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一）

老学生

简 介

中国国家博物馆，简称国博，位于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东侧，东长安街南侧，与人民大会堂东西相对称，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中华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负有留存民族集体记忆、传承国家文化基因、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使命，也是国家文化客厅。可追溯至民国元年（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2003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组建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201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完成并正式对外开放。

北京地区的八景，最早见于金朝的《明昌遗事》中，所记名目叫"燕山八景"。八景名称历代有变化，金代称：太液秋风、琼岛春阴、金台（道陵）夕照、蓟门飞雨、西山积雪、玉泉垂虹、卢沟晓月、居庸叠翠。

西山晴雪

王绂（fu）燕京八景图卷

明（1368—1644）

纸本水墨

王绂（1362—1416），一作芾、瀚，字孟端，号友石、九龙山人，江苏无锡人。10岁能诗，15岁补博士弟子员，洪武十一年（1378）到京师供职。后隐居九龙山，潜心于画事。永乐元年（1402），以善书被荐，供事文渊阁。永乐十年 （1412）拜翰林中书舍人，他在《北京八景图卷》中曾铃篆书阳文长方形“中书舍人”印。他曾两次随明成祖巡狩北京。工画山水，风格苍郁清润。

此卷各幅标题篆书，按顺序分别为：金台夕照、太液晴波、琼岛春云、玉泉垂虹、居庸叠翠、蓟门烟树、卢沟晓月、西山霁雪。墨色淋漓，构图严谨，艺术水准很高，具有的鲜明写实特征，应是亲自到过八景实地，并摹写自然真景而成此卷，属具有实景元素的作品。

钤印：中书舍人、王氏孟端、胡广私印、大学士章、广陵

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乾隆皇帝亲自主持更订了名目，御定八景为：太液秋风、琼岛春阴、金台夕照、蓟门烟树、西山晴雪、玉泉趵突、卢沟晓月、居庸叠翠，在每一景点所在地树御碑一通，正面是钦定的八景名称，背面是七律诗一首。 后代史料中多以乾隆钦定燕京八景景名为依据。

卢沟晓月

蓟门烟树

居庸叠翠

玉泉趵突

琼岛春阴

太液秋风

金台夕照

张若澄燕京八景图

张若澄（1722年-1770年），字镜壑，号默耕，安徽桐城人。是清代名臣张英之孙、张廷玉次子。乾隆十年（1745）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入直南书房。三充乡、会试同考官，一主湖南乡试，矢公矢慎，士论翕然。历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西山晴雪

久曾胜迹纪春明，叠峰嶙峋信莫京。

刚喜应时沾快雪，便教佳景入新晴。

寒村烟动依林袅，古寺钟清隔院鸣。

新傍香山构精舍，好收积玉煮三清。

清—乾隆

张若澄能写墨花，工山水，善画梅。兼长翎毛。他的画风工整细致，笔墨丰润，构图平和，观其画，其画设色富丽，颇有皇家气息，因而极受皇室喜爱。乾隆皇帝大加赞赏，在一次给张若澄的画作题咏中，写有“炼雪斋中弟继兄”之句，肯定了张若澄的绘画成就，张若澄也就逐渐成为乾隆时期与董邦达、钱维诚等齐名的宫廷画家。

卢沟晓月

茅店寒鸡咿喔鸣，曙光斜汉欲参横。

半钩留照二秋淡，一鲸分波夹镜明。

入定衲僧心共印，怀程客子影犹惊。

迩来每踏沟西道，触景那忘黯尔情。

清—乾隆

蓟门烟树

十里轻杨烟霭浮，蓟门指点认荒邱。

青帘贯酒子何少，黄土埋人即渐稠。

牵客未能留远别，听鹂谁解作清游。

梵钟欲醒红尘梦，断续常飘云外楼。

清—乾隆

居庸叠翠

断戍颓垣动接连，当时徒说固防边。

洗兵玉叠曾无藉，守德金城信不穿。

泉出石鸣常带冷，日含峰暖欲生烟。

鸣鞭阿那羊肠道，可较前兹获有田。

清——乾隆

玉泉趵突

玉泉昔日此垂虹，史笔谁真感慨中。

不改千秋翻趵突，几曾百丈落云空。

廓池延月溶溶白，倒壁飞花淡淡红。

笑我亦尝传耳食，未能免俗且雷同。

清—乾隆

琼岛春阴

艮岳移来石岌峨，千秋遗迹感怀多。

倚岩松翠龙鳞蔚，入牖篁新风尾娑。

乐志汇因逢胜赏，悦心端为得嘉禾。

当春最是耕犁急，每较阴晴发浩歌。

清—乾隆

太液秋风

微见商飓苹末生，镜澜玉蝶影中橫。

非关细雨频传响，何事平流忽有声。

爽入金行阊阖表，波连瑶渚超台瀛。

高秋文宴传佳话，已觉犁然今昔情。

清-乾隆

金台夕照

九龙妙笔写空蒙，疑似荒基西或东。

要在好贤传以久，何妨存古托其中。

豪辞赋鹜谁过客，博辩方孟任小童。

遗迹明昌重按捡，睾然高望想流风。

清—乾隆

钱维城款吹台图轴，清（1644—1911）纸本设色

钱维城（1720—1772），初名辛来，字宗磬，一字幼安，号幼庵，一号稼轩，又号茶山，谥号文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乾隆十年（1745）得中状元。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南巡时，钦命钱维城随驾侍从。后入值南书房，为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历任礼、工、刑部侍郎。钱维城初从祖母陈书学写意折枝花果，后经董邦达指授山水，遂变法。供奉清廷，为画苑领袖。其画山水丘壑幽深，树石灵秀，颇臻妙境。此轴绘吹台之景。吹台位于河南开封东南，相传春秋时晋国乐师师旷曾奏乐于此，故名。西汉文帝次子梁孝王刘武，喜吟诗吹弹游乐，在吹台兴建园林，称为梁园。唐天宝三年（744），诗人李白、杜甫、高适三人同登吹台饮酒赋诗，分作《梁园吟》《遣怀》《古大梁行》等名篇，后世建三贤祠以为怀想。明代因开封屡遭黄河水患，为纪念大禹的治水功绩，在吹台上建禹王庙，改称禹王台。乾隆十五年（1750），弘历巡幸河南,至吹台有感而发，作《登吹台八韵》诗，画上御笔所书即是此诗。

