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的腔调：侠之大者

夜莺在歌唱

近些年，写民国成了一种热潮，众多作家蜂拥而上，将民国文人的轶事掌故一网打尽。可是，在众声喧嚣中，要想再写出一点新意，很不容易。

《民国的腔调》一书的作者胡竹峰，其文字成熟老到，思想辛辣，初以为是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查阅资料后才得知他是一位八零后青年作家，让人大跌眼镜——而在《民国的腔调》读后感中，竟然有不少读者都有这样的错觉。胡竹峰的才气可见一斑。

《民国的腔调》一书选择了民国期间有代表性的作家三十余位，如鲁迅、胡适、张爱玲、台静农等，直接以他们的名字为题目作文。内容有掌故逸闻，有作品评价，有形象分析，有时还援引这些作家作品的段落，等等，写法不拘一格。如果简单地将这些内容排列组合，则是等而下之。该书作者胡竹峰的高明之处在于：以文化感悟的方式，对这些人们熟悉或陌生的内容进行重新审视，从而写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感受，文辞优美，读来趣味盎然。

这类以作家名字命名的文章，有点类似于围绕一个作家写传记，但又与传记不同：不求全面周密，但求深刻剖析；不求高大上，但求细节动人。这种写法看似容易，却要求写作者对所写作家及作品都要有整体把握，至少要对其代表作要非常熟悉。只有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切中肯紮，不至于隔靴搔痒。

胡竹峰对“民国强调”的整体把握，分为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民国文人的语言腔调和思想腔调，综合而为民国的强调。

从形式方面来看，主要体现为民国文人的语言：“民国人下笔大都难逃文言腔调。很多人旗帜鲜明地反对文言文，但自身古典素养在那里。不少人能写一手纯正漂亮的文言文，作起白话也有文言文的夕阳返照。”“民国文章之好，恰恰是语言的未曾圆熟，字里行间的旧味与未脱古文余韵的笔法，白话中带一丝文言气，又精致又清雅。”

民国文人一般有深厚的旧学功底，“文言腔调”正是其文化底蕴的自然体现。他们不独写文章如此，在书写上同样如此——民国文人中，随便拈出一个来，其毛笔书法无一不可惊为天人——当代书法家中，有几个人的书法比得上民国文人的顺手一笔？

民国文人更重要的强调，乃在于思想内容。那一份“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传统知识分子情怀，在民国文人身上展示得淋漓尽致。对此，胡竹峰如此评价：“民国兴起的文化思潮，是支撑创作的支柱。思想理念在前，哲学智慧在前，其后自有文脉的繁茂，这是规律。文人留洋汲取宝贵的学养，在思想和形式表达上有所开拓。茅盾写市民，不是才子佳人旧小说里的模样，不局限于写人，而是借此写一个大的社会。张恨水这类旧小说作家，下笔情事缠绵，亦不忘大时代的风云。”

民国国运多灾多难，造就了一代戛戛独造的精神正气。“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民国文人的胸臆间，流注着一股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浩然正气。正是这股浩然正气滋养了民国文人的情怀，成为历代文人中的“侠之大者”。这股正气投射到一代文人身上，在中国文学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此，胡竹峰抓住了民国文脉的根本——“盘根错节的文脉像山间河流，或蜿蜒曲折，或顺势直下，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消长相随，自然也一同经历了无数灾厄。稍有间隙，文化之流又会不经意间秉天地灵气，激浪扬波，呈现出一派大江瀚海的浩荡。”

胡竹峰对民国文人的才华还有一段总体评说，也颇有意趣：“谢灵运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如果说，民国文才共一石，周氏兄弟除外，他们属于整个中国文学，这一石姑且分配如下：梁启超、王国维得一斗，陈寅恪、陈独秀得一斗，沈从文、废名得一斗，梁实秋、钱锺书、林语堂得一斗，萧红、张爱玲得一斗，郭沫若、老舍、巴金、茅盾、曹禺得一斗，张恨水、徐志摩、郁达夫得一斗，钱穆、顾颉刚、梁漱溟得一斗，剩下的人共分了那两斗。也有些人去晚了，米已经分完，只能捡起撒落一地的秕谷。”

民国腔调，百年文运；民国群星，千古正气；一代芳华，从此难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