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南盘江（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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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世 秋花惨淡秋草黄， 耿耿秋灯秋夜长。 已觉秋窗秋不尽， 那堪风雨助凄凉。 …… 寒窗小院转萧条， 疏竹虚窗时滴沥。 不知风雨几时休， 已教泪洒窗纱湿。 总以为，挥手过往，把一切埋葬，爱随风，情成殇，不愿想，终未忘。 每当深秋时节，曹雪芹的《代别离.秋窗风雨夕》中的诗句就会不由自主地涌上一平的心头。 秋天，在农民的眼里，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是一个硕果累累的季节；在离人的眼里，则是一个凄风苦雨，枯草落花，树叶飘落，雨打残荷，雁鸣长空，满目萧条的季节，是个离别的季节。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对一平来讲，是个轮转的季节，它如故地凋零了门前那一片翠竹林，泛黄了森林里那一缕缕林影，散落了南盘江边那一树树残叶，铺天盖地的伤痕，却无声音……气息中带来了已被风干过后的记忆，带走了那种淡然恬意的闲适，再次悲怆在这秋的苍凉，哀伤在这秋的凄清里——这是个遗憾的季节… … 还在秋收的时候，父母亲就商定好，要给大姐重新盖间新房子，让他们好快点搬出去。 “钱我们出，您二老就操心操心，把房子稍微盖远一点点，这样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同样的话，大姐夫不知念了多少遍了。 农历九月初六这天中午，一平和父亲，大姐在村子北边的稻田里削土坯，这是准备给大姐他们盖房子用的。他们把那些早已按一定的长宽数量切割好的土坯翻起来，再用切刀切去它们四周那些不规则的部分。一平就跟在他们的身后，嚷着叫着也要切。 “一凤，一凤，快回去了，你妈不行了！” 一个尖利、刺耳的声音从东河埂上传了过来，还有一只似乎很长的手在空中不停地朝着这边招摇。父女三人不约而同地朝着声音发出来的方向望去。 “三哥，三哥，快回来！我三嫂不行了！” 这次，听得真真切切的，看得真真切切——是远房亲戚家的二孃。 父亲和大姐丢下切刀，也不顾一平还小，拔腿就往家的方向跑。 一平望着他们着急离去的背影，也连忙收拾了两把切刀，扛在肩上，撒腿就往家跑。她一个人走在秋天里，觉得自己是多么孤单和无助，又窄又细的田埂弯弯曲曲，好像老跑不到尽头，冷飕飕的风迎面吹来，她的心不禁沉沉地跌落无底的深渊，她下意识地裹紧了单薄的衣裳，习惯性地紧缩了自己瘦削的肩膀，茫然空灵的身姿默默地领略着这秋季如刀的杀气。河埂边的桑树、柳树低垂着头，阴郁地站着，让褐色的苔藓掩住它身上的皱纹。无情的秋天剥下了它们美丽的衣裳，它们只好枯秃地站在那里。东河的水哗哗地流着，似乎在哭泣。听着秋声，看着叶子一片片落下，是一场场的别离，也是生命的枯竭与消逝。凄凉，不舍与无奈，挥之不去地萦绕在她的心头。 …… 　　其实，早在五月，母亲就生病了，她明显感觉到自己全身不舒服，无论干什么都没劲，她的右边肋骨下面有一个硬块，只要用手轻轻一按，就会疼痛难忍。最初，母亲坚持不上医院，因为生活实在太困难，吃的都成问题，哪有钱去医院看病呢？当父亲劝她时，她总是这样安慰父亲： “疼的时候，咬咬牙就过去了。” 这天晚上，村里来了三位文山人，声称能医治各种疑难杂症。天色已晚，父亲怯生生地将三位“江湖医生”请到家里。经过一番“望、闻、问、切”，拿了几副药，叮嘱了吃药时应该注意的相关事项，在家里停了一夜，走了。母亲按照医生的叮嘱服完了几副药后，真的感觉腹部不痛了。然而，有一天，二姐从山里捡回一篮子谷熟菌，做了一道香喷喷的菌菜汤。母亲看着，闻着，嘴巴里馋得快流下口水。 “不能吃，医生叮嘱过，不可以吃菌类东西！” 父亲闷声闷气地说。 “妈，您就别吃了，等病好了再吃！” 