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和他的《艳阳天》

沂蒙山人 远

　　浩然和他的《艳阳天》

周士元

上世纪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浩然的三卷长达一百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发表，引起轰动效应，在全国文学界和农村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继《创业史》之后描写农村、农民生活的绝唱。1973年改编成同名电影，影响更是深远，浩然也理所当然地被誉为“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中的一个作家，是那个年代近乎唯一的一支笔。

浩然本名梁金广，中共党员，当代著名作家，1932年3月25日生于河北宝坻，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1954年调到《河北日报》当记者。1960年到山东昌乐县城关公社东村下放劳动，担任该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1961年调任《红旗》杂志编辑。1964年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历任中国文化传播发展促进会会长，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委，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等。1973年出席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7年起连续当选为北京市第七、八、九、十和十一届人大代表，1998年被推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首批有政府特殊津贴的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

浩然一生书写了大量的农村农民题材的作品，“写农民，为农民写”是他的创作宗旨。《艳阳天》是最能展示浩然五六十年代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的代表作。“它通过京郊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勾勒出农业合作化时期蓬蓬勃勃的生活画卷，精细地刻画了农村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热情地歌颂了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小说的情节曲折丰富，结构完整紧凑，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语言朴素晓畅，有鲜明的艺术特色”。更为可贵的是，浩然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表达了社会主义永远是“艳阳天”的坚定信念。不论是描写、叙事还是抒情，对社会主义的赞美都由衷地流诸笔端，全书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精神。

《艳阳天》通过萧长春、焦淑红、马老四及马之悦等等众多可信可爱又真实生动的农民形象，真实地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新生的广大农民在大风大浪中成长为有蓬勃生机的新生力量。就是他们支撑着新中国走完了那段充满荆棘的艰苦的峥嵘岁月，并促进完成了工业化的建设任务，为今天的共和国的复兴与辉煌奠定了坚实基础。

自然的，《艳阳天》带有不可避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色彩，这是任何人都避免不了的，除非他是外星人。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浩然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因为创作了《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作品，他是那个年代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的重要作家；同时，作为“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中那极为特殊的“一个”，他也成为当代文坛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在那个年代在多数作家遭受迫害，被迫终止创作的岁月，浩然却被提拔重用，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创作颇丰。可也恰恰是他没有为此迷失，没有顺势陷进去，没有犯错误，这就是浩然的让人敬佩之处。

浩然最早引起x青的注意是因为北京京剧团要改编《艳阳天》，原本一心搞创作，并不愿意卷入政治的浩然，在阴差阳错之下被推到北京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而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浩然在他自己的文章中说他“对大多数作家和同志都采取了保护的态度”。

随着交往的深入，他个人对江青有了自己的认识，特别是有一次集会上江青因为“追查所谓‘谣言’而如疯子一般地骂人，这些让浩然反感并警觉”，从此警戒自己与之尽量保持一定的距离。

粉碎“四人帮”以后，浩然被视作“帮派分子”而受到清查，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也被解除。而最终的审查结论是“他是清白的，他不是帮派分子”。

虽然改革开放后相比较于他的著作在文革时期走红，浩然貌似有些沉寂了，可是实事求是地说，他的作品还是非常接地气的，这在“文革”后他的作品又频频出版就是一个佐证。特别让人敬佩的是，虽然浩然在文革时期深受有关方面重视，可是他一直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条件打压过任何一个人，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而他做到了。

只是不可否认的是因为“文革”时期的走红，浩然的处境曾经很尴尬，1986年秋，浩然从北京市搬家到了河北省三河县定居，在深入生活准备书写新作品的同时，致力于培养文学新人。1997年5月，在北京市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浩然当选为北京作协主席，2003年9月后任北京作协名誉主席。2008年2月，一生“写农民，为农民写”的浩然去世，享年76岁。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副主席金炳华、陈建功等等参加了他的葬礼，铁凝说：“浩然是中国五六十年代很有代表性的有极高的成就的老作家，……我相信，他对乡土的眷恋是真挚的、深厚的。”对浩然晚年在隐居乡村，铁凝说“他用二十年的时间在农村实施的文化绿化工程非常有意义”。

