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转发。</p> <p data-mid="">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h3></br><p data-mid="">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一个明确的政治方向……</h3></br><p data-mid="">再次是共产党的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h3></br><p data-mid="">——毛泽东</h3></br>今天是12月9日,89年前的今天,为了反抗投降和压迫,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6000余人涌上街头,高喊“反对华北自治,争取民族解放”,从此掀起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h3> “一二·九”运动纪念亭 北京国家植物园樱桃沟<br></br><p data-mid="">“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h3></br><p data-mid="">——毛泽东</h3></br>所见,四处是热血沸腾的青年;所听,四周是振聋发聩的呼喊。而这一切,又从何而起呢?问题的答案,须从“一二·九”运动爆发前的准备工作中探知。<h3><strong>华北危急,平津危急</strong></h3></br>自1927年4月奉系军阀逮捕杀害李大钊等同志起,北平地下党组织虽屡次组建,均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几乎全受破坏”,直到1935年初才开始恢复,建立中共北平工作委员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发展,党在众多大中学校建立起地下组织。1935年5至7月间,日本侵略者调遣大批日军入关,以武力要挟国民党让出华北统治权,继而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仍在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政府不仅屈辱地签下《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甚至颁布《邦交敦睦令》,宣布取缔抗日团体和一切抗日活动。日本浪人肆意横行,指使汉奸公开进行反共自治活动;故宫国宝秘密南运……眼看着“九·一八”事变的惨剧又将在华北大地上演,“每个中国人都深感国亡无日的切肤之痛,愤怒的火焰在胸中燃烧。”于是,北平地下党组织在7月间成功组织了一次以汇文、育英等中学为主的学生爱国请愿活动,成为“一二·九”运动的前奏。<h3><strong>秘密筹备,周密安排</strong></h3></br>适逢夏秋期间连下暴雨,长江、黄河泛滥成灾,众多流离失所的灾民涌入北平。党组织在发动大中学校学生开展赈济活动的同时,秘密发展了更多爱国青年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br></br>当年秋季,《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法国公开发表,随即传到北平。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共鸣。<br></br>很快,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召开联席会议,秘密成立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 “北平学联”),这也意味着“一二·九”运动指挥中心的建立。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p data-mid="">——《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h3></br>1935年12月7日,燕京大学校园一处秘密集会点,几十名北平学联代表决定以请愿示威游行的方式应对即将于两天后成立的亲日伪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鉴于以往组织遭破坏留下的惨痛教训,北平地下党严格规定了保密纪律,<strong>党的领导干部不能参加公开活动</strong>。因此,“一二·九”运动的实际“操盘手”:谷景生(时任中共北平临时市委书记)、李常青(时任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特派员)等均未上街参加活动。<h3><strong>波澜壮阔、影响深远</strong></h3></br>12月9日早晨五点多钟,以敲钟为号,满腔热血的学生们在黄敬(北京大学)、姚依林(清华大学)、郭明秋(女一中)、宋黎(东北大学)等学生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冲出校园,不顾反动军警“水龙”、大刀的镇压,勇敢巧妙地突破一道道阻拦,奔向新华门。<h3> 爱国学生与手持“水龙”的军警展开搏斗<br></br>愤怒的学生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打倒汉奸卖国贼!”“立即停止内战!”游行队伍越来越大,市民们也纷纷加入,让敌人感到恐慌。 黄敬在天桥,宋黎扶着他上电车,向群众演讲<br></br>短短几天内,北平学子们在凛冽朔风中的呐喊如星火燎原,席卷全国。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天津、太原、杭州、上海、南京……爱国人士们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此,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标志着中国革命新时期的开始。<h3> <h3>一二·九运动的主力学生来自清华、燕京和东北大学,北师大等校的学子也积极参与!</h3></br><h3>一二九,如果你只知道唱唱歌,那真是远远不够了。应当更加深入了解那段历史,了解那些为着国家和人民而斗争着的前辈们。</h3></br><h3>一二·九运动纪念日是为了纪念1935年12月9日在北京(当时的北平)发生的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北京学生要求对日作战的示威游行活动。</h3></br><h3>目前,在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校区)校园旧址,留有一座辅大教授启功落款的“一二九运动纪念碑”。</h3></br><h3>当时的北京师范大学名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一向激进热忱的师大学子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国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参加示威游行,并且在前前后后的工作中无私奉献着,甚至有很多的学长在抗日的斗争浪潮中不幸牺牲。一直以来,北师大的学子不仅有着“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行事准则,更有着爱国抗争的精神和态度。</h3></br><h3>下面是根据于刚先生的回忆整理的一二九前后北师大的经历,一起来感受那段悲愤而激昂的历史。