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1977年恢复高考费了不少周折，考试已是年底，说是77级的学生，上学是转年的春节后的事情。因此，1978年有两个年级的新生报到，77级在2月底，78级在9月初。</p><p class="ql-block">我是浙江台州人，77年考上了上海的大学。那时去上海，乘坐海门（椒江）——上海（十六铺码头）的浙江403或404班轮最方便，船上睡一晚就到了目的地。第一学年过完寒假，忘了是什么原因没有买到返校的船票，不得已乘坐老家杜桥到宁波的班车，再转乘火车到上海，赶到学校已过了开学报到的日子，即迟到了。我将迟到的原因通过班长转报了辅导员老师。可是在年初全系学生大会上，轮机系党总支虞书记对我迟到的事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他在台上慷慨其词，我在台下如坐针砧，浑身不自在，从来都在赞扬声中长大的我，自此背上了思想包袱。此后的10来年中，每年都有一回或几回做同样的梦，讲的是同一桩事情。梦的大致情形都是这样的：放假了…接近返程时间…张罗车船票的事…排队买票…票售罄了，买不到船票，也买不到车票，骇然，惊醒，汗涔涔……以至于有段时间小心脏受不了，闹出了疑似早搏、右束支传导阻滞的病症。</p><p class="ql-block">这个翻来覆去的梦显然跟那次受批评有关，心有余悸，反复于梦境中折磨自己。</p> <p class="ql-block">说起来，我对规则不太在意，确实有点自由主义的。我常有轧马路迟归翻墙头进校门的毛病；我晚上从来不到教室自修；上大课向来坐最后排方便开小差搞小动作；向留校当老师的老乡借来办公室钥匙躲大楼里做作业写情书；我还将校徽借予来访的老乡朋友让其进出校门免于门卫盘查，等等等等，但除了上述自由主义，其他的诸如读书上课考察参观工厂实习上船锻炼等重大事项，自认为都是严守纪律勤勉学习的好学生。我还是班级里劳动积极分子，每次值日，都会把桌椅板凳门窗地面擦拭得一干二净的。</p> <p class="ql-block">我素来沉默寡言，不善说词，现在想想，问题出在沟通上。那个黑黑的、矮矮壮壮的、会唱优美朝鲜族歌曲的虞书记批评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上学迟到是不争的事实。但我觉得自己冤枉，我迟到是因为没有买到船票，我还辛辛苦苦赶了火车，我还委委屈屈坐了闷罐子车。问题是，我的这些想法没有机会也没有寻找机会跟虞书记汇报。虞书记一点不知情，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没办法规劝我开导我。而且虞书记是不点名的批评，是给足了我这个当事人的面子。除了我这个当事人，其他同学可能根本不在意，虞书记批评的对象他们或许根本不知情，所以也没有任何人会来帮我排解心中的块垒。我又觉得迟到的事终归不是好事，犯不着跟周围的同学张扬，自己把这事扛下了，扛不下也得扛。我就像一个农民，上天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冲走了地上辛辛苦苦耕耘的作物，无处可以告白，只在心中埋下了抑郁的种子。这抑郁的种子时时在心田里发芽，发芽成长的草茎在梦境中触摸我的神经，让我多年不得安宁。</p><p class="ql-block">或许是多年后交通便利了，很少有买不到车船票的情形发生，因而诸如此类的梦才渐渐退出夜的江湖。</p><p class="ql-block">是否夸夸其谈的少有得抑郁症的，是否抑郁症患者都是沉默寡言者，我不是医生，我不得而知。</p><p class="ql-block">（图片源自网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