款识：吹台图。臣钱维城敬绘。

钤印：臣钱维城、笔沾春雨

查士标邗江放掉图轴，清康熙九年（1670）

纸本水墨

查士标（1615—1698），字二瞻，号梅壑、懒老、梅壑散人，安徽休宁人。后流寓扬州、镇江、南京。善书画、工诗文、精鉴赏。与弘仁、孙逸、汪之瑞称“新安四大家”。其山水师法黄公望、吴镇、倪瓒、董其昌，笔墨疏简，格调秀远，书法受董其昌影响较大。此轴绘一河两岸，溪水从樾荫下流出，画中虽未见人迹，但旁有茅屋数间，增添了些许生意。此作是学倪瓒蕭疏幽静之风格，构景极简而笔甚老练，用墨较清淡，极得清冷隽秀之致。款识：余以庚戌申月发邗江之掉，浪迹三山，因访旧南徐客西郭之富春草堂者累月。每风日晴美，蹑屐扶竿，探幽选胜，殆无虚日。惟吴子玉符雅怀同癖，追随不倦。一时朋友、山水之缘兼而有之，可不谓厚幸哉？因写此图，以志吾乐。查士标。

钤印：士标、梅壑

董邦达邓尉香雪图轴，清（1644—1911）

纸本水墨

董邦达（1699-1769），字孚存，一字非闻，号东山，富阳（今浙江杭州）人。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后入职南书房，以礼部尚书致仕。曾参与编纂《石渠宝笈》《秘殿珠林》《西清古鉴》等书。山水近学董其昌，上窥董源、巨然、黄公望。其才华出众,造诣全面，颇受乾隆皇帝赏识。论者有“古今三董（董源、董其昌、董邦达）相承”之说。善用枯笔，勾勒皴擦，多具逸致，画风介于“虞山派”与“娄东派”之间。邓尉山位于苏州城西五十里光福乡，相传汉代太尉邓禹在此隐居，因而得名。此处湖光山色，有方圆近十里梅林，花开如雪，香风不绝，为吴中绝景。康熙年间巡抚宋荦游历此地，题刻“香雪海”三字于崖壁之上，此后声名大盛，有“邓尉梅花甲天下”之称。康熙帝六下江南，专程三次到邓尉赏梅，流连忘返；乾隆帝效法先祖，更喜梅花,也曾六至香雪海赏梅，亦作《邓尉香雪海歌》。此图描绘了邓尉峰峦逶迤，太湖环绕，梅花雪海千顷，十里香风的景致。画上有汪由敦书康熙帝《御制邓尉香雪海歌叠旧作韵》诗一首。汪由敦（1692—1758），字师苕，一作师茗，号谨堂，一号松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累迁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善书法，以馆阁体著称于时。

款识：臣董邦达敬绘。

钤印：臣、邦达

项圣谟古林散步图轴，明崇祯（1640）年

纸本水墨

项元汴之孙。善画山水，远师唐、宋，并参以元人气韵，笔致凝重，自成风格。亦擅花卉，清隽明丽。此轴古林与山水相映，与房屋错落，造型准确，严谨不苟，写实的同时不失秀雅，栩栩如生中有清新淡雅之气。近景古木林立，枝干末节笔笔尽现，古木皴擦细腻写实，屋舍掩映，线条沉稳；远景淡墨涂染，颇显山体空灵，墨色变化有致，远处屋宇若隐若现。画中墨色古淡，颇具气韵，为项圣谟43岁时所作。

款识：崇祯岁庚辰子月，余因访至友，自兴化来，取道海陵，偶居大隐观，日夕寻诗，竟无同好，孤吟之暇，散步古林，舟次维扬，援豪作此。项圣谟记。

钤印：项圣谟印、别号易庵

款识：孔彰先生为予老友，作画必凝神定志，一笔不苟，予尝哈其太劳，君曰：“我辈笔墨，欲流传千百世，岂可草草乎？”旨哉其言也。观此秋容，腕力加劲，足验君之用心矣。友弟吴山涛题。

钤印：吴山涛印

郑岱西湖图轴，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绢本设色

郑岱，雍正、乾隆间人。字在东，一字宗山，号澹泉、瑞石山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与华岳为诗画友。工画仕女、花卉，笔极苍劲，山水尤佳。亦善书法。此轴系郑岱所绘西湖秋日景色。图中秋水含碧，岸树婆娑;楼台绕堤，水榭栖洲；古塔影孤，拱桥连连；山峦苍翠，绰绰云烟。此图取平原之景，以俯视入图，视野开阔。图中山石之皴擦、点翠存有宋元古意。

款识：丙子秋日，澹泉郑岱写于云萝书屋。

钤印：郑、岱

宋旭临流聚饮图轴，明万历三十四1606年，绢本设色

宋旭（1525—约1606），明代画家。字初糯，又字初旸，号石门，浙江嘉兴石门山人。后为僧，法名祖玄，博宗内外典，通禅理。为“苏松画派”的先声。他善山水，兼长人物，其山头树木苍劲古拙，巨幅大幢，颇有气势。其画在万历年间名噪一时。此轴所绘山水气象雄逸，构图紧密，景物细致入微，用笔缜密沉着，运用勾、皴、点、染等笔法，峰峦、丛树、亭台、房舍、桥梁浑然一体，同时多处绘点景人物，如近处山下河边四人对饮，二童子侍立其后，又有客船将要靠岸，远处山中有人挑扁担过桥，呈现出峦光山色、朴茂静穆、情景交融的天然意境。

款识：丙午元宵一日写。八十二翁宋旭。

钤印：宋旭之印、初旸氏

佚名仿夏主山水图轴，明（1368—1644）绢本设色

夏圭，宁宗、理宗时供职画院。一作夏珪，字禹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南宋四大家”之一。善画山水，属水墨苍劲一派，喜用秃笔，下笔凝重，继承发展了李唐的大斧劈皴。取景简练,常以半边景物表现空间，与马远有异曲同工之妙，有“马一角，夏半边”之称。此轴为明人仿夏圭画作，画面严整苍劲，笔墨朗润，不仅体现出南宋遗风，同时也饱含夏圭画中的“趣”。画中多以斧劈皴擦染山体，水墨淋漓，豪放挺健。近景松枝苍古，小桥流水，屋字回廊，亦有人物各具形态，生动灵巧。远山叠翠，淡墨晕染，层次丰富。