</h3></br><h3>于刚,北师大1934级历史系学生,为一二九运动中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递交请愿书的代表之一。</h3></br><h3>(一)“一二·九”前夕的政治环境 </h3></br><h3>我考入北师大文学院历史系,是在一九三四年夏天。最初的一段学习生活中,有两种可恨的声响,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里。事隔四十多年以后,偶一回忆,依旧不能忘怀。 </h3></br><h3>一种声响,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的飞机从北师大图书馆房顶上低飞掠过时的轰鸣声;另一种声响是当时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魔爪――宪兵第三团深夜搜捕革命者的囚车疾驰时的尖叫声。这两种声响说明:一方面,敌寇的侵凌已经迫在眉睫;一方面,法西斯统治造成的白色恐怖,正在有增无已。它确实在告诉人们:偌大的北平城,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h3></br><h3>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帝陈兵山海关,随时准备入侵关内。汉奸殷汝耕之流,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充当日帝傀儡,进而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国民党内部亲日派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暗中跟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准备在出卖东北以后,接着再出卖华北。这时候的北平,反动势力猖獗,日本侵略军不断袭扰,平静的古都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气氛。这时还发生过两起事件。</h3></br><h3>一是李大钊同志慷慨就义后为他举行的群众性的殡葬壮举。</h3></br><h3>二是北平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教育改革案”。</h3></br><h3>当时,国民党搞“教育改革”实际上是为了遏制学生运动而采取的釜底抽薪的办法,即准备把大学的文法科招生停止下来,从而抽空进步学生活动的基础。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改革”意图遭到了北平学生的坚决抵制。</h3></br><h3>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关头,在我党北平地下党组织的艰苦领导下,广大爱国青年和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越来越高涨,他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h3></br><h3>这时的北平师范大学,是国民党反动势力统治极严的一所高等学府。</h3></br><h3>反动势力,对师大校内的进步活动多方限制,师大校内的各派政治力量,也比较复杂;校内的政治斗争是紧张尖锐的。 </h3></br><h3>(二)我所知道的师大校内备派政治势力 </h3></br><h3>当时以李蒸为校长的学校当局,实际上代表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立场。他手下有个叫易价的人,任校长秘书。此人处世圆滑、思想顽固,屡为学校当局出谋划策。 </h3></br><h3>学校设立一个“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其实就是反动的训导处,一个专门对付学生的机构。</h3></br><h3>这个机构统管文学院(在石驸马大街)和教理学院(在和平门)的学生。</h3></br><h3>这委员会是由少数委员组成,其实权完全由杨立奎(物理系主任)熊梦飞(历史系教授)所操纵。</h3></br><h3>杨、熊都是CC和复兴社的骨干分子。</h3></br><h3>还有一个管理学生宿舍的行政机构,叫斋务课,课长叫张国麟。</h3></br><h3>杨立奎不仅是校内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的头子,而且在校外掌握了“大教联”(即大学教师联合会)。</h3></br><h3>他通过“大教联”,与其他院校发生联系,经常发表反动的演说。</h3></br><h3>熊梦飞手里则掌握一个杂志,叫《文化与教育》,是铅印的刊物,附设有印刷厂。</h3></br><h3>他还亲自讲授“党义”课,规定为非听不可的必修课,以此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控制。</h3></br><h3>所以杨立奎、熊梦飞</h3></br><h3>成了师大最突出的反动势力代表,</h3></br><h3>其影响不仅在师大,而且扩及北平市。</h3></br><h3>正由于这个原因,师大和当时的北大、清华、燕京等校比较,校内反动势力对进步学生的阻挠破坏很厉害,师大的地下党组织,以及进步学生的骨干如学生会、民先队就不得不花很大的力量来对付内部。 </h3></br><h3>当时,北师大也有国民党区分部,负责人叫樊文哲,活动不公开,公开活动是以学校的名义出现。此外还有国民党的CC派励志社,张砺生为首。</h3></br><h3>励志社在师大的外围组织叫诚社。诚社在北平市的头头叫张光涛,是师大教育系的学生。后来国民党让他公费留美了。</h3></br><h3>师大诚社的骨干还有韩克敬、万福增,(历史系学生)等人。</h3></br><h3>此外,师大还有复兴社(又叫蓝衣社)组织,头头是化学系学生王焕彬,打手有历史系的逢庆祥(东北人)。</h3></br><h3>湖南籍的反动学生有李子华、邓运生、晏显世、张骏武等人、邓、晏是湖南石门人。 </h3></br><h3>在李蒸就任北师大校长时,曾经遭到师大进步势力的拒绝。</h3></br><h3>这时有一批反动和落后的学生,其中不少是河北籍的和体育系的学生,用棍棒保护李蒸进学校任职。</h3></br><h3>这批人得到学校当局的垂青,有的领到学校的津贴,有的被介绍到外边中学去兼课,总之受到学校当局的收买拢络。</h3></br><h3>于是,北师大的群众给他们取名叫“饭团”。从此,“饭团”广泛地代表了师大反动势力,其中有复兴社的人,也有CC分子,还有学校收买的一批打手,还联系了一批落后保守的学生。</h3></br><h3>饭团是师大特有的,别的学校没有。</h3></br><h3>这个名称很臭,凡有人被指为“饭团”的,群众就嗤之以鼻。</h3></br><h3>总之,师大内部反动势力很复杂,人数也相当多。有学校当局的支持,有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的指挥操纵,并且与校外的反动势力如志成中学吴葆三等勾结起来,搞阴谋诡计,从师大内部控制学生。 </h3></br><h3>师大早就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曹鹏翔(华诚一)、王仁忱、林于山(林一山)、陈树荣等都担任过地下党支部的工作。</h3></br><h3>一段时期的支部书记王仁忱,跟我是同班同学,我入党时就是他同我接头的。师大也早已有团组织(CY)。</h3></br><h3>记得我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份由团转党时,团组织正式通知我说:党内有决定,因为团组织有第二党的倾向,所以决定解散了团组织。