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老牌匾，文/墨雲龍 图/网络

墨雲龍

在乡下，我们家也有一个老院子。老院子已经四十多年没人居住了。我们老兄弟几个每年都会回家看看，但是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基本上都不在家过夜。

小时候，我们住过的那几间草房，早已坍塌、或者拆掉了。三间上房，经历过多次重建，现在是两层平顶的小楼，早已不是记忆里的老样子了。

记得小时候，我们家的院子里，有好几棵树，一棵是枣树，另外几棵就不是枣树了。有梨树，有香椿树，有苹果树，有花椒树，还有一棵桐树。如今，这些树都没有了，换成了这几年新栽下的一些石榴树、梧桐树、桂树，还有几丛竹子。

老家，老院子，最让我魂牵梦萦、引以为荣耀的，是悬挂在上房正堂墙上那块已经发黄的老牌匾。那是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我的父亲去世后，村里的部分乡绅贤达、左邻右舍共同商议、制作，追赠给我父亲的。牌匾上题写着八个大字：”忠孝传家，乡邻楷模“。上边的字是著名书法家李进学先生的墨宝。村里的父老乡亲，每次看到这块牌匾，就会伸出大拇指夸奖我们家：你们家从你爷爷奶奶、到你爹你妈、再到你们兄弟几个，包括你们自己的子女，完全当得起这八个字，名副其实，名不虚传。

我出生的时候，奶奶已经不在人世了，爷爷去世更早，家里没有留下一张爷爷的照片。我奶奶活到了解放后，照过一次相，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八仙桌上，就供奉着我奶奶的一张黑白照片。逢年过节，要给老祖宗的牌位烧香上供，爹妈带着我们哥几个，就是冲着这张黑白照片磕头跪拜的。时至今日，我们家还保留着逢年过节给列祖列宗烧香磕头的习俗。现在大家居住在城市里的单元房里，已经没有严格意义的上房正屋了，但是我们兄弟几个都在自己的家里，专门辟出一个空间，把父母的遗像端端正正地摆放在那里，经常看看，对着照片默默地说几句话。过年过节，或者每逢父母的生日、或者忌日，，我们都要带着自家的儿女，对去世的先人焚香跪拜。这几年过春节，有时候可能外出度假，即便是在外地那些临时租住的房屋里，我们也会在房间里正对着门的地方，摆放一个小几案，供上一些瓜果菜蔬，或者倒上一杯酒，祈愿过世的先人能与我们同在，继续享用这些人间烟火。爷爷奶奶的故事，我们这一代已经知道的不多了。但是我的父亲母亲，从小是如何教导我们的，我们却永远不会忘记。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母亲就经常说起他们年轻的时候，家里如何贫穷，生活如何艰辛，我的父亲如何刚直，如何吃苦，如何孝敬父母，如何善待兄长。我的父亲从小在老家的有莘学校读书，那个学校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他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老早就投奔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建国后成了国家干部，在县政府上班。但是，老实本分的他，光知道兢兢业业工作，从来没有想过把自己家人的户口转到城里，也没有想过给自己的儿子们安排工作。我的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在老家务农为生。每个月，我的父亲发了工资，总是先给他的老母亲留下一些生活费用，然后再拿出一部分送到他那身有残疾、失去劳动能力的哥哥家里，最后所剩无几，才交给我的母亲，让她料理几个孩子的吃穿用度。

我的父亲为人耿直，在机关里喜欢仗义直言，得罪过不少人。在建国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包括文革期间，他都受过排挤打击，进过所谓的学习班，还曾一度被下放回老家务农，还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可谓历尽磨难。好在文革结束后，我父亲所谓的一切历史问题，都得到了平反昭雪。离休后，单位领导挽留他再工作几年，他不辞劳苦，不计报酬，继续在单位工作了三四年。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人开办个体私营企业了，曾经有人想聘请他到私营企业里做做管理工作，他婉言谢绝了。

那时候我小，对父亲这样做不太理解：咱们家并不宽裕，多挣一份钱有什么不好？父亲对我说：我在县政府机关干了几十年，半辈子都是为共产党工作，临老了，怎么能去为私人企业干活？他们让我去，不过是为了利用我的一些老关系，帮他们办一些事不合规矩的事，我是坚决不会做的。