大家都这么劝母亲，但她因为病了好多天，确实嘴巴难受，就说： “吃一小点应该不会怎样！” “很多天了，妈的嘴巴真的太淡了。” 二姐怀着一种侥幸心理，狐疑地、试探性地说。 在美味的诱惑下，母亲不顾大家的劝阻，用碗盛了一小口喝了。半个小时以后，病情真的开始反复，母亲又开始疼痛。她用手使劲按压着疼痛的部位，黄豆大的汗珠骨碌碌地滚了下来。 “快，快到床上去！” 父亲命令道。 在大家的搀扶下，母亲艰难地爬上了楼梯，躺上床，疼痛几乎让她不能讲话，全身发抖，嘴里不停的发出阵阵痛苦的呻吟。 “要不要送医院啊？” 大家都着急地抢着问。 “不用了，明天去看看那几位江湖医生在不在，如果还在，把他们请来看看就行了。”母亲颤抖着，吃力地说。 为了不让大家担心，她忍住自己的痛苦，尽量不让自己发出呻吟，从床头挪到床尾，又从床尾挪到床头，在大家轮番照看下，辗转反侧地熬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有亮，父亲就催着大哥赶快去打听那三位“江湖医生”，但从早到晚，寻了一天，也没有寻到他们的踪迹。 　　母亲终于被送进了县医院。经过医生的反复诊断，决定做手术，然而，手术前一天，二姐陪着她去上街，遇到一位“好心人”，得知母亲的情况，说： “哎呀，能不做尽量别做，你看你，瘦得皮包骨头，胖人开刀，尚且挺不住，你这样瘦，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啊！” 听了这位陌生人的话，母亲一改往日温和的性格，坚决不做这个手术。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用去100多元钱，疼痛稍稍减缓了一点，就嚷着要出院。然而，医生坚决反对出院，原因只悄悄地告诉父亲和哥哥姐姐——母亲得的也许是癌症！ 大哥是个有主见的人，他听了村子中小诊所医生的劝告，决定带着母亲去昆明市昆华医院救治。经过检查，医生很严肃、很认真、也很确定地把病情告诉了大哥： “你母亲得的是肝癌，就目前的病情来看，病人最多熬不过这个秋天，你们作为家属，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病人想吃什么就给她吃什么！想做什么就让她做什么。” “不，医生，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我母亲！” 没等医生把话说完，大哥就难过地哀求医生，声音哽咽，眼睛里噙着泪水。 “我们会尽力的，但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 离开医生办公室，大哥在外面难受了好长时间才擦擦眼泪，走进病房，他并没有把医生说的实情告诉母亲。 一天早上，母亲说想吃花卷，大哥早早的就买了花卷送到她手里。 “妈，医生说在医院里住几天就会好的，需要花点钱，您一个人在医院，我回去借点钱，明天就回来！” “别去了，我这病怕是治不好了，花那冤枉钱干什么？” “别这么说，只要我们好好配合医生，就一定能把病治好！” 大哥强忍着心中的伤痛，淡淡地说。 因再三反对也无济于事，母亲拗不过大哥，吃完花卷就又躺下了。大哥坐上火车，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回到了家里。他从村子东边，借到村子西边，终于借到了二百元钱，第二天一早，又坐上火车，返回了医院。但是，当他来到医院，再也没有看到母亲的身影，母亲已经擅作主张，离开医院，自己坐着火车回家了。大哥只好结了帐，也乘夜晚的火车回了家。 　　母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已到了下不了地的境地了。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大哥只得把大队医疗站的医生请来，给她打针止痛针。 “你是知道她的病情的，抽针断气的可能性很大，我也难为情，到时候你可别怪我！” 每次给母亲打针，医生总要这么说。 没办法了，村子里有人劝父亲，说母亲的病要神药两解。