款识：夏珪。

陆治秋日闲居诗画轴，明（1368—1644）纸本水墨

陆治（1496—1576），字叔平，号包山子，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曾从祝允明、文徵明习诗文书画。工山水、花鸟，以画法工稳见长。山水画善用枯焦墨皴擦，风骨峻峭。此轴采用中国传统绘画“三远”构图之法，宗吴门画派一脉，亦吸收宋代院体与青绿山水之长，用笔劲峭，自具风格。远山挺拔险峻，云雾霏微，峰没其间；中景丘陵置于湖中，秀美温润，意境清朗；近岸清溪汀渚，杂树数株,茅屋掩映。秋日闲居的恬养之情漫于纸上。

款识：隐几无所念，施琴亦忘弹。徽弦为谁绝，开尊徒为欢。众芳招我怀，日夕明箬端。云兴远峰没，影落清溪寒。流霞 迴汀渚，阴风动芃兰。投情暂引领,¥口多回湍。斋居匿恬养，日倚青口口。□深入五臆，披拂生双翰。栖栖不能去，□□取自安。周匝未盈亩，乾坤抑何宽。秋日闲居。包山陆治画并题。

钤印：陆氏叔平、秀水唐氏、绿溪山庄收藏之印

文点邻叟过桥图轴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纸本设色

文点（1633—1704），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字与也，号南云山樵、南云樵者、樗潜、竺坞山人、南云庵主、南云山人等，为著名画家文征明之子文彭的玄孙，书画有家法，善山水、人物,长于松竹小品，画松好点苔。此轴墨笔绘江南山水新秋景色，近处岩石罗列，古木葱茏，茅舍隐现，山间桥头一老叟持杖而过，迎面树下一老者伫立相迎，远处山峦起伏，该画体现了山林间的文人的交游活动。

款识：翠微深处小茅斋，溪水粼粼绿似苔。无限风光堪领略，相邀邻叟过桥来。乙亥新秋写，南云文点。

钤印：文点竹坞、文与、点、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

佚名松下观梅图轴，明（1368—1644）绢本设色

此轴绘文士携童子寻幽探梅。梅花曲、欹、疏，与笔直苍健的双松相生相成，远处高山楼阁、近处乱石矾头，愈加突出了主体人物衣冠轩昂、意态闲雅。文人爱梅花傲寒斗雪的高洁品质，借以表达自身傲骨不屈、清高无畏的理想人格。观梅是常见的表现文士生活情趣的绘画题材，典故源出北宋林逋隐居西湖，喜植梅养鹤，谓之“梅妻鹤子”，比喻隐逸生活和恬然自适的精神追求。该卷笔墨沉稳，设色古雅，人物线描细劲流畅，情调闲逸。

华品水西山宅图轴，清乾隆六年（1741)，纸本设色

华晶（1682-1756），字秋岳，号新罗山人，又号白沙道人、东园生、布衣生、离垢居士等，福建临汀人。以卖画为生，才能广博，擅画花鸟、人物、山水。山水主要取法元人，旁参唐寅，疏放而简率，冷峭而蕴藉，别具风格。其画风对后世影响深远。此轴构图精巧，置景简洁，虚实相映，意境深邃。山石结构分明，古木竹林丛生，笔法简率，墨色变化有致，远近虛实，尽在笔尖。画风清雅秀润，纵逸超脱，点化出洁净无尘、清朗宁静的天地，与华岳“离垢”的憧憬相合，也是其内心深处思隐、闲适的流露,表达出洁身自好、超脱俗尘的情致。

款识：崇柯含秀姿，养气荫砂碛。冈巘迴港洞，幽栈悬石壁。游履勇夙晨，践攀欣所适。念彼素心人，水西筑花宅。尘踪罕克诣，榈庭绿苔积。乐与晤言之，宴然良有获。和光披疏襟，荡泱无障隔。趣胜通乎神，智远近以寂。高啸出流埃，赴韵擘滩減。长袂揽贞芬,修苕固投客。仰首睹烟霞，徘徊清潭侧。辛酉秋日新罗山人写于渊雅堂并题。

钤印：华晶、秋岳、珍玩、耕云

张宏松涧行旅图轴清顺治四年（1647）纸本设色

张宏（1577—1670），字君度，号鹤涧。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尤善画山水,重视写生。为明末吴门画坛的中坚人物。其主要宗法沈周、文徵明，并上追“元四家”、米芾、董源、巨然，又兼学北宋李、郭和南宋李、夏而成自身风格。此轴山水结构严谨，写实性强，意境深远高逸、山石有情、流水有声，画风清新自然。前景树木苍秀，立于石上，以披麻皴擦染山体，浓墨点苔以凸显山体结构，前后树木山石虚实相映，山间亦有一人策杖独行。后景山体耸立，气势苍雄，辅以牛毛皴，线条迅疾多变。远处云间亦有山峰显现，整幅画面墨色清雅,枯湿浓淡，变化有致，构图疏朗，笔简形具，独具天然逸趣，所摄场景浩大，给人以无限延伸之感。此作为张宏七十岁所作。

款识：丁亥冬日吴门张宏写，似石甫词丈笑。

钤印：张宏之印、君度氏、画癖

王鉴溪山深秀图轴，清康熙八年（1669）设色纸本

王鉴（1598-1677），字玄照，后改字元照、圆照、元熠，号湘碧、染香庵主、弇山后人，王世贞曾孙，江苏太仓人。明崇祯六年（1633）举人，以荫仕至廉州太守，入清后再未出仕，以画艺为业。山水受董其昌影响，上溯董源、巨然，专心于元四家，多取法黄公望。山水“运笔出锋，用墨浓润”，青绿设色，皴染兼长，与王时敏同为“娄东派”巨擘。此轴师法元代吴镇。远景崇山峻岭，峰峦跌宕，云气蒸腾；中部沟壑纵横，丛木繁密，古刹隐现；近处清流蜿蜓，屋舍俨然，高士幽居。全图取景并用“平远”“高远”“深远”之法，山石多饰以“披麻皴”，体现出王鉴出入宋元的深厚功力。

款识：梅道人《溪山深秀》，为董文敏所藏，余曾借观数月，后归袁寰中宪副，两先生墓木已拱，画今不知流落何处。客窗漫师其法，愧未能梦见古人。追思往昔，恍如隔世，掷笔为之惘然。己酉九秋，娄水王鉴。

