奉献了一切。

上图为父亲年轻时的照片。

父亲在王禹工作期间在柏明村的照片

父亲在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与同事合影

科学研究表明：人真正死亡有三次，这三次死亡分别涉及肉体的消逝、社会上的消失以及被永恒的遗忘。

第一次死亡：肉体的消逝，这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当心跳停止，呼吸消逝，生命从身体中逝去。这是生命的第一次死亡，也是最为直观和容易理解的死亡，它是肉体的终结，是人类作为生物的一部分不可抗拒的自然过程。

第二次死亡：社会上的消失，发生在逝者离开世界时，当逝者被下葬，当亲朋好友送最后一程，这时，人们正式宣告逝者在社会中的角色结束了，他们不再是这个世界上的一部分。这是生命的社会性终结，是对一个人生前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的集体告别。

第三次死亡：被永恒的遗忘，生命真正的终结发生在第三次死亡，即永恒的遗忘。当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逝者的人也离开了，把他从记忆中完全地抹去，那时他就彻底消失了。他的存在不再被任何人所知晓，他的故事和记忆也随之消散在无尽的宇宙之中。这种死亡是超越了肉体和社会角色的消失，它完全彻底地消失在人类文化和记忆的尽头。

是的，也许若干年后父亲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消失在茫茫宇宙之中，最后化作一粒尘埃。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任何人都是如此，但我想父亲所遗留下来的吃苦耐劳、廉洁奉公、一心为民这个已纳入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道德风范和人格魅力相信不会随着年轮的更替而暗然失色，时间会证明这一切的。

但愿父亲在九泉之下安息！

谨以此文悼念父亲！

公元二0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农历十一月十八）晚22时34分于家中

上图为晚年父亲的照片

父亲与母亲合影

父亲八十大寿时全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