组织解散后,团员分成几部分:</h3></br><h3>一部分是当时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就转党了;一部分还不够党员条件,就作为培养发展的对象,同他们保持联系;还有一部分不够条件的,就切断关系了。</h3></br><h3>学生运动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的。那时,校内地下党组织还坚持了经常的活动。</h3></br><h3>记得有一个重要事件,就是一九三五年我党中央“八一”宣言发表以后,有一天清早,在师大洗脸房,每一个空脸盆里都放了一份印好的“八一”宣言。</h3></br><h3>报架子上放的也是,这样一来很多人抢着看,议论纷纷。这个行动,在学生群众中大大增强了党的影响。 <br></br></h3></br><h3>除了党、团组织外,“一二·九”前夕,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一九三六年南下宣传结束回到北平后,成立了民先队。</h3></br><h3>一九三七年民先队北平总队部成立后,李昌曾任总队长,师大成立了分队部。阎世臣(杨黎原)、丁发善(丁秀)、李国耀(李毅)、郭庆云、苏镜等都担任过师大的正副分队长,我也担任过民先分队部副队长。 </h3></br><h3>在党的领导下,师大内部的进步势力,以党团为核心,学生会是公开组织,民先队是半公开组织。</h3></br><h3>此外许多进步同学也参加了一些党的外围组织,如在社会上参加左联、社联、反帝大同盟的活动,以及后来的“学联”、“妇救会”、“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等。 </h3></br><h3>在同学校反动当局的政治斗争中,进步教授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师大当时进步教授有杨秀峰,也叫杨秀林。</h3></br><h3>他当时到师大来讲课,由于当时的形势发展,学校当局没有拒绝。</h3></br><h3>他开了《历史动力学》的课程,内容是讲历史唯物主义。</h3></br><h3>在“一二·九”以前,杨秀峰同志就在历史系《历史动力学》的课堂上经常分析形势,分析华北局势,讲学生运动的方向,很受同学们欢迎,除了课堂里坐满了以外,窗户外边都站满了学生,很叫座。</h3></br><h3>“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后,学校当局就把杨秀峰同志解聘了。杨秀峰同志当时来往于北平、天津之间,在北方学运中是很有影响的,与学生运动的关系也是很深的。</h3></br><h3>记得“一二·九”运动时浦安修同志在师大女附中,曾找我和陈德明(程绯英)同志一道到杨秀峰同志家里,请他到女附中去讲演。 </h3></br><h3>当时北师大进步教师还有张郁光同志,后来他在抗日战争中与范筑先老先生一同在聊城战役中壮烈牺牲。北师大老校友谭丕模同志当时任北平民国学院教授,也给师大的进步学生运动不少的支持和帮助。 </h3></br><h3>一二·九运动又称为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h3></br><h3>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h3></br><h3>12月16日北平学生们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h3></br><h3>这是在民族危亡时刻,伟大的学生抗日爱国运动!</h3></br> 初见一二九 <h3>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全线沦陷,日本气焰大有“吞龙野心”,在东北推行殖民化统治的同时,利用南京国民政府的妥协主义,把侵略魔爪一步步伸向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h3></br><h3>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动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策划成立傀儡政权,全面在华北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燕云之地,已处恐怖笼罩,江南门户,已在山雨飘摇。</h3></br><h3>1935年12月9日凌晨,广大爱国学生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走上街头。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学生举着大旗和标语,分别朝着新华门进发。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千名爱国学生离城较远,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已被军警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两校学生就在西直门一带召开群众大会,向附近居民和守城军警进行抗日宣传。</h3></br><h3>一二九运动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h3></br> <h3>1</h3></br><h3><strong> 1935年5月</strong></h3></br><h3>日本侵略者密谋策划,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达成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h3></br><h3>2</h3></br><h3><strong> 12月6日</strong></h3></br><h3>北平学联召开代表会,通过并发表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h3></br><h3>3</h3></br><h3><strong> 12月9日</strong></h3></br><h3>广大爱国学生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学生举着大旗和标语,分别朝着新华门进发。</h3></br><h3>4</h3></br><h3><strong> 12月16日</strong></h3></br><h3>1万余名北平爱国学生陆续走上街头,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示威爆发了。</h3></br><h3>5</h3></br><h3><strong> 12月18日</strong></h3></br><h3>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所大学的校长,联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同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全国工人紧急呼吁援助学生救国运动,各地工人纷纷举行罢工,支持学生斗争。</h3></br><h3>6</h3></br><h3><strong> 12月26日</strong></h3></br><h3>陕甘苏区各界民众举行集会,声援北平和各地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h3></br> <h3><strong>一二</strong><strong>九运动代表人物</strong></h3></br><h3>在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中,总会有一些突出人物,一二九运动人物主要有这样几位:</h3></br><h3>彭涛、姚依林、黄敬、宋黎、黄华、蒋南翔、宋平、康世恩、陆璀、郭明秋、李昌、赵德尊、董毓华等。