浩然是那个年代唯一地把自己的全身心都无私奉献给了国家的作家，他的“八亿人民八部样板戏和一支笔”这个称号不是虚的，那时候比他有才华的作家肯定有好多，只有他把自己的才华、命运完整地献给了国家和人民，而且把自己不菲的稿费完全献给了国家。

改革开放后在物欲横流的年代，虽然浩然被边缘化，可是他还是弃一百万的酬金于不顾，拒绝了某公司的炒作。而这个一百万只需要他说一句“喝了xxx饮料，一直都是艳阳天”；又拒绝了东南亚一家出版社要以六百万买断他的著作版权的提议。那时候的一百万、六百万放在现在是多少钱！可以说浩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来的文人风骨，完美诠释了什么是贫贱不移，富贵不淫。人如其名，浩然先生也印证了如他名字的浩然正气。

正如他去世后追悼会上的巨幅挽联：“扎根农村巨笔写巨变，心系苍生赤子献赤心”。而看看现在到处走穴、卖身的所谓的名家们！

从某种意义上说，时代造就了浩然，浩然现象是时代的产物。不同的阶级对作家、对文学作品有不同的评价，浩然无疑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家，后来被有些反动派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抹黑其实是他的光荣。他们之所以对他特别苛刻，就是因为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的特殊的经历，试想，在那个年代，不要说是一位普通的作家，就是一些政治家、高级领导也多数看不透，任何人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情况下被高层领导提拔、重用，谁能想到要推辞，谁敢去推辞，而谁又能推辞得了！

可喜的是好多正直的名家及文化名人都非常看重浩然，著名出版人、文化学者解玺璋这样评价浩然：“每个作家都有他的历史局限，这种局限是他所无法超越的，但他可以忠实地写下他的观察，他的感受，他的认识。他没有打算欺骗读者，他是真诚的，也是真实的。恰恰因为这一点，他的写作及其成果，都是那个时代历史的见证。”

一些作家之所以反对浩然，因为浩然手里捏有他们人格卑下的铁证——“文革”期间，有100多位作家等文化界人士曾亲笔写信给浩然，求他在江青面前为其美言几句，有好多人请他转交向“x青”的效忠信。浩然没有帮他们这个忙，一直把这100多封向x青效忠的信都保留着，并将在其《“文革”回忆录》中全部如实公布。只是，遗憾的是，最终，他的《“文革”回忆录》只留下了一份提纲，他手里的100多封信也不知所终。如果把这些信件公之于众，我们新时期的文化界肯定是一场十二级地震。不知道有多少新时期以来的那些沸沸扬扬的大作家名作家会跌落神坛。

如果浩然不是突然离世，如果浩然揭开了那个盖子……可以说，浩然不死，他们的头上就一直悬着一柄魔剑，浩然活一天，他们的头顶上就一天没有艳阳天，可是叫我说自从浩然离开，世上就没有了艳阳天。

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评选面向全球华人世界的“20 世纪中文小说100强”，1949年至1976年这28年间的中国大陆小说，只有浩然的《艳阳天》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榜上有名。

　　2005年12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全18卷1000万字的《浩然全集》。2009年9月，《艳阳天》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新中国六十年长篇小说典藏”丛书；2012年12月，《艳阳天》又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朝内166人文文库·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丛书”。2019年9月，《艳阳天》又被选入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工程“新中国七十年七十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这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农民的那段历史的致敬，这也说明了这部作品的长久的生命力，更是对浩然先生最大的肯定和深切的缅怀。

　　可以说，当代作家中成就最大，人格最高、最让人敬佩的就是浩然，在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中，他用他无人能敌的纯洁的人格和坚守诠释了什么是浩然正气，他对得起自己的这个名字，也是从此，无论作家、艺术家中没有任何人敢用这个名字。

　　浩然走了，他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等作品永存。他的笔下、他留给我们的文字里永远是一片艳阳天。

　　我曾经在我的《趣说书话》中这样说：这里有被誉为在“文革”时期全国“八亿人民八部样板戏一个作家”的，也是“文革”后唯一的作品被重版的“文革时期”作家，年轻时以《喜鹊登枝》登入文坛，在《艳阳天》下的《金光大道》上，一直视《苍生》为自己文学创作的《活泉》《乐土》的，曾经的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委会委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嫁不出去的傻丫头》《“浩然”卷》。

2024.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