于是，父亲请来了临村有名的司娘婆、墩公，在家里跳大神，让所有的子女都跪在地上，听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看他们一会儿敲锣，一会儿打鼓，一会让人下跪，一会儿让人磕头，以求得神仙相助。一平和妹妹年纪太小，也不知道为什么大人要这样做。只有跟着哥哥姐姐们，做着像他们一样的动作，什么也听不懂。不过，司娘婆最后一次说的话，倒是听得清清楚楚： “快把病人搬到楼下吧，要是让她在楼上落了气，那她的灵魂要每隔十年才能下一级台阶！” 当时一平并不知道她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灵魂十年才能下一级台阶？” 父亲更加憔悴了，话更加少而又少，长期的超劳和过重的忧伤，使他患上了胃病。有一天，村子里又来了一个江湖医生，给了他一分钱的药——一小包野姜粉，为了让病好得更快，他让医生给了他两分钱的药——两小包，一口吞了下去。然而，病魔并没有因为他急切的心情而对他格外开恩，像他想象的那样，吃两包，病就会好得快，而是更加严重。他躺在床上，一边疼痛难忍，一边说着胡话： “是药吃多中毒了”。 父亲、母亲一人躺在一张床上呻吟，那情景深深地烙在一平的心里，惨不忍睹。 到了后半夜，父母亲终于没有再发出令人难受的呻吟，家里恢复了暂时的安静。二姐躺在母亲的床上睡着了，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她实在是太累了，自从母亲从医院转回来，她就日夜守护在母亲的身边，照顾母亲，父亲和哥哥姐姐们为了挣公分，依然干着农活。母亲什么时候要喝水，什么时候要喝药，什么时候要解手，都是她全权负责，尤其是到了后期，母亲大小便都是在床上解，也都是由她一人料理，她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骏马，担当起了家庭最最重要的责任。 　　夜，静悄悄的，月光透过用旧报纸糊过的窗户格子，静静地照进这间老旧房屋。父母亲的床平行地摆放在楼上靠墙的两个角落，床头放着一个米柜子，柜子上放着一只旧得发白的军绿色皮箱，这大概就是母亲结婚时的嫁妆了。母亲的床尾放着围着谷子的围子，围子周围摆放着一个大缸，里面装着猪面，大缸周围，零散地放着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有的装着母亲亲手制作的腐乳咸菜，有的装着豆子荞麦。父亲的床尾放着两只老旧的灰黑色的简易的木箱——它们只有箱体，没有盖子，里面装着兄弟姐妹的衣服。一平和妹妹的床就放在窗户右边——不，这以前是二姐的床，一平和妹妹是跟着母亲睡的——一平的心里飘落着寂寞，萦绕着悲伤。秋啊，你代表着无法挽留的爱，那一片一片在眼前飘落叶子，犹如幸福一点一滴的流逝。她看着月亮透在蚊帐上的白光，数着窗子的格子，怎么也睡不着。父母就是他们的全部的依靠，是他们的天。她不敢想象没有他们的日子究竟会是怎样的。她喜欢听父亲吸烟筒时发出的咕嘟咕嘟的水声，喜欢母亲做给他们吃的荞糕、米糕、麻花、米凉虾。兄弟姐妹是她儿时的伴侣，她喜欢跟着大姐学习编织毛衣——大姐承袭了母亲的能干，她的女红在村子里也是有名气的；喜欢跟着二姐到南盘江边，看着她把沉重的河沙一担一担从江底的船上，吃力而蹒跚地挑上江岸，堆成小山的情景；最最喜欢的，还是跟着二哥到河里沟里田里抓鱼、摸虾、捉泥鳅、捉螃蟹、捉田鸡，捉到田鸡，就学着他的样子，两个人拉住它的两只脚，把它们分开拉紧，朝着叉开的中间用手指甲一掐，就把它的皮剥去，然后开膛破肚，洗干净了拿回去让母亲做给妹妹和侄子吃；最有趣的，那要数捉小麻雀的情景——先跟着哥哥他们跑到马厩旁边，把马哄得安安静静，马尾巴朝着自己，然后拉着一根根粗毛使劲地拔，硬生生地把马尾巴的毛拔下来，看到马被拔得在马厩里乱蹦乱跳，他们就开心地笑着、叫着，拍着手，然后他们就拿着“胜利果实”跑到家里，把从马尾巴上拔来的粗毛搓成绳子的样子，做个活扣，绑在木夹上，把木夹插到窗外的稻草人上，再在稻草人的周围撒些粮食，引小麻雀上套，抓到了许多小麻雀，然后把小麻雀的头拧去，除去它身上的毛和肚杂，用盐巴、辣椒腌制好，一串一串挂在屋檐下晾干，用火烤了吃。这大概就是他们这一代人最初的烧烤吧！ 一平望着窗外，回忆着美好的往事，想象着。