</h3></br><h3>在一二九运动中,这几位可以说是起了带头领导的作用,使得一二九运动可以更好的维持下去。</h3></br><h3>黄敬</h3></br> <h3>1912年出生于北京,冀鲁豫边区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之一。1930年在上海参加左联文艺团体南国社,从事进步文化活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各地都掀起了反抗日本侵略以及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政策的浪潮。这个时候,黄敬积极组织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一起参加罢课、前往南京国民政府请愿,就此黄敬成为青岛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h3></br><h3>郭明秋</h3></br> <h3>1917年出生于河北,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担任了北平市的共青团宣传部、组织部长,以及学生会主席。当时十八岁的郭明秋被选为北平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学联主席,在她和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带领下,北平的六千余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不仅如此还率领学生一起罢课,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斗争。</h3></br><h3>董毓华</h3></br> <h3>1908年出生于湖北,1925年由董必武介绍入党,1933年董毓华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称为该校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1935年11月,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董毓华被推选为主席,并且组织领导震惊国内外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h3></br> 运动影响 <h3>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回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h3></br><h3><strong>又遇一二九</strong></h3></br> <h3>今天,我们的国家已非昔日的贫穷与落后的中国,我们已是一个蒸蒸日上的,日渐繁荣的,团结进步的,具有着强大的国防力量和经济基础的,具有着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自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h3></br><h3>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弹指间,抗日先辈的那些峥嵘岁月已被历史铭记,到如今揭开了另外一重人间。作为青年的我们,不能忘记历史的这些悲壮剪影。心居斗室,心忧天下,这是中国学生应该呈现出的精神风貌!</h3></br><h3>哲学家维吉尔曾经说过“命运始终厚爱勇敢的人”。</h3></br><h3>让我们在工作和学习中,</h3></br><h3>勇做一个汲峭攀登的人;</h3></br><h3>在业余生活中,敢做时间的主宰者;</h3></br><h3>在社会实践中,争当21世纪的雷锋。</h3></br><h3>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h3></br> <h3><strong>所以</strong></h3></br><h3>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让我们勇敢地站起来,高举着“弘扬爱国之情,树立报国之志”的旗帜,向着祖国的繁荣,经济的腾飞,民族的振兴而奋勇前进吧!</h3></br><h3>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二九运动为抗战准备了干部。当年参加游行的爱国学子中,有20多位成为了共和国的开国将军。</h3></br><h3> <h3><strong>谷景生少将 </strong> 1932年入党,时任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北平“学联”党团成员,“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首任政委,抗美援朝期间参与指挥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回国后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广州军区副政委、乌鲁木齐军区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04年11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h3></br><h3> <h3><strong>王其梅少将 </strong>1933年入党,时任民国学院抗日救国会交际股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53师首任政委。1950年,王其梅被任命为进藏部队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率先头部队进藏,被誉为“第一个进入西藏的解放军将军”。后任西藏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文革中,被打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成员,1967年8月15日在北京不幸逝世,时年53岁。尊其遗嘱,王将军的骨灰移葬西藏昌都烈士陵园。</h3></br><h3> <h3><strong>王振乾少将</strong> 有“策反将军”之称的王振乾是地道的沈阳人,早年到北平文汇中学读高中,是著名翻译家曹靖华的学生。1933年考入北平东北大学边政系,不久便成为东北大学抗日救亡工作委员会的骨干。“一二·九”运动期间,他积极组织东北大学学生请愿团南下请愿。1936年入党。西安事变前,他借陪同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给张学良讲学之机,向张学良面陈东北大学广大师生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并由此留在在东北军中从事秘密兵运工作,任中共东北军第57军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为策反第111师师长常恩多做了大量工作。皖南事变后,王振乾奉命撤出111师。1942年8月,常恩多和苏鲁战区秘书主任兼政务处长郭维城率111师举行“八三”起义,王振乾和万毅奉命返回部队。常恩多病逝后,111师后改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万毅任支队长,王振乾任政委。