钤印：王鉴之印、染香庵主、来云馆、迟盒所藏、如此至宝存岂多。

王原祁为器公作山水图轴，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绢本设色。

王原祁（1642-1715），字茂京，号麓台，又号石师道人，王时敏之孙，江苏太仓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以绘事供奉清廷，曾奉旨编纂《佩文斋书画谱》，累官户部侍郎。山水继承家法，师法宋元名家，于黄公望浅绛尤为独绝。喜用干笔焦墨，层层皴擦，笔墨功力深厚，有“笔端金刚杵”之称。此轴以淋漓墨色勾勒山石，前中后三段构景之意显而易见。画面绘群山涧谷，上方远处群峰连绵，中段山体细密紧凑，其间水流环绕，近景山林掩映的屋舍内，有人坐读其间。用色淡赭、淡绿相融，展现自然清新氛围。

款识：作画先定龙脉，后审气伏，照应开阖变化，总以气行于其间，行云流水皆舒气之法也。金子器公学画于余，不知运用之妙，惟求刻画之工，讲求经年，渐有入处。余故作此图应之。然于间架、位置、呼吸、火候俱未尽善谛，观不甚得意，愿器公为余逐处指出，高谈俊思，令余心折，中间合与不合确有成见，方得质疑问难之义，勿徒重画之糟粕，轻画之精神也。康熙己丑夏五，南薰殿直庐为器公写并题，王原祁。

钤印：御书画图留与人看、王原祁、麓台、西庐后人、迟庵审定、莱山真赏

王愫烟庐飞瀑图轴清乾隆三十年（1765）纸本设色

王愫，字存素，号林屋、朴庐，江苏太仓人，侨居苏州。清初画坛大家王时敏曾孙、王原祁侄。山水乾墨重笔不加渲染，得元人简澹法。绛笔竹石尤妙。间作青绿设色，亦绰有原祁秀韵。与王昱、王玖、王宸合称“小四王”。工诗词，与诸名士唱和，每作画必自题诗。著《林屋诗徐》、《朴庐存稿》传世。此轴秋山飞瀑，烟云绝壑。近景为文士书房，中景樵夫饱览壮阔山川，绝磴幽径可观飞瀑，云水相连，隐现寺庙。峰峦浑厚，勢状雄强，草木华滋，自陈仿范宽笔意；又得元人简淡、秀润之妙。构图紧密，景物细致人微。

款识：绿树沉沉水暗流，草亭岑寂掩松楸。白云楼外妆残雨，一角青山破早秋。绿溪松枯碧湾环，曳杖秋风落照间。行到水穷云起处，放开老眼看青山。中立产于秦，其笔墨带河朔气象，此图偶施其意。乙酉夏日写，朴庐王愫。

钤印：臣愫私印、存素、朴庐翰墨

王翬云岚林壑图轴清康熙五十年（1711）纸本设色

王翚（1632-1717），字石谷，号耕烟散人、剑门樵客等，江苏常熟人。画有家学，师王鉴、王时敏。清初“四王”之一。其主张“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并身体力行，成就超凡。弟子众多，形成了虞山派，对后世影响深远。此轴山水整体结构严谨，画面饱满，构图精巧。近景山石与苍林相映成趣，溪水潺潺，岸上屋舍掩映林中，楼上二人对坐，亦有二人行桥上，似小厮持琴随主人后。山石以披麻皴擦染，浓墨点苔，密林之间，墨色点染，虚实有致。远景山石林立，云岚相依，山间清瀑，一泻而下，亦有庙字坐落林间。远山多用长线条的披麻皴擦染，以线造型，更显山之空灵。笔墨雄伟清新、粗放雅逸，云岚氤氲，林壑苍雄，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为王翚七十九岁所作。

款识：溪藤剪秋雨，湿尽千林色。灵气满云峰，知非造化力。梅道人《云岚林壑》逸气苍莽，淡然有古趣，非时史可企及。辛卯秋八月为俨老道长兄题于红叶山庄，王翚。钤印：八十老人王辈、耕烟、御赐经德秉哲、莱山真赏

王宸渔父图轴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纸本设色

王宸（1720—1797）字子凝，一字紫凝，一作子冰，号蓬心，一作蓬薪，又号蓬樵，晚署老蓬仙、蓬樵老、潇湘翁、柳东居士、莲柳居士，自称蒙叟、玉虎山樵、退官衲子，江苏太仓人。王时敏六世孙，王原祁曾孙。乾隆进士，官永州知府。书法学颜真卿，工诗，山水承家学，以元四家为宗。

此轴为“渔隐”题材的山水画。远处崇岭危岩，山高林密处楼阁隐现，长松积翠，云雾弥漫，曲径通向山庄，水路通向幽处，溪桥岸汀，舟船行停，近景山石芦苇，渔家劳作，表现悠闲恬适的生活理想。构图严谨，施以水墨，重墨点染，颇得吴镇三味。画意荒古苍润，脱略形似，又显出其个人特点。为王宸七十三岁所作。

款识：乾隆壬子秋七月，背临梅花道人《渔父图》，呈寄圃观察大人雅鉴。潇湘退守王宸，时年七十有三。

钤印：王宸之印、子冰、自在峰

鹰形陶鼎

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8年陕西华县太平庄出土。鹰形陶鼎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双腿与尾翼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将鼎形器物的动物形体巧妙地融为一体，它既是巫术活动中的敬神礼器，也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珍品。

涡纹彩陶罐

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一前2000年）1956年甘肃永靖三坪征集，彩陶罐器表饰黑彩的旋涡纹和水波纹，既像近岸水边的层层涟漪，又仿佛是河形成的一个个大小旋满。此陶罐以其纹饰精美成为马家窑文化的代表作，被誉为“彩陶精品。

舞蹈纹彩陶盆

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前2000年）1973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彩陶盆内壁饰三组舞蹈图，绕盆一周形成圆圈，每组均为五人，手拉着手，似踩着节拍在翩翩起舞。这幅舞蹈图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先民们在重大活动时集体舞蹈的热烈场面。

玉琮

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一前2200年）1958年征集，玉琮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最重要的一种礼器。一些学者认为，琮是用于沟通天地的法器，内圆的结构象征天，外方的造型象征地，外表的神人兽面纹则体现了当时巫术活动情况。这件玉琮四边的兽面纹已经高度符号化，近顶端的一侧阴刻有日月纹图案。日月纹图案是大汶口文化大口陶尊上的代表性徽号，最直观地体现了江浙地区良渚文化与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玉龙

