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55, 138, 0); font-size:20px;"><i>作者/马明高(作家、评论家)</i></b></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color:rgb(237, 35, 8); font-size:22px;">第二十四章</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color:rgb(1, 1, 1); font-size:18px;">增强为人民精心创作的</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color:rgb(1, 1, 1); font-size:18px;">使命感与责任感</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还说:“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 并且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家,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其实,古今中外的伟大或优秀的作家都是如此。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克洛德·西蒙说:“读者受作者摆布的时代过去了,作品闻世之后,真正能主宰作品命运的是被作家称之为上帝的欣赏者。”萨特也说:“精神产品这个既是具体的又是想象出来的对象,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下才能出现。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这些文学大师的话告诉我们:作家、生活和读者是一个互为依存互为助动的整体,三者构成了文学大系统的一个稳定的、循环的三角结构,即作家主体——生活主体——读者主体。作家主体则处于这个三角形的顶端,生活主体和读者主体则是这个三角形的两个重要的支撑底部。"山药蛋派"文学的作家们,很早就深深地懂得了这一点。一个作家你的本领再大,但你离开了生活主体和读者主体,又能做成什么呢?在他们看来,一切伟大而优秀的文学创作,都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向往和追求,而一切违背人民的意愿,漠视人民利益的文学创作,都要受到人民的唾弃。他们都坚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讲话"中所说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因此,他们抱定终其一生为人民而创作的信念,总是密切关注时代生活和当今现实,以真诚的责任感去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表现现实生活中人的命运与情感,表现人民群众在时代大潮中的创造精神与淳朴心灵。他们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是中国农村50年发展的历史展现。比如马烽50年代的小说《韩梅梅》《饲养员赵大叔》电影《我们村的年轻人》等,满腔热情地去赞颂心灵善良而淳厚的普通劳动者;而小说《孙老大单干》、《四访孙玉厚》等则是诚心诚意去揭示现实生活中问题,抒写人民的内心孤苦与忧伤。“文革”之后,他们一如既往以真诚的责任感,随着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反思也在省思,作品也以深刻的思考代替了简单的讴歌,将笔触延伸到人的心灵深处,以展示时代发展与社会变革给人们带来的思想震颤和精神嬗变,表现人们对社会问题与现实生活的探索和思考。比如马烽和孙谦创作的电影《泪痕》《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正是这样的优秀作品。</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面对当前文学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面对当前文艺界“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习总书记深刻指出:“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花拳绣腿不行,投机取巧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轿,人抬人’也不行。”强调说:“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粮食奉献给人民。”</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马烽1984年曾在《中国农民与文学作品》一文中说:“我写作,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就是中国农民及农村干部。至于其他读者喜欢不喜欢读,我不管。只要我心目中的读者乐意看、乐意听,我就满足了。”他始终把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作品的读者和观众而自豪,更加自觉地追求风格幽默风趣、明快清新,结构有头有尾、脉络清晰,情节曲折生动、跌宕起伏,人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语言形象流畅、通俗易懂的艺术表现手法,以适应广大农民群众的欣赏口味。他觉得为广大人民群众创作文学作品是自己的神圣使命和职责。</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马烽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讲:“我不是专门的电影剧作家,主要兴趣是写小说。” “我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偶尔也写电影剧本”。那他为什么要去去写电影文学剧本呢?他在《真实的想法与看法》中说:“我的作品都是农村题材,我心目中的读者对象是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可是后来我发现,除了回乡知识青年和一些爱好文艺的干部之外,一般人都不谈文学作品,倒是电影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因此,“看电影成了农民主要的文艺享受”。这段话真实而深刻地道出了马烽、西戎、孙谦他们为什么要克服千难万苦去进行电影文学创作的深层次动机。他们知道农民在中国的重要性。“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革命战争年代,农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也做出了光辉的业绩。没有广大农民的支持,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没有广大农民奋发图强参加建设中国也不可能开创新的局面。作为一个革命作家,我认为有义务热情歌颂他们不朽的功绩,也有责任帮助清除多少年来封建思想、旧习惯势力打在他们身上的烙印。”(见马烽《中国农民与文学作品》)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使他们更看重文学艺术的社会效益与艺术功能,强调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都把写农民、为农民写做为自己的终身抱负与理想,坚持用文学艺术教育农民、启蒙农民、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与精神需求。