解放战争中,王振乾历任东北挺进纵队第7纵队政治部主任,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辽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48年,曾泽生率国民党第60军在长春起义后改编为第50军,王振乾出任政治部主任。1949年,陈明仁将军率部在长沙起义,起义部队后改编为第21兵团,王振乾任第21兵团第53军首任政委,1952年第21兵团缩编为第55军,王振乾任第55军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调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2005年2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h3></br><h3> <h3><strong>李伯秋少</strong><strong>将</strong> 李伯秋出生于书香门第,“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平,参加了“一二·九” 运动,1936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同年入党。卢沟桥事变后,按中共北方局指示,李伯秋离开北平到济南,在国民党第三路军政训班工作。韩复榘不战而逃后,他参加了徂徕山起义。抗战期间,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4四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四支队第1团政委。1团团长吴瑞林是老红军,对李伯秋很尊重,他对李伯秋说:"你是个大学生,是我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老师。"鲁中军区曾认定李伯秋是"托派分子",命令吴瑞林把李伯秋抓起来,但吴瑞林拒不执行命令,保护了李伯秋。抗战胜利后,李伯秋任山东军区第3师政治部主任,3师奔赴东北后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3纵7师(40军118师,师长邓岳)。1947年秋季攻势中,3纵司令员韩先楚提出奔袭威远堡,纵队大多数领导不赞成,纵队政委罗舜初提出表决,支持韩先楚的只有两票,其中就有李伯秋一票。建国后,1950年李伯秋任40军副政委入朝作战,40军在温井初战告捷,会英语的李伯秋亲自审问了美军俘虏。回国后,李伯秋历任第40军政委,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8年李伯秋当选为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海城大地震前,李伯秋与革委会主任毛远新果断下令:发布震情预报。2月4日,海城发生7.3级强震,由于事先采取了避险措施,仅1300余人遇难。1977年李伯秋被撤职查办,1986年被开除党籍、军籍,按师级干部待遇做退休处理。1990年,李伯秋被恢复党籍、军籍,被授予了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5年7月18日在沈阳病逝,享年89岁。</h3></br><h3> <h3><strong>刘有光少将 </strong> 1936年入党,北平互济会东城区委委员。后加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抗战时期,一直在陈赓大将麾下从事政治工作,深得陈大将的信任,堪称陈赓的心腹爱将,从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到13军政委,从三兵团政治部主任到哈军工政治部主任,可以说陈赓走到哪儿就把他带到哪儿!建国后,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01年7月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h3></br><h3> <h3><strong>刘居英少将</strong> 刘居英原名刘志诚,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36年入党。刘居英与原北大校长陆平(刘志贤)是同胞兄弟。兄弟二人先后考入北大,又一同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抗战中,刘居英被派到山东工作,任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1团政委,中共山东分局社会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刘居英随肖华赴东北,出任长春市市长,后任哈尔滨铁路局局长、铁道部沈阳铁路局局长、东北铁路总局第一副局长。抗美援朝中,刘居英出任中朝前方铁道运输司令员,陆平任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哈尔滨铁路局局长,兄弟俩携手保障前线运输。尔后,刘居英协助陈赓大将创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陆平出任北大校长,兄弟俩又同时掌管中国两所最顶级的大学,堪称一段佳话。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1年陈赓大将逝世后,刘居英接任哈军工院长,1966年哈军工改制为哈尔滨工程学院,刘居英继续任院长。1972年复出后,历任海军政治部主任,铁道兵副司令员,引滦入津工程总指挥等职。2015年12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h3></br><h3> <h3><strong>刘春少将</strong> 刘春在北平中学读书期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7年入党。抗战时期,历任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山东纵队第四支队教导大队教导员、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15师教导一旅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科长,鲁南军区3团政委,鲁南军区第一军分区副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野战军第8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政治部主任,第22军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华东军区炮兵副政委、政委。1952年入朝作战,任志愿军炮兵指挥所政委。回国后,历任南京军事学院炮兵系政委,宣化炮兵学院副政委,炮兵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1年11月,刘春调入外交部,历任驻老挝首任大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首任驻土耳其大使,驻坦桑尼亚大使,驻埃及大使,外交学院院长等职,成为共和国的一位“将军大使”。2007年8月1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h3></br><h3> <h3><strong>刘秉彦少将</strong> 刘秉彦早年曾加入左联,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次年参加过“一二·九”运动,1937年入党。