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年-前2900年）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出土Jade Dra玉龙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新石器时代很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类似龙形的遗存，或为蚌塑，或为彩绘，或为雕塑。关于龙的原型，研究者们提出过各种假说。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和妇好墓出土的玉龙都显示，龙是一种巨头、有角、大口、曲身的神兽。新石器时代最符合这些特征的文物应属红山文化中的这种蜷体玉龙，它们应该是龙的原始形态。

“后母戊”青铜方鼎

商王武丁时期，传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后母戊鼎相传于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早年流传经历颇为波折，曾多次躲过日本侵略者的掠夺。新中国成立后，后母戊鼎入藏于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后母戊鼎因其腹壁铭文得名。鼎的造型方正，形体巨大，显得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缘装饰饕餮纹，足部也装饰饕餮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今测鼎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以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技价值三个主要的文物解读视角观察，后母戊鼎在科技价值方面可谓商周青铜器的翘楚之作。因鼎的体量、重量均远超过一般青铜器，因此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充型一系列铸造过程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是这一时期青铜文化发展高度的代表。

玉簋

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这件玉簋的质地为青玉，是妇好墓出土的两件玉质容器之一，也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体积最大的玉质容器。玉簋腹部饰雷纹，并装饰有4条扉棱，应当是从青铜簋取材构思而成。因此这件玉簋应属于礼器，而非一般的盛食器。

“孟”青铜鼎

周康王时期，传陕西廊县出土。大孟鼎相传于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郦县礼村，几经辗转，后为潘祖荫所有。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捐赠予上海博物馆，1959年入藏前中国历史博物馆1951年潘氏中国国家博物馆前大孟鼎宏伟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式样。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一事。铭文中周康王向孟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人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孟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辅佐王室，并对孟进行赏赐。铭文追述股商变革的内容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吻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从书法角度来看，大孟鼎的铭文通篇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虢guo季子白”青铜盘

清道光年陕西宝鸡出土。该青铜盘的内底铸长篇铭文，记述了就虢季子白率军对验统作战，斩敌首500，俘虏50人，战后献贼，周宜王宴虢季子白，并赐马、弓矢、城以资鼓励。虢季子白盘是西聞著名的青铜器之一，其铭文是一篇优美的韵文，文中“薄(出车》、《六月、《采西》 等篇所记史实相互印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四羊青铜方尊

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1938年湖南宁乡出土。四羊青铜方尊，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体型最大，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方尊的边角饰长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此器在器范制作中，并用线刻、浮雕、圆雕技法，将器用与装饰有机结合，铸造工艺精湛，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中的珍品。

龙虎纹青铜尊

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 1957年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龙虎纹尊的肩部饰三条曲身龙纹，圆雕龙首；腹部有三组虎食人纹，云雷纹地，以浮雕虎首为中心，左右双身，虎口含一人；圈足饰饕餮纹。整器工艺精湛，是商周青铜器中的精品。安徽阜南地区在商代是淮夷聚居地，此地出土青铜器的形制、纹饰明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虎食人纹在商后期的传播十分广远，著名的后母戊鼎耳部外侧、妇好钺身部均有发现。除见于殷墟和安徽地区，在商文化影响下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中也有发现。如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龙虎纹尊，属成都平原的早期蜀文化。关于这一主题的人文内涵，因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众说纷纭。东汉王充《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佚文,称古有虎噬鬼魅，借以震慑邪祟。此说与虎食人主题的纹样契合度较高，可能是取意的来源。

青铜罍

西周早期，1980年四川彭县竹庄出土。1959年与1980年，四川彭州竹庄先后发现了两处青铜器窖藏，出土器物包括容器、兵器两类，兵器是典型的巴蜀式兵器，容器则是中原地区常见的罍、解等酒器。这件象首耳青铜罍便是1980年窖藏中出土的青铜容器之一，器物造型带有西周早期的作风，器身的卷龙纹、牛纹等也属周人的代表性装饰纹样。这件器物出现在蜀文化的腹地，却并非蜀文化自身创造或吸收周文化后创造的冶铸品，而反映了中原文化与蜀文化在这一时间节点上的文化交融事件。据《尚书·牧誓》记载，在武王灭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古蜀之师追随周人，参与了灭商的战争。竹庄两处窖藏存有中原风格青铜容器的现象，反映了蜀人征战凯旋，班师回朝携带战利品或军功品的历史。

青铜面具

商（约公元前16世纪一前11世纪)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这件硕大的青铜面具是三星堆文化最具标识特征的器物之一。面像呈方脸、宽颐、臣字形眼，脸型与同时出土的其他人面具或头像相近，但双耳巨大、瞳孔纵出，额上有一条纵起的额饰，显然是古蜀人在人面具基础上所做的艺术升华，是蜀人精神世界的写照。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人的先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由此推测，三星堆的这件纵目青铜面具，可能是古蜀人对先王传说的朦胧记忆，是古蜀人用以祭拜或供奉的神像。

青铜冰鉴

战国·曾，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冰鉴是用来冰镇酒的器物，由一个方鉴和一件方尊缶组成，尊缶内装酒，鉴、缶壁之间的空间放置冰块，在春夏之季就可以喝到冰爽的酒。与之配套的还有一把长柄铜勺，勺的长度足以探到尊缶内底。这件铜冰鉴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冰箱，也是当时祭祀中一种重要的礼器。如此奢华享受的器物，在两下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只能是王室贵族才能享用，这件冰鉴就是战国时期曾侯乙的用器。

“曾仲旅父”青铜方壶

春秋·曾，1966年湖北京山苏家珑出土

青铜缶

战国·曾，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酒器。这件大铜缶肩部有铭文两行：“曾侯乙作持用终”。该器重达300多公斤，是迄今发现的东周时期最大最重的，这件大器的铸造，采用的是分段铸造再拼合的工艺，器身分两次铸接，即先铸上半截，再接铸下半截，从内壁上可以清楚的看到接合处有凸起的箍带。器表有四条纵向接范的痕迹，由于范块结合不整齐，所以上下的范痕线不在一条直线上。器表的耳和钮是单独铸造然后拼接上的。多范合铸技术代表了青铜时代范铸法技术的高峰，这种工艺的熟练应用为大型精美的青铜礼器铸造提供了前提。

朱绘兽耳陶壶

战国·燕，1958年北京昌平出土。

“蔡侯中”青铜方壶

春秋·蔡，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此器为蔡侯申所作。蔡侯申即蔡昭侯，春秋时期蔡国国君。

