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寻淮洲牺牲90周年 （二）血战谭家桥

鲁冰花茶园

天不假年叹淮州

纪念寻淮洲英勇牺牲九十周年

作者 思目

【摘要】1934年12月16日，因在谭家桥战斗负重伤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红军最年轻的将领寻淮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牺牲时年仅22岁！

依据明确的文献史料记载，刚满15岁的寻淮洲参加秋收起义后，一步一个脚印仅用6年时间，就从普通战士晋升为红7军团军团长，升迁速度之快在中央红军中无出其右者！

可惜的是由于牺牲较早，留下的资料又比较少，多年后在一些文章和著述里，竟然蒙受不白之冤：一种说法是他的军事才能一般，因毛泽东的青睐才升至高位的。而另一种说法更离奇，居然将谭家桥战斗的失利归罪于他！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这可循着寻淮洲参加革命后的脚步，一窥烈士光辉灿烂的人生。

内容提要：

（一）上前

1.少年英才屡功晋升

2.单独作战奉命北上

3.内忧外患的北上

（二）本篇

4.血战谭家桥

5.谁之过

（四）血战谭家桥

乐少华 急于要开“政治委员会议”，目的就是要分清责任——“在检阅中，我们认为7军团没有完成中央所给我们的任务，主要是由于政治领导的机会主义这一倾向，……，这一倾向的主要代表是洪易，……。”（注35）奇怪的是，一路上与乐少华发生争执的明明是寻淮洲，“这一倾向的主要代表”怎么就成了曾洪易？！

这份报告是乐少华1936年到延安后所写，其时寻淮洲早已牺牲，所以有所改动。可在后面又吞吞吐吐地写道：“我们过后又详细检查了这次行动的经验教训。在检查中指出了干部的团结问题，……，但我们有个别主要干部有时竟形成我怪你你怪我的推诿现象，……，特别是负领导责任的干部，是不应该的。”（注36）

虽然乐少华没有指名道姓，但那位“特别是负领导责任的干部”，无疑指的是时任军团长的寻淮洲。这在时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的回忆中亦可得到佐证：“……，先遣队几个主要干部每日遇事相商或召开会议始终得不到好的结果。当先遣队自瑞金出发直到闽浙赣苏区为止，从未开过一次圆满的会议，不是你争我吵，便是你走我溜，甚至闹成打架。……特别是作战任务的决定，往往一致的通过与决定了，……，后又下命令撤退。”（注37）

粟裕的回忆也可印证：“按照主观主义、冒险主义的战略意图来衡量7军团的北上行动。要求通过这支仅有几千人的部队的作战行动，‘促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由于未能实现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的，就指责部队没有完成任务。他们还把曾洪易个人的退却动摇，同寻淮洲同志和广大指战员的光辉战斗业绩混淆起来，给这支部队扣上‘染上机会主义’、‘执行了退却逃跑路线’等等荒诞的大帽子。”（注38）

11月14日，中革军委发来“关于组建10军团和闽浙赣省及其隶属关系的决定”的火急电：“A、……7、10两军团应即合编为10军团。……10军团长由刘畴西担任，乐少华任政委，寻淮洲任19师师长，聂洪钧任政委，刘、乐并兼20师师长、政委。”；“B、洪易留赣东北为省委书记，志敏为兼军区司令员，洪易兼政委。”（注39）

　　通过这份电报可以确知，乐少华报告中所说的机会主义“主要代表”曾洪易，不仅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分，反而取代方志敏转任闽浙赣省的一把手！唯一受到组织处理的是寻淮洲，不仅被从军团长降为红19师师长，而且被摈弃在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之外。这段史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在博古洛夫等极左中央领导人的心目中，同样的错误犯在留俄派身上可以宽恕，但犯在寻淮洲这样的红军将领身上却难以容忍！

粟裕一针见血地指出：“组成红10军团时，领导干部的配备，仍然受着‘左’倾宗派主义的影响，保留了乐少华的军团政委职务，反而把军团长寻淮洲降职为师长，并把他排除在军政委员会之外，这不仅是对寻淮洲个人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同时也是无视7军团从瑞金出动后转战数省以流血牺牲换取来的宝贵经验。”（注40）

18日夜，寻淮洲依照中革军委11月4日的电令，率领红19师东出怀玉山，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此时摆脱了曾洪易与乐少华干扰的寻淮洲，率领红19师如同出闸的猛虎，连续取得白马、分水及金子山之战的胜利。可惜的是好景不长，“翌日，经大坟与泾县宣城威胁芜湖，后得军委及军团首长的命令，要19师（即红7军团）回师黄山附近与主力会合。”（注41）