抗战爆发后参加八路军,历任冀中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特派员,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组织科长、政治部主任、团长,九分区33团团长,九分区副参谋长,十分区参谋长、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2纵队参谋长,第20旅旅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9军206师师长。建国后,历任华北军区防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代司令员,军委防空军副参谋长入朝作战。回国后,历任国防部五院副院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导弹总局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八机械工业部常务副部长,河北省省委书记、省长。1998年7月21日在石家庄逝世,享年83岁。</h3></br><h3><strong> </strong></h3></br><strong>孔飞少将 </strong>1911年出生于内蒙古科左中旗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早年就读于沈阳东北大学附中,“九一八” 事变后流亡到北平,在北平知行中学、北平东北大学学习,1935年12月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2月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入党。解放战争中,任卓索图盟纵队司令员,内蒙古骑兵第10师师长、骑兵3师师长。建国后,历任内蒙古军区兴安盟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内蒙古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9年继乌兰夫之后,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第二任主席。1993年1月23日在呼和浩特病逝,享年82岁。<h3> <h3><strong>吴涛少将 </strong>吴涛是蒙古族,辽宁沈阳人,1935年毕业于中国大学政法系并入党,是开国将军中少有的大学生,刚毕业就参加了“一二·九”运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第四野战军特种兵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历任第四野战军炮兵政治部主任,军委直属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内蒙古军区副政委、政委,北京军区副政委兼内蒙古军区第一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3年11月4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1岁。</h3></br><h3> <h3><strong>孙端夫少将 </strong>孙端夫原名孙正谊,1930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一二·九”运动中是法学院的学生代表。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入党。1938年1月,参加胶东特委领导的威海起义,被任命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大队长,后任胶东军区北海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中,任华东野战军九纵27师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81师首任师长。1950入朝作战,回国后升任第27军第三任军长。后历任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副司令,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4年6月8日在北京病逝,终年62岁。</h3></br><h3> <h3><strong>郭奇少将 </strong>郭奇1930年考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在校期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毕业后入党。1937年7月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抗大总校二大队教育干事、政治教员,抗大总校一大队二营政治主任教员,一大队政治处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华北军政大学教育部副部长、政治部政教部部长。建国后,历任南京军事学院政治经济教授会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北京高等军事学院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郭奇没有参加过长征,抗战期间一直从事教学工作,没带过一天兵、没上过战场,1955年却被授予少将军衔,因此被称为教马列主义的将军。1972年10月1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59岁。</h3></br><h3> <h3><strong>谢云晖少将 </strong>谢云晖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任北京大学学生会执委、组织部部长、北平学生联合会组织部部长,并参与发起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因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捕辍学,1937年入党。谢云晖与陈毅元帅颇有些渊源:1938年参加新四军后,他曾给陈毅当过秘书;由于和陈毅长得有几分相似,不止一次被张冠李戴地误认作陈毅军长;他还为陈毅与张茜牵过红线。解放战争中,谢云晖任华中野战军1师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军政治部主任,不久调任第九兵团干部部副部长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历任南京军区装甲兵政委,成都军区副政委。2002年1月6日在南京逝世,享年89岁。而这一天恰好是陈毅元帅逝世30周年的祭日!</h3></br><h3> <h3><strong>余潜少将</strong><strong> </strong> 余潜原名于焕堂,出身地主家庭。在开封上学时因参加进步组织受到警告,后在舅父的资助下进入北京汇文中学学习,在校期间入团。“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他是汇文中学游行队伍的组织人之一。当游行队伍走到琉璃厂北师大附近时遭到反动军警武力阻拦,他和同学们毫不畏惧地前进。在与反动军警搏斗中他被砍伤头部,昏倒街头,后被同学们抬到舅父家治疗。