我大学毕业后，头几年也曾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下班回到家，父亲总是对我谈起他过去的工作经历，谆谆教诲我要清清白白做人，坦坦荡荡做事，对上不要阿谀逢迎，对群众不要过于苛责；一定要对国家忠诚，对党忠诚，不管做啥，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为人处世，不要怕吃亏，不要占公家的便宜；占小便宜的人，最后终究要吃大亏；不怕吃亏的人，一时半会看上去好像吃了亏，但是老天爷是不会亏待这种人的。他还不止一次告诫我：做人，要知恩图报。老家村子里来人求咱帮忙办事，一定要尽心竭力，不要让老家的人说你们兄弟几个都有出息了，在外工作就忘了本；来借钱的，没多有少，能帮助别人的时候，一定要尽心帮助；要记住，咱们家在最困难的时候，乡里乡亲、亲戚朋友，是如何帮助咱家的。

我年轻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个疑问：这样一个一辈子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优秀干部，这样一个被全村人交口赞誉的好人，我们兄弟心目中伟大而慈爱的父亲，建国前就投笔从戎、参加解放军扛枪打仗的老革命，为什么就一直没有加入共产党呢？而我的母亲，土改的时候，才二十多岁，就已经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在村里当妇女干部，带着全村的妇女姐妹进扫盲班读书识字，参加集体生产。他活着的时候，我不好意思问他。他去世后，我问我的母亲，母亲告诉我：你爹这个人，一辈子硬气，不会巴结讨好上级，在单位里还总提一些不同意见，所以吃了一辈子的亏；每一次运动来了，倒霉的总是他，好几次被打倒，受批判。他咋能入党呢？他受冤屈的时候，我怕他想不开，和其他有些人那样寻短见，我晚上不敢睡着，要看着他。你爹说过：放心，我不会那么傻，我知道自己没有错，共产党早晚要还我一个清白的；我要是死了，这一辈子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的母亲，称得上一个伟大的中国女性的代表。年轻的时候，在我们家里，她孝敬公婆，从来没有和我的奶奶红过脸。我的父亲在外工作，她在老家几乎是独自一人养大了五个儿子。还要参与村子里的工作，还要到农田里干活，晚上把孩子们都哄睡了，她再起来，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纺线、织布、纳鞋底，给我们缝补衣服。因为挣不够生产队的工分，我们家在整条街上，是数一数二的困难户。我们兄弟五个，都有小时候忍饥挨饿的回忆。一件棉袄，或者一条裤子，老大穿过老二穿，老二穿过老三穿，等到最小的儿子穿在身上的时候，早已是补丁摞补丁，颜色褪到看不出黑红蓝紫了。虽然衣服破烂，但是母亲总是把这些旧衣裳浆洗得干干净净的。她总说，衣服是旧了一点，但是咱要干干净净的，走到外边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咱。

父亲不到七十岁就去世了。我的母亲继续陪伴着我们，一直活到九十多岁。在她离开我们之前的最后一年多时间里，躺卧在病床之上，受尽了病魔的折磨。由于长时间卧床，身体活动不够，她的胯部出了褥疮，还经常不能自己排解大便。我们兄弟几个，没日没夜地，轮流排班在病床前照顾。我们几乎每天都要给老母亲擦洗身体，还要按时给她喂饭喂药，处理褥疮。我们家的几个儿媳妇，在我的母亲面前，总是和颜悦色，不嫌脏，不怕累，伺候婆婆的生活。母亲解不下大便的时候，我们兄弟几个，不管谁在病床前，都是亲自下手，帮助母亲排便。有时候我们不在身边，只有儿媳妇在身边，她们都做过这样的事。我母亲在病床上说：我这一辈子没有生过闺女，我这几个儿媳妇，比亲闺女还要亲。她们妯娌也总是说：您把我们当亲闺女那样看待，我们当然应该像亲闺女那样孝敬您。

乡里乡亲、亲戚朋友经常夸奖我们家是一个有着优良家风家训的模范家庭，赞誉我们兄弟几个都有一点自己的作为，儿孙辈也都学业有成，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国家效力。我们兄弟几个总是说：我们家能有今天，全托父母的养育教化；家风正，家门兴，家风不正，则家门不幸。如今，我们兄弟几个都是年过半百之人了，把优良家风传下去，把祖祖辈辈的贤德故事讲述给后人，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