兽钮青铜缚，春秋·郑，传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出土

“陈侯”青铜壶

春秋·陈，1963年山东肥城出土，此器是陈侯为其女儿妫橹所作的陪嫁器。

青铜方壶

春秋·晋，1961年山西候马上马村出土。壶是当时最主要的盛酒器，按形状可分方壶和圆壶。根据《仪礼》的记载，于重要的礼仪场合，等级也较高。目前发现的春秋时期较高等级墓葬中，多随葬方壶。

青铜编钟（13件）

战国·楚。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这组编钟共13件，从大到小依次排列，最大一件钟的两面铸有铭文12字，记载在楚历屈之月，晋国军队救戎于楚的事件。这组编钟试音后发现音阶准确、音质优美，每钟都能发两个乐音，两音之间为大三度关系，符合现代声学原理。周朝是依靠礼制来维护统治秩序的，礼乐用器编钟的数量和种类的多少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从西周中期出现三个一组的编钟以后，每组编钟里钟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春秋战国时期，上层贵族中仍沿袭周王朝的一些乐制，因而贵族大墓经常陪葬有成组的编钟、编磬。

石编磬

战国·魏。1957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

陶俑

秦（公元前221年一前206年）1974年陕西临潼秦兵马俑坑出土。此陶俑头戴单版长冠，上身穿长襦，外披铠甲，足登方口齐头履，右手半握，原本握有长柄兵器，是典型的秦代中下级军吏俑的形象。秦始皇陵兵马俑系采用黄土和白石英砂为原料，经过雕塑、焙烧和彩绘等工序制作而成。陶俑的制作方法是由下而上逐步叠塑成型，先制作方形的脚踏板，在踏板上塑造出双脚和腿，再用泥条盘筑法制造中空的躯干，在躯干两侧贴接双臂。俑头和双手单独制作后再与躯干、手臂套装成一体，待阴干后放进陶窑内进行焙烧，出窑后通体施以彩绘。

陶马，秦（公元前221年-前206年）1974年陕西临潼秦兵马俑坑出土。

琅琊(yá）刻石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兼并六国后，曾五次巡视郡县，以示威强，并刻石颂扬统一海内的功德。这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到琅琊郡（今山东青岛黄岛区）时所立刻石的后半部。

彩绘陶兵马俑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65年陕西咸阳杨家湾兵马俑坑出土。杨家湾汉墓的11个陪葬坑中，共出土了2500余件彩绘陶兵马俑，为研究汉代军阵、军种、兵器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成方阵的骑兵俑不仅在总兵力中的比重有显著增加，而且成为具有独立战斗力的兵种，是西汉文景时期国力增强的生动写照。杨家湾汉墓位于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以东约4公里，是刘邦长陵陪葬墓之一，据推测其很可能是西汉初年丞相和名将周勃（或周亚夫）夫妇墓。

绿釉陶楼

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6年河南陕县刘家渠出士。此陶楼上有家兵持弩守卫，水塘周围有骑士巡逻警戒，是豪强地主拥有私家武装的反映。

金缕玉柙xia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村40号墓出土。玉柙，又称玉衣。此玉柳分为头罩、脸盖、上衣前片和后片、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脚套等部分，共用玉片1203片，金丝约2567克，系分片连缀而成。玉柳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是著名的河北满城汉墓墓主刘胜的后代，死于公元前55年。玉柳全部用玉片制成，玉片之间用金丝、银丝、铜丝或丝缕编缀。由于编缀玉片的质料不同，所以将它们分别称为金缕玉柙、银缕玉柙、铜缕玉柳和丝缕玉柙，其中丝缕玉柳迄今仅出土于广东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中。西汉时期，玉柙初行，还没有根据死者生前地位的高低，确定严格的等级。东汉时期，玉柳明确分为金缕、银缕和铜缕三个等级，确立了分级使用的制度。根据这项制度，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柙，诸侯王、列候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柙，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柙。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63年陕西兴平出土。此尊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尊腹中空,用来盛酒。尊背有椭圆形口，口上有盖。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流”。通体饰细如游丝的错金银云纹。此犀牛是古代生活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在古代，中国不仅产犀牛，而且数量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多次发现犀牛骨，殷商甲骨文中有焚林猎犀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武士艳羡的装备。由于大范围的捕杀，犀牛在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已经绝迹。

陶船

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4年广东广州先烈路出土。此陶船分3个舱室，前舱矮而宽，蓬顶作拱形；中舱略高，成方形，蓬顶呈圆形而微凸；后舱特高，稍狭，蓬顶作拱形。船首有碗，船尾有舵，舵杆通过舵室固定在船尾部，这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船舵形象资料。船上塑有6个人物，分立各处。甲板上布置有6组矛和盾。根据船上所塑人物身高比例推算，此船长约14—15米，载量约50石，在当时是一艘中等以上的船。船首悬碇，沉入水下，能较好地扣底抓沙。船两侧船舷上铺走道，可供篱手撑篱行走用。船舵位于船尾中部，且装在船尾专设的舵楼中，其板叶宽大，障水有力，下端与船底取齐，水浅时不须提舵。

石天禄

东汉（公元25年-220年）河南洛阳西郊出士。此石天禄颈背阴刻“缑氏蒿聚成奴作”七字，表明是缑氏（今河南偃师）蒿聚村工匠成奴所作。天禄是东汉时期立于墓前的神兽，常与辟邪配对。

彩绘石骑马人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5年河北望都出土。此石雕系用整块石灰石雕成，骑马的僮仆头戴黑色平巾帧，身着红地白色流云纹剪襟短衣、粉地红色流云纹大口裤，左手提酒稗，右手提两尾鱼，作欣欣然买酒归来状。东汉时期，雕塑艺术风格较西汉有较大变化。西汉石雕一般雕出大体轮廓，力求简练，而东汉石雕则出现了用线条来表现衣饰、羽毛等新风尚。此彩绘石骑马人总体造型古拙雄浑，细部又刻画生动传神，尤其是笑弯的眉眼，使人可以感受到僮仆欢快的心情，为东汉石雕艺术的精品。其题材亦为汉代所仅见。