根据史料记载，红10军团会师后，最初选定的作战目标为敌李文彬旅。12日部队离开汤口，翻越汤岭来到黄山西南侧的焦村，准备伏击将由秋浦向太平行进的李文彬旅。但不知何故，敌李文彬旅始终没有出现，红10军团只好撤出阵地，一路经白马岭、辅村、沟村、罗村、黄榜岭，于（13日）晚进至谭家桥地区。上万人的部队，分宿于谭家桥、中谭、文雅街、西谭及留杯荡等地。

获悉敌王耀武部将经过谭家桥情报后，红10军团政委会连夜召开会议，认为“……在分水县附近作战时，只我19师与之对抗，尚能击其溃不成军，以此我们3师之众来攻疲倦溃败的独立王旅，不但在兵力上占着绝对的优势，且地形、群众条件及士气亦利于我军作战，……。”（注42）决定利用他家桥周边的地形，伏击敌王耀武部。

政委会结束后，红10军团立刻做出战斗部署——“20师的2个团和19师1个团从谭家桥东南低地石门岗北端一线展开，从东面向开进之敌侧击；19师2个团待战斗打响后，跨越麻川河，从石门岗东侧向乌泥关穿插，腰斩和拦住后部敌人，……军团指挥所设钟鼓山后侧的山坡，……14日凌晨1时，各部进入阵地。”（注43）

　　1934年12月14日早晨6时，国民党军补充第1旅前卫团的先头部队离开汤口，沿屯溪至青阳的公路向太平方向追击红10军团——“（一）共军第10军团已向太平逃窜，本旅遵命于明（14）日上午6时出发，经乌泥关、谭家桥向太平追击前进。（二）以第2团为前卫，前卫部队在行进中必须严密搜索，免被袭击。其余各部队，按旅部直属部队、第3团、第1团的秩序行进。”（注44）

“红10军团等待补充1旅的前卫团的1个营通过了谭家桥，约于上午9时，即开始向前卫团及旅直属部队猛烈袭击。”（注45）王耀武的这段回忆除有1个小时的时差外，基本可与刘英的回忆相互印证：“……，约上午10时光景，敌之先头部队向两边威力搜索前进，余则行进间停止休息。此时我高级指挥员已饬各部待敌行进时才开始动作，不料走火3枪，引起敌人注意，于是敌人立即集结部队并加派部队占领沿马路的阵地。”（注46）

对于红10军团发动攻击的这个时机，军史及正规出版的专著等大都记叙为，红20师的一名新战士因为紧张而不慎走火，过早地引发了整个战斗。更为离奇的，则是有人在毫无历史依据的情况下，极富创造力的编造出寻淮洲应对战斗失利负主要责任谎言：“王耀武的补充第1旅前卫团十分谨慎，上午10点搜索至红19师阵地前，寻淮洲当即决定发起攻击，这样就过早地暴露了部队的火力。”（注47）

笔者不得不直言，该文著者编造的“寻淮洲当即决定发起攻击”，只能用睁着眼说瞎话来形容！依据上面那张《谭家桥战斗态势图》的标识可知，其时红19师主力位于前门南面靠近板壁下的山脚处待命，与敌军行进的公路之间隔着数重山峦，寻淮洲如何能“当即决定发起攻击”！即使埋伏在石门岗东侧红56团也不可能“发起攻击”，否则战斗只能发生在石门峡南口附近，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谭家桥之战了！

这里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为何“走火3枪”而不是1枪？！以及“走火3枪”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其时的制式步枪并非自动型，第一发子弹打出后要通过向后旋拉枪栓退出弹壳后，才能将第二发顶上膛继续。所以即便是真的“枪走火”，也不可能连续“走火3枪”！

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作战部队发现敌情后，连发3枪示警！

由于上面那张手绘的“态势图”不够精确，请参考笔者制作的简图：

　　比对两张图可以发现，其时的敌前卫营已过了谭家桥，行进至八甲附近——其斥候（尖兵）显然已接近红20师兜底那个营的阵地。这从王耀武的回忆得到印证：“红10军团等待补充第1旅的前卫团的1个营通过了谭家桥，约于上午9时，即开始向前卫团及旅直属部队猛烈袭击。”（注48）但王耀武所说的红10军团“即开始向前卫团及旅直属部队猛烈袭击”，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指的应该是“走火3枪”的时刻。

