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回忆

木易

　　我出生在通州草寺村，我家是一队，在村的最南面。

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那是一个夏天，天很热，我不知道怎么就去了我们村最北边的五队场院，是我自己去的，还是我母亲带我去的，还是哥哥姐姐带我去的，真的不记得了。

那时候，爸爸是一队的社员，赶着一辆老牛车，给五队送货，把货卸了在那个场院。爸爸要回一队，看见我，就让我坐着爸爸赶的牛车回来了。

回到一队，爸爸到村西南那边去拉货，就带我一去去了。

路过小中河那个土桥的时候，爸爸停了下来，把牛车拴到河边，爸爸抱着我下了河，在桥的东岸南侧下了水，用手撩着水，给我洗澡，又凉快，有好玩。

这是我能回忆到的我爸爸给我的最美好的记忆了。

　　我爸爸1928年出生。

我爷爷共生了四个儿子，我爸爸排行老四。

我想，我爷爷和奶奶一定会很惯着我爸爸这个最小的儿子。

小时候，爸爸被狗咬了，所以他的腿是瘸的。我还记得，爸爸有一只眼是没有视力的，装的是假眼，至于为什么，我没有问过我妈。我爸爸是又瘸又瞎的残疾人。

小时候，我爸爸在村里上私塾，我爸的大哥比我爸爸大24岁，是私塾老师。

初中，我爸爸就和我爸大哥的儿子一起去了通州的潞河中学去读书，潞河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是美国用庚子赔款建的，据说，一年的学费是一驴车白面。

可以想像那个时候，我们家的家境还是很殷实的，就因为这个殷实，土改的时候把我家定为“富农”成分。

1948年，爸爸高中毕业了，就在通州的学校教书。

听我妈说，我爸爸很聪明，功课很好，打算盘在我们村里是首屈一指，据说我们村有家地主，派管家去南面的富豪村去要账，去了三天也没算回来。他们请17岁的我爸爸去，半天就算回来了。

听我妈说，我爸爸在村里还有几个学生，他们跟我爸爸学打算盘，有的也挺有出息的，但是，我记忆里，他的几个徒弟没人理他。

三年困难时期，爸爸一个人在学校，实在饿的不行，就从学校跑回家，不干了。我爸爸大哥的儿子就一直在学校里坚持着，他就没回村。那个时候，像我爸爸那样的人很多。

可惜了，从那以后，我爸爸的文化没有用了。

那个时候，我妈对爸爸回家是激烈反对，因为像我爸爸这样的人，教书还可以勉强糊口，到农村生产队当社员劳动，会很吃力，再说了，那时候家里也没有吃的。

我爸爸说，“我不管，我就要回家，我就要吃饭”，还嫌我妈说多了，抄起扁担就要打我妈，我妈没办法，只能往外跑，我爸爸就追着我妈打。

从这件事上说，我爸爸就是一个没有远见，对家庭极不负责任，又有暴力倾向的人。

文革开始了，我爸爸拖着残疾的身体参加生产队劳动，还要替他已经85岁的爸爸去挨批斗，去扫街。

爸爸脾气越来越暴躁，没事就跟一帮不着调的人在一起唠叨他的不满。爸爸的唠叨很危险，随时会给家庭带来灭顶之灾。

爸爸回到家，我妈和大哥二哥就规劝爸爸在外边少说话，爸爸不听，又要打我妈，那年我大哥20岁、二哥17岁，已经跟爸爸一般高了，他俩护在我妈的身前，爸爸终于明白，他已经不能随便打我妈了。

在这个家，爸爸被彻底孤立了。这以后，他在家里就很少说话，可到外边还是乱说。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开珠算课，我跟爸爸说，“爸爸您教我打珠算吧”，爸爸斜楞我一眼，说“学那玩意有什么用”

在我的记忆里，我就没跟我爸爸说过几句话。

　　1975年，我十二岁，爸爸四十七岁。这一年7月28日早晨，我喊爸爸起床，爸爸没有应，把大队医请来，告诉我们爸爸已经去世了。

我不知道爸爸的死是不是因为我淘气造成的，但我还是觉得对不起爸爸。

爸爸是给我生命的人，我应该感激他，他这辈子心里别着劲，吃了太多的苦，或许是爷爷奶奶小时候对他的娇惯，或许是性格使然，或许真的生不逢时。

但是，我仍然觉得他不是一个好爸爸，他对家庭不负责任，抱怨生不逢时，对我妈使用家庭暴力。

我结婚以后，我发誓做一个好父亲。我儿子出生后，我陪伴他，关心他的身体，关注他的学习，给他创造最好的，现在想想，我是不是我管的有点过多。

他十八岁以后，他就想独立了，不太听我的话了。

十八岁以后我也不该再控制他了。

现在，儿子也有闺女了。他的事我就更不管了。我该颐养天年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