</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第一, 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驱使他们时刻充满了一种关注时代、关注现实、关注生活的激情。他们常常把关注这一切看成了艺术创造的全部要谛。他们的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他们热情关注社会现实生活的结果,或者长期深入生活厚积薄发的自然喷发,或肩负使命俯身沉入生活中的发现与思考。</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第二, 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驱使他们时刻对文学的艺术创作抱有一种诚恳的心态。因为,真实性是衡量一部现实主义优秀作品的重要标准。只有真实地再现生活,真实地表达情感,真实地表现活生生的人的文学作品,才能震颤人的灵魂,打动人的心,才能传得开,留得下。所以,那些杰出的艺术家才说:文学最重要的想象力就是如何面对现实,如何处理“真实”。而真实的文学创作必然是一种诚恳的文学,只有诚恳的文学才能走进广大读者的心中,只有诚恳的文学才具有感人的力量。对于作家而言,只有诚恳的创作态度,才会在创作的过程中产生强大的掘进力,勘探与挖掘到现实生活中的内在动因,勘探与挖掘到人的内心之中的潜深思想意识和隐秘的力量。</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第三, 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驱使他们时刻警醒自己要有一种对真实发现的眼光。人们佩服现实主义作家,并不是佩服他们对真实的描摹与叙写,而是佩服他们对真实的发现。他们诚恳而惊喜地把自己的发现告诉读者。于是,读者也随之对常见的形态作出了新的发现。这样,艺术的创造者和艺术的接受者一起越来越贴近了真实的大地。人们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正确地认识了自己私自己的环境,从而为必然性的体认、自由度的获得打下了基础。所以说,对真实情况的发现,都是作家与读者心底的强烈渴望,自然也就对作家与读者都形成了程度不同的吸引力。但是,对真实的发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好多真诚的现实主义作家在进行每一部作品的创作中都在扪心自问:我比前人新发现了些什么?我能比旁人多发现了些什么?我能帮助读者再发现些什么?如果没有,或者不太多,那么我的这部作品问世后又有什么意义。而且,正是这一切反复而不停息的涌动,才激发起了作家强烈的创作能动力和审美快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第四, 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驱使他们充满了一种道德勇气和道德力量。作家对真实发现的眼光,肯定是一种艺术的眼光,而艺术的眼光与那些冷峻的军事眼光、历史眼光、哲学眼光是迥然不同的,它必然包含有道徳的温煦、人世的常情与个性的视境。自然,作家就比常人更应该富有道德责任感。他们必须具有道德勇气,因为他们所进行的道德裁定的标准,是最具体的、最广泛的、最具有现实色泽的常情常理。而对此作出超乎常人的发现,没有自觉的理论素质是不行的,但同时没有超人的道德勇气和道德力量也是不行的。作家面对的总是超乎具体道德规范之外的宏大而苍茫的客观现实和社会问题。何况,作家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也很有可能被当时的创作环境所影响,或被生活的浮象所遮蔽,或被生活的展现方式所吸引。这样,很可能会导致作家只对生活做出了情节性与场景性的把握和展现,而无意中放弃了道德评判的职能。这种放弃,必然会遭成文学作品在意蕴方面的失落与迷离。这样,会使纯正严肃的文学创作态度变成低劣暧昧的写作。因此说,作家失去了道德责任感,也就失去了作家的秉赋了。真正的文学艺术家,他会因为自己真诚的道德责任感与勇气力量,而变得温暖、纯洁和高贵,变得具有艺术的魅力,变得具有恒久的精神价值。</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今天的文学创作,已经进入了一个自由、多元的时代。写什么,怎么写,完全是作家自己的事情了。回眸“山药蛋派”作家们的创作,也许很多人会觉得他们是"戴着镣铐的舞蹈",他们的作品太时代化和政治化了,已经是“历史化石”了,在今天未必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但是,我觉得:尤其在当下这种文学创作形势下,我们还是应该认真学习他们的这种艺术创作精神,更加有自觉地增强为人民精心创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像习总书记说的那样,“要志存高远,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即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即便是‘人憔悴’也心甘情愿,最后达到‘众里寻他千百度’,‘募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领悟。”只有如此,才能创作岀“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的“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优秀作品。</span></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255, 138, 0);">作者简介</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55, 138, 0); font-size:15px;"> 马明高,1963年8月生,山西孝义人,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三届作家班和鲁迅文学院第三届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专委会副秘书长,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全委委员,山西省电影家协会理事。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中华文学选刊》《当代作家评论》《百家评论》《光明日报》《文艺报》《名作欣赏》《文学报》《山西文学》《黄河》等报刊,编创的五部电视剧在央视和各省卫视播放,出版著作二十多部,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文艺评论奖、全国优秀网络评论奖,人民文学观音山杯游记散文奖、中华读书报散文奖和浙江作协非虚构散文奖等十余项奖项。</span></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0px; color:rgb(237, 35, 8);"><i>承蒙关爱,谢谢分享。😜</i></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color:rgb(255, 138, 0);"><i>编辑/GMF</i></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color:rgb(255, 138, 0);"><i>图片/网络</i></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 font-size:15px;"> 特别声明:本文通过美篇功能插入了背景音乐、照片和图案。如您有异议,请与我们联系,以便及时调整。</span></p>