比对一下刘英的相关回忆：“当我部队布置完毕后，约上午10时光景，敌之先头部队向两边威力搜索前进，余则行进间停止休息。此时我高级指挥员已饬各部待敌行进时才开始动作，不料部队走火3枪，引起敌人注意，于是敌人立即集结部队并加派部队占领沿马路的阵地。”（注49）

那么，刘英所说的“余则行进间停止休息”应当如何理解呢？依据《谭家桥战斗态势图》及王耀武部随后的调动推断，敌军是1个营安全通过石门峡后，下1个营才开始进入石门峡那段险路。故其前卫（第2团）团部及第2营，停止于中墩以南约500米处的公路上休息；该团后卫（第3）营则停留在石门冈如口处，准备接应并掩护旅部及后续部队的到来；而敌先头营“走火3枪”时已越过谭家桥。

遭遇伏击的王耀武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自保：由于其时前卫团主力停止在石门峡北口处，与先头营之间拉开了约3华里的距离，如果得不到及时支援，该营很可能被迅速歼灭！此时王耀武出了个昏招——“我一面将俞的手令传达各部队，一面调加强营和第3团的第3营增加到第2团的正面作战。令第3团团长李天霞率该团主力向红10军团的左侧背猛烈反击。令第1团团长刘保定立派一部占领乌泥关，并确保之。该团主力为旅预备队，控制在乌泥关以西地区。”（注50）

不知何故，位于钟鼓山临时指挥所的刘畴西等虽然观察到“敌人立即集结部队并加派部队占领沿马路的阵地”，却未趁此机会立即下达发起攻击的命令！“此时我20师及21师不听军团号令，加之出击动作不一致，结果19师只用兵力1个连，20师及21师由于野战经验太差，动作又不一致，而影响整个的战局，……。”（注51）

　　据敌旅长王耀武回忆：“红10军团发动袭击，来势很猛，集中力量冲过来，企图在补充旅未站稳脚跟以前予以击溃，第2团随即发生动摇，有少数士兵后退被挡回去。团长周志道见情势危急，张慌失措地大声喊司号长吹号，催增援的加强营及第3团的第3营跑步前进。……。加强营及第3团第3营赶到后，增加在第2团的正面作战，将第一批冲过来的红军打退下去。”（注52）

这段回忆佐证，率先向敌前卫团发动袭击的，是红20师埋伏在最南端的那个团，该团团长即为后来在此战中英勇牺牲的黄英特。令人惋惜的是，如果刘畴西发现红20师左翼队擅自发动攻势后，能顺势下达全线出击的命令，或坐镇红20师担任指挥的乐少华能及时下令右翼那个团协同发起攻击，即使不能一举打垮敌前卫团主力，但将正在行进途中的（浙保团）加强营击溃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可由于刘畴西及乐少华等的优柔寡断，面对优势敌军以及左右的侧射火力，未得到支援的红87团无功而返。

依据刘英“此时我20师及21师不听军团号令，加之出击动作不一致”这句话推断，红20师右翼那个团见左翼部队发动进攻，也主动向敌发起攻击。据王耀武的回忆，红20师的第二次进攻十分猛烈：“……，与第2团展开了肉搏。该团副团长程智率部反击，激战约40分钟，又将第二批冲过来的红军打退。”（注53）

红20师这2个团的第二次攻击之所以未能奏效，除了敌前卫部队已就位并草草设置了防线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总指挥刘畴西等仍然没有下达总攻击的命令！因此没有得到军团部署的迫击炮及重机枪等火力掩护，仅靠血肉之躯向前冲击焉能不败！？

此时，埋伏在石门峡口山岗上的红56团，见王耀武的旅部等没有进入石门冈这段狭路，而是停留在石门峡南口的西侧，继续在山上埋伏已失去意义。为了配合红20师的进攻，不得不组织部队下山冲向王耀武的旅部！“未20分钟，红军约有数百人由公路右侧的山头丛树林中冲过来，行动迅速，直扑谭家桥东端旅部所在的地方。我仓忙命令特务连长刘连荣率部猛烈反击，……。红军由于伤亡很大而被打退下去，第三次的冲锋又受到挫折，因之旅部直属部队及第2团就稳定下来。”（注54）