击鼓说唱俑，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7年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此俑头上戴暢，額前有花饰，袒胸露腹，两肩高耸，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张口嘻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为一徘优正在说唱的形象。汉代俳优大致以调谑、滑稽、讽刺的表演为主，并以此来博得主人和观赏者的笑颜。他们往往随侍主人左右，作即兴表演，随时供主人取乐。表演时，他们一般边击鼓边歌唱。当时的皇室贵族、豪富大吏蓄养俳优之风甚盛。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图中经常可以看见一些身材粗短、上身赤裸和动作滑稽的表演者，汉墓中也不乏此类形象的陶看出土，均显示了俳优表演在当时的盛行。

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此贮贝器器身作筒形，中束腰，腰部有对称虎形耳一对，器盖上铸七牛，其中六牛环绕于器盖边缘，一牛伫立于青铜鼓上，耸然独出于众牛之上。滇国畜牧业比较发达。当时的家畜、家禽主要有牛、马、羊、猪、狗和鸡、鸭等品种，其中牛的数量最多。这些牛全部为黄牛，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体型较大，前额宽广，大耳，角长且上翘，颈项上有突起的肉峰，四肢粗大，颈下垂肌发达，长尾。另一种体型较小，前额突起，两角弯曲下垂，颈项上有突起的高肉峰，阔尾。此类黄牛数量较少，生存于我国今甘肃、新疆及中亚一带，后来可能随当地的游牧民族传入云南，为滇国居民饲养。此贮贝器器盖上的黄牛当属前者，其造型健壮威武，闪烁着夺目的艺术光辉。

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此贮贝器器身呈筒形，腰微束，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底部有3只兽爪足。盖上铸1间干栏式房屋及各种人物127个（未计残缺者）。房屋建筑主要由屋顶和平台构成。屋顶呈人字形，平台由小柱支撑，上面高凳上垂足坐着一位主祭人。这位主祭人的周围放置16面青铜鼓，其左前方和右侧均为参与祭祀者，面前摆放着祭品。平台左右两侧为椎牛刑马、屠豕宰羊等场面。平台之后有击打青铜鼓和算于的，有待刑的裸体男子和持器盛物的妇女等。诅盟为古代西南民族中极为盛行的一种风俗，凡有重大事件都要用盟誓来约束，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典礼。从此贮贝器的器盖上平台后面杀人祭柱场面来推测，这是一次立柱祭社的仪式。

陶武士俑、陶牛车十六国（公元304年—439年）1953年陕西西安草厂坡出土。武士俑与陶牛车是该墓葬部分随葬俑。武士头带盔、身穿铠甲，战马全身披具装，这是南北朝时期甲骑具装俪的形象。甲骑具装是南北朝时期盛行的骑兵装备，标志着中国古代骑兵发展到重装骑兵阶段。鲜卑重装骑兵军队具有极强的冲击力，在建立北魏、统一北方、南北对峙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陶俑

西晋（公元265年—316年）1958年湖南长沙金盆岭出土。陶俑出土于西晋县令的墓葬，包括骑俑、文吏俑、武吏俑等，继承了两汉时期随葬陶俑的习俗。该墓出土的7件骑俑中，有的马匹一侧有一个供上马使用的三角形马镫，这是中国使用马镫的最早实物证据。中国古代在很长的时间里并无马镫，骑乘者上马费力，骑乘时要双腿夹紧马腹，马镫的出现改写了骑乘的历史。公元4世纪前期，单侧马镣逐渐发展为双侧马镫。马镫成为马具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便利上下，而且借助于马镫，可以让骑乘者保持身体平衡，便于控制马匹，减少体力的消耗。马镫的出现，为骑乘技术的发展和组建重装骑兵奠定了基础。

青瓷莲花尊

北朝（公元386年—581年）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莲花尊以仰覆莲花为主题纹，辅以宝相花、团龙、兽面等纹饰，运用了模制堆贴、镶嵌、刻划等装饰技法。莲花尊的装饰繁缛，釉层凝厚，是北方青瓷精品。

青瓷魂瓶

西晋（公元265年—316年)，魂瓶是三国和两晋时期独特的随葬明器。此魂瓶通体施青釉，装饰有楼阁、各式人物和动物，采用了堆塑、雕贴、模印等装饰手法。魂瓶上堆塑的仙人、瑞兽体现了当时本土的“升仙思想”，佛像则受到早期佛教文化的影响，亭台楼阁展示了江南建筑特色。魂瓶装饰多样、造型繁复、是魏晋时期瓷器工艺技术改进和创新的体现。

石堂

北朝（公元386年-581年）2012年日本崛内纪良先生捐赠。石堂由歇山屋顶、四壁和底座三部分组成。屋顶雕有2个鸥吻(其中1个已失)，坡面的筒瓦呈纵向排列，檐头装饰莲花纹瓦当。石堂正面是方形门，门两侧浮雕手持兵器、身穿胡服的胡人卫士。四壁线刻有宴饮、乐舞、鞍马出行、牛车出行、侍女等图像。图中男子多为高鼻深目、卷发、浓须的胡人形象，身穿圆领长袍、紧身长裤，脚蹬长靴；女子为高发髻的汉人形象，身穿交领或圆领的汉式长裙。石堂的四角浮雕胡人侍卫。他们身穿翻领胡服、脚穿皮靴，手持不同兵器。石堂是北朝时期来华的中亚粟特人使用的葬具，多有石雕或线刻图案，主要内容以日常生活和宗教祭祀场景为主，表现了粟特人对故土生活的怀念之情。

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

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骆驼昂首挺立，驼背平台上铺彩条长毯，上有3名胡人、2名汉人组成的乐舞队。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包容的氛围也促进了音乐舞蹈的多元化发展。当时，在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都有专门的百戏班子，他们除自主演出外，也可让人们花钱雇演。骆驼载乐俑集杂技和马戏于一体，表现的应该是长安百戏中的一个杂技节目，另外在西安中堡子村唐墓也出土过类似的作品。因而可以想见，这种形式的表演在唐时的长安一定是大受欢迎的。

彩绘陶武将俑唐麟德元年（公元664年）1972年陕西礼泉郑仁泰墓出土。两俑均彩绘贴金，立于黑色台座之上。左侧俑为着明光铠形象，右侧俑为着朝服形象。郑仁泰初为李世民的亲兵，并参与了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后随李世民多年征战，荣立战功，到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已是十六卫大将军之一。他卒于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作为有“拥立之功”的“第一等功臣”、硕果仅存的开国元老，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得以陪葬昭陵。