卢沟桥事变,余潜按组织安排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从抗大毕业后历任新四军确山联络站站长,信阳挺进工作团连指导员,新四军豫鄂游击独立支队营教导员,新四军第5师3团政治处主任,抗大第十分校警卫团政委、分校政治部主任,新四军5师第4分区政治部主任,鄂皖边区指挥部副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15旅政治部副主任,独立第2旅政治部主任,晋冀鲁豫野战军12纵34旅政治部副主任,江汉军区独立旅政治部主任,中南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副政委。建国后,历任第21步兵学校政委,解放军政治学院速成系主任、训练部副部长、政治部主任,四川省军区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91年8月15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h3></br><h3> <h3><strong>王砚泉少将</strong> 1935年12月,王砚泉在北平中法大学附中就读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7年加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并入党。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11旅参谋处长、参谋长,中原野战军4纵11旅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军40师副师长。建国后,历任驻越南军事顾问团顾问、专家组组长。回国后,历任昆明军区副参谋长,第14军政委,昆明军区副政委。1957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2016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h3></br><h3> <h3><strong>张震寰少将</strong> 张震寰祖籍福建闽侯,出生于北京,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同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北平总队秘书长。1939年参加八路军,任陇海南进支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政治部主任,八路军第5纵队第3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4师9旅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任山东野战军二纵9旅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2纵炮兵团团长兼政委,2纵5师政委。建国后,历任总参装备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秘书长兼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五局局长,国防科技技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张将军曾参与组织并指挥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和首次原子弹空爆试验,以及“两弹”结合试验,为发展我国核武器技术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后又负责组织亿次计算机的研制。1994年3月23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h3></br><h3> <h3><strong>张如三少将</strong> 张如三早年家境富裕,15岁时只身一人到北平求学,以优异的成绩考北平高级中学,高二因参加“一二·九”运动被学校开除,后转入北平镜湖中学读完高三。1937年参加平西抗日救国义勇军任排长,后任晋察冀军区5支队连指导员,晋察冀军区1军分区营教导员,晋察冀军区1军分区1团政治处主任,晋察冀军区1军分区25团政治处主任,晋察冀军区1军分区25团政委,晋察冀军区1军分区区队政委,晋察冀军区10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2旅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3纵2旅政委,华北军政大学一总队政委。建国后,历任绥远军政干部学习团第一副主任,第九步兵学校政委,第三十二步兵学校政委,华北军区政治干部学校校长,解放军第六政治干部学校校长兼训练部部长、第二政治学校副校长,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2003年8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h3></br><h3> <h3><strong>颜伏少将</strong> 颜伏1931年考入北大,后加入反帝大盟,1933年入党。1935年参加了由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的“一二·九”运动。1937年初,北方局选派了一些政治上可靠、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由颜伏负责带队,去延安抗大学习。从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任作战参谋,后任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三科科长,新四军6师作战科长,苏浙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解放战争中,任华野6纵16师48团团长,第16师参谋长,第18师副师长。1951年调任炮7师师长入朝作战。上甘岭战役中,颜伏被任命为上甘岭前线指挥部炮兵司令员,统一指挥炮兵作战。回国后,任济南军区炮兵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1995年8月16日在济南逝世,享年84岁。</h3></br><h3> <h3><strong>彭施鲁少将</strong> 1935年春,彭施鲁随老师李长青转学到北京,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抗日联军工作,历任抗日联军第4军军长李延禄的秘书、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后随部队转移至苏联境内整训,任苏联红军远东第88独立步兵旅2营3连上尉连长。1945年随苏军回到东北,任佳木斯卫戍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政大学合江分校副教育长、副团长,东北军区军政学校副校长、第27步兵学校副校长。建国后,历任军事师范学校副校长兼训练部部长,军委军校部编研处处长,总参军校部、军训部副部长,解放军体育学院院长,国防科工委司令部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2009年11月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h3></br><h3> <h3><strong>王希克少将</strong> 王希克早年在北平求学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抗战初期在河南固始县从事地下活动。