　　“红军三次冲锋虽都受到挫折，但斗志仍盛，其打败补充第1旅的决心并未动摇，又发起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冲锋。这次红军出动了七、八百人，分三路冲过来，一路针对加强营，两路对着第2团中伤亡较重的第1、2两营，勇往直前，不顾牺牲，前赴后继地冲过来。刺刀在太阳光下闪出白光，杀声震天，大有一鼓作气击溃补充第1旅之势，……。”（注55）

这一次，应该是刘畴西下令发动的总攻。令人惋惜的是，红10军团的这次进攻虽然的组织的较好，但为时已晚——第四次进攻可谓竭尽全力，在得到重火力强力支持的情况下都未获得成功，大大影响了进攻部队的士气！面对此时的战场态势，战前信心满满地总指挥刘畴西已束手无策，只能寄希望于已出发抄敌后路的红19师主力赶回来救驾了！

红19师接到回返的命令时，战场形势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获得喘息的王耀武认为“乌泥关地形险要，必须确保。……，我令第3团主力，从乌泥关及谭家桥东端的中间地区，向第2团右翼的红军侧背反击，……。”（注56）第3团“找来了当地一位茶庄的老板为其带路”（注57），由北关桥附近的一条山间小路向石门峡南口背后迂回。

由于红10军团在这里未部署任何兵力，敌第3团主力顺利抵达石门峡东侧。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战夺取515高地及周边的几个山头，然后顺着两条岔开的小道分成两路，一路插向红20师侧背后的汪家坞，一路插向板壁下。由于居高临下，很容易就发现了正沿里毛塔深沟回援的红19师主力！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待在钟鼓山后坳上的临时指挥所内不知所措的刘畴西等军团领导们，终于从西南方向激烈的枪炮声判断出，回援的红19师主力被困在“陡峻的山峡里”正陷于苦战。吊诡的是，竟然只有不擅长军事指挥的刘英挺身而出——匆忙赶到山下，迅速集中了军团部的部分人员，现场进行了紧急战斗动员！“

就在这战斗紧要关头，刘英同志率领部分机关干部和直属分队，直插敌人腹心，打开了一个缺口，使19师脱离险境，……。”（注58）得到支援的红19师主力终于从峡谷挣脱出来时，寻淮洲已因流血过多昏迷——根据此战亲历者、时任作战参谋的赵春和回忆：“寻淮洲向上爬看阵地，右下腹连中三枪负重伤。”（注59）

　　脱离困境的红19师主力并没有按军团部的命令立即赶往北面去支援红20师，而是继续向前（西）攻击并趁势夺回了石门峡及其周边的高地！道理很简单，如果此时红19师主力抽身而去，王耀武就可集中其第3团主力及旅直，甚至可以调集其后卫团主力，向红10军团的侧后背及军团部夹攻！所以红19师不能也无法执行军团部的命令。

据说寻淮洲再次从昏迷中醒来后第一句话就说，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此后不久，位于钟鼓山临时指挥所的刘畴西等，不得已做出了撤出战斗的决定。

（五）谁之过

1934年12月14日傍晚，在红19师主力的掩护下，刘畴西指挥红10军团各部分成两路向东撤退。部队撤离时天色已完全黑下来，数千人拥挤在狭窄的山路，深一脚浅一脚地默默行走着。经过一整天战斗，整个部队疲惫不堪，再加上作战失利造成士气低落，勉强行进约30公里，走到旌德县的孙村一带不得不停下休息。

15日凌晨4时——天还未亮，俞济时即打电话告诉王耀武，不能给红军任何喘息整补的机会，务须跟踪穷追予以消灭！由于敌王耀武穷追不舍，“红军分成三路，第一路300余人经旌德西乡三溪辗转太平泾县之间秘密向柯村行动，第二路400余人经休宁兰田、黟县美溪一带向柯村进发。主力部队则经旌德庙首向泾县行动。”（注60）

据说在连夜东撤的途中，由于夜暗及道路难行，寻淮洲两次从担架上摔了下来！第一次摔下因痛疼醒来时，寻淮洲感到自己已经不行了，便告诉身边护送同志说不要再抬着他走了，话音未落就再次昏迷过去。第二次摔下刚被抬回到担架上，寻淮洲又一次醒过来，他咬牙挣扎着自己滚下担架，再次要求不要再抬他走了！并告诉身边的同志，他死后要像对待普通战士那样，把衣服脱下留给其他同志。