安济桥石栏板隋（公元581年—618年）1953年河北赵县安济桥址出土。该栏板是修复安济桥时从桥下淤泥中所得。安济桥又名赵州桥，位于河北赵县。此物为安济桥栏板构件，长方形，两面雕龙。正面双龙周身鳞甲，身体相向似钻穿栏板，头相背，前爪互推。背面两龙相对而驰，身体绞缠，后肢撑地。修复安济桥时从河床挖出大小桥石1200余块，但拼接较为完整、有雕刻和铭记的石头不多。其中，各式雕龙栏板计7块，本栏板是其中之一。

三彩黑釉陶马

唐（公元618年—907年）1972年河南洛阳关林出土。~~唐马雕塑一改秦汉时期那种平稳古拙的风格，而以生动的高昂姿态著称。唐墓中出土的各种三彩马，尽管千姿百态，却都具有头小、臀圆、体态匀称、膘肥体壮的特点，是当时西城马体型的写照。这件马俑除面、鬃、尾、蹄涂白釉外，全身被黑釉，在唐三彩中实属罕见，而且造型雄健，釉色匀称，姿态自然，是唐三彩马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孔雀蓝釉陶三系瓶

闽（公元909年—945年）1965年福建福州北郊刘华墓出土。瓶状如橄榄，肩颈部置3耳，上腹壁贴饰3组半圆弧条纹，下腹部有一圈粗绳纹贴塑。胎质粗疏，呈橙红色，通体施孔雀监釉，瓶内颜色青灰。同出的孔雀蓝釉陶瓶还有2件，与之均放置在墓穴前室。这种陶瓶的造型、胎釉、装饰工艺，带有明显异国风格，在中国罕见，但在西亚的伊朗和伊拉克等国出土较多，应是公元9世纪前后古代波斯的制品。

绿釉鸭吻

西夏（公元1038年-1227年）1974年宁夏银川西夏陵出土。这是殿堂正脊两端的装饰物，呈龙首鱼身状。党项族是我国古代西北民族，属羌族的一支。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元昊建立西夏政权。现位于贺兰山东麓的西夏陵就是西夏皇帝和陪葬大臣们的墓地，内有帝陵9座、陪葬墓250余座、陵邑1处。西夏陵出土吻有琉璃、灰陶两种，造型与此同。汉以前宫殿的正脊两端高高翘起，似凤鸟展翅，名“鸱尾”；唐代鹏尾造型逐渐突出吻部，张开大口吞咬屋脊，多名“鸱吻”。宋代龙首鱼身、张口吞脊的鸭吻形象被固定下来。西夏陵出土鹏吻与同一时期河北蓟县独乐寺辽代山门鸭吻、山西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金代北鸭吻均属同一类型。

双风麒麟纹石雕

元（公元1206年=1368年）1966年北京市桦皮厂西部明城墙基址出土。该石雕画面主体使用了四连弧的开光装饰形式，中以继枝纹衬托双风戏珠图案。双风头如锦鸡、喘如鸚鵡、身如鸳鸯、翅如大鹏等体征都一致，但有两处不同：一处是下方的凤头上有像灵芝一样的冠和缕束状的颈羽，而另一只没有，第二处是下方的凤有五条浪草纹尾羽，而上方的凤是卷草纹尾羽，这应该是雄性和雌性的区别。开光之下是两只追逐嬉闹的麒麟，背景是海涛纹。石雕两侧以缠枝纹为装饰。这件石雕布局美观大气、手法娴熟自然，是元代石刻艺术中的精品，应该是元大都皇宫或者皇家园林内的丹陛石。

木雕观音像，宋（公元960年-1279年）

针灸铜人

北宋天圣（公元1023年-1032年）年间，医官王惟一铸成带有经络穴位的铜人，并写成《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凡太医院针灸科学生考试，就在铜人表面涂上黄蜡，体内注水，进行实际操作实验。这个铜人是明英宗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重新铸造的。

铜壶滴漏元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

铜壶滴漏是我国古代利用水的恒定流量来计算时间的仪器。这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套铜壶滴漏。整件滴漏由四个铜壶组成，分别是日壶、月壶、星壶、受水壶。壶壁分别铸太阳图、月形图、北斗七星图、八卦图。使用时四壶自上而下依次安放，在日、月、星壶的底部各有一个出水的龙头。受水壶壶盖正中立一铜表尺，上有时辰刻度，铜尺前放一木制浮箭，木箭下端是一块木板，称作浮舟。使用时，日壶的水以恒定的流量滴入下层的月壶，月壶水滴入星壶，星壶上部有一个小洞，如果月壶滴下的水多了，多余的就会从这里流出，使星壶的水量保持恒定，以便均匀地滴水给受水壶。受水壶中的水逐渐增加，浮舟托起木箭缓缓上升。将木箭的顶端与铜表尺上的刻度对照，以观看时间。

皇史成“金匮”明清时期（1368---19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历代王朝都有将国家重要典籍藏之于“石室金匮”的传统，即“以金为匮，以石为室”，金匮指用金属包封的柜子，石室是用石头修筑的房子。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皇史，初名神御阁、表章库，正是体现“石室金匮”理念的建筑，也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皇家档案库。金匮是明清两朝极具特色的皇家档案特制装县，专门用于盛放皇帝实录、圣训。其中实录记载着帝王在位期间的主要事迹，圣训（明代称之为宝训）是皇帝谕旨的分类汇编。金匮存放于皇史正殿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高超的皇家工艺水平。金匮内为楠木材质并饰以万寿藤花黄绫，外表鎏金铜皮并錾刻云龙纹图案。清朝工部在制作金匮时，确实要使用一定数量的黄金，主要用八成色金作为制造金匮的原料。称为“金匮”是名副其实的。

郑和铸铜钟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

1981年福建南平采集，此钟是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为祈求出海航行平安而铸。郑和每次下西洋前，他率领的庞大船队一般都要在福建长乐五虎门一带集结，做好各种准备工作，等候东北季风来临再扬帆出海。在等候季风期间，郑和在副手福建人王景弘的陪同下到福建各地的寺庙行香布施。永乐十年（1412年）第四次下西洋之前，曾奏准在长乐南山建天妃宫，并修葺天妃宫旁的南山塔寺。宣德六年（1431年）最后一次下西洋前，郑和重修了天妃宫和南山塔寺，并在天妃宫立《天妃灵应之记》碑。据碑文可知，郑和在建三清宝殿时，曾铸钟设鼓供于殿内，以保佑航行的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