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论”的说法站不住脚

人在旅途

在网络上可以看到，一些人为了诋毁改革开放，粉饰改革前三十年，他们经常会这样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是建立在前三十年基础之上的，没有前三十年打基础，就没有后四十年的成就。”有人说的更形象些：“比如一个人吃了五个馒头吃饱了，他把功劳归于第五个馒头，说前四个馒头不吃也行，这肯定是错误的。没有前四个馒头垫底，只吃最后一个馒头怎么能吃饱呢？”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把后四十年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前三十年，归功于毛泽东思想。抬一个，贬一个，意图很明显。有人把这种说法，归结为“基础论”，在这里，我姑且也借用这个叫法。

“基础论”看起来貌似有理，持这种说法的人也自以为找到了一个站得住脚的说辞，似乎很是得意。其实，如果仔细分析起来，这种说法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实际情况上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从逻辑上进行分析。

照这些人的说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经济实力的快速增强，国内生产总值的加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都是建立在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上。没有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就没有后四十年的发展。

为了反驳他们的这种说法，我准备按照他们的逻辑进行如下推理，以此来证明他们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众所周知，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经济基础是十分薄弱的，仅有的一些工业企业大部分集中在东北，大约占到全国总量的80%。上海也有一部分近代工业。此外，天津、青岛、武汉等地也有数量不多的近代工业，其它各大城市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真可谓是“一穷二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开始重新进行工业布局，内地一些城市才开始出现近代工业（在这个阶段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对内地发展工业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五六十年代，有许多工厂从沿海迁往内地，同时，也从沿海企业抽调大批技术骨干支援内地。这些内迁企业和援建技术骨干是内地工业企业得以产生的决定性因素。

以上情况，我估计那些人应该是无法否认的吧？

“一五”其间汽车工业起步

那么，我想问，新中国成立时，占全国工业企业总量80%的东北地区企业，以及数额较少但水平较高的上海工业企业，应该算新中国工业的基础吧？按照“左派”们的逻辑，可以推导出的结论是，没有它们作基础，就不会有后来新中国工业的发展；或是说，这些基础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他们同意这样的结论的话，那么，我又要问“左派”们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和上海的近代工业是从哪里来的？左派们可能会有意回避这个问题，可是最终又不得不承认的是，东北地区的工业企业是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在日本占据东北地区的十四年中，它是把东北作为自己的殖民地进行规划建设的，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被赶出去的那一天。在东北，日本人开了许多矿山（铁矿、煤矿），修筑了不少铁路，建设各类大型工厂，目的是更多的掠夺中国的资源，以满足它发动的侵略战争的需要。可是，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它会很快战败，这些企业自然无法带走，只好留在原地。后来，这些大型企业的设备，大部分被苏联红军当作战利品拆卸运走，遗留部分被新中国继承下来，并成为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著名的有鞍钢、抚顺煤矿、丰满水电站等等。

1958年十三陵水库工地

按照“左派”们的逻辑，我们是不是应该感激日本人，没有他们在东北打基础，就没有新中国经济的发展，或者说，对新中国经济的发展，日本人功不可没？

同样的道理，上海的工业企业中，除了少部分民族工业以外，大部分也是帝国主义列强们遗留下来的，这些企业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解放后，外资企业被中国政府一律收归国有，成为新中国最初一批国有企业。按照上边同样的逻辑，请问“左派”们，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感谢这些帝国主义列强们呢？

以上是我按照“左派”们的逻辑进行的一番推理，按照这个逻辑，都会得出一个明显荒缪的结论来。因此，“左派”们看法是建立在错误的思维逻辑基础上的，是站不住脚的，是不能自洽的，因此，他们的推理结论是错误的。

我们不是一概否认所有被继承下来的工业企业的作用，例如，本文就没有否认东北企业和上海企业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但是绝对不能把继承下来的企业的作用无限放大，甚至认为它的作用超过了后来党和国家为发展经济所作的一切努力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果。如果把后边所取得的成就故意归功于前者，这样的认识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八十年代初期社会生活场景

其次，从政治路线的转变进行分析。

首先要强调的是，我国经济社会在后四十年之所以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后四十年与前三十年相比，实行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路线才是决定性因素。毛泽东就曾一再强调：“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假如没有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假如没有党中央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就根本不可能有后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中国仍旧陷在阶级斗争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其实，“左派”们心里是很明白的，从他们十分敌视邓小平就可以看得出来。在他们的眼中，邓小平背离了毛泽东的路线，带领中国走上了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左派”们现在是变换了一种手法，有意把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移花接木地嫁接到前三十年身上，目的是一样的，那就是粉饰前三十年，否定改革开放。

不可否认，在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由于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失误，特别是执行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严重干扰了经济建设。尤其是在最后十年中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主要是借鉴苏联经验，把重工业摆在第一位。苏共二十大后，中共开始总结“一切学习苏联”的经验教训。在1956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讲话内容后来被整理成一篇文章，题目是“论十大关系”，直到1976年才全文公开发表）。他在吸取苏联教训的基础上，探讨如何摆正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仍然要把重工业放在重要位置，但是同时不能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因为国家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了积累建设资金，采取的办法是有意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工农业产品价格出现严重的“剪刀差”。这种作法，实质上是用盘剥农民的办法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同样也是为了积累资金，在“积累和消费”方面，采取的是“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广大劳动者的收入长期被压得很低，企业的工人十余年里不涨工资。上述政策带来的好处是，初步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坏处是，工人、农民及其它各行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却长期得不到提高，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许多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生活十分贫困。

到了1958年，主要领导头脑发热，出现左倾冒进的严重错误。中央推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出发点是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经济，可是实际工作中许多政策和作法却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也严重脱离了实际情况。“三面红旗”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它直接导致了1959年到1962年的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人。

早在1961年，中央在总结人民公社教训的基础上，制订了《农业发展纲要》（即“六十条”），据称这是一部关于农业的“宪法”。毛泽东很早就提出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论断。为了发展农业，摆在第一位的是兴修水利。在“六十条”颁布之后，全国更是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此后几年，许多大中小型水库陆续建成。应该说，毛时代遗留下来的最有用的农业设施，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的水库，这些水利设施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形成的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及数量众多的水利设施对以后经济发展的确发挥了一定作用，这些都是不容否定的。不过，仅此而已。造成前三十年经济发展迟缓的根本原因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灾难。因此，如果没有果断地结束文革，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如果没有及时地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没有实行改革开放，建设市场经济，没有加入世贸组织，那么，怎么会有后四十年的经济大发展，怎么可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呢？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左派”们关于是前三十年为后四十年打下基础的说法，实质上是在有意歪曲事实，否认改革开放国策的伟大作用，是在为前三十年的错误路线正名。他们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实际情况看，这样的认识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