1940年转入新四军,任新四军4师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科长,铜山县大队教导员、副政委,抗大四分校政教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牡丹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牡丹江军区独立2团、5团政委。建国后,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员。1950年入朝参战,任志愿军后勤二分部部长。回国后,历任总后勤部军需部副部长、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兼供应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九·一三”事件后,被撤职审查。1993年8月24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h3></br><h3> <h3><strong>王毓淮少将</strong> 王毓淮早年在北京成城中学读书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8年参加了八路军。抗战时期,历任高平县独立营营长,决死第3纵队9团3营营长,太行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第2军分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6纵队参谋处处长,鄂豫军区第4军分区副司令员,第12军副参谋长。建国后,王毓淮进入第2航空学校学习,结业后任空14师师长入朝作战。后进入苏联红旗空军学院指挥系学习。1958年结业回国后,任沈阳军区空军第一副参谋长、参谋长、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1990年11月5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h3></br><h3> <h3><strong>李伟少将 </strong> 李伟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在校期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8年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抗战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数理总教员,团政治处宣传股股长,延安炮兵学校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在延安期间曾向吕骥、向隅学习作曲。抗战胜利后奔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宣传部副部长,东北炮兵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第四野战军特种兵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南军区炮兵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志愿军炮兵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炮兵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总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处处长、副部长,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李将军一生酷爱音乐,笔耕不辍,共创作了近800首歌曲,2001年获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奖。2005年8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h3></br><h3> <h3><strong>李东野少将</strong> 李东野在北平东北大学电机系学习期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后投笔从戎赴延安参加八路军。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历任延安赴东北干部大队副大队长,辽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辽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辽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49年5月,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和“灵甫”号巡洋舰起义官兵600余人抵达安东,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解放军安东海军学校,李东野任学校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以安东海军学校为基础,在大连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李东野任政治部主任,他利用“一二·九”运动时的老关系,找到清华大学教务长钱伟长教授,钱伟长替他动员了一批师资力量去大连海校。后历任海军东海舰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国防科技大学政委。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2011年1月2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h3></br><h3> <h3><strong>吴恺少将</strong> 吴恺原名吴宝丰,天津市人。1935年,在辅仁大学求学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入党。1937年受组织派遣考入国民党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1940年参加八路军,抗战时期,历任军委特种兵参谋,编译处俄文军事翻译、翻译组组长,军委4局编译处战术科副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飞行科副科长、学员队队长、干部飞行队指导员、牡丹江飞行队队长兼指导员、飞行主任教员、飞行大队副大队长、飞行大队大队长。建国后,任空军第一航空学校副校长、校长。1950年11月,空8师成立,吴恺任师长。1951年11月,吴恺指挥空8师轰炸了大和岛。回国后,历任空3军副军长,空军技术部副部长,高炮指挥部副司令员,空军军训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2000年5月31日在武汉逝世,享年83岁。</h3></br><h3> <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2Ok1DzjRO7E4EAQXvP2X2A" >查看原文</a> 原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著作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