然而，此时，并没有她希望的稻草人和小麻雀，有的只是窗台上堆满屋檐的柴和挂在生了锈的铁线上的几件旧衣服，还有深邃而高远的天空，天空中无数眨着眼的星星，也许它们也在看着一平呢！ 爱，如花，花凋落；是雾，风吹雾散；永远握不住的，凉。 “嘭！” 一声轻微的响声，把一平的思绪拉到了眼前，睡在她里面的妹妹把被子一下子掀开，坐立起来，揉揉眼睛，然后又站了起来，轻轻地跨过一平的身子，又坐在床沿上，穿上鞋子，离开了床，向着楼梯口走去。 妹妹又要开始梦游了！自从妈妈病重以来，她经常这样！ 一平连忙翻身起床，穿上自己的衣服、鞋子，悄悄地跟着妹妹，没有发出一点点声音，她听人说，梦游的人一旦听到有人叫，就会立刻被吓死。她用手牵着妹妹，跟着妹妹走。妹妹先把窗子打开，又轻轻合上，然后又走到木柜子前，翻了翻柜子里的衣服，接着，用手顺着装谷子的围子划了个半圈，又在缸前停下了脚步。她静静地望着楼梯口，若有所思——楼梯口早就被大哥二哥用木头做的盖子盖住了，为的就是预防妹妹梦游时摔下楼梯。呆看了半天，她又掀开蚊帐，坐上床沿，脱了鞋，爬上床，挪到自己睡觉的地方，去睡了。一平默默地拉着妹妹，陪伴着她做完所有的动作，就又跟着她去睡了，这样的日子过了大半年。 　　母亲终于被移到了楼下的正堂里，大人们在进大门的左手边一侧，靠墙的地方临时搭了个床让她睡。她更加消瘦，更加虚弱了：头发蓬松散乱，脸庞憔悴蜡黄，煞白里面泛着青光，牙齿上沾满了黑黄色的药垢，下巴像被刀削出来的一样尖。她不间断的呻吟着，呻吟着，时而反扑在床上，用手紧紧地挤压着疼痛的部位，时而双手抱着肚子蜷缩着身子跪在床上，时而转到床头，时而转到床尾。二姐也这样坐在床上跟着她转着，守护着，帮着她做着各种各样的动作，完成着她提出来的哪怕是一点点的要求。 “妈，喝点药吧！” 二姐心疼地端着药碗，轻柔地对着母亲说着。 母亲用一只手按着肚子，一只手扶着药碗，在二姐的帮助下，喝下了又黑又苦的药汤，疼痛让她已经不能发出完整的声音了。喝完药，她看着二姐，努努嘴，又看看楼梯，示意二姐上楼去睡一会儿。她虽然不能说话，但心里明白： “女儿累了！我不行了，不能吓着女儿！” 然而，二姐却咬咬嘴唇，轻轻地摇着头。 “嘭！” 一声清脆而剧烈的摔门声响了起来，吓得她俩猛地怔了一下，是大嫂抱着侄女从屋里出来了。只见她自己的头偏向一边，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像躲避瘟神一样，快速地闪过母亲的病床。母亲被吓了一跳，微微地扬起她那直扑在床上的头，伸长了她那根干瘪的脖子，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几乎快要跳出了眼眶，嘴里不停地发出微弱的声音： “孩子！孩子！” …… 　　所有的儿女都站在母亲的床前，小声哭泣着，妹妹趴在母亲床头。母亲的眼睛依然睁得大大的，嘴巴微微颤动着，手耷拉在妹妹的背上。她要走了，但还强撑着没有下咽最后的一口气。一平是最后一个跑进门的。一进家门，把切刀胡乱丢在不知什么地方，径直朝着母亲的床前奔去，扑到在母亲的身上，“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 母亲终于闭上了眼睛，眼角流下了两滴眼泪。这是两滴浑浊的眼泪，是两滴永远留在病魔开凿的眼窝边皱纹里的眼泪，是永远也流不到脸颊的眼泪，是永远也没有人能体会到它们的真正涵义的眼泪。 她牵挂着父亲，这个来上门招亲，受尽屈辱，与她相濡以沫了半世的父亲； 她牵挂着大姐，他们的房子还没有盖好； 她牵挂着大哥夫妻，尤其是大哥那桀骜不驯的性子，不知道以后要吃多少亏； 她牵挂着二姐，二姐的性格那么懦弱，以后的生活会怎么样； 她牵挂着二哥，家里那么穷，他会不会像父亲那样，真的也去上门招亲； 她还牵挂着她的孙男孙女； 最让她牵挂的，还是两个年幼的女儿，她们一个13岁，一个9岁，没有了母亲，以后的命运究竟会怎么漂泊……　泪水打湿了亲人的脸，一堆堆深灰色的迷云，低低地压着大地。 秋，带走了母亲，也带走了一平的心；泪，早已干枯；希望，如落叶般飘走…… 图片来源摄影杨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