16日，当红10军团行进到距离茂林镇不远处的福官墩附近时，由于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和失血过多，年仅22岁的红19师师长寻淮洲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由于军情紧迫，寻淮洲的遗体被草草安葬在潘村附近的蚂蚁山约事岗。据亲手给他包扎伤口的军团部护士老红军程美兴回忆，寻淮洲牺牲前甚是担心——“他说小鬼呀，我会不会死哟！不死的话这场战斗可以跟中央讲清楚，我死了的话就讲不清楚了。”（注61）

　　图片截取自电视剧《浩气长存》第三集

　　令人遗憾的是，寻淮洲生前的担心果然应验了！

方志敏回顾谭家桥战斗时说：“主要原因是战术上的缺点：第一、地形的选择不好，敌人占据马路，是居高临下，我们向敌人冲锋，等于仰攻；第二、牵制队与突击队没有适当的配备。我们没有集中主要力量，由右手矮山头打到马路上去。第三、19师是以有用之兵，而用于无用之地，钻入一个陡峻的山峡里，陷住不能用出来。19师的指挥员没有十分尊重军团指挥员的意志，凭着自己的意志去作战，形成战斗之未能完全一致。”（注62）

吊诡的是，时任红10军团政委会成员且参与作战实际指挥的刘英，却在“概括”谭家桥战斗时明确地说：“特别是没有抓紧［总结］谭家桥战斗的经验与教训，……，致使先遣队自谭家桥战斗后，士气一天天低落，这将成为历史上的教训。”（注63）而时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成员的乐少华和聂鸿钧，无论在给中央的报告及总结谭家桥失利原因中，也从未提及对上述三条。

项英在1935年1月20日发给中央军委的《中央军区关于10军团、闽浙赣及闽北情况致朱周电》中表述：“谭家桥之役因战术错误未解决战斗，寻因伤牺牲。”（注64）这显然源自红10军团的上报，否则项英如何能知晓？

根据明确的史料记载及前文考证，战前红19师主力接到的命令是向乌泥关迂回包抄，经过里毛塔深沟的路线当然也是由军团部规定！退一万步讲，即使寻淮洲真的想要“独打一方”，首先就过不了政委聂鸿钧这一关——他既是军团政委会成员，手中又握有一个执行战场纪律的政治保卫排。此外不难想象，如果寻淮洲真的不听指挥独打一方，又如何会“钻入一个陡峻的山峡里，陷住不能用出来”呢？！

寻淮洲唯一没有听从军团命令的行动，就是从沟里翻上来没有去支援红20师，而是一直将敌第3团主力逼回去并形成对峙！如果寻淮洲不管不顾抽身去支援红20师，难道王耀武不知道指挥部队尾追过来！？

　　刘英1936年夏所写的《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中，就谭家桥战斗为何未能取胜总结五条主要原因，非但无一字提到寻淮洲顶撞刘畴西之事，反而对红20师不服从军团号令、乐少华的反冲击和刘畴西错估红20师战斗力提出严厉批评。而时任红19师政委聂洪钧后来写给的中央报告明确指出：“这次的失利自然有各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战术上的缺点过多，指挥者的犹豫不决是决定此役失利的重要原因。”（注65）

通过上述分析探讨可以基本确定，方志敏回忆的那段总结性的文字，最大的可能是刘畴西的说法。否则方志敏不会说：“19师师长寻淮洲同志，因伤重牺牲了！他是红军中一个很好的指挥员，他指挥7军团，在两年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缴获敌枪6000余枝，轻重机枪300余架，并缴获到大炮几十门。他还只有24岁，很细心学习军事，曾负伤5次，这次打伤了小肚，又因担架颠簸牺牲了！当然是红军中一个重大损失！”（注66）

谭家桥一战失利给红10军团带来的恶劣影响是致命的，此后红10军团每况愈下，一直是被动地转移、甚至避战，一路上逃兵不断，几乎再也没打过胜仗！方志敏在其回忆里，痛心疾首地说道：“自谭家桥战后，采取右倾的避战路线，没有下决心争取战术上的优势，与敌人决战，消灭敌人。因一味避战，使红军不但不能得到必需的休息，而且常常走小路，爬高山，致全军过度的疲劳。”（注67）

相较于方志敏的隐晦，刘英直截了当地指明：“谭家桥战斗后，经陶村附近，翌日与敌人一团人遭遇，本可一举而消灭其全部，由于军团长刘畴西同志加油式的用兵（先打一营，打不过再用一营），结果，不但未能将敌人迅速地消灭，反而遭受到诸多不应有的损失，以致影响战士们的不满和士气的降低。此时引起了许多负伤的干部从担架上跳下来，要求率领战士们一同奋勇杀敌之举动。但由于主要负责者没有作战的决心，终于自动退出战斗。当晚商讨中央及军委的命令和指示。”（注68）

　　国民党浙保总队的作战详报中，对红10军团之后的畏战、避战亦有明确记载——“六、裔村溪头之役”：“自伪7军团长兼第19师师长寻维洲（原文如此，笔者注）在谭家桥之役被击毙后，残匪即由方匪志敏和刘匪畴昔率领，举措失当，士气一蹶不振，迭经我军于汪满田村、芳村、江村等役，予以重创，更形狼狈，几全失其战斗能力。”（注69）国民党浙保总队的作战详报“丁、斯役可供参考之意见”中，同样认为“方寻股匪自寻匪维洲被我击毙后，走投无路，处处被我截击，斯可见高级指挥官之重要。俗语有云：一将无能，累死千军。”（注70）

红10军团此后的失败是否如上述所言，是因为寻淮洲的牺牲所致笔者不敢妄言，但军团长刘畴西的斗志和信心基本随着谭家桥一战的失利彻底丧失！按照涂振农的说法，“在这中间，王如痴同志是取[起]了相当的作用。因为寻怀[淮]洲同志牺牲后，他便代替了19师师长，对于决定战斗上，他的意见便极容易动摇指挥的决心，畴西同志又是一个军事学者，能说不能做，决心更是很少。”（注71）

时至1935年1月29日，红10军团终于在怀玉山全军覆没——仅粟裕和刘英等带出800余人。严格说来，红10军团是败在刘畴西手中——“他在作战指挥上表现优柔寡断，也缺乏在白区同敌人机动作战的经验。‘左’倾错误的干部政策，同抗日先遣队的失败是密切关联的。在战争中间，主要军事指挥员的配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注36）如果不是刘畴西犯下的一系列错误，方志敏和寻淮洲等大概也不至于被俘与牺牲。

注释：

注1：见《1927—1949国共斗争史料汇集2》，第411页。

注2：见《杨得志回忆录》第9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月版。

注3、4：见《杨得志回忆录》第9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月版。

注5：见王建英著《中国红军发展史》第27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

注6：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36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注7：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416页。

注8、9：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8页。

注10：见《红色中华》1934年4月28日第181期第二版，全编（整理本）第3232页。

注11：见吴天雨《归化之役的历史贡献》一文，“第四部分 历史回眸 -中央苏区-中国明溪在线”。网址：http://www.zgmxzx.com/2017-08/30/content_50752.htm。

注12、14：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1页。

注13：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85页。

注15：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86页。

注16、19、20：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88页。

注17、25：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2页。

注18：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60、261页。

注21、24：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0页。

注22：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01页。

注23：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87页。

注26：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69页。

注27、28：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1、192页。

注29：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3页。

注30：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84页。

　　注31：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86页。

注32：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15、116页。

注33：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17页。

注34：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7页。

注35、36：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9页。

注37：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60、261页。

注38：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61页。

注39：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39页。

注40：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63页。

注41：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51页。

注42：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52、253页。

注43：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487页。

注44、45、48、50：见《024文史资料选集》，第194页。

注46：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53页。

注47：见华小勇著“粟裕与王耀武的三次军事对决”，《文史天地》2013年第01期，第71页。

注49：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53页。

注51：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53、254页。

注52：见王耀武“阻截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战役的经过”，《024文史资料选集》第194、195页。

注53、54、55：见王耀武“阻截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战役的经过”，《024文史资料选集》第195页。

注56：见王耀武“阻截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战役的经过”，《024文史资料选集》第196页。

注57：见郜建辉著《天殇 红色抗日先遣队殉难始末》，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9版，第289页。

注58：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99页。

注59：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91页。

注60：见《天殇 红色抗日先遣队殉难始末》，第294页。

　　注61：取自电视剧《浩气长存》第三集中的字幕片段，标点符号系笔者所加。

注62：见《方志敏文集》，第95、96页。

注63：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54、255页。

注64：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46页。

注65：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13页。

注66：见《方志敏文集》，第96页。

注67：见《方志敏文集》第97页。

注68：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55、256页。

注69：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597页。

注70：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601页。

注71：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32、233页。

注72：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63页。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